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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靠朋友】

後世看莫迪里亞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作品，想到的多半是那些長型輪廓，線條簡潔，肌膚似乎帶著溫暖觸感，無畏流露情慾，創下拍賣高價的裸女圖像。但除此之外，莫迪里亞尼其實曾畫過不少肖像畫，雖說他自認並非專業肖像畫家，肖像畫不過是他藉由表現性強烈的輪廓線將圖像從雕刻中突顯出來的結果。而畫中主角多半是當時巴黎藝文界人士，比如莫迪里亞尼的朋友們，另外還有親密愛人、模特兒、女僕或鄰家女孩。

《雅各與貝斯李普茲》（Jacques and Berthe Lipchitz，1916）是莫迪里亞尼作品中僅有的三幅雙人肖像畫之一，畫中人是立陶宛雕塑家雅各．李普茲（Jacques Lipchitz，1891-1973）與俄羅斯詩人貝絲．基特羅瑟（Berthe Kitrosser，1889-1972）。他們在結婚時委託好友繪製這幅肖像，表面上是為了新婚留念，實際上是想解救莫迪里亞尼的經濟困境。

莫迪里亞尼和李普茲都是猶太裔巴黎異鄉人，剛來巴黎時皆落腳於左岸蒙帕納斯（Montparnasse），當時蒙帕納斯已經取代印象派畫家曾聚集的巴黎蒙馬特，成為最前衛的年輕藝術家集中地。

根據李普茲說法，莫迪里亞尼只花了兩天時間就完成此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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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莫迪里亞尼第一天便火速畫下20張素描，最後根據小夫妻結婚照片決定雙人肖像畫底定版本，第二天隨即宣告畫作已經完成。當時莫迪里亞尼為人作畫價碼是這樣算的：〝每種姿勢10法郎，再加上一點酒〞，嗯，你也知道莫迪里亞尼是個不折不扣的波西米亞酒鬼，而且一邊創作也總還是要灌上幾口酒。

不過李普茲覺得這一幅肖像畫只付10法郎有點過意不去，何況他當時才剛與藝術經紀人簽下新合約，領了一筆簽約金，手頭較為寬裕。於是他故意跟莫迪里亞尼表示，身為雕刻家職業病使然（職業病當然是我說的），私心偏好肖像畫能多點實質量感。

莫迪里亞尼只得再多畫個兩週，好歹這邊那邊添個幾筆，好讓李普茲完成資助朋友的心願。以莫迪里亞尼作畫速度來看，這可能是他畫過最久的一幅畫，據說他剛到巴黎時，一天就可以畫出100多張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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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與貝斯李普茲》實際作畫速度雖然才兩天，其他時間大概是喝酒比較多，反正已經畫得差不多了。但莫迪里亞尼卻鮮明巧妙地表現出中夫妻倆性格與角色對比。

背景如同畫家一貫風格，依舊簡單，大概看得出室內的抽象裝飾，丈夫隨興把手搭在妻子肩膀上。如面具般面容增添不同解讀的可能：妻子的大眼、雙脣和優雅頸項，顯得如此溫柔感性，正與丈夫表現於外的高度自尊形成對照，男方的小眼小嘴、歪斜鼻樑創造出一種諷刺效果，站姿也塑造出保護妻子的霸氣態度。

但如今除了這幅肖像畫之外，當年那些數十幅素描作品如今僅存男女主角單人肖像各兩幅。

身染病痛，酗酒、情緒化，加上偶發暴力行為和桀驁不馴性格，作品風格又不受賞識，莫迪里亞尼當時生活到底有多窮困？窮到讓朋友必須刻意製造機會接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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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里亞尼1906年來到巴黎，剛好目睹隔年畢卡索畫出立體派創始之作《亞維儂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也剛好眼睜睜看著這位在他眼裡缺乏服裝品味的西班牙小個子（其實畢卡索也承認莫迪里亞尼是唯一穿著有點品味的畫家），名氣越來越大，身價更是逐漸水漲船高。

