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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殺的從來不只是人民的生命】
始於1947年在台灣的殺戮，仍在持續著，謀殺眾多台灣人的靈魂，活著也像死了。
　　
台北，張秀哲，魯迅最親近的台灣學生。曾對中華民國抱有熱情，出任台灣紡織公司協理，二二八期間，將戰後從唐山過來的眾多朋友藏在自家宅院，為以保護安全。後來張秀哲被特務帶走，押在曾被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稱為「人間地獄」的警總情報處地窖。家人四處奔走用盡關係疏通，並散盡鉅款救援，才倖免被殺。
　　
張秀哲那些台灣新文化健將的故友幾乎全沒能活下，從此張秀哲對中華民族的理想，徹底失望。其獨子形容撿回餘命的父親：「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人……永遠面無表情」、「放出來後就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坐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張秀哲先生自此過著槁木死灰的人生，抑鬱而終，但他的獨子張超英先生，日後成了出色的外交官，私下與不少台派、獨派人士交好，退休後曾協助阿輝伯完成自傳《台灣的主張》。
　　
高雄，74年前的三月初，高雄市各界仕紳齊聚在舊時的高雄市府所在地，眾人一心想以理交涉，等候黃仲圖市長、彭清靠議長率領的和平請願團，與柴山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但迎來的是高雄大屠殺。
　　
有的受難者家庭生計陷入困境，有的家屬悲憤自裁，有的兒女落入孤兒院，至於那些在屠殺中大難不死，撿回一命的人，許多人的人生態度從此改變，並時時被監控刁難。
　　
上山談判，被當場羈押，以為必死無疑的彭清靠議長，自己也不知道為何沒被槍殺。在議員任滿後，彭清靠身心俱疲，完全退出政界，彭清靠從此對中國失望，不再參與公共事務，但其子見證父親的故事後，卻埋下反抗的種子。他的兒子，便是一生從事民主運動與支持台灣獨立的彭明敏前輩。
　　
嘉義，仕紳們相信國民政府能和平談判，要求民兵停止攻擊水上機場，並為水上機場守軍送上食物飲水，不料陳澄波、潘木枝為首的和平派談判代表，在嘉義火車站被國民政府軍隊殘忍殺害。
　　
台中，二七部隊在埔里以40人對上700人，發動以寡擊眾，驚天動地的烏牛欄之役。台中因為二七部隊的戰略牽制，二七部隊成為大台中區人民的安全罩，當時謠傳有武裝勢力的日軍、共黨參與二七部隊，國民政府軍害怕忌憚，大台中地區因此未像台北、高雄、嘉義等地發生大規模軍隊屠殺，二七部隊在後世有了「台中之盾」的名號。
　　
烏牛欄戰役指揮官，於2019年過世的黃金島先生，在烏牛欄之役勉勵弟兄：「世間最完美的人，便是那些在生命的逆流中含笑以應的強者。」即使陷囹圉，黃金島前輩以一生實踐這句諾言，創立大屯區民主聯誼會、臺灣公共權益協會，以身為民主農夫為使命，撒播理念種子，盡力弱勢保障與受害者平反。
　　
台中之盾二七部隊的部隊長，現仍持續參與民主運動的鍾逸人先生，服刑最久。除了投入社會運動，筆耕不輟，將一生見證事件，付諸文字，曾獲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吳濁流文學獎等等。九十多歲時，曾罹患癌症，以為大限已到，後奇蹟痊癒，自認「老天爺要我活下來，就是要我完成使命」，那時正好台灣經歷「太陽花學運」，看到青年人對國家命運的投入，讓鍾逸人前輩再次燃起熊熊壯志，以94高齡完成著作《此心不沉》，以此書愐懷戰友，表達對台灣土地人民的尊敬和情意。
　　
聽聞許多受難者家屬親友，直至今日，家族仍對政治事務極度忌諱，希望子孫專心念書和賺錢就好，記憶裡的夢靨糾纏不休。曾有朋友說，阿嬤閉口不提因二二八死去的叔伯真實死因，當他年紀小，阿嬤不願他去水邊，就說叔伯是溺水死的; 當他青春期，阿嬤怕他沈迷戀愛，就說叔伯是殉情死的; 當他到了可拿駕照的年紀，就說叔伯是車禍死的; 隨著後代成長變化，阿嬤講的死因就不同，隨著阿嬤需求改變說法。朋友這故事，說笑背後是沈痛的心酸，而每年ㄧ到228至清明前後，家族的氣氛就籠罩在烏雲裡，即使已是2021年的今天，長輩仍舊害怕後代參與公共事務，希望朋友遠離台灣、遠離政治。
　　
類似的故事太多，驚懼猶存在每一個台灣家族的靈魂裡，禁錮台灣人的思考言行。
　　
中國黨政府壓迫，消滅了一代人，民主也已經被耽擱了三十年，228到白恐，從來不只是某幾個人不得已做了錯事，也不只是「處理失控」和「執法過當」，而是系統性的消滅可能成為「新興國族」的台灣意識。加害者必須承認這是系統性殖民台灣的手段，應當負起責任清算解散！
　　
台灣的創傷仍未復原，但四處撒播的種子會發芽茁壯，我們看到烽火餘燼裡，仍有新一代勇敢挺身而出，繼續台灣人未完的夢想。
　　
＃抗獨裁永世
＃斷悲命輪迴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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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殺了湯德章：二二八事件中的「巴士底獄」

