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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印度人投書，寫得超級好，分析方面看得很精準之外，在推測習近平與朱立倫動機部分更是精彩。
　
連外國記者都能這麼清楚的看出朱立倫的政治智慧有限。
　
「朱立倫為什麼會犯這種的政治錯誤呢？
　
唯一的解釋是朱立倫就是以某種形式跟支持中國統一的黨內守舊派結盟而當選國民黨主席，因此他對習近平的回應是為了尊重這個事實。
　
但這仍然是個錯誤，因為台灣年輕人都希望維護台灣的民主和獨立。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 習近平為什麼要發給朱立倫這封祝賀信，是因為他清楚知道這封信在台灣對國民黨的影響？習近平一定知道，他發這封祝賀信已經在政治上剪斷朱立倫的翅膀。
　
這讓我相信，也許習近平並不真正關心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命運, 而是讓民進黨繼續在台灣執政，這實際上符合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政治利益。
　
這讓他能夠在台灣議題上煽動民族主義，並把不同觀點的反對者打造成反民族分子，因此可以進行適當的清洗。」

「你好，歡迎每天聽本書，今天為你解讀的書叫《貨幣野史》。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這本書的主題，我會說是「找回丟失的貨幣常識」。
什麼是貨幣常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貨幣是一種特殊商品，它是在經濟發展中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比如說，在原始社會里，有人種田，有人打獵，有人採摘，他們一開始是直接交換彼此的產品，但很麻煩，於是慢慢約定，用某種貴金屬作為交換的中介，形成了貨幣。這就是一般經濟學告訴我們的常識。
但這本書告訴你，這個常識是錯的。書中說到，按人類學家的考察，歷史上不存在物物交換的經濟，更不用說由物物交換演變來的貨幣；相反，有很多證據表明，貨幣最初的形態是關於欠債的記錄，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比如，五千多年前蘇美爾人的債務記錄，近代英國使用的木條借據，太平洋的雅浦島上使用的石頭貨幣，乃至今天銀行系統中流動的電子數據，都能證明貨幣是一種信用債務記錄，而不是我們常說的交易媒介。
這裡需要提醒的是：信用和債務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債務表示負擔，信用強調償還，它們都代表欠債，因此在很多時候可以互換，比如信用卡就是債務卡，信用記錄就是債務記錄，信用擴張就是債務擴張，等等。
那麼關於貨幣是信用的觀點是怎麼弄丟的呢？作者指出，在17世紀的英國，發生過一場關於貨幣鑄造的大辯論，當時德高望重的思想家洛克認為，貨幣作為商業活動的工具，價值要固定，標準要統一，他不認可貨幣是信用，而相信貨幣是金銀，這種觀點贏得了辯論，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把它寫在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一直流傳到今天，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也成為經濟學的一個失誤。
這本書的作者菲利克斯•馬汀，有經濟學、古典學以及國際關係等多個學位，所以這本書不像一般經濟學著作那麼嚴肅，而是很有戲劇性。比如上面提到的貨幣常識的丟失，書中稱之為「謀殺案」，不過作者認為，洛克否定正確的貨幣常識是無心之舉，所以將它定性為「意外死亡」，充滿了故事色彩。這本書的英文標題叫「Money：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被翻譯為「貨幣野史」，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按這本書的觀點，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這有什麼用呢？用一位讀者的話說，魚恐怕永遠也不能操縱水的流向，但它明白了自己曾經逆流而動的徒勞，才會去嘗試改變那些可以改變的東西，讓事情變得更好。這就是認知的價值。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解讀這本書：第一，為什麼說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記錄，而不是交易媒介；第二，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
第一部分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貨幣的本質是什麼？說起這個問題，很多人憑借在書本上學過的知識，也能說出個一二三來，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在原始經濟中，貨幣是不存在的，只有物物交換，效率很低。因為你必須找到一個交換對象，他有你想要的東西，你有他想要的東西，兩方面湊齊才行。這個困難讓人們產生了對交易媒介的需要，比如貝殼、金銀、銅錢等等，你可以賣出商品賺取它，又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物品，並且可以囤積起來，作為今後的財富。這就是貨幣的由來。它的本質是交易媒介。
這套理論流傳廣泛、深入人心，因為它符合我們的邏輯想象，並有權威認證。早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提出這種觀點，17世紀著名的思想家洛克也堅持這種觀點，最重要的是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中發展了這套理論，被後來的經濟學著作沿用，成了經濟學的標準常識。
