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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by 物流老司機

［零：前言］

近一年來，受到疫情的影響，航空客運幾近停擺。人流嘎然停止，四肢癱瘓，物流卻像顆不放棄的心臟，持續跳動朝四面八方輸液，替全世界的經濟保住一線生機。在油價走跌的加持之下，各家航空公司的貨運業務逆勢竄起，成為營收與獲利的重要支柱。全球30大航空公司裡，僅有四家業者有獲利，台灣的華航和長榮就佔了榜單上的兩個名額 ，貨運部門從深夜墊檔節目躍身成熱門八點檔，組員的生活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敝公司擁有18架747貨機，數量居全球之冠。這架經典的空中皇后，機艙胃納量大，也因為貨運的榮景，迎來遲暮之年的第二春。以下所提的貨機組員，皆是以747機隊飛行員為例。

貨機大部分是往美國飛的越洋長程航班，就算是偶爾穿插的區域短班，出發時間也多在半夜。組員晝伏夜出，活動範圍離不開貨機坪，也甚少進入旅客的視線。身處同一間公司，掛著同一個職稱，穿著同一件制服，客機組員也不見得了解貨機機隊的生態。

若要剖析貨機組員的生活，不外乎從這幾個關鍵字下手：［班表］、［外站］、［安克拉治］，還有無可避免的［隔離］。組員背景天南地北，男女老少或有差異，但八九不離十，生活和話題都脫不了這幾個重心打轉。

［一：班表］

無論客貨機，無論長短程，每個月的一張班表，主宰了組員30天內的生活。生活兩個字筆畫不多，但鉅細靡遺，包山包海，充滿各種變數。

如果班表是一道料理，那麼熬夜和時差，就是長程機隊飛行員的主菜，無從替換，也往往是雙品招待。

同是吞著熬夜配時差，但客機和貨機組員吃的菜色不同，滋味更是南轅北轍。長程客機的派遣，多是單點來回，例如直飛紐約、法蘭克福、雪梨，在當地休息一到三天不等，然後飛回台北。貨機的派遣模式較為複雜，飛往美國內陸的停靠航點較多，天數也拉得較長。舉例來說，貨機組員出門派遣一趟的班表常常是這樣：從台北飛大阪，落地中停2小時，繼續從大阪飛安克拉治，在安克拉治休息40小時，飛去芝加哥中停2小時接著飛西雅圖，在西雅圖休息18小時，然後飛回台北。

離家飛個長班，以下例子是客貨機的差異，一目瞭然：
客機：台北－紐約－台北
貨機：台北－大阪－安克拉治－芝加哥－西雅圖－台北

疲勞很難量化，不同機隊之間的作息也無從比較，但貨機組員的班表較為複雜，航點也較多，起降比較頻繁，隨之而來的風險也較高。另外，貨機組員要面對的另一個挑戰，是在美國內陸各航點間的時差。以安克拉治為基準，西雅圖快了1小時，芝加哥快了3小時，紐約快了4小時。組員在多航段執勤後，在不同外站休息後，必然會面臨跨時區的副作用，就是日照時間與生理時鐘的紊亂。

［二：外站］

如何在外站調整作息，也算是組員工作的一部分。無論身處東西半球，在外站下班之後，得在或長或短的休息時間內，想方設法讓錯亂的生理時鐘重開機。如何實作，人人自有心得，各憑本事。文的武的方法不拘，只要在下一次上座時，在握住操縱桿之前，能夠撐起眼皮敲醒腦袋進入飛航模式，那就是好方法。

客機會停靠的外站，無非是觀光勝地，或是人聲鼎沸的都會區。疫情之前，組員在外站能抽空遊歷知名景點，跋山涉水尋幽訪勝，品嚐四方美食，體驗異地風情，這是辛勤工作之餘的福利，一點小小的犒賞。就算只是暫時離開旅館，在市區搭車或鄉間散步，讓風景流轉，也是種調劑與沈澱，好轉換心境迎接下一趟任務。

