[自序]
大部分的博士論文都沒有出版成書的機會,
還有很多人讀了博士寫不出論文,
一直掛著博士候選人。
我很幸運,
能夠出版,
又是華文最具人文影響力的聯經出版社。
星期六晚上來讀長文,
讀書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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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歷史學徒,大學的時候我深深受到民族主義史觀的影響。當時我熟讀了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數十遍,並且沉浸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論述。我始終記得他在《國史大綱》前面所說的:「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懷抱著浪漫且孺慕之情,愛好中華文化。然而,隨著知識的開展,我漸漸認識到同一個時代的學者顧頡剛和傅斯年。大二那年在臺大對面的書店買了整套的《古史辨》,並且開始讀傅斯年對於古代歷史的看法,他認為擴充歷史研究的方式就是要增加材料,並且擴張研究的方法。
大三的時候,開始讀了杜正勝院士的著作。從《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對於中國古代史進行了有機且整體的歷史解釋,而且杜正勝院士強調要有臺灣觀點的中國古代史解釋。進了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開始古代史的研究。由於不滿足於歷史系所開的課,沒有辦法理解考古和人類學的方法,於是同時雙修了人類所。
碩士開始,我到了中國進行田野,從山東、河南、陝西,最後選定了四川作為我研究的基地。當時臺大人類學系的陳伯楨教授(1973-2015)帶領我到四川,我們從成都、郫縣、綿陽,到都江堰,前前後後去了好幾次。他讓我了解親臨當地的感受,還有田野調查工作的重要性。碩士畢業後,我感到自己在知識層面上的薄弱,特別是理論上的貧乏,缺乏比較的視野。於是,我開始精進日文、英文和法文,選擇出國讀博士,希冀增進自己在理論上的認識。
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葉山(Robin D.S. Yates)老師,還有亨利.魯斯(Henry Luce)基金會的幫忙,我有了全額的獎學金。除了學費全免外,還有固定的生活費。在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指導老師希望我增加學問的視野,於是開始修習羅馬考古、殖民主義考古和相關的考古學理論。羅馬征服歐洲大部分的地區,發展出一套「殖民主義」;歐洲海外擴張時期,對於大量異民族的統治,發展出多樣化的「殖民主義」。透過比較的視野,我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歷史有了更加宏觀的認識。
在本書中我認為秦與漢帝國對於周邊文化、族群和國家的征服、擴張、統治和殖民,在世界史上有特殊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就是秦漢帝國有本身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從戰國中期以來所發展的法家思想,運用在實際的政治改革上,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更加順遂。普遍性就是他們都造成了「沒有歷史的人」。秦漢帝國的「殖民主義」不亞於羅馬和歐洲大航海時代的嚴厲與殘酷,而且從本書的例子來看,秦漢帝國的統治技術更加細緻且深入。如果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加以思考,邱吉爾曾說過:「英國歷史由凱撒征服開始。」英國的歷史由羅馬征服者殖民後開始;艾瑞克.吳爾芙(Eric R. Wolf)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當中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歐洲向外擴張和殖民的過程中,「沒有歷史的人」是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因為歐洲人「發現」他們,讓他們進入歷史。秦漢帝國擴張與征服的過程中,伴隨著大量「沒有歷史的人」。並不是這些人本來沒有歷史,而是歷史書寫、詮釋和流傳的權利,被征服與殖民的族群所掌握。
麥基爾大學有很好的人類學系傳統,過世的特里格教授(Bruce Trigger)是當代考古學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我雖然沒有機會修習他的課,但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系深受其影響。在讀博士班的時候,除了自己導師的課,也大量修習考古理論的課,讓我知道理論對於理解中國古代史的重要性。修完了兩年的課,在麥基爾大學要考資格考,當時我的博士指導委員是自己的導師、哥倫比亞大學的李峰教授,還有專長在民間宗教的丁荷生(Kenneth Dean)教授。博士資格考要準備超過兩百本以上的書籍應考,現在想想雖然有點辛苦,但也是在那樣的過程中,確認本書的理論還有材料上的堅實。
成為博士候選人之後,我開始走訪田野,曾經在四川的不同地點待過。感謝田野過程當中,每個單位都熱情接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文物研究所、成都市考古文物研究所的同仁們,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讓我在四川的田野有了豐富的收穫。撰寫博士論文的過程中,還獲得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讓我有更加充裕的資源完成最後的部分。
二○一四年一月,剛完成田野工作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母親謝秀琴打電話通知我說父親胡得鏘(1949-2014)罹癌的消息。放下手邊的論文,回到臺灣照顧父親,從一月到七月,父親最後以六十四歲的壯年離世。父母從小就讓我追求自己的興趣,任性的在知識中遨遊,但父親過世前,還是希望我能完成學業。帶著父親對我的期許,還有自己對於「沒有歷史的人」的責任,在二○一七年十月我完成了學業。期間我的兒子也出生,給予了我新生命的力量。
博士論文的審查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蒲慕州教授,還有我們學校歷史系的方麗特(Griet Vankeerberghen)教授,其他還包含中國文學專家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東亞系主任巴克萊(Philip Buckley)教授。在口試的過程中,都給我很好的意見,成為此書的基礎。拿到博士後,雖然在國外有其他工作的可能性,但我在臺灣還有不少的工作與責任,毅然決然地回臺。感謝中央研究院讓我剛回臺之際,在學風質樸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做博士後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黃銘崇老師也給我很多學問和工作上的建議。二○一九年二月,我開始在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服務,穩定的工作環境,讓我將本書的初稿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問世,得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發行人。聯經是我知識啟蒙的重要泉源,能得到林發行人的首肯,簽下此書,是我莫大的榮幸。本書的編輯黃淑真,仔細的梳理文稿,並且洽詢版權圖片,都讓本書增色不少。現任的聯經總編輯涂豐恩博士是我臺大歷史所的學弟,也是「故事StoryStudio」的創辦人,過去我曾在網站擔任主編,我們對於歷史有很多相同的理念,很開心能在他擔任總編輯期間完成此書。
