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 蔣公逝世46周年紀念 #福編
今天是清明節,也是 蔣公逝世46周年。在今天的台灣, 蔣公被抹黑成殺人魔、拖累者、恐怖統治者,抹除一切功績,並將台灣現在所有正面成就簡單一句說成美國扶持。
如果真的只是美國因素,那本來 #和美國更親的菲律賓 與 #美國後花園的古巴,為什麼會在兩蔣統治期間與台灣落差如此之大呢?
如果能在毛澤東時期擋住共產黨只是靠海峽,那美國又是如何保不住與共產政權還隔著大洋的古巴,如何保不住剛果共和國、衣索比亞、安哥拉、索馬利亞、貝南、莫三比克那麼多的非洲國家呢?
站著說話不腰疼,綠學者與覺青在 蔣公創造的安全環境中成長,再來批評抹煞 蔣公的作為,實暴露台灣未來之黯淡。
蔣公並非完人,但以中國千年與亞洲近代領導者間觀之,仍為偉人無誤,茲奉上綠營與覺青最愛的日本乾爹對蔣公的12項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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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副首相福田赳夫(福田 赳夫 ,1905.1.14-1995.7.5)
1975年4月6日,福田談話稱:「蔣總統是世界的一大偉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四巨頭中享有高壽的一位。」
2.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井出一太郎(1912.1.4-1996.6.2)
1975年4月6日,井出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一個「非官方」談話:「……蔣總統在本世紀初曾留學日本,並有很多日本友人,為深受日本國民欽佩、敬愛之人物。渠(他)一生與現代中國歷史息息相關,亦為一部中國現代史,深信其豐功偉績將永遠留存人類之記憶中。……」
3. 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岸 信介,1896.11.13-1987.8.7)
1975年4月6日,岸信介表示:「我們失去了一位偉人……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我們不可能忘記蔣先生為日本所出的力。雖然日本軍方在中國造成了一場風暴,但是他把日本人遣送回國,不把任何人當作戰犯。他反對蘇俄分裂日本,並運用他的力量,保存了我們的天皇制度。他協助日本戰後的混亂,並協助日本奠下復興的基礎。」
4.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しいな えつさぶろう,1898.1.16-1979.9.30)
1975年4月6日,椎名悅三郎談話稱:「我想大多數日本人都在悲悼亞洲的偉大指導者。尤其蔣總統與日本之關係很深,哀悼之念格外深切。中日間實務關係,因蔣院長早已掌握中華民國之實權,料將不會有影響。惟蔣總統係亞洲偉大的領導人,他的逝世難免對世界有所影響。」
5. 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佐藤 栄作,1901.3.27-1975.6.3)
佐藤榮作於1975年4月6日談話稱:「日本將永遠難忘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給予日本的大恩大德。最令日本人難忘的一件事就是,蔣總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日本以德報怨的恩惠。」
1975年5月27日佐藤榮作出版之日本《產經週刊》緊急增刊〈悼念總統蔣公〉稱:「……蔣公是一位學識非常豐富的長者。……蔣總統還是使好多日本人免於餓死的救命恩人。大約是昭和二十四、五年間,日本遭遇到空前的饑餓,數月之內竟餓死了近百萬人。農林省希望通過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向緬甸、泰國買米進口,作為緊急措置,但是沒有行得通。在一籌莫展之時,蔣總統從當時的臺灣省糧食局長李連春聽到那情形,即刻批准進出口十萬噸白米,緊急運到日本濟急。當時日本在占領之下,所有進口的糧食全以盟軍總部發出的形式發表,不註明來源,所以當時日本官廳的記錄中亦沒有明記為臺灣進口的緊急濟米,但是這是我從李連春(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本人那兒直接聽到的秘話之一。……」
6. 日本報社《朝日新聞》
1975年4月7日《朝日新聞》社論〈蔣總統逝世〉稱:「……蔣總統的卓越功勳,由於其領導八年抗戰勝利而達到頂點。中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由被列強蠶食之『半殖民地』狀態一躍而成為與美、英、法、蘇並列的世界五大強國之一。……」