對貨機組員來說，常會頻繁飛往美國內陸各大貨運站。最具代表性的外站，就是安克拉治。無論搭配的是紐約、亞特蘭大、芝加哥或邁阿密，安克拉治都是必經的門戶。ANC三個字未曾缺席，按月換個日期烙印在班表上，有時候一個月還得造訪兩次三次。貨機組員的第二個家，就是安克拉治。

［三：安克拉治］

飛機航程越遠重量越大，飛行時耗油就越多。以747貨機為例，受限於最大起飛重，在油箱加滿的情況，可以飛到13小時左右，但只能裝進約七成滿的酬載（Payload，賺錢的貨物重量）。若要增加酬載，勢必要減少飛時，不能飛得太遠。簡言之，載得重就飛不遠，要飛遠就得減重。

因此位在阿拉斯加，離台灣約8個半小時的安克拉治，就是一個很好的中停點。安克拉治人口數和新店差不多，機場貨運量卻是全球排名第五大。Fedex和UPS是主場，華航、長榮、大韓、國泰都是常客，AN-124偶爾出沒，運氣好一點還能遇到全球最大運輸機AN-225。飛機從台北出發時可以裝滿酬載，在安克拉治落地補足油料後，接著往美國其他航點移動，例如6個小時外的紐約，7個小時外的邁阿密。除了位在美西的洛杉磯、舊金山、西雅圖，要飛往內陸或東岸的航點，飛機大多以安克拉治當作進出的中停點。

機坪內偶爾會出現三架自家貨機比鄰的景象，例如左邊的從大阪飛來要再戰芝加哥，中間的要先飛邁阿密再折返跑去西雅圖，右邊的打了一趟紐約來回終於要踏上歸途朝台北前進。此起彼落，你來我走，輪番上陣排隊卸甲，燒肝打拼都是為了把滿機腹的酬載平安送到目的地。

飛機地停加油，只消數十分鐘後即可再度升空，不曾聽過機器有過半句怨言，但人總得闔著眼伸直腿睡覺。飛機齊聚一堂有多熱鬧，就有為數不少的組員得在此落腳歇息，進出安克拉治皆然。至於能在旅館裡待多久，端看手機螢幕裡那一個小方塊，班表APP來決定。有時是三人派遣的底線，18個鐘的休時。有時則在房內欣賞了兩次晨曦晚霞，待了近48小時才往下一站前進。

人是動物，籠子關久了難免想伸展筋骨透透氣。由於造訪頻率高，留宿時間比其他外站來得長，若在安克拉治沒有些嗜好，時光肯定特別難消磨。除了日常的上街採買覓食，這裡地廣人稀，往深郊野外跑是再合理不過的。偶遇前輩分享安克拉治的外站生活，說道在這塊景緻優美的自然勝地，登山健行，騎馬滑雪，坐船看冰河，野溪釣鮭魚，戶外活動包羅萬象，聽者常心生嚮往。

但疫情爆發，世道丕變，一個四季都還沒輪完，這些軼聞趣事突然變得遙不可及，像是曾祖母的兒時照片一樣斑駁難辨。無論哪個外站，所有未曾探訪之勝地，未及體驗之樂趣，未能品嚐之珍饈，一夕之間都封印成旅遊書上的一行行墨漬和一幀幀相片插圖，只剩銅版紙的氣味飄著活著。

［四：隔離］

病毒橫空出世，是前所未見的兇猛對手。疫情初始，各國政府只能在節節敗退之際，盡快釐清病毒的底細。有的採取群體免疫想和病毒自然共存，有的端出各項封城管制的措施，期盼在經濟窒息之前能先把病毒悶死。效果不一，但大多數國家的醫療資源和經濟活動都受到病毒重擊。台灣在初期反應迅速，守下第一波攻勢，決戰邊境，把損害控制到最低程度。但若是每個執勤返台的飛行組員，入境後都要隔離14天，航空公司很快地就會面臨無人可調派的窘境。

幾經波折與轉彎之後，疾管署和航空業者協調出一套模式，在防疫和營運間取得平衡。

組員從公司勤務報到開始，全程配戴口罩，視客貨機需求著配護目鏡或隔離衣，抵達外站後專車接送，入住旅館期間不得外出，不與當地民眾接觸，僅透過外送或客房服務方式用餐，返台後自行駕車、專車接送返家，或是入住防疫旅館，不得搭乘大眾運輸。貨機組員三天內／客機組員五天內居家檢疫，不可外出或派飛。14天內自主健康管理，不出入人潮眾多景點或參加大型集會。

