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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時尚好朋友】

「少年得意的伊夫聖羅蘭想像自己將留名青史，認為自己是偉大的服裝設計師。卡爾則不然。他還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兩人的共同好友如此說道。

節錄自積木文化《Karl Lagerfeld卡爾拉格斐：時尚大帝墨鏡下的溫柔靈魂》一書

#天之驕子
1954年，一張路上的海報，開啟了一切。那是一場時尚大賽：羊毛織品大賽。賽事頭銜並不是太令人心動，不過澳洲、烏拉圭、南非和紐西蘭的綿羊養殖工會製作了精彩十足的宣傳海報，希望他們的高級材質能夠對抗來勢洶洶的人造織品，結果引發了意想不到的效應。技藝嫻熟的工匠以慢工細活，且不因歲月而失色的品質保證，對抗密集生產。都會區的布爾喬亞重新發現羊毛自古以來的優點。國際羊毛標誌大獎（International Woolmark Prize）受到熱烈迴響，遠遠超過主辦單位原先的期待。參賽者必須繪製幾套服裝手稿。

卡爾決定報名參賽，繪製了一件大衣，顏色如水仙花，又稱「水仙黃」，那是等待愛情—或是「慾望」—的花朵。大大的船型領口開至肩膀，打破過度端莊、線條筆直嚴肅、長度略為過膝的經典造型。背後則開了倒三角形露出裸背，從肩胛骨一路往下，大膽地停在臀部上方⋯⋯。不久後，大會拍來一封電報，通知卡爾入圍比賽，而且得到「大衣」類別的大獎。他只要親自到國際羊毛公會的辦事處，證明自己是設計稿的創作者即可。

11月25日晚間，在愛麗舍宮（palais de l’Élysée）對面的大使劇院（théâtre des Ambassadeurs，譯註：現改名為Espace Pierre Cardin）頒獎，卡爾在臺上初次見到「晚禮服」類別的桂冠得主，他就是伊夫．馬特－聖羅蘭（Yves Mathieu-Saint-Laurent）。他們兩人的穿著幾乎一模一樣：黑領帶、白襯衫、深色西裝。兩人皆站在由頂尖工坊製作的設計成品旁邊。這是卡爾第一次摸到由自己設計的手稿製作而成的衣物。兩位得獎者顯得有點生澀稚嫩，攝影師捕捉了他們不自在的笑容，將這一刻化為永恆。大獎得主才剛脫離青春期沒多久呢，伊夫十八歲，卡爾二十一歲。他們年輕、出身良好又聰慧，在五、六位全球知名、慧眼識英雄的時尚教父面前，皆表現得相當謙遜收斂。評審中包括皮耶．巴爾曼（Pierre Balmain）和雨貝．紀梵希（Hubert de Givenchy）。這兩位很有可能是他們將來的雇主。

此外，卡爾不久後接下了皮耶．巴爾曼的工作邀約，成為他的左右手。雖然深感榮幸，但是卡爾仍懷有一絲猶豫，因為巴爾曼並不是熱愛現代感的設計師。一如《Elle》雜誌的時尚記者克洛蒂．布魯耶筆下的形容，巴爾曼「並不老氣橫秋，但就是少了點創新、活力⋯⋯也少了點精神。」（1）最後下此結論：「皮耶．巴爾曼稱自己的風格為『漂亮女士』（jolie madame）。」（2）年輕氣盛的卡爾當然一心夢想著更大膽、更活潑的服裝，但是他也心知肚明，要從最基層開始做，再慢慢熬出頭。

至於伊夫，拒絕雨貝．紀梵希的工作邀約後，於1955年在Dior得到一席之地，而那正是卡爾在漢堡時便朝思暮想的品牌。

這場頒獎典禮在兩個年輕人之間牽起不解之緣。他們的相遇化解了彼此身上愈來愈沉重的孤獨，卡爾帶著剛從阿爾及利亞初來乍到的伊夫逛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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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Mode #KarlLagerfeld卡爾拉格斐時尚大帝墨鏡下的溫柔靈魂

與陌生人交談的好處驚人 - Emily Kasriel

想象一下死去，再醒來，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由你記得的人組成的世界裏。

「所有的老情人、老闆、祖母，還有每天午餐為你上菜的女服務員……這是幸福的，可以和一千個好友一起度過高質量的時光，可以重新建立逐漸淡化的關係，還可以趕上那些錯過的人。這樣過了幾個星期，你才開始感到孤獨。當你和一兩個朋友漫步在廣闊安靜的公園，你會好奇有什麼變得不同。沒有陌生人美化公園裏空蕩蕩的長椅。沒有一個不認識你的家庭會把麵包屑扔給鴨子，讓你因為他們的笑聲而微笑。」