7. 日本報社《每日新聞》
1975年4月7日,《每日新聞》社論〈以德報怨的人〉稱:「……蔣先生反對討論廢止日本天皇制,戰後並反對盟軍分區占領日本,這些恩德,對於多數的日本國民而言,實在難以忘懷。……,蔣經國上台以後將可能是一種「現實、合理路線性濃厚的融和政策」。
8. 日本報社《產經新聞》
1975年4月7日,《產經新聞》社論〈悼念蔣總統〉稱:「……蔣總統為辛亥革命後六十年來……日本投降時,毅然宣告『以德報怨』,使日本軍民安然返國。……」
9. 日本報社《讀賣新聞》
1975年4月7日,《讀賣新聞》社論〈蔣總統逝世之後〉稱:「……蔣先生的國民政府時期,由於日本多年的侵略,使中國生靈塗炭,然而蔣先生卻不念舊惡,於日本戰敗之時,採取以德報怨的寬大措施,使吾人深為銘感。蔣先生為一民族主義者,亦為愛國者。蔣先生主張『一個中國』,並堅決拒絕『兩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臺灣。』……」
10. 高田第13師團師團長長岡外史
蔣介石在日本振武學校就讀三年,1910年第十一期畢業。畢業後,蔣在野炮兵第19聯隊入伍,據長岡外史在回憶錄中稱,留學時期之蔣君,才能膽略,內蘊不露,說不出有什麼出人頭地之表現。要讓蔣與普通士兵一樣去掃馬房時,蔣之面上即顯出悲憤之色,那種氣慨,幾乎無人敢當。當然,令師團長吃驚是,蔣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時,特意走訪他,這使長岡對此頗感意外,而蔣臨走時,特別寫下「不負師教」四字。長岡驟然感慨,蔣能有今天,大概是因為有這類美德之緣故。
11.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準教授松田康博
松田康博認為,蔣在中國大陸時,曾經因為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及中國抗日戰爭勝利,而獲得相當高威望。但是因為國共內戰失利以及在台灣實施威權統治,導致他在領導台灣時被恐懼和討厭。正因為蔣在政治經歷有大起伏,對他評價毀譽參半。蔣為維持軍民士氣及內部向心力,故意模糊戰略意圖。蔣認為整個中國國民黨統治體制受到衝擊。蔣已經做最壞打算,下決心撤往台灣。蔣早就了解到中國大陸很難保住,遂一邊大喊死守中國大陸,一邊按部就班準備撤往台灣。
蔣利用撤往台灣時機,排除地方派系,進行國軍中央化。蔣為鞏固權力及計畫反攻,整編軍隊,實現肅清地方派系目標。蔣下野其實是戰略性行動。蔣有意透過引退,使李宗仁等和平派人士徹底失敗,俟令他們擔負起失敗責任後,再行復出。國軍藉由撤退行動,透過陳誠與孫立人進行,將地方派系部隊解除武裝、整編、裁減人事,進而完全將其解體。而蔣長久以來想達成國軍中央化之目標,透過國共內戰敗北,以及其勢力獨佔海上運輸而達成。蔣早已料到中國大陸失陷,遂有將在中國大陸各地方派系肅清,好在台灣重新出發之考量。
蔣用下野之方式,讓人們陷於困境,以強化政府內部對自己之向心力。蔣讓行政院長閻錫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撤退到台灣。蔣以撤退到台灣為契機,達成他政治戰略基本目標。蔣目標是透過行使中國國民黨總裁職權,將資源集中於作為撤退目標之台灣,退到台灣後復行視事,重新建立黨政軍體制,再藉由美援恢復確保台灣安全,然後完全維持法統,待機反攻大陸。特別是在人事戰略上,蔣發揮絕妙手腕。而蔣之政治戰略,與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撤退到重慶作法相同。就是遇到危機時,先確保撤退據點,把資源集中後再重整,好面對下一次作戰。這種戰略,可以看出他身為一個軍事領導人之特質。蔣利用撤退到台灣之時機,強化自己權力基礎與正當,可以看出他善於在逆境求生之領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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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公千古,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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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身價最高的華人畫家常玉,最終走的時候只是一塊水泥板,板上寫著編號,因為他連自己的墓也買不起。
文/李舒 /《山河小歲月》
在巴黎的某一天,我刻意起了個大早。
橫穿這座城市,四十分鐘之後,我到達了北郊。剛從地鐵出來,便感受這裡的蕭條。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臉上充滿倦怠和緊張。