概念是這樣的，對疫情互信的國家之間有旅遊泡泡。組員在本站和外站之間，就是個執勤泡泡。若能落實各項防護措施，與疫區的生活圈隔絕，讓染疫的風險能被降到最低，那麼在三天／五天居家檢疫期間渡過之後，組員就能夠離開家門或檢疫旅館，回歸社區生活。

組員返台後手機沒有被追蹤定位，在外站時也沒有早晚點名確認是否擅自外出。這套模式從春季運行至今，除了公司各單位的後勤支援，仰仗的是客貨機無數班值勤組員的自律，以及對自身工作的責任感。大家有共同的目標，離開國門時保護自己，回到台灣保護我們的家。

海外各國動輒停班停課，關餐廳封城，確診數不斷攀升第二波第三波。 2020年的台灣，宛若世外桃源，馬照跑舞照跳，除了無法出國旅遊，沒什麼特別。為了保護家園不受侵擾，疾管署、各家業者、頻繁進出疫區的第一線組員，大家都在不同戰線和病毒長期對抗。與此相比，泰山與鴻毛之輕重，被關在外站旅館隔離，失去移動的自由，其實也不足掛齒。

［五：疫情之後的外站］

自此開始，組員的外站生活不再立體鮮明，只剩二維空間的兩點一線。機場一點、旅館一點，還有往返接駁的車程拉成一線。對貨機組員來講，就是從安克拉治繼續往外延伸的更多點和線

疫情嚴重的城市，例如紐約，也取消外站駐防，就改成從安克拉治派遣飛來回，但所需飛時較長，落地之後的休息時間也必須拉長。另外為了減少返台次數，貨機組員也會以安克拉治為出發點，派遣兩次內陸航班後再返台。

在旅館大廳偶遇時，問候語不外乎是：
「你是飛來還是回台北？」
「我接下來飛亞特蘭大，你從芝加哥回來嗎？」
「你還要在這裡待幾天？」

一個疫情後的班型如下：
台北－安克拉治（住）－芝加哥（住）－安克拉治（住）－紐約（中停）－安克拉治（住）－大阪（中停）－台北。

從台北派遣一趟，出門八天打了七腿，安克拉治住了三次。飛行里程足以繞地球一圈，但除了機場和旅館，哪裡也沒去，哪裡也去不了，哪裡也不該去。

疫情之後的外站，除了熬夜和時差，還多了COVID-19這個隱形魔王，得矇著眼和他打擂台。從外站落地開始，接過的每一份文件、摸的每一扇門把、送到房間的每一份餐點、頭靠的每一顆枕頭，不用酒精噴霧伺候都覺得心虛，深怕一次疏漏就讓健康和職業生涯同時劃上句點。若聽到遠方傳來隱約的咳嗽聲，隔著口罩都想收著鼻翼抿著嘴。

自此，所有的外站糊成一個大麵團，形狀全都是一個模子印的，味道全都是一只雜燴鍋煮的。外站就是一個七坪大的房間，一張得噴酒精消毒的床，一扇晨昏顛倒的窗，一具上班前會鈴鈴作響催命符的電話。組員們自力更生，自樂自得，每個人斜槓再斜槓，文組追劇閱讀，武組瑜伽健身，學習與自己相處，學習面對被迫離群索居的孤獨。

計時結束，服刑期滿，走出這扇門遲早得回頭。往下一站或下兩站移監的車程，反倒是令人期待的旅途，一趟小確幸。

腳下踩的是安克拉治夾著樹葉的積雪，不是帶著污漬的陳年地毯。屁股坐的是芝加哥霓虹燈光加長禮車，不是硬邦邦的旋轉辦公椅。眼睛看的是高速公路旁的西雅圖楓紅，不是了無生趣的旅館停車場。耳朵聽的是機坪上貨盤車嘎拉作響，不是一片漆黑裡嗚噎整夜的旅館空調。