但是恃才傲物如他，不想加入任何畫派，亦不願追隨畫壇熱潮，而是從非洲雕刻和羅馬尼亞雕刻家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âncuşi，1876-1957）那兒擷取靈感，再從希臘建築的柱狀結構、文藝復興的古典雕刻、羅特列克的大膽線條、塞尚的簡化細節、高更的異國風情、野獸派的溫暖色彩、立體派拆解物體後的平面…等眾多元素中逐漸摸索融合，至1914年因經濟困頓難以負擔雕刻所需的石料成本，再者，雕刻過程產生的粉塵讓他年少時便罹患的肺病更形嚴重，讓他不得不從雕刻轉回繪畫後，發展出個人專屬風格。

儘管身處立體主義和抽象藝術烽火燎原之際，莫迪里亞尼卻仍堅持古典情懷，以具象表現為主，讓形體拉長、變形，完成了個人專屬，結合古典與現代的獨特藝術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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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物畫裡，如杏仁般眼睛、近似平面的輪廓下扭曲的面貌特徵，和細長比例都來自非洲面具的影響。這些缺乏瞳孔如面具般的人物肖像畫，視線不再與觀者相對望，讓你猜不透畫中人物情緒，反而導引觀者轉身凝視自身內心世界，或許淒涼、茫然，卻深刻而神祕。

莫迪利亞尼才華出眾，但他的作品在他1920年因肺結核去世後才獲得市場矚目。雖從1915年已步入創作顛峰，但始終未能享受自己辛苦灌溉出來的藝術果實，何況那時藝術市場受到一戰影響，曾經蕭條了好一陣子。莫迪里亞尼只能拿著畫作到蒙帕納斯小餐館換取餐食或酒精，而這一幅幅心血可能也被擱置一旁，與麵包、起司和香腸共同堆放於角落裡，夜間再成為米老鼠們的玩具被啃咬、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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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梵谷類似，莫迪里亞尼也為了藝術創作奮力燃燒生命，甚至自虐，生前都受到極度蔑視，並且都沉溺於苦艾酒海中，加速痼疾惡化而英年早逝；另有一說，他酗酒和抽大麻都是為了減緩並掩飾自己的結核病情。

然而莫迪里亞尼不像梵谷有個好弟弟西奧和家人協助保存畫作，他的許多作品都因長期居無定所、生活混亂以及被世人輕忽踐踏，早已毀損佚失。相較於如今拍賣天價，更是讓人對於許多時候顯得勢利膚淺的藝術圈感到諷刺與惋惜。

這幅新婚肖像畫只留存於李普茲夫妻手中大約五年，幾經轉手，最終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安身立命。幸虧出外靠朋友，因為莫迪里亞尼潦倒時獲得的暖心協助，我們才得以見到畫布、顏料、構圖、形式和技法之外，無價友情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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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想擺脫書：書永遠不死》艾柯＆卡里埃爾對談錄

* 這是一個對談。

對談雙方艾柯＆卡里埃爾，一位是百科全書式學者、作家，另一位是傑出的編劇，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都是愛書人、藏書家，海闊天空聊談由書延伸的種種話題。

詩人海涅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

書，永遠不該死去。

⋯⋯⋯⋯⋯⋯

卡里埃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趨向：收藏技術竭力淘汰的東西。

我有個比利時朋友是電影編劇，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電腦，就為了可以看從前的影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沒有什麼比永久性載體更曇花一現。我們還能讀一本五個世紀以前印刷的書，卻無法看一張只不過數年以前的電子錄影帶或LCD老光盤。

除非把舊電腦都留在地下室。


卡里埃爾：真正令我震驚的，在於當下的完全消失。我們從未如此著魔於仿古風尚。過去在全速追趕著我們，很快我們就要服從前一季度的時尚。

未來永遠不確定，當下卻漸漸在縮短和退避。

艾柯：現在的消失，不僅因為從前持續三十年的時尚如今只持續三天。這同樣與我們講到的事物的過時有關。從前，你花幾個月時間學騎自行車，一旦學會，這就成了一件終生有效的家當。如今，你花兩星期學用一個新的電腦程序，等你漸漸能操作時，更新的程序又出現了，你不同意也不行，手機軟體會強制更新。

