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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資本家」張謇的商海生涯｜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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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經科舉入仕是無數文人士子朝思暮想並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而狀元及第，更是科舉士人最高的榮譽，由此可以獲得令人炫目的功名利祿，光宗耀祖。但晚清有一位有幸考取狀元的讀書人，卻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荊棘叢生的創辦實業之路，並最終成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實業家。他就是為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張謇。

「實業救國」思想逐漸形成

1894年，磋跌科舉考場26年的張謇終於考中狀元，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取得了官員的身份。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他卻並未借此在官場中尋求步步高陞，而是轉而投身於創辦實業。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狀元辦廠堪稱令人驚異之舉，但對張謇而言卻決非偶然。數十年在科舉試場中的多次受挫，使張謇耗費了不知多少心血，同時也使其對功名利祿趨於淡泊。最後一次應試純粹是出於孝道，其父隨後病逝，更使他感到「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由是之故，張謇對做官看得愈益輕淡。與此同時，張謇的經世致用與愛國救亡思想日趨強烈。甲午一役中國慘敗於島國日本，深深刺激了張謇的愛國之心，仁人志士紛紛呼籲「設廠自救」，發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以抵禦西方列強的擴張滲透。張謇的「實業救國」思想此時也逐漸形成，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創辦實業的道路。

然而無論如何，當時的張謇以狀元和翰林身份而走上興辦實業之路，可謂是一種「情操」上的犧牲。從一向居於「四民之首」，而且以清高自命的封建士大夫群體中的一員，忽然轉而與長期被視為「四民之末」的商人為伍，這在一般士人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他本人也不是沒有經過思想交鋒。張謇投身實業後，仍堅持「言商仍向儒」，始終以儒商的身份出現。他強調自己興辦實業是為了籌措經費發展近代教育，即由士林出發，經過商賈又回歸士林，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在道義上尋求的一種依據。

創業過程困難重重

1895年，張謇聯合數位商董開始招股辦廠，其間雖經歷了無數的艱難曲折，但他始終未曾動搖。招募商股的過程十分艱難，張謇多次奔走於上海、武昌，有時連旅費都是靠賣字籌措。機器安裝之後，因資金短絀無法收購棉花，難以開工。張謇四處化緣，卻處處碰壁，最後還是依靠一部分地方公款支持，才使大生紗廠能於1899年開工。當時，正值土紗受排擠、機紗供不應求且價格上漲之機，因而大生紗廠開工後利潤較為豐厚，能夠站穩腳跟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1901年，張謇又開始籌辦通海墾牧公司，希望將瀕於荒蕪的海灘改造成為近代棉紡織業的原料基地。這一舉措標誌著張謇的實業活動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從工業擴展到農業。創辦通海墾牧公司的過程同樣是困難重重，僅勘測地界、起草章程、籌集股金、解決地權糾紛、應對狂風巨潮等事宜，就使張謇心力交瘁，難以為繼。到1905年夏，好不容易建成7條長堤和一部分河渠，並開墾了7000餘畝土地，卻遭遇一場連續五晝夜的大風暴，一丈多高的浪潮將已建成的各堤全部沖毀，牧場羊群也幾乎完全失散，使籌建中的通海墾牧公司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但張謇並未因此氣餒，而是想方設法積極補救，在兩年時間內陸續修復被毀的各條長堤。到1910年，經過整整10年的艱苦創業，通海墾牧公司也終於建成。

商海生涯達到巔峰

1901至1907年是張謇商海生涯中的第一個高峰期。在此期間，他先後創立了19家企業單位，其中大多數是以大生紗廠為軸心，直接或間接為大生紗廠服務。1907年，大生紗廠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決定將這19個企業單位合併，組成通海實業公司，由張謇擔任總理。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張謇又陸續投資創辦銀行、船棧、堆棧等十餘個企業，形成了一個以紗廠為中心、實力雄厚的大生資本集團。

