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物年代判斷原則:創世論或生命史?
由於宗教文物長時間使用,和宮廷皇室貴族以審美擺設為主、罕有磕碰的文物不同,老化或缺損導致重修之舉,係家常便飯,尤其神像與匾額,常常在寺廟重修之際也隨之整修。以鹿港天后宮大聖母神像為例,神像本體椅背有款,中央為「舊祖宮大聖母」,上款為「同治十二年造」;下款為「閤港公立」;不過,神像正面左下方裙擺上卻以漆線留下「民國四拾壹年 蒲月重修」之年款,顯示粧佛匠師利用巧思以不影響整體美觀考量下留下修繕的記錄。
另外,據傳在清初迎自湄洲祖廟的鹿港天后宮湄洲二媽,其身體背後漆線同樣有「勅賜」「同治壬申」年款,顯示神像本體製作後,身上粧佛已「剃面」(或稱「洗身」)後再重粧神像。若以漆線作為神像雕造年代,恐與真實年代有所出入。
而寺廟文物中,最常一再重修的文物莫過於匾額。苗栗中港慈裕宮「允王惟后」匾,因其上款「大清同治拾参年仲冬之月重修」,下款「欽命臺灣掛印總兵官武隆阿贈」,故廟方《中港慈裕宮志》衍生出一段傳說:「清穆宗同治帝,龍體違和,慈禧太后亦抱恙。欽命臺灣掛印總兵官武隆阿鎮臺,聞中港慈裕宮媽祖靈異,特來祈求賜藥,果如靈效。太后降旨武隆阿於同治十三年獻立此匾。」不過,同治十三年武隆阿早已結帳買單去了,這樣的說法不成了明代的劍斬清代的官了嗎?透過歷史文獻的梳理、工藝製作的考察,配合文物材料與科學分析,可以發現該匾年代是一種動態過程。
「允王惟后」匾中央的板材經檢測係杉木,而漆層經分析屬於日治時代以前常見的礦物彩,另外,匾額上方懸掛用的鐵釘係以手工打製,也是屬於日治時代以前常見的做法。至於上下款,光緒20年(1894)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卷六〈坊匾 竹南堡匾〉述及:「允王惟后匾:在中港街內天后宮,欽命臺灣掛印總兵官武隆阿贈 年月闕。」 也就是原來上款在清末是缺的。不過,民國66年林衡道《臺灣古蹟集第一輯》與民國68年許葉金《中港慈裕宮志》, 則已記錄上下款為「大清同治十三年仲冬之月重修;欽命臺灣掛印總兵官武隆阿贈」,與今日所見一致。這表示上下款應是光緒20年以後到民國66年以前所添補。
拙作指出,原匾應是嘉慶22年(1817)由福建臺灣鎮總兵武隆阿所贈,透過臺灣其它武隆阿傳世古匾的落款年代與官銜推測,其上款應為「嘉慶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年穀旦」;下款則應是「乾清門侍衛鎮守福建臺澎掛印總兵官阿勒精阿巴圖魯武隆阿敬題」。 目前所見上下款的同治年款與官銜,係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遷臺期間因脫落而補,為求一致性也將下款字體換成風格一樣。
透過前述神像以及匾額實例的分析說明,寺廟文物年代研究往往需要同時結合藝術史(工藝研究)、歷史考證與材料科學等跨領域合作與各方訊息的交集、判讀,方能貼近其「製作之原始」。而且由於它們經常重修,因此其年代,應該以動態的生命史概念來分析。
參考資料:
李建緯,〈臺灣寺廟傳世文物年代判斷的反思〉,《美的科學-風格‧鑑定‧修復》(台南市:台南美術館,2019年),頁449-494。
李建緯主持,「106-107彰化縣鹿港天后宮24組具古物潛力之文物調查研究計畫」,彰化縣文化局委託,逢甲大學歷文所執行,執行時間2017/8/10~2018/8/9。
李建緯、張志相、林仁政,〈匾額年代的歷史與科學分析:以中港慈裕宮「允王惟后」匾為例〉,頁8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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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手記:建築的眼睛,歷史的見證
#匾額 懸掛於建築物本體之醒目處,加以字體斗大,令人無法忽視,萬萬不可馬虎。於博物館展示,本體的獨立性增強。回到其本質,是為附屬於建築體的重要眼睛,與場域空間緊密相繫。除了 #孔廟御匾、#王得祿贈匾 外,我們又對匾額認識多少?本期帶來40多方匾額,昨日新聞,今日故事,「你看歷史時很遠,你看匾額時很近」。
🔸本期主題:#御匾——懸掛的歷史
應該沒有比「御匾」更堂而皇之的歷史文本了。它創造出一種共同地集體記憶。所有政權的遞嬗、神明的奇蹟、戰勝的紀錄,甚或是一段淒美的愛情,種種難以言說者,都在那高懸的建築體中央確立為普世價值,都在那難以忽視的大字中被宣告為事實,都在帝王楷書、九龍金邊的保證下,成為正懸在日正當中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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