因此，問題不是集體記憶的喪失。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當下的不穩定。我們不再活在一個平和的現在之中，我們只是沒完沒了地為未來努力做準備。

卡里埃爾：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我們的祖父母的一生顯然要比我們的短暫，但他們始終處於恆久的現在之中。

我叔叔的祖父從前是個鄉下業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為來年整理賬目。前一年的賬目基本預示了下一年的狀況。什麼也沒有改變。

03

艾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的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據，二是讓那些沒用並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資訊沈於遺忘。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

但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卡里埃爾：如果借助在網上搜尋的資料，我們在邏輯上必須覈實這些訊息的可靠性。網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假訊息，真實的和不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安貝托·艾柯的網上訊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充滿不確定性。

艾柯：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裡覈實這些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本來都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它們只是重構。

05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於本國公開或隱秘的意識形態……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聲稱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

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覈實，又上哪裡覈實呢？

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而現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麼辦？

06

艾柯：如果記憶像一張軟體，人到五十歲就會得阿爾茨海默症。遠離阿爾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種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於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詩，做各種智力練習，甚至字謎或者變位構詞遊戲。

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學還必須背誦詩歌。但接下來的幾代人越來越少這麼做。熟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訓練記憶力和智力。今天，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但我們恰恰要強迫自己進行這種日常練習，否則就有過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險。


卡里埃爾：我恰好還記得一句引文——我的記憶剛剛夠用——「我還記得一個擁有非凡記憶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記住些什麼。」也就是說，我只能記住遺忘。這樣一來，我想我們的交流有助於區分法文中的「知識」（savoir）和「認識」（connaissance）。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

07

卡里埃爾：我們的歷史書的書寫往往從民族主義傾向出發，從短期利益出發，從這兒那兒感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出發。

任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丹東本是19世紀法國那些歷史學家們的偉人，到處可見丹東像和丹東街。後來他失寵了，被證明墮落了，廉潔的羅伯斯庇重新獲得青睞，受到阿爾貝·馬蒂埃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大力支持。於是在法國的某些左派社區有了幾條羅伯斯庇爾街，在蒙特伊–蘇–布瓦甚至有了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

明天又會是誰？又會有什麼動靜？

08

卡里埃爾：我們全都受著過濾的教育，這種過濾早在我們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切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不該禁止對這樣的過濾發出質疑，事實上我們也不缺乏這類質疑。舉個例子。在我看來，除了蘭波和波特萊爾以外，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均默默無聞。他們是17世紀初的巴洛克詩人們，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詩人曾對他們施加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的名字是讓·德·拉塞佩德、讓–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爾·德·馬爾波夫。我有時會背誦他們的詩，但這些詩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們在世時的版本，非常罕見，極其昂貴。這些詩幾乎沒有再版。我堅信他們屬於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之列，遠遠超過拉馬丁、繆塞，儘管後兩位的作品作為法語詩歌典範而暢銷不衰。

09

卡里埃爾：偉大的俄羅斯小說家們相互通信，甚至和他們的法國同行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樓拜。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

艾柯：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有人甚至推想，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出自培根之手。但是不對。莎士比亞並非孤單一人。他生活在文大學者圈中，和其他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們保持密切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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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在古老的文化傳統裡並不存在對偉大創作者的膜拜。不計其數技藝超凡的古代匠人進行創作，卻從未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他們從不把自己視為、也從不被人視為藝術家。

艾柯：他們也沒有創新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標誌。在某些文化傳統裏，「藝術家」（artists）的野心只是極為忠實地重複同一種裝飾圖案，並把前輩教下的技藝再傳給學生。他們的藝術即便有變化和差異，我們也察覺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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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佛里茲．朗還為人所知，至少電影愛好者們記得他的《殺手M》。但其他幾位呢？過濾，正無情、無影地全面實施，甚至電影學校也一樣，這由學生們來決定。突然，某位「被過濾的」導演重新現身。因為他的某部電影在這裡或那裡放映，並造成轟動。因為新出了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這總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電影一旦開始走進歷史，也就走進遺忘。