經過兩個溫州人開的超市,躲過一個黑人,他迎面朝我走來,似乎想和我說點什麼,我嚇得掉頭走掉。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直到看到那個做墓碑的工匠,我才確定,今天的目的地應該不遠了——
Pantin公墓。
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公墓,許多墳連名字也沒有。
這裡有許多都是租用墓地,租約期滿,遺骸就會被挪去另一個公用墓穴之中。
編號1296 TR 1966的墓穴主人,就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危險。
1966年,是常玉去世的年份。下葬時,沒有一個親人。付錢的是一個叫Jean Toan的越南人,他是法中社區服務協會的會員,和死者沒什麼交情,他付了三十二年的租金。
三十二年,1998年8月20日到期。
1997年,距離租約到期還有一年。一年之後,那墳冢中的亡魂,將要再次被打攪,他的遺骸要被送去別處——也許徹底湮滅,沒有人知道。
而這時,死者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正四處尋找他的墓地。
這位朋友便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他寫了一本叫《美國人》的書,被稱為現代攝影的「聖經」。
弗蘭克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Pantin墓園,他為墓地續費,並出錢雇人修葺已經荒廢坍塌的墳地——那其實稱不上是墳地,因為只有一塊編號為TR/1296/1966的水泥板。
如果沒有弗蘭克,那常玉也許只有這個編號,可以作為證明他曾經存在於世的痕跡。
我站在這墓碑前,距離弗蘭克修復這塊墓碑,又過去了19年,光陰荏苒。
終於這一次,他恢復了自己的名字——中文和法文都有。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家鄉中國四川一個叫南充的小縣城,那𥚃的人們會把「常」念作「San」。
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名字是一文不名的。他的畫作,在巴黎的市場里成捆出售,不過數百法郎。
1971年之前,我查到的台灣美術雜誌《雄獅美術》,席德進寫了寥寥數筆的常玉,評價還是「終生失敗的畫家」。他向常玉要了兩張素描,這時候,他肯定不會想到,常玉的畫作,在日後的拍賣市場上可以賣出1.28億人民幣的天價。
常玉的作品,初看是稚拙的,然而卻總讓我眼眶一熱,稚拙的背後,隱藏著畫家一顆最純淨的心,靜悄悄地在那裡。我愛他那雅致的設色,粉是不一樣的粉,藍也是不一樣的藍。
他愛畫女人,席德進的文章,揣測常玉是被女人和性毀掉的。我並不這麼認為,他更像是女人的密友,充滿真誠地贊頌著她們的美。只有徐志摩懂得常玉,《巴黎的麟爪》的文章,大約是常玉唯一一次袒露心聲:
「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現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成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他喜歡做四川菜,並且認為,中國菜餚之所以不能在世界嶄露頭角,是因為「外觀不夠美」。所以他做的中國飯,擺盤和造型都是藝術範兒的。他的法國朋友達昂吃過他的釀魚,還有豬腳湯,都大為贊嘆。他還建議常玉把自己的手繪菜譜寄給ELLE雜誌,常玉照辦了,然而石沈大海。
如今,在我們津津樂道於airbnb這樣的「分享經濟」時,他很早就和紐約的朋友約定,互相交換各自在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工作室。
這位朋友,便是為他重新修復墓地的弗蘭克。
時間回到1948年。
24歲的羅伯特·弗蘭克已經在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他對為這份時尚雜誌拍攝時裝毫無興趣,於是決定辭職,打算去歐洲發展。
弗蘭克的目的地是巴黎。
他開始籌備自己的歐洲之行。芭莎雜誌的同事告訴他,有一個從巴黎來的叫常玉的藝術家準備到紐約尋找一個住所,可以和他交換工作室。他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這一年,常玉48歲。
常玉敲響了羅伯特·弗蘭克位於東11街53號的家門,兩位日後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載入史冊的藝術大家,就這樣成為了室友。