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至1921年，大生資本集團在原有基礎上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張謇的商海生涯也隨之達到巔峰。由於大生一、二廠的利潤源源不斷且極為豐厚，為張謇擴張大生資本集團提供了資金條件。1914年在海門開始創建大生三廠，並且擬訂了建立四廠、五廠、六廠、七廠、八廠、九廠的龐大計畫。六廠於1919年開始籌建，但不久流產。八廠在1920年開始籌建。至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4個廠的資本總額已多達770餘萬兩。

除此之外，張謇還擴充了其他實業，尤其是在金融業和交通運輸業方面成效顯著。1918年開始籌辦淮海銀行，次年11月正式營業；所辦大達輪船公司先後自置江輪7艘，航行滬揚、滬海兩條航線；另外，張謇還創辦或協助創建了大昌紙廠、通燧火柴廠以及許多服務性的企業單位；鹽墾企業系統在這一時期也獲得空前發展，到1920年，先後成立了10餘個鹽墾公司。實業巔峰時期的張謇，身兼多個大公司的董事長、總理等要職，儼然成為近代中國實業界的泰斗。

熱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會事業

張謇在近代中國不僅以實業活動著稱於世，同時也以熱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會事業而聞名遐邇。他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地方自治以及文化教育和地方公益事業十分熱心。張謇曾說：「以國家之強，本於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茲善。」1903年，張謇在自己的家鄉通州創辦了師範學校，接著又興辦了通州女子師範學校，這在當時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意識到師範教育對於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加快國家近代化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對創辦師範學校傾注了諸多心血。1904年，張謇又設立了「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具體辦事機構，並相繼興辦了一批中學和小學，1906年創建吳淞商船學校，1914年又創辦了河海工科學校。

在地方公益和慈善事業方面，張謇也曾經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04年，陸續設立公共植物園、新育嬰堂；1905年，創建南通博物苑，此為中國最早建立的博物館；1909年，改良地方監獄，籌議設立導淮水利公司；1913年，開始修築軍山氣象台，3年後建成；1916年，創辦盲啞學校；1917年，所建圖書館和公園相繼落成；1919年，籌建更俗劇場；1920年，創設繡織局、女工傳習所。經過張謇的努力經營，南通逐漸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城鎮，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近代新型城市，他本人也因此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好景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滲透與擴張，從而對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形成強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張謇急於建立龐大的企業體系，投資領域過於寬泛，其結果不僅影響了大生紗廠的正常生產，還導致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惡性信用膨脹。

由於一直找不到解除困境的良策，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虧損越來越嚴重。到1925年，僅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高達900餘萬兩，大約是其資本總額的260%。是年7月，上海方面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部接辦了大生各廠，大生企業系統實際上已宣告破產，1926年，張謇在南通與世長辭。儘管如此，他用畢生精力創建實業、教育和社會公益福利事業的精神，卻廣受後人的好評和敬佩。1929年胡適曾為《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作序，稱讚張謇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做了30年開路先鋒，造福於一方，影響於全國，這種評價應該說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一代儒商張謇的商海生涯，將永遠載入中國近代史的史冊，受到人們的敬重和紀念。


作者簡介

朱英，湖北武漢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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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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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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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名言、綱要 上課地點：大鑑禪堂，二○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堂課之一 梁寒衣老師撰筆，黃麗月聽寫
（《道德經》弘法第12堂二○○八年六月六日授課錄音）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人類一生孜孜，皆不離「寵/辱，愛/憎」、「名利榮華」，本章剖析其華熠皮貌下之於性靈、精神的戕害，直如「繡囊盛糞」；要哉教人「重道忘身」、「愛人忘我」以祛除重累、不負己靈。