卡里埃爾：突然之間，活力不再，導演老去，演員也是，作品被不斷重複，某種精髓的東西正在喪失。義大利電影一去不復返，儘管它曾經在世界電影名列前茅。

這讓我們笑、讓我們顫抖的三十年，如今還留下什麼？

費里尼始終讓我心醉神迷。安東尼奧尼一直讓我心懷敬佩。你看過他最後的電影短片《米開朗基羅的凝視》嗎？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部電影！安東尼奧尼在2000年拍攝了這個不到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沒有任何對白，他有生以來第一回把自己拍進電影。我們看見他獨自一人走進羅馬的聖·皮埃爾·奧里安教堂。他緩緩走向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墳墓，整部電影就是一個沒有對白的對話，是安東尼奧尼和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視。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論表達的瘋狂，毫無來由的焦慮躁動——全被否決在影片的沈默和導演的凝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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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如今唯一還保持手寫的東西————是醫生的藥方。手寫信消失將造成一整個行業的消失。

筆跡學，代人寫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電腦讓我懷念草稿，尤其那些對話場景的手稿。我懷念塗抹的槓子，刪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亂，向各個方向發射的箭頭，它們標誌著生活、運動和依然困惑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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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書籍處處輕易地得到傳播，它是一種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羅馬帝國末期，有些知識份子隱退到修道院裡，抄寫一切他們可以從正在衰敗的文明中輓救出來的東西，他們感覺到它將要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難的時代。

可惜的是，沒人採取這一方法來挽救電影。你知道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嗎？書名很漂亮，叫《消失的電影攝影集》。那些電影只剩幾張劇照，我們必須從這些劇照出發，重新建構電影本身。這有點兒像那個伊朗書籍裝訂師。不僅如此。把電影改編成小說，就是說把電影提煉成帶插圖的書，這種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這種改編自電影的書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而電影本身卻早已消失。

書比電影更長久，儘管書的靈感來自電影。這麼說來，電影也有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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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從那以後，這本書每次重新出現在拍賣目錄裏，我都會去查看，書價再也沒有回落過。這樣的價格，讓書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爾：它成了一件金融產品，一件商品，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愛書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別有錢。書一旦變成可以賺錢的物品，貼上「投資」的標籤，有些東西就丟失掉了。

艾柯：必須強調一點，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擁有一件珠寶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爾的畫，在我死後我的家人會賣掉它。但我若收藏書，一般會在遺囑上註明，既然我花了一輩子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們將來被拆散。這樣一來，這些書要麼只能捐給某個公共機構，要麼通過佳士得拍賣行賣給一家大圖書館，一般會是美國圖書館。從此，這些書就永遠地從市場上消失了。在每任擁有者去世的時候，鑽石都會回歸市場。至於印刷初期珍本，從此只能在波士頓圖書館的館藏書目上看到。

艾柯：永遠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謂的投資者造成的破壞以外，每一冊古籍都變得越來越稀罕，也必然地越來越昂貴。至於年輕一代，我不認為他們喪失了對珍本的愛好，我倒是懷疑他們是否曾經具備這種愛好，既然古籍的價格總是遠遠超過年輕人的購買能力。話說回來，一個人若真的感興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錢才能成為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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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埃爾：愚昧往往接近謬誤。

對愚昧的興趣促使我關注虛假的研究。這兩條道路完全被傳統教育所忽略。每個時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眾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極大的愚蠢，然而傳統教育只負責教授和傳播真理。

從某種程度而言，愚昧被過濾了。是的，確實有「政治上正確」和「理智上正確」之分。換言之，有一種所謂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艾柯：虛假並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達方式。虛假就是一次謬誤。違心地行事，就是言與知相悖。

人們一直都在真誠地犯錯。

謬誤橫貫人類的歷史，這不算壞事，否則我們就成了神.....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靜止不動。在托勒密身上絲毫沒有弄虛作假的成分，隔著歷史來看，這只是一個謬誤的知識罷了。

卡里埃爾：我有很多年沒回到這些問題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驚，研究愚蠢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