進到駕駛艙後就是小小的烏托邦，以金屬蒙皮築牆的理想國。艙門關上，油門一推，飛機離地後跟著把所有的顧忌和擔憂拋在腦後。腳下是病毒統治的塵世，三萬英呎的雲隙還是天空，曬得皮膚發痛的還是陽光，讓人昏昏欲睡的還是黑夜。和過往的2019、2018沒有兩樣，還是起降巡航，還是一桿兩舵，除了臉上多了張口罩，疫情沒有在這裡改變什麼。

直到，落地開了艙門，COVID-19說，歡迎回家。

向櫃檯領了鑰匙，房門哐啷一聲關上，換個外站，計時重新開始。熟練地將房間內消毒一遍，確認每個開關按鈕把手都鍍上了酒精，才能寬心摘下口罩呼吸，躺在陌生的又熟悉的床上休息。隔離週而復始，直到班表大人批准返台。如果運氣稍差，班表稍微凶險一點，可能會在返台三天檢疫期滿後，隔沒一天又被派遣安克拉治，然後繼續飛美國內陸班。那麼將會是有整整兩個禮拜，除了勤務派遣時間以外，組員都得在家裡或旅館內隔離。

一如傳世名言：「我不是在隔離，就是在往隔離的路上。」

離台灣七千公里外的安克拉治，冬天日照只有六小時，零下十度是家常便飯。旅館內隨時都有三四組貨機飛行員駐防，在客房內或睡或醒或彌留，靠著Ubereat和Line便當群組外送供應三餐。入住時來自四面八方，離去時目的地不一，退房兩天內又拖著行李箱掛著黑眼圈，鬼打牆一樣現身在旅館大廳迎接另一段隔離。

這就是疫情之後的貨機人生。

［六：寫在案例765之後］

和歐美國家不同，17年前的我們經歷過SARS，對於病毒和口罩有著熟悉的共同記憶。戒慎恐懼，是全民防疫成功的關鍵。但蛋殼再密也有縫，身為全台灣唯一頻繁進出疫區的族群，機組員成為防疫的破口，彷彿是種宿命，早破晚破的問題而已。本土0確診的天數拉得越長，破蛋之後，輿論的後座力就越猛烈。

曾經被譽為天空國家隊，客貨機組員不分彼此，都持續肩負著運送防疫物資的重任。而在嚴峻的疫情之下，貨運同仁依然全年無休，倉庫24小時燈火不滅。機坪上永遠都鋪滿貨櫃，等著一趟趟貨機往返消化。這個海島國家能夠物暢其流，進出口轉運順暢，組員多少也透過操縱桿出了一份力量。

然而，在案例765－紐籍機師事件發生後，全台灣的機組員，猶如身處中世紀的歐洲，被視為滿街散疫的過街老鼠，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可以舉辦公投，組員返台後隔離14天的方案，應該會是毫無懸念地高票通過。

在被輿論的口水戰淹沒之前，必須先理解一個事實。在這253天內，無論是當天來回或是過夜班，無論是載客或送貨，敝公司就有一萬五千個航班飛回台北，全台灣加起來有超過兩萬個架次的組員，在這段期間接觸旅客，進入疫區過夜再返台。

這麼龐大的航班數量，這麼多的人員反覆進出疫區，返台後並沒有隔離14天，為什麼在過去的253天內，可以維持本土的0確診？

如果現階段的執勤泡泡，各項防護措施效果不佳，讓組員在執勤時避不了染疫，那麼在這兩萬多個航班內，應該會有一定比例的機組人員中鏢。不會人人都是無症狀感染者，也不會每個人居家檢疫期內就保證痊癒。經過九個多月後，疾管署應該會收到一堆居家檢疫通報有症狀，篩出一堆確診的組員。或是組員染疫而不自覺，經過三天／五天後無論是外出或執勤，再度傳染給其他人。台灣不會保持這麼久的本土0確診紀錄。

如果在案765之前，台灣的社區是乾淨的0，那麼也是間接證明，過去九個多月以來，這樣的執勤泡泡模式是有足夠的防護力。台灣並沒有來源不明的社區感染，也沒有一堆機組員在居家檢疫時發病確診。組員最有可能染疫的源頭就在國外，與當地生活圈隔絕是最直接的方式。源頭不防堵，就算延長回台後的隔離天數，再補上執勤前的篩檢，也是治標不治本。