當然，它有時也會受到懷疑，比如經濟史上有個著名的「拿石頭當錢」的案例，就對這種常識構成了挑戰。案例說的是在太平洋西部，接近菲律賓的地方有一個島叫雅浦島，當地人過著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島上只有三種產品——魚、椰子和海參，沒有農作物，幾乎沒有藝術品和手工製品，很少跟外界貿易，可以說是現代人眼中的原始社會。
按理說，這種地方最可能看到物物交換的景象，但恰恰相反，雅浦島有一套高度發達、與眾不同的貨幣，學術上叫「費幣」（中文是浪費的費）。這是一種又大又厚的石輪，直徑從1英尺到12英尺不等，中間有一個洞，可以插進木棒進行運輸。一開始人們認為，當地人選擇這種貨幣形式是為了防盜，因為它不易攜帶，就不會成為偷盜的目標。
但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在雅浦島上，交易計算的是彼此的債務，用債務抵消，餘額在以後的交易中再結算。即便到最後結算的時候，如果需要轉移的費幣太大，不容易搬動，它還是會留在原處。這個案例引起了人類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注意，它不僅對貨幣起源的常見理論提出了挑戰，還引發了貨幣到底是什麼的懷疑。
一般理論認為，貨幣是一件「東西」——是從眾多商品中選出來的，充當中介起到方便交易作用的特殊商品。但雅浦島的費幣並非如此，通常這些石頭比交易的物品更難移動，在大多數交易中根本沒有被交換過，因此它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交換媒介，更像是一種信用記錄和債務清算手段。
那麼，雅浦島的狀況是不是特例呢？隨著更多的研究和證據出現，人們發現它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現象。
比如，在距今五千多年前的中東兩河流域，就有了記錄債務的貨幣技術。考古發現當時的帳簿上有一種叫謝克爾的記賬單位，它記錄了商品、勞動和法律懲罰等各種事物的價格，比如每個月的勞動價值是1個謝克爾，租一輛牛車每天要支付1/3謝克爾，扇別人的耳光要罰款10個謝克爾，等等。這種經濟既不是物物交換，也不靠鑄幣支持，而是靠虛擬的債務和收入記賬系統來運作。這時候貨幣充當的是計量單位和債務記錄，而不是一種商品。
又比如在公元12世紀，英國出現了用木條作憑證的支付系統，人們在木條上鑿出凹口，以記錄貨幣單位的數量，將它一分為二，債權人和債務人各拿一根。債權人那一根可以作為支付憑證流通，當有人把代表債權的木條拿到債務人跟前要求償付時，兩根木條上的切口必須匹配。這種獨特的支付系統，在英國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今天的銀行體系，更能體現貨幣是信用和債務的特點。這一點我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的解讀中談過，這裡就不展開說，只做簡單的概括，那就是：銀行通過批准對企業或個人的貸款，能夠憑空創造出新的貨幣，這些貨幣的本質，就是企業或個人的信用（債務）記錄。
總之，這本書通過引用一系列證據和研究，否定了傳統經濟學提出的，貨幣是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商品的觀點，比如美國學者喬治·道爾頓認為，如果將「以物易物」定義為沒有貨幣的市場交換，那麼從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重要或主流的交易模式；劍橋大學的一位人類學家更是直截了當的說：「從來就沒有關於以物易物經濟的直接記錄，更不要說從這種體系中誕生貨幣了。」
那麼貨幣是什麼呢？這本書認為，貨幣是由債務記錄和清算系統構成的社會技術，它的核心是信用。傳統經濟學認為，有形的貨幣才是錢，信用和債務是以此為基礎衍生的虛擬現象；而這本書認為，信用和債務才是貨幣的本質，硬幣、鈔票、存款等等這些具體的貨幣，只是表徵，是用來跟蹤記錄經濟中債權債務關係的工具；打個比方，認為貨幣產生信用，就像說太陽圍著地球轉，那是錯誤的直覺，而認為信用產生貨幣，就像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才是貨幣的常識和真相。
第二部分
那麼，這種常識和真相是如何被經濟學遺忘的呢？這要從一場辯論說起。因為17世紀的英國，出現了貨幣短缺，因此要重鑄貨幣，人們對此產生了分歧。
當時的英國，主要流通的是銀幣，它在使用中會磨損，還有人把邊角銼下來，鑄成新的硬幣牟利，這些殘缺的硬幣重量或成色不足，卻以法定面值在流通，於是就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也就是說，當人們發現成色不同的硬幣都以相同的面值流通，就會把沒有毀損的貨幣貯藏起來，只用那些不合格的劣幣進行交易，這樣就把良幣從市場中排擠出去。
結果就是，在17世紀60至90年代，硬幣磨損、偷銼剪切的現象在英國愈演愈烈，劣幣充斥於市場。到了1695年，大多數流通硬幣所包含的銀的成分，只有出廠時的一半左右，相同材質的銀塊的價格，比鑄成硬幣要高出近25%。另外由於當時的金、銀兌價不合理，英國的銀幣外流，導致貨幣短缺，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商貿秩序和經濟發展。
於是，英國政府和議會開始醖釀重鑄貨幣，但對於如何重鑄，爭議很大，其中有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財政大臣威廉·朗茲，另一位是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約翰·洛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財政大臣朗茲建議，把所有銀幣的面值都提高25％，新幣和舊幣同時流通。舊的劣質硬幣雖然重量和成色不足，但可以按面值流通，而新鑄成的優質貨幣，要麼將法定面值提高25%，要麼將實際含量降低20%。總之就是提高銀幣的法定面值，降低鑄幣的金屬含量，這樣可以讓人們願意把白銀送到鑄幣廠被收購，同時那些被私藏的優質銀幣也會重新進入流通，使銀幣短缺的狀況得到改善。
