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站在英女王背後的男人 」,許多香港人直覺而戲稱為「食軟飯」。但菲臘親王與妻子英女王各自是不同的君主立憲責任的個體。菲臘親王行伍出身,1945 年曾隨同夏愨海軍上將來香港,接收殖民地主權,並親眼目睹戰俘走出集口營。那時他尚未與伊利沙伯結婚,而伊利沙伯公主也曾在軍隊中做一個運輸兵。
英女王有一點軍事背景,菲臘親王卻是全職軍人。在性格上的陽剛氣,更可補充英國君主女性性別的限制。立憲的君主本來是虛位,菲臘親王卻虛中見實。每當王室遇到倫理危機,如戴安娜的橫死、梅根誘拐哈里王子而引起的左派意識形態挑戰,菲臘親王形象的存在,加以其百年的閱歷和背景,就如直布羅陀的那塊大山,守護在海峽,接通大西洋與地中海,是非常堅強巨大的一種存在(A massively rocky presence)。
雖然英女王無權,王室是國民文化身份和尊嚴所繫。當王室名譽受損,菲臘親王的形象可以順利補位。若菲臘親王與英女王都不在,形象相對柔弱的查理斯及其子威廉是否能同時維繫,戰後長達七十年英國的民族信心,令人懷疑。
菲臘親王之死,令王室確實頓失支柱。這一點,如同清末恭親王之死,令慈禧太后也缺少了一大支柱。恭親王不但是一個明白人,而且富有經驗,與洋人打交道、對國內改革勢力如康有為等,也有平衡理性的見解。恭親王死後不久,清室正式完結。或許這就是氣數。
康有為 君主立憲 在 陶傑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香港KOL離地出售物業,得款四千三百萬,引起巨大爭議。
KOL是網絡全球化的新行業,粗分為A,消費類與B,思想類兩大種。
A類不需要太高的學歷,舉凡吃喝玩樂,美容湯水、旅遊購物、玄學風水,只要是消費行業內的權威,或俊美外表賣點,即可隨時吸引大批信眾,成為消費行業的教主。
B類則比較複雜——思想必涉及社會,社會必涉及政治,政治在黑暗時又難免涉及民變抗爭。
偏偏香港二十多年又有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因此香港的B類KOL,以過去兩年香港史上罕見發生的社會民變,又可分為兩種:B( I )類 —— 是正逢電子網絡的威力,積極主動參與並策劃社會運動者,為之Proactive 型。
另一種B( II ) 類 —— 是對社會時事反應性( Reactive ) 的評論,這一種,外國比較多,如英國的Piers Morgan、美國的Tucker Carlson。他們在美國大選之時,只是評論兩黨的表現,言論影響力大,如Piers Morgan,率先指出梅根說謊,後來果然證實。但是Morgan不需要領導一場鞏固英國君主立憲的示威運動,因為英美有足夠的議會民主表達渠道,B II 類言論有影響力,不須要海外流亡,西方的意見領袖也不需要悲情型的課金呼籲,但不成為政治領導角色。
中國宋明的書院,已經是中國早期的KOL社交基地。士人變成「意見領袖」,如明代東林黨的顧憲成,曾經身在官場,因為得罪皇帝,貶謫山林,聚而成東林書院,以民意代表自居議論朝政,往往以為民請命為讀書人職志,竟主張「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後來被明政府殲滅。
清末戊戌維新的康有為,亦屬KOL,亦Proactive 的B ( I )型,而且晉身光緒皇帝身邊,成為智囊,雖然並未實質奪取任何政治權力。但康有為等人最初也是以民間言論起家,維新失敗之後,亦擁巨財流亡海外。中國人經歷過康有為,因此,這次引起爭議的人物,屬B ( I ) 類型,不但集顧憲成、康有為若干特徵於一身,而以「康有為現象」的歷史記憶,香港抗爭的一些人,覺得不舒服,也可以理解。
況且康有為海外流亡之後,並無要求廣東省支持他的南海鄉里繼續按月課金,聽他繼續講革命。
以中國帝制政治之專制,香港民主運動的劣勢,中國人政治之在專制之內循環,B ( I ) 類型的KOL,若滿腹經綸,當認識到自己的政治角色。
因為許多KOL都說過:政治無非是一種感覺 ( Perception ),脫手多年前購入的物業,這件事本身沒有問題,但連結到香港數以千被捕的民主抗爭者,其中有許多學生,有很多是窮人,銀碼和身份又被民主派傳媒披露(「連某大KOL也買樓着草了,香港還有什麼前途」——其目的可能是唱衰樓市),而被捕者之中到底有幾多位是聽了網台社交媒體軍師型的策劃、指引參與而導致被捕的,是直接還是間接(在這方面很難有數據),但在香港民運處於創傷(Traumatised ) 狀態之中,在政治上,確實予人的感覺不太好。
對於KOL買樓發表反感意見的,當然並非都是「鬼」,出於眼紅嫉妒者也極可能是少數,但其敵對勢力必定大事炒作,進一步分化,畢竟,這是紛亂的網絡時代。
此事對當事人以至對B 類型整個「KOL海外收費制」有損害(Damage)。唯如何Damage Control ,辦法當然是有的,本人當然無權也不必要挿嘴。
綜觀而論,香港人推動民主,整體來說,過了30年,在政治上還是不成熟。