◎寵、辱若驚。
──何謂「寵、辱若驚」？〈憨山註〉謂「望外之榮(望外的榮耀)，名為『寵』」，意思是，凡需要外在的「加持」：外在的鍍金、鎏光、榮耀、崇拜、光環，或慕愛、眷顧，乃至他者的眼光和青睞，即已是在「邀寵」、「希冀、希望寵」了！──一旦希冀他者美好的眼光與讚許時，即已是在「求寵、望寵」了！即使是一名上師亦然，當他期待弟子的眼光、崇拜、與頂禮時，便已形成某種程度的「求寵」、「邀寵」──「寵」的幅度、範疇廣袤，外在的榮耀、富貴、權位、聲名……固是一種「寵」，愛與美麗、憐惜、掌聲、喝采、評價、恭維、嘆賞……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更精微地「寵」？世間之人皆希望得「寵」，愈多愈好，更希冀能永永擁有這份恩威、這份美麗、珍愛、與閃光！
──殊不知「寵」往往即是「辱」的來源，在於無常、變異。今日的「寵」，可能即是明日的「辱」，唯因「諸法無我」，人性、人心本就是無常、變異、念念遷流的。取決於要不要「被寵」、「得寵」，本來自於「他者之心」，問題在於「沒有誰能夠把捉另一個人的心(連當人都不能，況乎他者！)」──即使那人是你的父母，是你的丈夫、情人、妻子，乃或是你的上師、道友、菩薩。而建立、依倚在他者的禪柱子皆是不穩的：緣於，取、拔由他，與、奪由他，自作不了主！由是，靠他家的寵愛而建立、形塑出來的自我，定也靠他家的侮辱而崩毀、坍塌。
──「驚」，即「恓惶不安」的樣子。凡夫愛「寵」懼「辱」，恒將「寵/辱」視為一生關鍵、追索的主題，一個命運的手勢。以致既期待、又徬徨，既渴欲、又驚動……太期待、太敏感，由是總於此「境界風」中搖擺熾劇……故用「若驚」來形容：既搖擺、又希望，既騷動、又渴求，且永永難以把捉、主宰！(人類所謂的「煩惱、痛苦」指的即未曾得到所期待的「寵」吧！── 那份期待的愛，期待的位置、聲名、威望與眼目！)；也由是「來時歡喜去時迷」：得「寵」，固是驚喜、驚詫；得「辱」時，一樣也是驚怕、驚狂。不知「寵/辱」、「愛/憎」(寵就是「愛」，辱就是「憎」)本是一把刀的兩面，兩頭蛇的各一端──你才執起一端，另一只蛇頭已舔著紅信翻轉過來啃嚙了！
「若驚」二字表述了兩層意思：既摩劃了生命於此境風兩頭潮起潮落、拍翅掙扎、惴惴不安的形貌；也表達智者智照於此，所採取的敬慎與審慎：「寵」來時，固然諦觀慎明，不必歡喜絕倒、「與之俱去」；「辱」來時，亦一樣諦觀慎明，無庸憤憒絕倒，與之俱去！也只恁麼，平淡如常。(佛法謂：「功德天」與「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隨。參見《達摩四行觀》)

