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職場中推行困難的「Work from Home 新生活樣式」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政府的行事能力遭到質疑，民眾根深蒂固的生活及工作態度也面臨挑戰。二〇二一年一月初，有鑒於疫情愈來愈嚴重，日本針對東京都、神奈川縣、千葉縣和埼玉縣再度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希望東京都內的企業行號能提高居家上班（Work from Home）的比例到六成，以避免辦公室和通勤電車內的群聚感染。
這番呼籲並不陌生，因為早在二〇二〇年四月第一次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時，政府就曾洋洋灑灑列出一份「新生活樣式」，向國民說明在疫情中應如何防疫、調整生活與工作狀態。但是因為沒有強制約束力亦無罰則，這些理想也只是淪為籲請和建議。其中，關於職場工作方面，當時便已提出居家上班的期望。只是經過十個月後，若從結果論來看，日本當今的疫情比二〇二〇年四月還要嚴重好幾倍，顯然這份新生活樣式沒有起太大效果。
PERSOL綜合研究所曾在去年，對疫情中日本企業居家上班的執行成果做過四次調查。最近的一次在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公布，結果顯示全國居家上班的實行率僅有24.7％。即使在第一次緊急事態命令發佈期間，也不過是27.9％而已。因此，對於小池百合子希望第二次緊急事態命令發佈後，居家上班比例目標能衝到六、七成，只要是長住在日本並熟悉日本職場文化的人都知道，幾近天方夜譚。
日本社會的運轉機制，在法律規範之外，很多時候是仰賴一種人與人之間約定俗成的默契在推進的。這種觀念導致的結果，就是雖然表面上說是這麼說，但實際上做又是另一回事。例如，政府和公司確實都在宣導居家工作，但真正能實行成功的，恐怕只限於小公司、外商或如網路資訊業等新創產業。
有些公司在不景氣的環境中順水推舟，執行居家工作以後，忽然發現把辦公室退租，讓一半的員工居家上班，省下一大筆房租，反而利多於弊。然而，多數規模大且體制陳舊的傳統公司，對於推行居家上班仍相當被動。此外，所謂的「社畜文化」依然殘存，只要公司沒有強制執行，上司又照常上班的話，大部分的員工迫於同儕壓力和揣測上司眼光，最終還是冒著群聚感染的危險，每天擠電車出勤。
在《週刊SPA！》的另一項民調中顯示，多數上班族其實是非常渴望徹底執行居家上班制度的，但實際上有55％的人都不滿意公司的防疫措施，其中包含執行遠距上班的實績。有不少人都在抱怨：「雖然告訴我們不用來上班，但不得不來的時候居多。」
不知變通的日本企業制度，在疫情中凸顯荒謬。曾有記者在品川車站訪問上班族，為何緊急事態宣言中公司沒有採行居家工作？受訪者無奈地說：「有是有，但文件需要蓋個印章。我為了印章而來公司。」
身邊的日本朋友甚至在家用ZOOM視訊開會時，公司居然還在意螢幕上的人頭排列順序。從上到下，階級低的必須出現在最後。新時代中的老思維滲透至此，令人驚詫。
縱使有愈來愈多具備新觀念的民眾認為，在疫情時代中，員工應有「離線權」和「選擇工作場所及時段」的權利，但現實卻是現階段在日本，推行「新生活樣式」恐怕仍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張維中
●原文刊載於聯合報《500輯》New Normal專題#張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