但另一方面，當時著名的思想家洛克反對朗茲的意見。他認為白銀才是真正的價值來源，才能充當法定貨幣，貨幣必須保持固有的含銀量，才能維護貨幣的信譽，因此他反對降低鑄幣的含銀量。他主張按原來的重量和成色標準重鑄新幣，取代殘損的舊幣，而在新幣取代舊幣的過程中，由政府承擔損失。
他們的意見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貨幣觀。洛克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貨幣的價值是由充當貨幣材料的金屬含量所決定的，因此不能隨意變動標準，這叫金屬主義；而朗茲認為貨幣的金屬含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貨幣標識，因為貨幣只是國家規定的計量符號，這個標準是可以變動的，這叫名目主義。換句話說，洛克認為錢是金銀，信用只是硬幣的延展；而朗茲認為錢就是信用，硬幣只是信用的物理表徵。這就是商品本位和信用本位的區別。
最後，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洛克的主張獲得了政府認可。1696年1月，英國議會下令，從當年6月起殘缺的硬幣不能再用。在此之前，它們可以用來繳納稅款或購買政府債券，仍然按法定面值計算，從7月起，就只能按貨幣中真實的含銀量以市場價回收。這樣，缺損的貨幣被收集起來，加上政府投入的白銀，按照標準的重量重鑄貨幣，整個過程持續了三年。
按照作者的觀點，朗茲的建議是正確的，而洛克的主張把事情弄糟了，但是沒辦法，他們的權威和影響力相差太遠。洛克不僅被後世認為是啓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被稱為「自由主義之父」，並且在當時也被看作英國議會制度的首席理論家，是名副其實的意見領袖。他不僅決定了英國鑄幣大討論的政策結果，也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接下來誕生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始，洛克的貨幣觀就佔據了主導，按原書的話說，「在斯密和他的古典經濟學追隨者的作品中，出沒著一個幽靈：這就是約翰·洛克以及他那套貨幣自然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對洛克的忠誠不可動搖：貨幣就應該是黃金或白銀。」正像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到：「和其他商品比起來，金屬損耗較少，沒有任何東西比它們更抗侵蝕。此外，金屬還可以按任意數量分割成小塊……正是這種特性，讓金屬變成了最適合商貿和流通的工具。」
不僅如此，洛克對價值的認識，也就是「價值是物品的自然屬性」的觀點，對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影響深遠，它極大地簡化了理解經濟的任務。因為如果把價值看作天然的東西，那麼經濟學分析根本不用關心貨幣。貨幣只不過是為瞭解決交易不便的媒介，人們想要的不是它，而是可以用貨幣買到的商品。這樣一來，經濟學的分析最好是從忘掉貨幣開始，而去關注生產、分配、消費等「真實」的經濟問題，就像另一位經濟學家穆勒總結的那樣，「簡而言之，從本質上說，在社會經濟範疇中，不可能有比貨幣更不重要的東西了。」
就這樣，經濟學從創立開始，就把貨幣打入了冷宮，因為主流經濟學家認為，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不對經濟產生實質影響，這種觀點一直流傳到今天。而在《貨幣野史》這本書看來，這恰恰是貨幣常識的死亡和丟失，是經濟學的一個失誤。我們要把丟失的貨幣常識找回來，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現象，解決經濟問題。
第三部分
那麼，運用新的貨幣常識，可以分析哪些現象、解決什麼問題呢？按照這本書的觀點，要想正確認識金融危機，保持社會穩定，就需要運用新的貨幣常識。
就拿過去幾十年來說，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層出不窮，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再到2002年阿根廷主權債務危機，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這種動蕩並不是偶然出現，而是反復發生的。這種金融系統的不穩定，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這本書的作者認為，貨幣本身就有不穩定的特質，因為它總是傾向於產生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當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金融危機。
比如，在經濟景氣時，資產價格會上漲，導致投機增多，很多人將資產抵押成貸款，進一步買入資產，造成資產價格不斷上漲。而大量投機產生的債務，會讓投資者資金緊張，也就是收入不夠支付利息。當債權人開始要求償還時，負債累累的投資者必須賣掉資產來維持現金流，而這時候，已經沒有交易對手可以支付如此高昂的資產價格，因此出現拋售，導致資產價格跳水以及流動性緊張，最終造成金融危機。
更麻煩的是，金融危機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為它會帶來收入下降和失業。2008年之後發生的「佔領華爾街」還算是溫和的，往前追溯問題更嚴重，比如2002年阿根廷債務違約引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導致房價、股價的大幅下跌，企業大面積破產，造成日本經濟「失去的二十年」。
對此，作者的建議是什麼呢，他在書中說到：