◎貴，大患，若身
──「貴」，〈憨山註〉釋為「崇高之位曰貴，即君相之位」，當然，別忘記〈憨山註〉書於明代，如是忍不住以政治體相來思索。就當代，所謂「貴」所指的，應是各個領域，浮在檯面上，具足光環，能為各類媒體(電視、報紙、雜誌、網路……)報導，集注榮寵、光芒、與注視的，都算是某種程度的「貴」了！無論是商業、政治、文化、藝術、教育、環保各項……自然，也必須是此領域的尖鋒、翹楚、或精英；比如各種閣員、院長、局長……各種影歌星、舞蹈家、音樂家、設計師，或環保鬥士、運動選手……等等。於此多元的世代，「貴」的樣貌，亦開展、分歧而多元。萬頭鑽動，進取、拚搏……無不渴望抵達「貴」、競求「貴」、實踐「貴」(「貴」就是「功成，名遂」的量尺)；可老子卻要說「貴，大患，若身」：此「貴」，如同此「身」一般，皆是眾患所集、眾病所至、眾惱所生之處。
──為什麼呢？在於無此肉軀、肉胎，則疾病、災難、饑餓、燒惱、苦迫……向何處啃咬？無此權貴、尊貴，則醜聞、弊案、謀殺、盜賊、敵手、媒體……又向何處啃咬？──端看世界各國的政治人物，隨其權位、影響的飈漲，則警衛、保全、維安系統更層層嚴嚴、密不透風，即連散步，也得如囚犯般，有個「保全者」監管、照看，即知誠然「貴，大患，若身」了！而一旦為其「貴」──成為各類領域的焦點人物、尖峰人物，即就「隱私」而言，便可能處於全面性地侵奪與敞開中……你的一舉一動、聚聚散散、恩愛情讎……所有所有最最糾結、痛苦、美麗、扭曲、或醜陋、煩惱的……皆刨屍曝骨、點滴晰微地以放大鏡掃瞄、檢視了，同時，繪形繪影、加油添醋，供人笑罵與娛樂。
──古德謂「黃金自有黃金價」，出世間的「貴」與世間的「貴」皆如此，皆有屬於生命、心魂的重資與重價、包袱與責任。而屬「貴」的位置──具足光環與威勢的權力核心，一向如是少而有限，永永浪頭洶湧、擠兌，為無數人類覬覦、艷羨、競奪、構陷、嫉忌、怨害的場域……由是激湍兇險，漂滿人性的棘刺與坑坎。
──「寵」與「貴」，世間之所嗜欲、嚮慕，本章老子卻開宗明義以「若驚」、「大患」定義此二者的本質，要人認清榮貴背底飄搖、燒惱的真相，審視此患禍叢結的淵藪。
以下則是更進一步地揭開、詮解此「寶篋中的毒蛇」。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前以略釋，正因為諸心無常，境緣、境風不定，以是「寵辱若驚」：未得時，固然朝思暮想、忐忑起伏、驚惶不安、思惟揣測；一旦獲得，卻也一樣驚惶不安、難致安穩──懼怕眼前的榮寵、幸福，被各種無常、各種自然、天災、人禍……所剝奪、瓦解(縱使他者不叛變、移易，於此無常器世，也仍叢集著各式各樣儻來的災禍，一個車禍、一場飛機失事、一個突來的癌症病變、不慎的意外牽連……)，自身所握的幸福(那份眷愛、成就或光環)也不過僅如一只玻璃珠、一顆汽泡、一閃煙火而已。由是，未得時固然憂懼輾惻；一旦得致，也一樣憂危怔忡：懼怕不能鞏固、牢守，亦懼怕失卻、剝奪的痛苦與愁惱──這就是「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倘若想邀寵，想受青眼、青睞，那麼，便打算一生成為一名「驚弓之鳥」吧！唯因世間恩寵不定，「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則也「天予之，天奪之」：不知什麼時候將飛走或崩壞，緣於，取決點未必是你！──未必是你的才華，也未必是你的美麗、或能力(難道此世沒有第二個、或其他一樣具足才華、美麗、能力而卻明珠埋滅的嗎？)，而多半為「心風」與「境風」──乃「緣命所之」：是因緣、機宜、甚或他者的一念愛憎與僥倖。
──「寵在下」，唯因準擬「爭寵」、「求寵」、「製造寵」的時候，已使一己處於下方、下風、下位了，僅能依循他者的心風，決定自體的拂擺──無論現實的位階、才華、知識、學養如何，即已打算「矮化」自體，由著他者心風作主、捏塑，決定一己的憂悲愁惱了！……即使一名國王亦然，當他絕望地渴求一名妓女的愛時，便已是她的「俎上肉」了！僅能任她憑藉著自我的愚蠻，把玩、捉捏他的心，嘲弄、羞辱他的愛情與人品(毛姆的小說《人性的枷鎖》，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威瓦第的《阿依達》……等等皆表述了這一類的愛情──或該正確地說，無量愛情皆如此，一旦求其「愛寵」，便自動化地落入下風地帶。)
──「寵」與「辱」的關係，正如親信的佞臣、寵臣、愛妃一般，當君主愛寵之際，即小小一杯酒、一塊肉、一點菓餅……正吃到嘴邊，也不惜忉忉留下與「所寵」共享；即起牀之際，見衣袖尚壓枕在那人頭下，便不惜斷袖，也捨不得喚醒對方(如漢哀帝與董賢)，非如此，不足以表達「寵到極致」、「愛到最高點」！然，一朝失寵，任你「擺爛」，任你積灰塵、長虱子、打到冷宮，也至死皆不相逢，更遑論墓前顧盼上一眼了！〈憨山註〉解釋，古代君主恩賜、恩賞，受寵者一定低伏跪拜、叩謝皇恩、高呼「萬歲！」，未被寵者便只依前高高站立，杵在一旁看著──即知「受寵」的當下，本身就已即是「辱」了(即已不免叩首、頂禮了！)──可惜常人無法直下看穿這件事，只可能又羨又忌望著這個下跪頂禮的人，恨不得跪著受寵的便是一己！──依此觀點，「寵」實就是「辱」之甚！緣於，與/奪由他，愛/憎由他！愈是寵捧至高峯，則其跌墜也必顯得更慘烈、更痛迫、屈辱！