《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說了一個過去與我們認知的歷史不同的故事,建立在最新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之上。回顧我的學習過程,從臺灣、中國到北美,我有幸得到最好的歷史、人類學和漢學的資源。在不同的學習傳統還有文化脈絡中,我嘗試還原中國古代歷史,同時也讓中國史有了世界史的比較視野。
辛丑年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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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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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勝編戶齊民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9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0:3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6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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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仕起在政大開的課,
對大學生來說是介於有點重又不太重的範圍之間,
果然是同門師兄,有深深的杜門傳統,
只是業師上課都很少說自己的東西,
還是得靠弟子們去傳道。
改天有空去政大與他聊聊,
只是從書單看來也太過單一了。
學年學期 93學年第1學期
課程名稱 中國通史─先秦
開課單位 歷史一
授課教師 專任 助理教授 金仕起
學分數 2.0 修別 群修 人數限制 70
課程目標
這門課程屬通史,旨在說明先秦時期中國歷史的發展大勢,並介紹晚近出土的史料與研究
觀點。
課程大綱
壹、史料與觀點
一、考古資料與中國古史研究
討論問題:何謂考古資料?考古資料在中國古史研究上,有哪些不可取代的特性?運用考
古資料研究中國古史,有哪些應當留意的問題?
參考資料: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
)。
杜正勝,〈考古學與中國古代史研究〉,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
公司,1992)。
二、卜辭銘文與中國古史研究
討論問題:卜辭、銘文的史料特性為何?他們透露了哪些中國古史的重要訊息?如何運用
卜辭、銘文史料從事中國古史研究?
參考資料: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3)。
白川靜著,溫天河、蔡哲茂合譯,《金文的世界:殷周社會史》(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
89)。
三、簡帛圖書、文物圖象資料與中國古史研究
討論問題:什麼是簡帛?截至本世紀中國出土了哪些重要簡帛圖書?哪些重要的文物圖象
資料?運用這批資料研究中國古史的限制有哪些?
參考資料:
謝桂華,〈百年簡帛〉,《文史知識》1999:8/9。
李學勤,〈新出簡帛與學術史〉,收入氏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台北:時報文化公司
,1994)。
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收入氏著《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
出版社,1998)。
四、傳世文獻與中國古史研究
討論問題:傳世文獻有哪些重要的類型?在研究中國古史上,他們有哪些可能的限制?如
何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史料進行中國古史研究?
參考資料:
王汎森,《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
引論〉。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台北:廣文書局,1988)。
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6二刷)。
李零,〈說「黃老」〉,《道家文化研究》5(1994)。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收入氏著《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
983臺三版)。
陳槃,〈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收入氏著《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台北:
國立編譯館,1990)。
五、現代台灣與中國古史研究
討論問題:現代的台灣人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古史?什麼是台灣的觀點?「本土、中國、世
界」的同心圓式文化論述可能成立嗎?研究中國古史對現代社會有哪些可能的意義?
參考資料:
蘇秉琦,〈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收入氏著《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4)。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台北:聯經
出版公司,1995)。
杜正勝,〈臺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1995)。
杜正勝,〈古代研究的現代意義〉,《當代》93(1994)。
杜正勝,〈本土、中國、世界〉,《中國時報》1994.5.25。
杜正勝,〈中國古代社會多元性與一統化的激盪──特從政治與文化的交涉論〉,《新史
學》11:2(2000)。
貳、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其轉變
一、基層聚落的景觀
討論問題:古代中國不同地域人群居住的基本型態有哪些?它們和自然生態間有哪些關係
?又各自反映了哪些人文景觀?