小說家和神經學家大衛·依格曼（David Eagleman）在他十多年前寫的短篇小說《朋友圈》（Circle of Friends）中就設想了這種來世。依格曼告訴我，對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陌生人失蹤的故事，人們有多種解讀。當我們躲進家人和朋友的呵護中來保持安全時，那些處於我們生活邊緣的人明顯消失促使更多人思考陌生人的意義。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與我們不認識的人交往並信任他們，可以促進自己和遇到的人的幸福感，以及整個社會的健康。例如，在美國青少年中，對陌生人友好的行為與較高的自尊心有關。在中國，更多地信任陌生人與更好的健康息息相關。在加拿大，對陌生人的信任也與個人的幸福感相關。

在依格曼的故事中，那些在我們朋友圈之外的人乍一看與我們毫不相干，儘管我們逐漸意識到他們的重要。失去與他人交流對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都有很大影響。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社會孤立大大增加了一個人因各種原因而過早死亡的風險，這種危險可能與吸煙、肥胖和缺乏體育鍛煉相當。

為保護我們免受新冠病毒感染，許多國家實施封鎖，這種措施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尤其是對最脆弱的群體。新的社會分裂已經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自然而然地遇到廣泛的社會群體，往往是偶然的。我們會在走廊裏遇到一個陌生人並打招呼，或者在酒吧裏遇到朋友，然後開始和他們在一起的人聊天。但是現在呢?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勞裏·桑托斯（Laurie Santos）解釋說，我們已經學會把陌生人看作是危險病毒的潛在攜帶者，看作一種威脅，所以盡力避開。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我們會避開陌生人。從餐廳的屏幕到德國漢堡王（Burger King）門店發放的巨大「保持距離」皇冠，大量的提示讓我們保持距離，從而獲得安全。我們彎腰撿起別人掉在地上的鑰匙，但猶豫了，小心翼翼地怕撿起了病毒，也不願把自己身上的病毒傳給他們。即使沒有症狀，也知道可能通過飛沫傳播，這也有風險。
「反社會悖論」

我在南非做記者時，和BBC的同事米爾頓·恩科西（Milton Nkosi）在自由之州（Free State）的一條偏僻鄉間小路上旅行，他來自南非。我們迷路了。米爾頓這個在全國各地都有熟人的人，是出了名的。他搖下窗戶，開始和一個站在外面的女人交談。你怎麼樣，你的家人怎麼樣，父母怎麼樣？然後這位女士給我們指路。我笑了，米爾頓為人所知，而那個女人完全是陌生人。彌爾頓說，沒有建立適當的聯繫就去問路不禮貌，也不尊重人。

研究人員描述了一種「反社會悖論」，即朋友被認為是有益的，而陌生人不那麼有益。

然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即使是在新冠來臨之前，人們也一直高估，當他們向不認識的人伸出手，是否不太合適。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尼克·埃普利（Nick Epley）大部分時間在研究與陌生人的關係。

埃普利開始對其他通勤者的態度感興趣。為什麼他們每天早上都不理對方？是家庭和朋友有益但陌生人危險，還是我們期望他們這樣的行為？埃普利在新冠病毒爆發前進行了實驗，參與者被告知要麼不與任何人交談，要麼照常進行，要麼與坐在旁邊的人交談。他發現了稱之為「反社會悖論」的現象，即人們總是低估了自己與陌生人交談的樂趣。

2019年6月的一天，我在英國廣播公司附近的十字路口主持活動，八家英國公共交通公司鼓勵乘客與陌生人交談。海報和公共告示給了乘客和陌生人搭訕的借口。英國人的矜持是出了名的，但是埃普利當天在芝加哥重覆了他的實驗，發現「英國人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就像美國參與者一樣」。人們說得越久感覺越好，即使他們認為獨處會更快樂，或者認為自己是內向的人。