不僅因為愚蠢引出書的神聖化問題，還因為愚蠢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說出類似蠢話。我們總是處於說傻話的邊緣。

我再讀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話，他評論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的拿破侖：「其實，他就是一個戰爭大贏家，除此之外，任何將軍都比他能幹。」

艾柯：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而當我們漸漸臨近死亡——正如咱倆的現狀——我們開始覺得愚蠢勝過美德。

卡里埃爾：在研究愚蠢問題時，我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是傻瓜。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別人當成傻瓜自己卻不受懲罰。

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別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鏡子朝我們張開。

一面永久、精準、忠實的鏡子。

卡里埃爾：我們的精神都有些狂熱。我們收藏的書全都見證了我們的想像令人眩暈的程度。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妄想和瘋狂，另一邊是愚蠢，想要區分這兩者尤其困難。

艾柯：我們可以強調文明的各種進步，這些進步極為顯著，並且涉及在傳統中毫不相干的各個社會範疇。但與此同時，愚蠢也越來越多。

從前的農民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受過教育也不一定意味著智慧。

不。今天有這麼多人渴望被人聽見，致命的是，他們只被人聽見了他們自己的愚蠢。

從前的愚蠢沒有爆發，不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卻肆意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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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柯：我承認，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瞭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

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問題因此在於，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巴亞爾說他從沒讀過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學生們講解這部小說。

卡里埃爾：說到我們書架上那些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不會去讀的書，很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暫時把它們放在一旁，我和這些書有個約會，不過是在以後—很久以後，甚至來生。

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卻尚未讀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哀嘆實在讓人受不了。

艾柯：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文章來自於本書部分摘錄

【《Get out》 和 Liberal Racism——膚淺和深沉的種族主義 | 盧斯達 on Patreon】

亞特蘭大發生「亞裔按摩沙龍」槍擊案，死了八個人。報道說，槍手是因為性上癮，最後發癲，要消滅「引誘自己的邪惡」。不管真相如何，由於涉及亞洲人，事情必須特別處理，升級為「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美國肯定有種族歧視的，亞裔起來大吐苦水很 legitimate，但事情涉及亞裔和黑人必定「分別對待」，視為種族歧視事件，本身亦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結構性螺旋一樣。種族主義，以及任何事情都要賦予種族矛盾色彩的現代大論述，其實都是同一種 generalization。

拜登就職典禮，找到黑人少女念了一首漂亮的詩，標榜著拜政權「反對種族主義」，不過事情之後的發展就十分種族主義。各地出版社都在翻譯那首詩，有一個羅馬尼亞翻譯家 Victor Obiols 卻向外界控訴，因為他不是黑人、不是年輕女性、又不是激進主義者，所以出版社雖然認同他的文字才能，但還是應承了之後反口，最終決定不讓他接這個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 Victor Obiols 作為男人、白人，慘被「逆向歧視」。

亞裔按摩沙龍槍擊案發生之後，美國人說，歧視是結構性的，民選政府一代一代跟替，都無法改變，唯有靠「教育」，一聽這些，你就預示到教育會被整得如何體無完膚。隨著自由派佔領媒體、娛樂產業、政府高層、教育事業，世界有得變得更加共融嗎？有，至少在表面上，但如果你敢異議，你就會被 cancel 。特朗普就是如此。

然而一些黑人卻告訴我們，事情沒那麼簡單，一個更聰明更深密的種族主義思想體系，在反種族主義的旗號下，已經出現，被剝削者的上空出現了一種更深的控制體系。

2017 年黑人編導 Jordan Peele 的《Get Out》就展開了充滿火氣的辯證。在故事中，黑人男主角交了白人女朋友，周末邀請他去住，最後發現自己墮入一個大陰謀。白人一家在拍賣黑人身體，通過催眠和換腦手術，將白人的意識搬進黑人體內，進行奪舍，長生下去。黑人主角和女朋友的爸爸聊天，發現他們對黑人很包容。未來外父說，自己爸爸是個長跑好手，在 1936 年的柏林奧運會跟一個黑人運動員比賽，最後落敗，這證明「黑人比較差劣」的神話破產云云。