之前曾經預告過，要給大家講一下二二八事件中的「#攻陷巴士底獄」，今天就是來兌現承諾的。

如果看過我前一篇所寫的，關於 #湯德章 的死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那今天就是在上一篇的基礎之上深入湯德章的死因。

對於這一段歷史已經很熟的朋友，可能會發現我寫的不太一樣，這完全是正常現象，因為我的敘事裡面，是要將一段當年被台南仕紳硬是摳掉的經過，重新還原到歷史上面。

既然是被摳掉的，又怎麼被我找到了呢？當然是因為沒摳乾淨。

這段被摳掉的歷史，是台南市在二二八事件中，曾經有一個名為「#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組織，發起時間是3月3日凌晨2點，發起者是台南市市長本人，在場的還有警察局長、高雄要塞一位總台長、憲兵營長、數名參議員、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各區區長、民間仕紳等。

湯德章之所以出來負責治安，是黃百祿力邀他出來的。為什麼是黃百祿？就算他是議長，治安不關他的事啊，而且後來3月5日成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是韓石泉，也輪不到黃百祿負責。

為什麼是黃百祿？因為黃百祿就是這個「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主委。

事實上湯德章做得很好，和那些打殺外省人的力量針鋒相對。只是既然做得很好，又是光明正大受官方委託協助維持治安，有什麼見不得人非得摳掉？

因為發生了兩件意外。

第一件，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拿了槍的學生跑去衝憲兵隊和水上機場；第二件，就是本文的主題，有人拿了槍去衝了台灣第三監獄，也就是日本時代的「台南刑務所」。

法國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獄，好像是一場攻破了舊時代封建勢力的偉大行動，但實際上攻佔之後只放出來7個人，包括4名造假販子、2名精神有些異常的人。當年攻破第三監獄又放出了誰呢？

放出了一名走私疑犯。

這個人名叫黃離，是台南市政府財政科科長，日本時代就在總督府任官，陳儀時代繼續留用，因為他經辦的日產船舶出租出現了弊案，4艘大船裡的3艘都因為走私被中華民國海關或盟軍扣留，徹查之下，才發現尚未核准航行的最後1艘，也被他擅自允許出港，此人就在二二八前夕遭到羈押，關在第三監獄附設的看守所。

租船的是誰呢？表面上是醫師葉南輝和包商許全，只是當時媒體報導，台南市參議員有四名都是租約的保證人。

關於 #超買，我們多說幾句。盛行在戰後初期的這一波，它的源頭可以上溯至一戰。

一戰為日本帶來了戰爭景氣，但戰爭結束後，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

美國大蕭條往全球擴散後，各國為了壓低幣值以便傾銷生產過剩的貨物，陸續放棄了金本位。再加上美國推動〈#購銀法案〉，在國際大肆收購白銀，銀價飛漲，對於銀本位的中國來說，銀價上漲就等於幣值上漲，大家都在競貶貨幣，只有中華民國的貨幣被逆勢推高，中華民國就成為各國輸出大蕭條最好的目的地。