許多人在開始對話時可能會猶豫，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們可以從1867年寫的《談話的藝術》（The Art of Conversation）一書中得到建議。為談話做凖備，可以在腦子裏儲存一些有趣的東西：歷史，不要忘記當下發生的歷史，重大的罪行和審判，尤其是名人的傳記。這個建議是針對那些與陌生人共用一輛馬車旅行的人。當時，人們無法想象在不與同行人交談的情況下就坐馬車。

我一直對陌生人相遇的想法很感興趣，一部分原因是，當我和不認識的人有了有意義的聯繫，我會感到振奮，尤其是當我們沒有共同的觀點或經歷。我受到啟發，做了一個TEDx演講，主題是如何讓通勤變得更有意義。我覺得，為了維持共同的社區意識，人需要遇到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如果我們只是繼續與那些我們已經認識的人交談，就會形成社會泡沫。這些泡沫可能隨時間變得更不容易滲透。如果沒有更廣泛的圈子，就沒有機會挑戰我們的假設，或者去理解那些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由於新冠病毒和其導致的經濟衰退對人類的影響如此不平等，跨越分歧的對話變得更為重要。

新冠病毒對我們與陌生人接觸的影響並不都是負面的。在封鎖最嚴重的時候，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幫助別人，不管他們是否認識。美國散文家麗貝卡·索爾尼（Rebecca Solnit）把這種對災難的反應稱為「同情的狂歡」。

她寫道：「當所有日常的分裂和模式被打破時，人們就會挺身而出，成為兄弟們的守護者。」「即使在死亡、混亂、恐懼和失去中，生活有目標並與人建立聯繫也會帶來快樂。」

據英國智庫「英國未來」（British Future）報道，在封鎖期間進行的焦點小組調查中，隨著限制放鬆，人們談到同理心和團結感增強。由於有了共同經歷，他們覺得與陌生人交談更有信心。一位住在蘇格蘭佩斯利（Paisley）的參與者說，「自從我生病以來，很多人都在門口留下了卡片、包裹和鮮花。」

這種新冠時代陌生人之間的聯繫能比病毒持續更久嗎？參與者在英國未來研究提到一種願望，親切並善良地對待陌生人會令我們從大流行中恢復，但報告細節辯稱：「關於社會重啟速度的不同意見可能會引發分歧，尤其是當年齡不同時，但地理和財富也有影響。」
口罩之外

戴口罩對保護自己和周圍人的健康至關重要，它改變了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方式。紐約大學神經學家傑伊·範·巴維爾（Jay Van Bavel ）告訴我，大腦在看到某人後的幾百毫秒內處理面部表情。在這段很短的時間裏，我們決定這張臉是敵是友，這個人看起來是友好的還是帶有威脅。在不習慣用面部遮面的文化中，學習有效溝通可能需要一些調整。

範·巴維爾建議，有必要開展強有力的營銷活動，幫助人們了解口罩的功能，並使所有人都能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口罩。

事實上，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上班族每天都戴口罩，不是因為他們患有憂鬱症，而是因為感冒了，想保護周圍的人。把戴口罩重新定義為選擇體諒周圍的人，我們可以感受到對待他人的慷慨和溫暖。

由於仍生活在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的威脅之下，我們必須決定建立社會聯繫，克服社會距離擴大的障礙。心理學家勞裏·桑托斯（Laurie Santos）認為，為了與陌生人接觸，我們必須違背直覺，即什麼對自己最好。如果找不到辦法解決孤獨，可能會發現，長期的精神和身體健康危機隨之而來。如今，我們需要創造性地實現這種聯繫，同時又要保證安全。

大衛·依格曼（David Eagleman）在朋友圈故事的結尾提出了關於來世場景的警告：「懷有思念情感的人群帶給你孤獨。你開始抱怨所有可能見面的人。但沒有人傾聽或同情你，因為這正是你活著時所選擇的。」

原文：BBC中文網

#社會 #人生

好喜歡秋天的童話

#星洲日報專欄鏤空與浮雕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

之後我看見鍾楚紅眼睛裏的光一點一點的熄滅了。她站起身。不再嬌憨嫵媚。不再理直氣壯地美麗著她肆無忌憚的美麗。就好像她原本把朋友們招待到家裏來，忙進忙出的，時不時轉過頭來，露出她一綻開笑臉就好像碎鑽撒在了地板上倏忽一閃一閃的梨渦，興高采烈地打開筆記型電腦，想要把她婚後的幸福通過畫面製成短短的視頻一幕幕地打到熒幕上，預備告訴大家他又把她帶到那裏那裏去吹山風去看海景了，可不知怎麽的，先是音效發生了故障，畫面裏她甜蜜地依偎在他身旁，嘴巴嘰裏呱啦地在說著些甚麽，偏偏我們一句都聽不清楚，然後我們看見一片金黃色的一望無際的沙丘飛旋著撲過來，風沙刮得好大好大，畫面完全沒有先兆地被切換，鍾楚紅突然落了單，怔怔地瞪大著眼睛，成千上萬的馬兒的腿在漫天的風沙裏奔騰——隨即鏡頭一黑，就甚麽都看不到了。