然而這個白人家庭及一眾「白人親友」強調自己接納黑人時，也不斷強調男主角的黑人身份。有人問黑人的床上功夫是否特別好、有人問作為黑人活於這個時代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多、有人問他玩哪一種運動 (好像黑人必須是運動好手)……最後你發現，未來外父的爸爸——那個白人跑手——其實沒死，只是換了一個黑人身體，每晚還在練跑，輸給黑人的執念還未消散，就乾脆換一個黑人身體。其中一個人甚至直白地說，「黑人是新時尚」，最後的逆轉更揭發白人女朋友是「黑男集郵者」，將一個一個黑人誘拐，然後奪去其身體。

奧巴馬當了總統，舉世歡騰一個進步紀元來臨，但 Jordan Peele 卻用細節抽打著這種膚淺印象。未來外父對他說，奧巴馬是他遇過最好的總統，如果有機會，會再投給他，然後一家人又好喜歡女兒的黑人男朋友，這有甚麼問題？問題是戲中的白人，對黑人男主角的接納是虛偽的，首先是滿足了自己作為「非種族主義白人」的自以為義的虛榮心，另外他們對男主角的接納，說穿了是迷戀，尤如戀童癖愛兒童，他們則是戀黑癖，一切黑人的都是好，不管是他們的文化乃至身體。黑人特質是白人想像出來的，例如性能力、運動體能、甚至——必須被白人承認和拯救的受害者，白人投射出自己決定的黑人之後，再去居高臨下地憐憫之、承認之，從中繼續維持著「主人」的權力順位。

他們與黑人男主角的對話細節，完全表現出這種順時代的共融接納，並沒有諸族相忘的效果，反而是不斷增強黑人的特殊之處，維持著黑與白的嚴格界限。在他們的歡迎和愛慕之中，黑人男主角反而更知道自己被孤立，不屬於那裡。他需要有兩副面孔，一副是自己的，一副則是用來面對和取悅白人接納者的。在討論《Get Out》的評論中有人用這樣一個新詞形容這種結構性虛偽：Liberal racism。戲中的白人不只包藏禍心，更是種族主義，只是另一品種的種族主義。

如果將這種概念大而化之，有沒有 liberal sexism？大財團支持「粉紅經濟」，支持同運；政學商媒要修改法例，讓不願變性但自我認同為女人的男人進入女更衣室，是促成不同人們之間和光同塵，還是突出了差異？

美國開局就已經有黑人人口，故此才要有「種族共融」，是為了作為整體的美帝國，否則國家就會分裂；「第三世界有錢就會走向民主自由」的民主化理論，是為了華爾街和工業家走向中國市場的意識形態造勢；「多元文化」興起是因為世界經濟要逐漸走向一體化，經濟同體化要吸納不同國家的人口，那是一種工具，而不是信仰，因此實行出來，敏感的人就不會歡慶，而是察覺到當中的驚慄。

處於生產和經濟上游的國家，要不斷吸納各國菁英和有生力量，就要做好論述準備，但作為主人的他們，肯定不會真心覺得自己跟有色人種一樣。就像拜登也會 Freudian slip，說現在美國快要被印度人佔領。你以為他是玩笑，他是真心感嘆的。因為現代社會的訊息、交通、經濟甚至政治都在走向理想中的一體化，交往越來越多，人口流動越來越快，菁英的文化工程師就會不斷研發各種共融理論，將各種人群收服到系統中，令他們在菁英的幻術中自我感覺良好，感覺良好就會消費和向心，而不是破壞和脫群。

因為資本和權力的領土越擴張，就越需要「世界意志的統一」。以前是黑人、女人、勞工，現在還加入精神病者、跨性別、病態肥胖、伊斯蘭、亞非拉的不同族群……他們管這些人是「弱勢」，需要他們幫助，在幫助過程中他們也很爽；而有些被定義為「弱勢」的也很開心，因為他們可以分到一些平權政策下的特權和方便。