˙寵辱若驚，舉例
一、憨山與太后：太后恩寵憨山，即若宮苑的限制，也寧可摩畫肖相，對著畫相頂禮、皈命，自為弟子。更為了協助他重建火焚的「報恩寺」，不惜日日減食、刪存宮中食饘經費以籌蓋寺宇。沒有太后的恩信、崇仰，於宮闈鬥爭之際，則不可能之於憨山構陷冤獄、重刑拷打，借此牽連、誣陷太后入罪，更不致有此後十餘年的嶺南流放，即連僧衣也徹底剝除。於明神宗母子的矛盾中，太后的「寵」愈深，則神宗的「辱」愈切！──這殊獨的緣命與枷鎖並不屬於尋常普通的僧侶。
二、五祖弘忍與慧能：無五祖弘忍的慧目灼巨、大開大闔，則不可能將衣缽、法信傳承給始來八個月、踏碓修行、連字也不識的「南蠻子」慧能。五祖無所謂的「寵」──唯因禪門風格、體氣如是，誰悟道、誰便傳承；與識不識字、讀多少經藏了無交涉，亦斬決毫不「留情」與「容情」！而僧團人人卻誤以為「寵」，大眾更信願的，為身為首座、威儀堂堂、精湛經綸，能領眾一千的神秀(僧團的行為已是「信不足，有不信」了！──究底誰才是老師、禪師？誰才是明法者、主法者？誰才更具足正法眼與擇法智？)。一眾不肯相信五祖弘忍寧捨担水汲柴、切切相依相隨十餘個年光的神秀，其背底的深沈道眼與法眼，卻轉而搶奪衣缽……伏下了日後六祖隱埋獵人隊中、担任傭賤瑣役、澇苦塵勞十五載的時光。六祖謂「物忌獨賢，人惡出己，辛苦受盡，命若懸絲」──無此「南宗禪」的冠冕、法信，則亦無此「命若懸絲」的憂危辱迫。
三、芙蓉道楷與徽宗：芙蓉道楷道譽高標，震動京師，即連徽宗也愛，賜下紫方袍，號「定照禪師」。芙蓉道楷剛骨孤硬、堅持本志，拒不接受，幾回三番，最終，徽宗震怒，不禁將他逮捕下獄，甚而於他臉上黥字、流放(「寵」之極，御賜紫袈裟；一旦翻轉，「辱」之極，則於顏面上刻字、黥刑！)。稍後，恩赦、平反了，人們建議他，不如洗去顏面上的刺字。芙蓉道楷回答：「這是皇上的加持、恩賜，怎敢洗卻，看作紀念！」如此掛著黥刻的顏面，走完一生──這就是芙蓉道楷的豁達超邁、等觀一味：他就留著這個「辱」當作「寵」；無昔日非常地「寵」(且「寵到」非如此不可！寵不到，就憤憒、刻字！)，那有今日臉上這等好字？然，此「功德天」與「黑暗女」畢竟斯皆如空！
四、呂后與戚夫人：缺乏漢高祖極致的耽溺與愛寵，呂后則未必「創想」出「人彘」這樣一種極端猙獰悚怖、非人非常的摧剝與刑虐，緣於她之其他嬪妃即或殺害、並未酷毒如斯。彌天的愛寵招致彌天的裂毀與嫉忌。由是，「寵辱若驚」意即，於「寵」的當下，就該戒慎、反觀、覺悟、出離了！不該到了「辱」，肌骨猛抽一鞭，刀斧當頭，一無退路，才有所覺知、反省。那太差、太鈍了！