「許多國家目前的金融不平等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或者說它們的債務太多了。而且我也認為，目前嘗試逐漸減輕這些巨額債務的策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在經濟上也不令人滿意。而如果參考梭倫書中的建議，我們就能提前處理這個問題，或者通過設計幾年的高通脹，或者通過直接重組債務的方式。」
你看，這裡提到了梭倫的建議，也就是梭倫的改革。公元前594年，梭倫被選為雅典的執政官，展開了一系列被後世稱為「甩包袱」的社會改革，其中首要的一條是取消債務。而所謂通過高通脹或重組債務來處理問題，就是作者認為，為了減少金融危機和社會動蕩的隱患，需要通過技術手段來減輕社會負債群體的負擔，甚至是大規模地赦免債務。
這種建議是異想天開嗎？不是，它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現實基礎。
書中說到，古代中東地區就有這樣的傳統，在整個社會不能支撐債務負擔的時候，國王會宣佈，所有債務一筆勾銷。《聖經》中也有類似記載，在宗教歷史上，每四十九年的最後一個贖罪日結束後，叫「禧年」，這一年每個奴隸都可以重獲自由，每一塊土地都可以物歸原主，每一筆債務可以一筆勾銷，每個人都有機會重新開始。
正是按這個思路，1997年有人發起了「禧年債務運動」，要求取消貧困國家的債務，特別是那些發生飢荒、戰爭和瘟疫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無力償還債務和支付利息，陷入了依賴債務的惡性循環，唯一的辦法是減免或者完全取消債務。
按照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市場經濟中，遵守契約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則，這本書的作者為什麼還主張赦免債務呢？
這就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上來。傳統貨幣觀點認為，經濟價值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事實，貨幣的職責就是衡量它，但不能影響它。貨幣本位是政治公平的支點，就像物理天平的支點一樣，它必須固定在一個位置，才能保證測量準確。因此，遵守債務契約和尊重貨幣本位是一件順應規律、理所當然的事，不能違背它。
但是這本書認為，沒必要把經濟價值看作天然的事實，而應該看作是為了實現公正繁榮的社會而發明的概念。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不是貨幣穩定，而是實現一個公正繁榮的社會，既然如此，債務重組或通貨膨脹導致的違約或偏離貨幣本位，只要有利於社會穩定，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在《羊群的共識》這本書中有一個案例，似乎印證了作者的觀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冰島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因為之前他們大量擴張信貸，欠下了巨額債務，危機爆發後冰島三家最大的銀行破產，三十萬冰島人背負了上千億美元的外債，加上資本市場的虧損，平均每個人背負了上百萬美元的債務。於是，冰島政府決定重啓經濟，將危機時期產生的居民負債一筆勾銷，用三大銀行的稅款來補，受到舉國上下的熱烈支持。
結語
說到這兒，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就快介紹完了，我幫你回顧一下它要回答的幾個重要問題。
首先是貨幣的本質是什麼？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是由物物交換演變出來的，充當交易媒介的特殊商品。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常識，因為從小到大，幾乎每個級別的經濟學教科書，都是這麼說的。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個常識是錯的。因為根據人類學家的考察，沒有發現大規模的物物交換的堅實證據，反而有大量的歷史研究表明，貨幣最初是以債務記錄的方式誕生的，它的核心是信用。它不是一種物品，而是一項技術。現代銀行通過借貸創造貨幣的機制，更是清晰無誤地展示了這一點。
其次是貨幣的這種常識，是怎麼在經濟學中被遺忘和顛倒的？這本書的作者認為，歷史的偶然造成了這個結果，因為17世紀著名的哲學家洛克，在一場重要的貨幣辯論中贏得勝利，並影響了後來的經濟學家。作者認為經濟學把貨幣看作交易媒介，把經濟看作是去掉貨幣之後的物物交換，進而認為貨幣在經濟中無關緊要，對我們看待經濟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誤導。 只有把貨幣看作信用或債務，才能明白它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對造成經濟波動影響巨大，這才是貼近現實的觀點。
第三，關於貨幣是欠債的觀點，如何幫我們更好地認識世界？作者在書中談到了金融危機，他認為貨幣總是傾向於積累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是金融危機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而要維護社會穩定，我們只能採用一些非常規的手段，比如赦免窮人的債務，這在西方有歷史和宗教的傳統，卻對「欠債還錢」的中國古訓構成了挑戰。
不過我認為，讀完了這本書，如果理解了貨幣是債務、同時也是信用的觀點，會對中國的另一句古訓「人無信不立」有更深的感悟。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人無信不立」是一種道德要求，跟人的物質利益沒有太大關係。而當我們知道貨幣就是信用之後，「講信用」似乎多了一層理由。它不僅是一種可貴的精神品質，並且會在某個時候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這就是講信用的巨大價值。」