後來鍾楚紅說，她在丈夫的靈堂說的話是認真的，而不是為了草草打發記者，胡亂編幾句話敷衍過去，「他給了我廿年特別豐富、也特別幸福的生活，將來不管再遇上誰，恐怕都沒有辦法給我想要的，所以我從來不覺得一路單身下去是對不起我自己。」於是我聽了，禁不住將手掌交握，拱成一條橋，輕輕地按壓在眉心，原來我一直低估了鍾楚紅對愛情的虔誠，也原來我一直誤會了一個美艷的女明星的內心其實也可以為一個心愛的人草木萋萋。我記得亦舒寫的《流金歲月》，朱鎖鎖有一次對蔣南孫說，「誰會笨得去嫁一個自己深愛的人呢？」偏偏現實生活卻恰恰相反，真正肯在愛情裏循規蹈矩，肯為愛的人綠肥紅廋的那一個，竟然是朱鎖鎖，而不是蔣男孫——張曼玉從來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為愛情勇往直前水裏來火裏去的機會，而鍾楚紅卻意外的總是對愛情溫柔哀惜，對鍾楚紅來說，愛情是一條線索，不是一條導火線，不應該劈裏啪啦燒過了就算數，她要的是可以緊緊握著的同一條線索，輪回往返，尋找的都是同一個人和她生生世世相認的人。

我記得吳宇森說過，他比誰都相信愛情，他的電影其實一直都以浪漫為基調，常常第一個在他腦子兜轉的，不是廣場前飛起的白鴿，不是小馬哥兩隻手各持一枝手槍，一路走一路向兩邊掃射的槍林彈雨，而是一個女人表面上風卷雲舒，暗地裏卻張羅著要如何在心裏挪出一小塊方寸來同時安置另一個男人——因此我特別喜歡吳宇森拍的《縱橫四海》，根本把當時整個香港最漂亮最風流的人物都拍了進去，他讓兩個男人同時深愛鍾楚紅卻又各自假裝其實隨時可以放手不愛，他說，「無論外面的世界有多麽大的變化，大家遭遇的人生有多麽始料未及的曲折坎坷，最終不會變的，永遠是一份真誠的愛情。」

所以拍《縱橫四海》那一陣子，吳宇森一直躲在鏡頭後面，一邊看鍾楚紅左右為難的在周潤發和張國榮之間擺渡，一邊靜靜地流著眼淚，害怕驚動了愛情，也害怕驚擾了演員。我始終記得裡頭有一場戲，鍾楚紅把長髪盤起，穿件白色低胸晚禮服，美麗得就像巴黎剛剛睡醒，正伸展著春天的懶腰，而她倨傲的鎖骨和娟秀的肩頸，簡直就像是一座萬劫不復的懸崖，驚險但綺麗，沒有一個男人會不願意失足掉下去——吳宇森特別安排鍾楚紅和坐在輪椅上的周潤發跳舞，因為吳宇森年輕時也很愛跳舞，而且吳宇森有一只腿其實短了一點點，但跳起舞來一樣的靈活，當年他就是這樣單手搭在太太的肩膀上，在舞池裏跳了一整夜的華爾茲，最後跳呀跳的，終於和太太一路旋轉著舞進了結婚禮堂——不同的只是，吳宇森的太太沒有鍾楚紅標誌了一整個時代的美麗，我們必須承認，不是每一個女人都可以擁有如鍾楚紅一般，和一個時代共同進退的美麗。

