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時代下的曙光乍現】
提到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大家應該都聽過「美麗島事件」，但在同一年稍早、同樣在高雄，發生了「橋頭事件」——被視為美麗島事件的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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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事件的主角，是當時前高雄縣長余登發。
余登發在日治時期擔任高雄州楠梓庄的協議會民選會員，戰後也當選第一任橋頭鄉鄉長。在具有地方民意基礎之下，理所當然的受到國民黨的拉攏。
但在前往南京參加國民大會時，余登發見到國民黨的選舉舞弊，因此拒絕加入國民黨。
後來，余登發更在 1960 年當選高雄縣長，並開創高雄地方派系「黑派」，當時集結了許多黨外人士。
政府當然不會任由黑派坐大，1963 年余登發被台灣省政府以瀆職為由停職，纏訟多年後在 1973 年入獄，隔年保外就醫出獄。
政府並沒有就此放過余登發，1979 年 1 月，國民黨藉由憑空製造的「吳泰安叛亂案」，叛亂罪逮捕余登發父子。
余氏父子被捕後，許信良、黃信介、陳菊等黨外人士隨即號召群眾上街抗議，造就了這場戒嚴 30 年來首次的遊行。
遊行隊伍從橋頭出發，走了 14 公里來到高雄火車站前，沿途發傳單、貼標語、呼口號，希望藉由群眾運動，要求政府釋放余氏父子。
但是，在威權體制下，面對人民的壓力，政府會乖乖聽話嗎？
當然不會。
遊行結束後，政府開始秋後算賬。
參與遊行的許信良，是當時的桃園縣長，於是被拿來開刀。後來被監察院「依法彈劾」，並移送公懲會懲戒，最後被停職兩年。
1979 年 4 月，余登發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 8 年、褫奪公權 5 年。1980 年保外就醫後，居住在橋頭自宅。
然而，橋頭事件也激起了黨外人士的集結，同一年成立「美麗島雜誌」，更在年底爆發「美麗島事件」。
1979 年的高雄，對台灣的民主運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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