（失敗者回憶錄0915）
由非常跌入反常

1967年10月港英搞「香港週」以穩定人心，11月無線電視啟播，12月，一夜之間，街頭的真假炸彈突然無影無踪，「反英抗暴」不動聲色地收攤。香港大多數市民發現「粉碎港英殖民統治」原來是虛張聲勢，而港英的堅定維持社會秩序，不受威嚇，也使市民意識到，原來香港是個可以久居和值得珍惜的地方。過客的心理，經六七暴動而有所消減。

暴動之後給香港帶來的歷史性轉變，我當時身處左派陣營是完全預計不到的。我看到的是電視、電台、絕大部分報紙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就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幾乎都一面倒向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措施。為帶風向，新華社派人到各界別宣導，左報的言論，都從「打倒港英」轉為「支持越南抗美」「打倒美帝」「世界革命」等等遠大目標，而淡化香港的「反英抗暴」。大多數在左派陣營的盲眾繼續興奮。可是我和陳凡等幾個朋友私下議論的是：「反英抗暴玩完了」。

我沒有看到香港接下來的盛世美景，反而為「愛國」「社會主義」的理想受挫，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失敗而悲哀。

當然，更感困惱的是，我們一向信任和依靠的「社會主義祖國」，其文革的走向也越來越難以理解了。

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態，雖有香港非左傳媒的廣泛報導，但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在香港畢竟沒有實在的接觸。中國全國的銀幕和舞台僅可以存在的八個樣板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就「神」到不符合人性的不正常境地。所有樣板戲的人物，都沒有配偶，極少有愛情，即有也是暗示性的，或點到即止。《紅燈記》中的奶奶（祖母）不是親奶奶，爹也不是親爹，但稱為「表叔」的革命同志就「數不清」。最神奇的是李玉和從一個重傷同志身上取到的「密電碼」，沒有送出去時柏山游擊隊不見影，連李玉和被捕都不來救，一旦送出去，游擊隊就出現而殺了鳩山。這「密電碼」是什麼革命神器？這不是現實故事，而是神話。