我們處於一個過於漂亮的時代，檯面的人在檯面上不會再抱持「有好圍籬才有好鄰居」 (Strong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的古訓，這太保守太不進步了，他們將圍籬搬到更深沉的結構之中，但在表面上卻宣稱他們已取消圍籬，建成了人類未曾達到的共融。(拜登最近要求墨西哥移民不要再湧入美國) 他們比納粹那些極端卻膚淺的剝削，聰明太多了。

關於香港在本地和國外應該如何表現自己的路徑，也一樣如此。黑人在種族剝削的社會裡，自然練就「以白人的定義」過活，香港人在外國人眼前，自然也是扮演既定形象。有時你看見他們那麼同情你，你也不好意思表達得太過兇猛，唯有馴服自己，做一個去性化的小朋友，否則大家就對不上戲。人生，就像人際交往，不也是裝個樣子嗎？所以上一代上了神檯的民主派，也總是告戒大家不要使用暴力，因為這樣國際就不再覺得我們馴良和值得救助了。然而 BLM 呢？ BLM 使用暴力，我不看得那麼絕對。就算他們溫柔恭儉讓，溫柔恭儉讓給誰看？我們活著，總是想著滿足那雙凝視自己的眼睛，最後我們在別人的眼睛中失去自己。在同情者的同情中，你會發現自己是 Inferior.

在中國眼中，在西方眼中，香港人各自都有兩種模樣。為了「升 level 」，香港人一般有兩種精神變態的路徑。一種是投靠作為強國的中國，藉此消解 Inferior 的感覺；一種是希望成為白人。怎樣在意識上成為白人呢？就是擁得「同情別人」的位置。所以我們一向喜歡慈善，樂善好施，而且把白人世界的那一套搬來香港，別人同情黑人搞文革，他們也要同情，這才有「反送中為何不和應 BLM」的離奇質問，所以才有多年來很多人錯誤將中國新移民和政商菁英一併視為另一種 Inferior 再同情一番的做法，他們以為自己是西方，是美國。

據說尼采是這樣看憐憫這種美德的：

//我們最深切的、最個人的苦痛都是旁人無法理解和触及的，我們將它隱藏起來，甚至對那些最親近者，那些與我們同一個鍋裡吃飯的人。然而，無論何時，一旦別人發現我們在受苦，他們都只會輕浮地理解；同情的本質就是褫奪那些最真實地屬於我們個人的痛苦。由此，我們的「施主們」比我們的敵人更加貶損我們的價值和意志。絕大多數對於不幸者的施捨都含有冒犯他人的輕率，施捨者飾演命運的角色，卻又完全無知於你我不幸的根源與脈絡！

由這不幸導致你我靈魂新的統轄與平衡、舊傷的治愈、往事的安頓——所有與此不幸交織著的一切在親愛的同情者看來都無關緊要，他只想施予援手，卻根本想不到不幸對個人是必需的；想不到恐懼、匱乏、貧困、黑夜、冒險、承受風險和過失對於你我是必需品，正如它們的反面；真的，恕我說得神秘一些——惟有身臨其境地穿過整個地獄才能抵達個人的天堂。不，他們對此一無所知：“同情的宗教” 命令他們施予援手，而他們相信伸出援手最快者便是最好的！//

所以當你說你是某一種弱勢，我不會有反應，我對自己的弱勢之處，也不反應。我不同情你，也不同情自己。因為我不想居高臨下去看你，我也不會看不起自己。你跟我不一樣，是應當的。在同情之中，人與人建築起頗為虛偽的連結，在催產素的作用下，我們有一刻覺得大家都是一樣，弱勢者不再弱勢。

但那只是幻象。弱勢者在別人的同情中，不用真實掙脫自己的弱勢，而是反而依靠著自己的剝削者渡日。這剝削的套路，比起明刀明槍打壓你，要深得多。

同情不會令人變強，憐憫他人不會令你自己變成貴族。自憐的人永遠不能真正站起來。這正是金字塔本身的設計。系統當然是不會想任何人破牆而出，不想任何人能夠 Being for itself。

最近在三藩市有個講廣東話的阿婆據報被白人男子欺壓。「系統性歧視」說是系統性，是不容易解決的，於是阿婆就用棍自己解決，打到對方流血送院。這……直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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