★老子要人看清，人性於「寵辱」(得/失，成/毀，損/益，愛/憎)之際，擦翅、拍擊、掙扎的種種相狀，要人齊齊放下，持平、持淡以之，始有轉身、游御的空間。
須得實實穿透「寵辱若驚」，始能不忮不求，來任其來，去任其去，抵達「寵辱不驚」：不致隨風高舉，也不隨它墮坑落塹。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富貴是大患，即如身體是大患，為何如此？
單看人類一生從早到晚、忙忙碌碌、多少的歷程、掙扎與塵澇，說穿了便是要「養活自己」，且光是食、衣、住、行──此「物質上的安穩」便足以紛紛攪攪忙過一生。然，光是這點還不夠，人，不是動物，尚有精神、心靈、情感的追尋、定位、與滿足。如是只要仔細回觀，便將發覺，我們作了一切種種的努力、拚盡所有力氣，無非僅在安置、安頓我們的身體──這個「肉殼子」，以及肉殼子中包藏悸跳的「心」！(無此「肉殼子」，這顆怦怦悸跳的「心」又向何處聒譟、吶喊？)──可惜，無生不終，無論如何安排安置，努力鞏固、施設，各種生老病死，各種災禍災難，各種儻來的無常、流變，乃至各種身、心的打擊、沈鬱、與苦痛……仍傾軋、翻搗而來！無論如何鞏固、如何圍堵、防禦，一旦有身，便只能算是站在流沙上面，一點一點看它下陷、消磨……因此「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並不難瞭解，僅要看一看一名中風、全身癱瘓的人吧！倘無人悉心料理，則吃喝拉撒皆全在那裡，渾身傷瘍耨瘡、臭垢羶臊。即或有人照護，那些渾身插管的病人們，也自成一組組無聲的煉獄。……倘無此身，怎有此全身腫瘤癌侵、不得自由，分分秒秒皆深沈拍搗的楚痛呢？
──山中散步，看到病傷的蚯蚓，總是千咬萬咬、密密麻麻的螞蟻都在啃噬、食噉著牠，便拿起樹枝驅散群蟻，將牠挑入水窪或山谷間、不會有螞蟻的地方。朋友是重視環保的，即一直強調：「不要破壞自然的程序和軌則──人沒有權利去干擾破壞，不然螞蟻吃什麼！？」
尸鳩王割肉飼鷹。乍看可以如此看待動物昆蟲、自然界，但僅要有一點點想像力，即知那條長身大蟲究底痛澈到何種程度！？山中沒辦法！看不下去！只好執起樹枝，讓憤怒的螞蟻猛然擊噬手掌、袖肘。假使有因地，那就只能是這樣子！──可是，各位想想，那生病究底要不要醫？癌瘤要不要割？中風要不要看護呢？……那不也是殺了身上的細菌、病毒嗎？而細菌、病毒的存在，不也全屬於「自然法則」嗎？是不是全都不做、不救、不對治？所以「知見」很重要。在於若強調所有環保，則人也是自然體系的一層，基於「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概念，若彼不能救，此也一定無須救，那麼，一旦輪到你的時候，則也不用東割西割、號泣著沒有人救、沒有人肯出手施為！佛法日微，正因為佛弟子雖時時喊「無差別相」、「一體等觀」，一旦蒞境、臨境，卻難能「物我一體」的直觀轉換與對待。由是「虛多實少」、難為人敬信。
──有身皆苦，冬寒夏暑，無不逼拶。《雜阿含經》用「無牢，無實……如病，如癰，如刺，如殺」來形容此色身的大患。而南傳佛法根本必修的「四念處」，第一則是「觀身不淨」，要行者如實體會此「有身」的過患、瘡瘤，依此建立「厭離心」、「出離心」；基於無此諦觀與出離，則也無所謂的修行佛法。
──《華嚴經》則謂，唯有初地菩薩始能遠離「五種巨大的怖畏」，即：
一、死畏：一旦有身，則有死亡的威脅與懼怖，無論之於一己，或所親、所愛皆然。
二、不活畏：即「無法存活的恐懼」，包括兩種層次與條件：
1.物質的依恃：飲食、衣服、醫藥、居住、工作……等等。
2.精神的依恃，我們需要父母、師長、朋友……一切所親所愛，亦需要自我的實踐、追尋與定位；一旦失卻其中的某一個、或某一部份，則「活下去」的勇氣、支撐、與力道也將流失、殞滅。
三、惡名畏：畏怖種種「污名化」，種種是非、攻詰、毀謗、污瀆、中傷、凌辱、流言……
四、惡道畏：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等「四惡道」的畏怖。事實上，人類連「黑道」、「惡人」都怕畏，更遑論其餘因造作惡業罪業而墮落的「地獄」等更闃暗、險惡之地了。
五、大眾威德畏：指懼怕群眾、團體的威勢，亦懼怕各領域具足威德、威勢者。比如有人不敢上台發言，或面對大眾則囁嚅不已，懦弱、龜縮、不敢為義理發言。而有人則怕見警察、怕見法官……即往見所崇慕的作家、導演、舞蹈家……也顫慄戰抖。
以上「五怖畏」為生而為人、具足此身，必有的五大過患與畏怖，唯有抵達「初地」始能遠離(注意，是「遠離」，而非「斷除」！)，即可想而知五者之於尋常肉軀的宰制和凌迫了！(關於「五怖畏」，詳請聽《面對恐懼》CD)