那時江青指示，革命樣板戲要有「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沒有「三突出」的所有中外文化產品就都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主要英雄人物為了革命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欲，以這種非常、實際上是反常的英雄人物去要求人民，只能使全國人都口是心非，人人說謊，社會也就跌入反常狀態。

我那時在心中、腦中仍然盤旋著中外的文學名著。我所讀過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直接間接地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陰暗面。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底層人物，逼視着人性的絕望，讀者彷彿聽到人物的靈魂碎裂的聲音；契訶夫寫了許多可笑的或悲慘的人物故事，他的劇本《海鷗》有兩句對白：「為什麼你總是穿著黑色的衣裳？」「因為我在為我的生活戴孝。」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所有中外文學創作的悲劇喜劇，無論有價值東西的毀滅，還是無價值東西的撕破，都是醜惡現實的反映。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醜陋。社會不會因為這種揭示而變得更壞，反而因這種揭示而響起警鐘，提醒人類去正視、去改正自身的邪惡。一味寫正面人物，強調要發放正能量，不但無趣，而且反常，作品本身難掩虛假，亦在社會散播虛假。

文革的極左思潮，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大道德」——解放全人類，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排隊等丟棄了；人人都知道「大知識」——馬列毛思想，但把「食色性也」這些常識給忘了，或不是忘，而是只做不說，於是一旦改革開放，就物欲橫流。

文革的病毒，藉「反英抗暴」而在香港左派圈中流播。一年多前的1965年同我一起去北京的出版界中人，那時還一味講要「社會化」，避免做「紅面關公」（即隱藏紅底），這時忽然大談在香港要學解放軍「忠於毛主席」；出版界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平日正常的人，忽然哭訴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喚起學習班的人「憶苦思甜」。在左派陣營裡，一切都變得虛假，形式化。

我這時的思想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不斷想到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特別是其中的「二重生活的悲哀」。下一篇再談。（63）