日本也如法泡製，但很快就發現卡關，本來離他最近的中國市場，從中日山東問題以來就持續有激烈抵制日貨的風潮，九一八事變後，不但抵制日貨更烈，中華民國還針對日本實質提高了進口稅負，日貨要傾銷至中國，就在日本政府與軍部的鼓勵與主導下，透過武裝走私的方式進行，大宗就是從東北到華北、台灣到福建。

七七事變之後，中國沿海城市陸續被日本佔領，許多台灣商人也直接進駐了上海、廈門等地。除了一般貨品（特別是人造絲）之外，當時還有「黑金」、「白金」之說。黑金就是 #鴉片，由於戰亂導致正稅收不上來，鴉片是許多武裝勢力經費來源的大宗，也包括西安事變後，無法再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獲取經費的中國共產黨。而一些位於內陸的武裝力量，由於對食鹽的實際需求，走私食鹽也是有著豐厚巨利。

戰後走私，就是這個超買模式繼續運轉。只是這個時候，台灣出口的東西，換成了 #米糖。

一些台南人透過留用的原總督府官員搞到了日本人的4艘大船，就這麼幹了幾票，前前後後大概幹了半年，直到二二八事件前一週，他們在市政府裡的白手套突然被收押禁見。

要從第三監獄把人放出來，如果用挖的，#那可能要挖很久，但靠著警局的槍，大家一進一出，輕易得手。

就因為發生了學生和巴士底獄的事件，「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才變成大家諱莫如深的一段經過，沒有人願意承認它的存在。

民間的罪，後來推給了湯德章，他們隱瞞了「臨時治安協助委員會」的存在，說這是湯德章自任主委的「台南市人權保障委員會」幹的；官方的罪，本來是要推給 #陳達儒，就是〈青春嶺〉的作詞者，當時叫陳發生，日本時代就當警察、陳儀時代繼續當，當時警局就推給他一個小小的辦事員，說都是他和湯德章兩個人合作，繳了警局的槍發給大家。只是後來審理，陳達儒不但無罪還復了原職，但陳直接棄職逃跑了，根本不敢再回到台南市警局。其實如果陳達儒就是主謀，以當時 #抓大放小 的狀況，根本不可能放過他一個小小的警察，也還好他跑了，我們現在才能聽到他1950年那膾炙人口的〈安平追想曲〉。

現在看二二八歷史，論者往往把外省人的政治鬥爭、派系恩怨描述得複雜無比，而把台灣人這一邊，形容成天真又單純、外省人叫他怎樣就怎樣。真實歷史哪是這樣呢？別說台灣與大陸源遠流長的文化脈絡，就說二二八事件之前的二十年左右，台灣民間早就深度地捲入了兩岸的走私貿易，這批人在戰後短暫滯留在當地，被當地官民算了總帳，回到台灣後，繼續重操舊業，並成為二二八時期最仇恨外省人的那些人。

而外省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也不是戰後才傳入台灣，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總督府壓制反日份子的力量逐漸加大（這中間也包括幫著日本人壓制台灣人的那些台灣人），一大堆反日份子渡海到了大陸參與了國民黨或共產黨，二二八時期所謂的外省人的政治鬥爭，往往只是台灣人殺回台灣之後向過去復仇的障眼法。

說二二八事件是陳儀的政學系和cc系的派系鬥爭，在當時的脈絡，其實更像是部分台灣人藉著事件把像是湯德章、陳達儒這種在日本時代就幹警察、又被親日的陳儀繼續重用的「日本餘孽」給清掉。陳儀大規模沿用日本時代就在總督府工作的人，特別是警察，在當時是引發民間強烈不滿的，除了民間與日本的恩恩怨怨外，也阻擋了民眾的公職之階。

這種台灣民間激烈反日的戰後日常，是在什麼時候突然被解釋為台日親善一團和氣的樣子？

攻陷第三監獄的事情，後來找到了真正的犯人，這罪名也從湯德章的身上拿掉，只是此時湯已被槍決。這個案子的「主謀」，最後推到了一名22歲的年輕人身上，他被判了死刑。

黃離在二二八事件後回到了市政府的工作崗位，事件前的風風雨雨，毫無痕跡，但他的任命案，省方就是不核定，最後他是以生病為由，自請辭職，進入了合作金庫服務。

#四大船走私案，這個台南仕紳搞出來的案子，最後通過中國共產黨的刊物，改頭換面，將涉案者換成了花蓮縣長張文成，發表在上海。

（全文完）

（附圖為1947年2月25日《民報》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