◎及吾無身，無有何患？
──除非切確思索、觀修「身體是大患」這件事，深味此「五怖畏」，否則就難以當真認證此結論，更難以進一步平行諦觀「色身，為眾苦所集，是大患；尊貴，亦如同色身一般，為人性癌瘤所集，是大患」此一事實了──緣於，若果真正視身體為大患，那麼，隨時死不是很高興嗎？不是拋棄了此大患嗎？──然，凡夫心怕死，畏死，更慣性的思惟，是視身體為「大愛」；死亡，才是「大患」、「大敵」吧？同時認為，只要我們能活著，能繼續鞏固、維持，則一切都不成問題……凡夫心依此法則而運作，故要參悟老子(或佛法)，則必須棄下舊有知見，循其系統而紮實觀修，依之刷洗沈潛意識基底、累世行來，之於肉身的堅牢執取與惑愛。唯因無能「解縛」正源於之於自、他色身的牢執與愛渴。如是「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正是一名過來人的解脫語，不可只作痛快看。
──關于「貴為大患」，〈憨山註〉援引了兩個例子：
之一，《焦氏筆乘》(註)中的「王子搜」：王子搜的故事出自莊子〈讓王〉──越國人民宿有弒君的慣習，他們一連弒了三代國君，王子搜的太祖父、祖父、父親，現在，是王子搜了！──舊王已弒，如今，他們希望太子繼立，成為他們的新王。
王子搜於是亡命出逃，藏入深山窮嶺、無人洞窟中(其實，既愛弒君，又愛立君──「因地」如此下種，誰敢成為你們的國君？有如此嗜味與慣習，頂好，便學習無君、無政府，自己管自己！)。然，越國人不肯，眾裡尋他千百度，千尋萬尋，也果然追躡到此山洞來。
王子搜沈默不聆呼喚、抵死不肯出來。
越國人即燒薰了艾草，用強烈的濃煙硬將王子燒薰、嗆辣出來(咿，果然是惡國惡民，這是迎接國君的樣子嚒？)，而後，將之強置放於裝飾華美的車乘上。王子搜乃撫著車轅仰天長嘆道：「非我為王不可嗎？便不能捨掉我，放此一著嗎？──」
莊子評述道，王子搜並非厭惡為國君，而是厭惡為國君的過患與弊害。如是寧可藏身山野，只當一名野人、野漢！──這就是「貴，大患」，尊位、權柄中伏藏著大量的過患：人民並非白白地低伏！大眾是有期待、有想像，也有檢視、責求、與幻滅的。一旦幻滅，所施、所行不符大眾的愛憎與量尺時，便又弒君、殺君去也。