圖1，1967年《人民畫報》的《紅燈記》劇照——角色都是非常人；

圖2，攝於1968年的照片。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偽小編被爸媽從淡水領回家，所以，蒐集土地公的原地小旅行，就順便擴大地圖，把爸媽騙去看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啊。當然，我們要去的十八王公廟並不奇怪，這是北部重要的民間信仰場所，從信仰成型的形式來看，屬於「有應公」一類的陰廟，以祭祀亡者為主。練美雪（2013）的《#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十八王公廟傳說研究》有完整的考究與紀錄，我們稍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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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王公廟的舊時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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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王公。對，我就是想要來拍神秘可怕的「犬塚」（其實應該就是一個合葬的無主墳），但大廟新建，少了風味。三十多年前，我姑姑商人本色，偶而帶我來此，王公廟是要晚上祭拜，所以廟前橋下熱熱鬧鬧地聚集成夜市，肉粽是一絕。兒時膽小不敢入地下室墳穴，現在墳穴已移往平地，略失神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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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肉粽。廟旁一排小攤販仍有販售。爸爸說：「要吃林家的肉粽，什麼都沒包的那種，小小顆的那種，一個阿姨賣的，才夠懷念」。這家肉粽攤販，居然還在，阿姨已經變成老嬤，粽子依然是舊時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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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王公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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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於十七具水流屍與一隻殉葬義犬的故事應該不陌生，這也是大眾傳播最盛的源起。不過，根據練美雪的研究，十八王公的傳說多由口耳，而版本也不一定。她從新聞媒體、《練氏祖譜》、《石門鄉誌》等文本與地方人士訪談，逐步分析推敲出十八王公的真正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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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中，我看見一個有趣的有應公分類：野墓、水流、戰亡、成仁、殉職、車禍、田頭、囝仔、女娘、外人、發財、畜牲、縹緲等13類型（黃文博，1991，轉引自練美雪）。可以作為日後我們蒐集有應公的準則。所以十八王公廟供奉義犬算是畜牲有應公，似乎也不被列入因安撫流水屍的水流有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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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王公與台灣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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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埋無主水流屍是台灣的移民傳統，最初十八王公只是地方一個埋葬流水屍與狗的無主墳。因靈驗而聲名傳開，在70年代後香火極盛，80年代聚集攤販蔚為問題，甚至，還因為靈驗而形成宗教行為與社會風氣上的「功利主義」討論。而後往地方文化特色的轉向，可以說是台灣從經濟本土性轉向文化本土性的象徵（林富士，1995；練美雪，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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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王公的故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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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美雪（2013）這本論文，可謂是十八王公的民俗學，有機會一定要去下載閱讀，寫得極好，資料完備。她總共搜得39個十八王公的故事版本，其間互有脈絡，並非眾說紛紜（這個就跟網路上談得非常不一樣），有「#漁民罹難說」、「#宗親罹難說」、「#鉅紳罹難說」、「#義士罹難說」、「#商人罹難說」。這些故事各自呼應著「漁業」、「移民」、「反共」、「商業」的文化邏輯，有著類似的敘事主軸，但在詮釋時得以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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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故事所以各種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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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上述故事的文化邏輯，十八王公沿此發展出不同的靈驗現象，與不同的群體、場域、事件相關聯。當然，靈驗故事是信仰的重要實踐，靈驗的有效性與敘事性，會反饋加強神威，也形成規範，例如我小時候就常被警告「拜十八王公要還願，不然會遭受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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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靈驗傳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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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守護系列：地方守護神、練氏家族守護神、漁民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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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塵系列：庇佑風塵女子、後演變庇佑演藝人員、庇佑百貨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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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盜賭系列：庇佑盜賭者、庇佑黑道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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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賈系列：庇佑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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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一定聽過上面所有的十八王公靈驗傳說，其他還有「拜香菸」、「要夜間參拜」等，原本我也是聽聽笑笑，但經練美雪（2013）整理後，才驚覺這樣的「有求必應」，背後有鮮明、清楚、豐富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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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狗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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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王公最重要的一個信仰特色，就是「狗神」。對於義犬的描繪，共有五種，包含「#殉死船上」、「#跳入墓中合葬」、「#墳前殉死在合葬」、「#投海殉主」、「#無殉死情節」。整個十八王公的故事，因為「狗」的角色，而轉換了無主孤墳陰暗的氣質，更顯得信仰帶了些正向忠義。（練美雪，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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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就在想，這隻狗到底是十八王公的本體？還是吉祥物？練美雪也幫我們查完了！可以分為「#作為十七人神的同伴」、「#作為十八王公整體的代表」、「#作為十七人神的部將」、「#作為一個獨立的狗神」，狗的地位與象徵，隨著神威與靈驗而轉變。近年，信仰「規劃」有轉向以「狗」為中心的企圖，但似乎沒有很大的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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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十八王公廟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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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趟北海岸十八王公小旅行，不小心讓我看到這本好論文，從自己的練氏家族展開追尋，勘查有應公信仰，貫穿十八王公的整體資料，呼應台灣社會環境變遷，文筆詳實流暢。而且原來已經出版成《#十八王公廟傳說》（2014），我讀到半夜久久不能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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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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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富士（1995）。孤魂與鬼雄的世界: 北臺灣的厲鬼信仰。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2. 練美雪（2013）。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十八王公廟傳說研究。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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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戰與認知戰是什麼？
首先，先說明混合戰和認知戰是什麼，這個名詞曾出現在 2019 年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育中心上校教官黃柏欽發表於《國防雜誌》的〈戰爭新型態－『混合戰』衝擊與因應作為〉一文中。文章中提到，混合戰呈現當前資訊、科技時代的戰爭模式，運用混合與創新、不對稱的戰術、戰法，破壞目標國政經穩定與城市發展，攻擊新聞及言論自由弱點，造成受攻擊目標的挑戰。」而霍夫曼（Frank G. Hoffman）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衝突：混合戰的興起》（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對混合戰的定義如下：未來的對手更加聰明，並且鮮少將自己限縮在他們工具箱裡的單一工具。傳統的、不規則的和災難性的恐怖主義挑戰將不會是明確、清楚的樣態；他們都將以許多形式呈現。戰爭模式的模糊，誰參戰的模糊，以及使用什麼技術，產生廣泛多樣性與複雜性，稱之為混合戰。

而在國防安全研究院所發布的 2020 中共年報則指出，未來在灰色地帶衝突中，共軍戰略支援部隊將扮演重要角色，共軍網絡系統部效法俄羅斯對波羅地海國家遂行的資訊作戰模式，進一步運用體系融合與軍民融合，網路作戰自身單位與外圍團隊，結合心戰基地，推展運用網路戰搭配認知戰的混合戰。