今晚11點,在光明頂,我和鮑偉聰會再嘗試以一貫公正、理性、客觀、不涉感情的邏輯與事實態度,與大家討論這個複雜的問題。
康有為 君主立憲 在 李怡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世道人生:保護傘 - 李怡
距今將近150年前的1873年,一位名叫王韜的洋行買辦,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他寫的社論常被上海租界出版的《申報》轉載,文章後來以《弢園文錄外編》的書名出版,風行一時。他認為中國不能只學西洋的船堅炮利,那只是西洋的皮毛,而應學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律、選舉和憲政制度。
同一時期,另一位在上海洋行做了30多年買辦的鄭觀應,晚年居澳門寫了本書《盛世危言》,也認為學西方應從制度入手,他指英國的君主立憲最足為中國效法,有議院則民志可伸,「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
這兩部著作,對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的從事變法維新和革命運動,都是深刻的思想啟蒙。兩本書都出自殖民地的港澳,說明中國的改革和革命,思想意識都來自外人統治的租界。孫中山就明言:「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
但中國經歷了改朝換代,至今仍然只是着重從西方引進或盜竊科技,而堅拒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治、選舉和憲政制度。
30多年前的1980年,剛在中國獲右派平反的老報人徐鑄成來港,我對他作了訪談。徐老從1927年就進《大公報》當記者,歷任總編輯和總主筆;戰後到上海辦《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於是到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1949年回中國,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過了20多年賤民的生活,直到1980年。經歷過在國民黨時代被查封,和在共產黨時代被摧殘、精神上飽受凌辱的徐鑄成,他給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中國人社會要有言論自由,只能靠外國人的「保護傘」。也就是只有在外國人統治的殖民地或租界,才有言論自由。
文藝也如此。中國現代作家創作的地域都在上海租界或香港,二戰後沒有了租界,1949年後大陸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最有創作力的作家也枯萎了。沒有了外國的保護傘,中國人就沒有自由。
在英國統治者提供的保護傘下,香港可以看到中國老百姓看不到的所有訊息和資料,可以毋須顧忌說真話甚至說錯話,在思想自由之下,各種流行文化蓬勃發展。
1984年,中國決定1997年在香港行使主權,鄧小平說:「中國人不是低能的。要相信香港人能把香港管治好,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做得到。」
中國人當然不是低能的,中國人可以說太聰明了,甚麼造假、偷竊技術、騙取外國的智慧財產的花樣都想得出來,當權者也本領高強地避開所有限制他們權力的制度。不過正因如此,西方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治、選舉和憲政制度都被拒諸門外。《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香港九七後的憲政制度,在香港成為中國囊中物之後也不斷踐踏破壞,在玩弄權力方面堪稱高手的中國掌權者,怎麼會讓制度對他們行使權力綁手綁腳呢?更何況,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更明言否定普世價值,決不走司法獨立之路也。
香港人在反送中及後續發展的抗暴運動中,舉英國旗美國旗,呼籲美國通過制裁中共港共掌權者的法案,不是崇美崇英戀殖,而只是要求自由的保護傘。22年的經驗使我們知道,要求極權的一國提供制度上的保護傘根本不可能。
經100多年兩次革命和改朝換代,在中國都實現不了憲政制度,那麼在今天,無論中國的掌權者還是習慣奴隸生活的老百姓,都會像籠裏出生的鳥一樣,「認為自由飛翔是一種病」。既如此,我們在掙脫鳥籠的抗爭中,尋求域外的保護傘也是基於歷史和現實的應有之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