弗蘭克喜歡常玉,他驚訝的發現,這個中國畫家在生活中,其實很少談及藝術,他更願意談一種自己發明的運動——「乒乓網球」。這是常玉發明的一種結合乒乓球和網球特點的運動,其規則同網球,但是用一隻類似羽毛球的球拍來擊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場面積要小於壁球場地,全場漆成紅色,以白線圍邊,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皆可。弗蘭克曾描述過常玉在工作室內開闢「乒乓網球場」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搬空,接著他非常認真地乾了幾天,房間被漆上顏色,非常漂亮,可惜當時我忘記拍下來了。」常玉對這項運動真心熱愛,他四處推廣,雖然和他投稿給ELLE的菜譜一樣,失敗了。
弗蘭克和常玉在一起的時候,做飯是常玉的事,因為他喜歡烹飪。據說,有一次,常玉在哈林區花1.25美元買了一副豬腰和捲心菜、土豆一起煲湯,作為兩人的主食。這樣吃了幾天後,他們兩人的臉部和身體都起了水泡。「我意識到廉價的中國生活是危險的。」弗蘭克評論道。
最終,弗蘭克沒去成巴黎,但和常玉一起共用工作室的兩年,他真心欣賞常玉的作品,並傾盡全力幫助常玉出售這些作品。
弗蘭克曾經試圖說服自己的表哥,一個法國商人,買常玉的一幅小畫。法國人不想出錢,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機交換。常玉當然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機。」1950年,弗蘭克還曾為常玉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巴撒朵畫廊(Passedoit Gallery)舉辦了一次個展,展出常玉從巴黎帶來的那29幅畫作。
然而這次展覽的作品,一幅也沒能賣出去。
二
弗蘭克覺得很內疚,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常玉早就習以為常。
他已經48歲了,幾乎經歷了人生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挫折。
1921年,風華正茂的常玉和徐悲鴻、林風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四個字放在常玉身上有點不太合適,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有做絲綢生意的長兄常俊民——常家大哥經營著四川最大的絲廠,為他在巴黎的小資生活提供一切經濟支持。
常玉的生活被其他留學生所羨慕,他穿著講究,除了繪畫,還喜歡打網球。大家最常見到的常玉,是一個人坐在穹頂咖啡廳後面的位置,面前的咖啡杯已見底,他和每個人說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們今天好嗎?」
他有錢,於是經常請大家吃地道的中國菜。錢花光了,他也從不窘迫,朋友們記得,他會帶著一抹奇特的微笑說:「我今晚有個約會,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嗎?」
與徐悲鴻等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接受正統美術訓練的中國畫家不同,常玉選擇了進入一家私人學院「大茅屋畫院」。無論什麼人,買了門票就能進入畫院參加速寫班,每天下午2點到5點,或坐或站,對著模特畫畫。第一小時慢寫一次,第二小時慢寫兩次,第三小時畫速寫,模特每五分鐘換一次姿勢。學院裡沒有老師,只有負責掐著時間號令模特換姿勢的班長。常玉在這裡非常出名,他用毛筆作畫,有時不畫模特,專畫周圍的人,並且無論男女老少,一概畫成裸體,所以大家一遇到他,就會圍上去。
那時的常玉,可謂春風得意。
常玉的作品,也最早進入了歐洲主流社會。
1929年,巴黎大收藏家H·P·侯謝注意到了常玉的作品,他在日記里誇獎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在起步中」。侯謝是畢加索、杜尚等人的經紀人。侯謝的大量購買,使常玉的作品開始被法國畫壇注意及收藏,並多次參與秋季沙龍及獨立沙龍展,特別是在歐洲地位很高的法國杜勒里沙龍(Salon des Tuileries),常玉在巴黎有了不小的影響,他的名字亦開始登錄在《法國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年鑒中。侯謝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他與常玉的社交活動,例如與西班牙裔藝術家貝德魯·潘納一起射飛鏢,在常玉的畫室吃中國菜等。
侯謝在1930年4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在常玉家中吃飯。他從材料的準備開始,精心烹調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餚,真是迷人。他出示了數件於塗滿色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的新作品,我買了兩小件。」