之二，楚威王與莊子：楚威王聆聞莊子賢達，請使者攜重金迎聘為宰相，莊子笑而拒絕道：「千金，乃重利；卿相，為尊貴之位。然，且看祭典選為祭祀的『犧牛』吧──那被選中的牛王，皆須先用豐厚的食物餵養三年、細緻照護；及至送至太廟之際，又裝飾、披掛各種文采華貴的繡布繡綺，直謂享盡殊榮！惜哉，正當屠戮之際，彼時即若想成為一隻鄉野的野狐、野豬亦不能──」(引自《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明代方孝儒若非貴為大儒與重臣，其下筆起詔具有一定的威德與影響，則絕不致招來「誅連十族」的禍患。即前述的商鞅、李斯亦然，缺乏卿相極致之貴，則也難有誅夷九族、三族的極致之禍。鄉野鄙夫，至多，也僅是一人、一家斷頭而已。及若當代亦然，不是權貴聲望，不是名聞、名流、名達，不具有一定的光環與吸引，則決難引來叢聚的媒體、傳播，以及各類扒糞扒屎、腥羶嗜血的炒作與炒弄。狀況即如被螞蟻啃嚙的大蟲一般，有此巨大招引的蟲軀，才有此叢聚咂噬的痛楚。
──我們的文化、社會、教育一向視「光環與檯面」──各式的「尊貴榮寵」為生命致力的標的，認為有出息、有志氣、有懷抱、有價值的人便應如是：合該站在光環與聚焦的中心！由是，前浪後浪，人人虎視眈眈、來勢洶洶、有志必得──而立於光環的中心，則永難豁免無盡的嫉忌、瀆謗、敵競、與挑戰。〔〈憨山註〉謂「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冰炭攻心、眾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
˙舉例
從白天鵝至黑天鵝──一名總統的女兒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人生在世，所最愛的兩個東西：一為身體，一為尊貴榮寵，老子都直截破斥為「大患」，要人直視其背面骨底，無盡險巇、箠楚的代價與歷程。洞曉了、剔透了，才可取此位、荷担此「貴」。這是「先放下、超越、明白，才可承担」的哲學。
──意即，榮貴與色身，就個人而言，實是不值取、不足戀。然若有人其立於尊位的原因，直是憂國憂民、以生民為懷抱，則可寄予天下了(意思是，對權柄權位、光環檯面，真正淡泊、出離、超越的人，始可賦予重担、要角)；若其人愛養色身的目的，僅為生命一體、仁民愛物，以慈仁廣推於天下，則可託付以天下(意思是，此人愛惜「法身性命」和「肉身性命」的原因，皆不是為自己、依本能而有的自我保護與戀懼，而是「直以天下人法身、肉身為己任」，則可咐囑寶器、尊位了！)──事實上，無論「人王」或「法王」皆如此，能「主天下」或「主法教」的，皆必須是頂戴生命，能超越自我之於色身與權柄的幻念、渴愛的人。
──徒為寶愛自我，為「私我」的存活和榮顯而掙扎、拚搏的，皆未足以寄託與荷負──端看「南明」，國破家亡，山河隳裂如此，卻不圖收拾恢復，諸王、諸臣、諸將一併忙於內鬨內耗、拚殺爭權，終至殲滅、消亡……即可之老子的語重心長了：私我太重、權力欲太重，僅能導致生民、國土的焦煎、夷毀。
──一個國家、文化、社會，誰當政、誰主權、誰主導，永遠是重要命題；基於任何領域，好權、私欲、諂媚、無能者當權，皆可能向下導致沈淪與劫毀。由周王朝的衰微中，老子已預見列國未來的動亂了，故諄諄其言。
須知，秦始皇僅任用了兩個權力欲望奇大的人，李斯與趙高，即將他征戍六國、締建大秦帝國的無量心血、劬勞一舉掃盪了，影響所之，即連有秦以來近七百年的基業也一併連根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