因此我們可清楚明白，面對認知戰、混合戰，台灣所要應對的壓力有多巨大。

面對中國對台的資訊作戰

自上任以來，我就很關心中國對台的假消息作戰問題，特別是國安局的應對方式。去年 7 月國安局增列了「協調整合、部署執行對境外敵對勢力爭議訊息應處有關事項」這項工作職掌；調查局也成立了資安工作站，針對防範中國透過假訊息擾亂台灣社會民心、讓台灣社會產生懷疑民主制度的意義這些認知作戰行為，便需要檢視有加強整合假訊息情蒐的執行效果。

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去年 11 月發表的研究，其中有一項研究發現是：代理人積極參與了中國的資訊作戰。即使其中一些攻擊是由中國發起，但仍有許多代理人放大了這些攻擊。這些代理人扮演聯繫台灣當地製造者或散佈者與中共的中間人角色，使得資訊攻擊的發動者與實際製造或散佈者產生了脫勾的狀況。

中國分別在 2020 的台灣總統大選以及武漢肺炎爆發期間，發動一連串線上與線下的資訊攻擊。此報告依據攻擊者的資本和動機，將中國的資訊作戰者分成四種不同的類型，並根據其在模型中的位置，將其攻擊分為四個模式：外宣模式、粉紅模式、內容農場模式、與協力模式。其中，又以「內容農場模式」和「協力模式」所產生的傷害較前兩者來得大。

國安局對假訊息的工作成果

像是最近的鳳梨事件，中共說台灣出口給他們的鳳梨有蟲害，但台灣農委會請中共拿出證據來，他們也拿不出來，但他沒使用官方發聲、協同媒體、網路，四處抹黑栽贓，這就是一種很經典的認知戰，國安局長也相當認同這就是一種認知作戰。

而去年質詢國安局時，我也要求提供過去一整年的完整的報告，告訴我們已經查到了哪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未來又有哪些相關工作的規劃？我們應該是哪些部會、單位主責處理？今天我們有可能面臨醫療衛生方面的假訊息、也有可能像是現在的農業假訊息，這顯然是跨部會的問題。

國安局長回應說，兩岸事務的主管單位，最主要是陸委會，但也可能和政戰、軍事有關，所以也涉及國防部。

我知道國安局在去年有關假訊息的情蒐和研究有一些初步的結果，掌握了重大假訊息事件、散佈嚴重性和重要節點。那是不是有可能，創造一個跨部會整合的平台，來討論看看這個應該如何處理，可能部會互相支援，且一定要有一個專責的部門！處理橫向的聯絡與垂直的澄清，不分藍綠、部會，一起處理中共的認知作戰問題，面對認知戰的抹黑，可給出客觀的事實、科學的數字，快速澄清，避免認知戰的假訊息滲透台灣。

國安局長回應我，會提供這些清楚的資訊給相關部門。

我也再次提醒認知戰的重要性，「認知作戰」就是改變人的想法，且是用假的資訊去改變大眾的想法，讓你聽、看，但所見到的是他們想引導的錯誤資訊。境外敵對勢力透過這樣的做法，來分化破壞台灣的民主社會，世界上其他國家也開始領略這樣的痛苦。

此外，「溯源分析」很重要，需要了解背後的指揮單位，比方是武警、共青團等等。如此一來才可以找到關鍵人、斷其行為節點。

比方說，民主實驗室研究報告提到的「粉紅模式」，不同於中央發動的攻擊，是由地方性愛國人士或小粉紅製造訊息。雖然和中央無關，但是粉紅模式可能會和地方的民兵和武警有關。有許多武警會加入群組，甚至有教戰守則，包括低級黑、高級紅、反串等教程，有時候會在微博試水溫，再將訊息加以改製、放入粉絲頁或社團散佈，甚至自己經營粉專。這也顯示了中國會使用的資訊戰特色，也就是主導者是會是不同系統、不同單位，便會需要國安局能夠進一步分析出主導者是誰？

提出中國對台灣假訊息的行為模式預判的重要性在於，在能掌握來源後，甚至可以進一步看在某些重大事件發生時，比方一月底、二月初美國軍機在我西南空域活動，或者最近兩會期間，中國對台假訊息的發動者和發動方式，而可以提前截斷這些假訊息的發動，或者截斷其節點。

中共勢力協同在地的認知作戰，我和台灣基進一直都在抵禦頑抗的第一線，但我們永遠以抵禦這類欺侮為優先！置我個人名譽於度外。

台灣加油

2021-03-18，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安局 陳明通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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