這時,無論是徐悲鴻,還是林風眠,都遠遠沒能達到常玉的程度。他看上去,將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主流藝術界的中國人,乃至亞洲人。
三
可惜,時間不能永遠停留在1929年。
1931年,是常玉一生的轉折。
這一年,他的妻子「馬姑」因為懷疑他出軌,而與他離婚。這當然是最後的一根羽毛,瑪素對常玉大手大腳花錢的態度早有不滿,他甚至曾把妻子母親留下的遺物首飾送去典當行。
也是這一年,他的大哥常俊民罹患肝病去世了。常玉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根據大哥的遺囑,他分到了一筆錢。但回到巴黎,他似乎忘記了,這是最後一筆錢,於是很快,這筆錢被他花光了。
沒有了大哥,他以為侯謝會成為他的新支柱。然而沒有。
1932年,侯謝給他寫信說:「好像我們彼此都要多佔對方一點便宜。」
然後,兩個人結束了合作關係。
常玉不願意巴結那些畫商,也不願意為了客戶們的要求改變風格。日本人藤田嗣治雖然比常玉早來,畫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裸女,他的作品一直被人視作不及常玉。然而,藤田在處理畫商的關係上很有一套,很快,他的作品開始流行了。而常玉依舊保持著一個藝術家的獨立個性,他曾經立下一個規定,來買畫的人,不准對創作風格指手畫腳,不准更改,畫前付錢,他甚至拒絕和畫商合作,聲稱「千萬不要上畫商的當」。
因為常玉的堅持,我們今天見到的常玉作品,是一以貫之的,從沒有一點一滴的媚俗,做他自己: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瞭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四
1950年,常玉離開了紐約,返回巴黎。臨走時,他把那沒有賣掉的29幅畫都留給了弗蘭克,以答謝這位朋友的慷慨支持。
弗蘭克和他的友誼並沒有中斷,只要去巴黎,他都會去探望常玉。弗蘭克也介紹了一些朋友給常玉認識,這些朋友成了常玉晚年的摯交。
但常玉仍舊是孤獨的。
回到巴黎的常玉並沒有擺脫窮困,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窮困。他雇不起模特兒,於是剪下雜誌上模特兒的圖片,按照圖片中的姿態繪畫。他印不起名片,於是收集用過的地鐵車票,在票面上貼以小紙條,再寫上他的名字。
1966年夏天,常玉對好朋友達昂說:我開始畫一張畫。
達昂:是什麼樣的畫?
常玉:您將會看到!
達昂:那要等到幾時?
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
過了幾天,常玉邀請達昂去觀看,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他用手指點著這只動物對達昂介紹道:這就是我。達昂說,說完這句話,常玉笑了,那是中國人特有微笑。
這幅畫,叫做《奔跑的小象》,這是常玉最後一張畫作。
8月11日,常玉邀請幾位朋友來住處吃宵夜,照例還是常玉做飯。他用的是瓦斯爐,朋友離開之後,他沒有把爐子關好。
第二天早上,常玉曾經打工過的翠華樓老闆侯成庚去見常玉,敲門不應,又發現屋子里散髮著奇怪的氣味。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滿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經躺在床上去世,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
他一直戴著的那枚翡翠戒指,也不翼而飛了。
達昂的記事本里留下了常玉最後的地址:Ségur-67-11,沙坑街28號。我也去看了,一個標記也沒留下。
席德進介紹常玉的那篇文章,是重新發現常玉的開始。儘管,他對於常玉的評價並不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這樣一句話:
由徐悲鴻時代,經過趙無極時代跨越到了我們這一代,不知期間有過多少美麗的夢,美麗的愛情,這些都像巴黎的春天一樣悄悄逝去了。
……
1997年,距離常玉與弗蘭克的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一年,弗蘭克把常玉留給他的畫作在台灣拍賣,所得捐給耶魯大學成立了「安德烈·弗蘭克基金會—常玉獎學金基金」,用於每年資助兩名中國藝術青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學習。
想想年過七旬的弗蘭克終於找到了常玉的墓穴,站在那塊水泥板前,他的感想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