而美麗，說得殘忍一些，到後來幾乎都是女明星們的懺悔錄。那些杯盤狼藉的風光，那些「滿庭殘葉不禁霜」的風華，當觀眾漸漸轉身散去，當聚光燈慢慢收弱光束，她們都得慢慢蹲下身子，放低身段，找個時間一件一件收拾。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一個因為美麗而呼風喚雨的女明星，到底要穿過多麽陰險的峽谷和多麽深遠的隧道，才能重新遇見曾經被遺棄的她自己。我記得八卦雜誌拍到一組照片，朱家鼎的葬禮上，鍾楚紅戴著一對珍珠耳環，一副造型特別時尚的墨鏡，穿一件式樣簡單的松身黑色連身裙，步伐蹣跚，神情哀戚，但她偶爾還是會不自覺地掠一掠頭髮，偶爾還是會微微地昂起下巴，那些女明星的架子始終還在，也始終不能說丟就丟得開，後來好不容易挨到辦完解穢酒從《香港仔鄉村俱樂部》走出來，鍾楚紅這才虛弱地撲倒在她在圈子裏除了張國榮之外最好的異性朋友周潤發身上，周潤發一把將她接住，另外一只手馬上伸出去擋開蜂擁而至的攝影鏡頭，在那一刻，我想起了《秋天的童話》。

——「或者我唔走呢？」十三妹說。

——「唔走咪——一齊望住個海咯。」船頭尺一時難掩心頭喜悅。

其實我們都應該慶幸，慶幸曾經活在一個把情話說得吞吞吐吐的時代。兩個對未來都沒有十分把握的人，一張口就把情話說滿了，其實大家都心虛都倉惶。愛情最美的地方是，給彼此留個遺地，就算你走，就算你不留，將來兜了好大好大一個圈再碰頭，你當然已經不可能是原原本本的那個你，我也已經沿途丟失了好大一截的自己，然後際遇就會悄悄湊過身來，調皮地撞了撞你的手肘，向你擠眉弄眼，暗示眼前的那個人其實一直沒有放下過你，於是你抬起頭，訕訕地把手插進褲袋裡，至少那個時候你知道，你們之間還有半截沒有說完的情話可以駁回去，還有一顆沒有按下去的句號偷偷握在彼此手裡。

我一直很喜歡《秋天的童話》。喜歡周潤發的船頭尺像一條跳上舢板的金槍魚那樣滑不溜手；喜歡鍾楚紅明媚如斜陽的十三妹，她的美麗跟紐約的黃昏一樣，總是拉得那麽長，又總是那麽叫人低迴惆悵；喜歡那間在海堤架起來的餐館，名字就叫SAMPAN；喜歡兩人再見面時周潤發問，“table for two ” ，然後嘴唇忍不住微微地顫了又顫，望著眼神裡千帆過盡的鍾楚紅；喜歡導演張婉婷後來說起，拍攝當時資金相當吃緊，劇組的夥食很差，剛巧張婉婷把一個大學同學拉來當劇照攝影師，順便給當時紅得雷電交加的周潤發拍了好多大頭照，請周潤發在照片上簽名，周潤發二話不說，接過筆，草草在照片上「飛一飛」，然後拿到紐約唐人街去賣，賣完了大家就可以到餐館吃一頓好的。

後來電影報捷，票房一把火似的，熊熊地燒開來——而80年代的香港，整座城市趾高氣揚，歌舞昇平，驕傲得不得了，街上擦身而過的香港人，每一個都走路有風，每一個都鵬程萬里，那時候的香港人尤其喜歡看周潤發搭鍾楚紅，因為他們兩個人在熒幕上投射的，從來不是郎才女貌的明星們開著跑車喝著香檳的愛情故事，而是隱隱透現出香港低下層堅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以及一整個時代的香港人如何不屈不撓，讓自己的夢想欣欣向榮的志氣，而且那個時候的明星，有誰不是從草根裏冒出頭來？比如在南丫島長大的周潤發，比如獲選港姐之後還跟家人一起住在「重慶大廈」的鍾楚紅，他們都是最讓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人設和標誌，對他們總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親，那些出了名刁鉆的香港人也特別的疼鍾楚紅和周潤發，當時大家最愛掛在嘴邊的是，「發？你發得過周潤發？紅，妳紅得過鍾楚紅？」可現在回頭看，我僅想起那首歌，「何地神仙把扇搖，留下霜雪知多少」，香港的大時代和好日子都過去了，日漸破敗的香港，就只剩下一個空洞洞的軀殼，所有的是非與爭論被扭曲在陽光底下盤繞，剩下來的只有焦慮和猜疑，不會再有傳奇，就連床畔的蝴蝶，也早就飛走了。