參考資料:
杜正勝,〈從村落到國家〉,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劉增貴,〈門戶與中國古代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4(1997)。
二、城邑的結構及其興起背景
討論問題:城邑的出現,為什麼被稱為是一種「革命」?它們有哪些歷史意意?它們的空
間結構和佈局又具有哪些社會、政治意義?
參考資料:
杜正勝,〈古代的關〉,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杜正勝,〈周秦城市──中國第二次「城市革命」〉,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
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三、居室的佈局及其意義
討論問題:古代中國人的居室空間佈局反映了哪些倫理觀和宇宙觀?倫理觀和宇宙觀是二
分的,抑或是二元的一體的?禮制和數術有哪些可能的關係?
參考資料:
杜正勝,〈宮室、禮制與倫理〉,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
992)。
杜正勝,〈內外與八方──中國傳統居室空間的倫理觀和宇宙觀〉,收入黃應貴主編,《
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
四、基層社會的人群結構之一
討論問題:古代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為何?連繫社會人群的基本紐帶有哪些?古代社會憑
藉哪些活動,哪些規範維繫社會的秩序?
參考資料: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第五章〈聚落的人群結構〉。
邢義田,〈漢代的父老、僤與聚族里居──「漢侍里父老僤買田束石券」讀記〉,《漢學
研究》1:2(1983)。
五、基層社會的人群結構之二
討論問題:同上。
參考資料:
杜正勝,〈中國傳統社會的重心──家〉,《歷史月刊》,12(1989)。
杜正勝,〈五服制的族群結構與倫理〉,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
公司,1992)。
邢義田,〈從戰國至西漢的族居、族葬、世業論中國古代宗族社會的延續〉,《新史學》
6:2(1995)。
參、國家體制的建立與其變革
一、封建城邦的特質
討論問題:「封建」有哪些特點?「城邦」指的是什麼?「宗法」有哪些具體內涵?「封
建」、「宗法」與「城邦」有哪些關係?它們有哪些社會基礎和政治現實背景?
參考資料:
杜正勝,〈封建與宗法〉,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
杜正勝,〈周代的「封建城邦」〉,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1992)。
杜正勝,〈西周封建的特質〉,收入氏著《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
2)。
二、禮制、社會與國家
討論問題:禮制包括哪些具體的內涵?它們如何維繫古代國家與社會的秩序?它們所植根
的社會文化風土為何?
參考資料:
杜正勝,〈周禮身分的象徵〉,《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
研究院,1989)。
杜正勝,〈鼎的歷史與神話〉,《故宮文物月刊》5(1990)。
杜正勝,〈從三代墓葬看中原禮制的傳承與創新──兼論與周邊地區的關係〉,收入中國
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
書出版社,1998)。
杜正勝,〈從爵制論商鞅變法所形成的社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3(1985)。
三、從法典到律令
討論問題:法典有哪些特性?它們的重點何在?成立背景為何?律令有哪些意義?它們規
範的主要對象有哪些?它們的成立基礎為何?
參考資料:
杜正勝,〈從肉刑到徒刑〉,《食貨月刊》15,5/6(1985)。
杜正勝,〈古代刑獄雜考〉,收入《中國史新論》(台北:學生書局,1985)。
杜正勝,〈傳統法典始原──兼論李悝法經的問題〉,《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邢義田,〈秦漢的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54:4(1983)。
邢義田,〈從安土重遷論秦漢時代的徙民與遷徙刑──附錄:論遷徙刑之用與肉刑之不復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2(1986)。
邢義田,〈從簡牘看漢代的行政文書範本「式」〉,《嚴耕望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
:稻鄉出版社,1998)。
四、新軍制與郡縣制的出現
討論問題:晚周新軍制的特點有哪些?它出現的背景為何?它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結構造
成了哪些重大的衝擊?郡縣制度的源流為何?它的特點何在?它的成立對國家體制的建立
有哪些重大影響?
參考資料: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第二章〈全國皆兵的新軍制〉。
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第三章〈地方行政系統的建立〉。
五、皇帝制度的成立
討論問題:皇帝的名義具有哪些特質?皇帝制度依賴哪些重要元素支撐?皇帝制度在中國
歷史上有哪些重大的影響?
參考資料:
邢義田,〈奉天承運──皇帝制度〉,收入《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台北:聯經出版
事業公司,1982)。
邢義田,〈秦漢皇帝與聖人〉,《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台北
:食貨出版社,1988)。
蕭璠,〈皇帝的聖人化及其意義試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1(1993
)。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
995)。
甘懷真,〈中國中古時期「國家」的型態〉,《東吳大學歷史學報》1(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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