而或許是樸素的出身和單薄的背景吧，鍾楚紅不怎麼懂得使用流暢的手段和圓滑的世故，也不怎麼特別牙尖嘴利，有一次上黃霑倪匡還有蔡瀾主持的《今夜不設防》，他們明顯醉翁之意不在酒地擠在她身邊，盤問她的擇偶門檻，我記得鍾楚紅戴了個誇張的幾何圖案耳環，說話的時候晃呀晃的，而鍾楚紅常常話說到一半，就會機靈地將慢慢往下滑的無肩抹身衣服往上拉，到底跑慣了江湖，她懂得在必要的時候適當地保護自己，我倒是記得比較真切的是，她說過，「我要找的男人是值得我仰望的，他不一定要很富有，也不一定要甚麽都懂，但至少和他在一起，我看到的世界和思考的方式， 基本上和一個女明星平時接觸到的和可以想象到的有很大的不同。」也因為那一席話，我開始喜歡上鍾楚紅應對人生時「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既然美麗對她來說如魚得水，渾然天成，那麽名和利也都應當相對的隨遇而安，特別是當她必須在娛樂圈刀光劍影的人際關係裡穿身閃過的時候，她總是禮貌地拉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對每一個人都周全都寬容，即便接待生命裡發生的每一件事，無論是大喜大悲，也都謙遜有禮。後來鍾楚紅全面退隱，偶爾接受美容品牌或時尚派對邀約，她一站出來，整個人散發的還是一種極其強烈的年代感，雖然她明顯已經沒有興致再施展跟美麗較勁的鬥志，可就算一個時代消失了，鍾楚紅的美麗到底還是大江大海，勾起我們對港片全盛時期的美好回憶，她昔日的萬種風情，一直都和香港當年風發的意氣連接在一起，也曾經和我們終將失去的青春，那麽親密地共飲一瓢沁心的江水。

至於當年鍾楚紅常常讓男人們如遭電殛，呆呆地劈倒在原地的美色，徐克就曾以男人的標準說過，「她媚，但不妖；她艷，卻不俗」，簡直如同一波又一波的驚濤駭浪，拍打著80年代每一個少年的春夢。連一向自豪自己長得比女明星還漂亮的張國榮也禁不住驚嘆，香港怎麽會有一個女人可以把皮褸穿得那麽好看？那種遊刃有餘的風情，可以梵谷，也可以莫內，「她太美了，美得做錯什麽你都可以原諒。」有一次鍾楚紅穿上《意亂情迷》的戲服，領口開得好低、好低、好低的一件式黑色比基尼，為香港版《花花公子》拍攝封面，就算事隔經年，到現在還是會感覺到鍾楚紅當時那讓人渾身焦灼的性感——她舉起手，輕輕拂開臉上的髮絲，波浪似的蓬鬆及肩長髪偶爾撥向一邊，蜜糖色的皮膚，薔薇色的嘴唇微微張啟，眼神夢幻而迷離，還有標誌性的大耳環，以及手腕上一口氣戴上十來個造型獨特的手鐲，整個人散發出一種熱帶雨林的誘惑：慵懶的，神秘的，危險的，而那組照片的震撼性，就和站在地鐵出風口用手捂住翻飛的裙裾的瑪麗蓮夢露一樣，風韻流芳，風情永繼，是那麽的對同性殘酷，又是那麽的對異性恩賜，緊緊地扣壓住少男們靦腆而羞澀地上下滾動的喉結——

結果那雜誌據說在一天之內就售罄。雜誌所賣的，當然不單單只是鍾楚紅咄咄逼人的「鍾記」風情，而是所有年輕男孩們在「女神」這兩個字還沒破殼而出之前，讓他們渾身發燙的集體回憶。我特別記得，那時候鄰居有位當木匠的大哥哥，喜歡交筆友，喜歡看雜誌，個性特別內向文靜，可他那一回卻赤裸著瘦削的上身，不動聲色，把鍾楚紅的拉頁海報索性從雜誌上撕下來，貼在小小的潮濕而光線幽暗的房間裏——第一次那麽明目張膽地對外張揚他體內因鍾楚紅而分泌旺盛的雄性激素 ，而往後在他人困馬乏的人生或一敗塗地的婚姻裡，至少他偶爾會記起，在他還是青春中人，困在青春的泥沼裏，也曾經以青春的名義，領受過鍾楚紅沒有經過剪輯，沒有經過混音和配樂，如山洪傾瀉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