重點是組員執勤時，有沒有確實配戴口罩，落實自我健康管理，以及在外站時各項防護措施是否嚴格執行。

眾家媒體披露，該位紐籍機師執勤時不願意配戴口罩，也不配合疫調，甚至不是第一次在外站擅自離開旅館，同事通報公司也沒得到積極處理，那為什麼要為了個案改變通則，連坐處罰過去253天戰戰兢兢執勤的無數組員？若是又有組員7天檢疫後確診，是否要上調到14天？若是有旅客檢疫14天後才發病確診，疾管署需不需把旅客入境隔離上調到20天呢？

現在應該關注的是事件的調查結果，若是紐籍機師在外站沒有離開旅館，執勤時一切合規，結果還是不幸染疫，那麼現行的執勤泡泡得通盤檢討，確認在外站的哪個環節是防護的弱點，接車司機生病、旅館消毒不周、外送餐食人員疏失、病毒變種後傳染力變強，都是可能的原因。找出造成感染的根本原因，才能據此改進。若沒有從源頭防堵漏洞，過一段時間後累積足夠的航班量後，還是有可能再次出現類似的組員染疫案例。

輿論看到的是253天的0，我們看到的是兩萬多個航班的0。

沒有人希望看到0變成1，因為我們很清楚，若是疏於防備，幾週之內，1就能變成難以置信的數字。這麼多架次之後維持的0，隱藏的是無數客貨機組員的心理壓力。進入疫區小心翼翼，返台後就算檢疫期滿仍不得鬆懈，時刻注意自己是否有流鼻水、腹瀉、肌肉痠痛等症狀。鎮日精神緊繃，深怕自己已成病毒溫床，不慎將病毒帶進社區造成大規模傳染。居家檢疫期對家庭生活造成的不便，以及反覆陷於隔離的處境，對組員的身心狀況，難免都會有負面且長期的影響。

熬夜、時差、隔離，就是這一年來組員生活的三元素，在全球航空業如此困難的時刻，能夠換上制服領著班表出勤，已是萬幸。

檢疫規定也隨著國際國內疫情調整，昔寬鬆今嚴峻。待疾管署一聲令下，公司頒佈細則，組員只有逐條遵循，以免自己成為防疫破口，賠上健康也壞了名聲。但案765的事件，帶來了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風行草偃，組員動彈不得，無力辯駁。明明執勤時很謹慎，返台後都很自律，在規定的檢疫期滿才離開家門用餐採買，卻還是有種莫名的罪惡感，覺得自己是個通緝犯，只是還不曉得犯了什麼罪。一旦確診染疫，馬上回溯14天丟石判刑。

天下大亂的2020年還沒過完，在英國發現的變種病毒已在2021年埋伏，超前部署蓄勢待發。這是一場寒夜裡的越野馬拉松，疫苗的成功研發，還沒完全帶來曙光，在病毒追擊前，我們得摸黑找到終點存活下來。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只差沒刺在背上，提醒自己沒有退路。在世界恢復平靜之前，能再走多久的0就交給老天爺了。

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的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
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
1910-1911 他如何對抗中國東北的一場溫疫
值得今天我們景仰與學習

一個280歲的王朝，臨終前一年完成的大事。
《轉載》滿清帝國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
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滿清王朝對抗瘟疫的最後一戰
原著：汪十句

當下疫情嚴峻，武漢封城，全國揪心，共克時艱為第一要務。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對瘟疫的舉措和表現，而今看來，有很多令人動容和深思的細節。

***
1910年，宣統二年，在千載未完成有變局中步履蹣跚的帝國，已進入壽終正寢的倒計時。

內憂外患，變亂紛起，財政千瘡百孔，但外表竟還有一幅欣欣向榮的景象。在尊貴的攝政王爺載灃看來，帝國正在勵精圖治，立憲大計按部就班。

軍隊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間、不彰德兩次盛大閱兵，一派兵強馬壯。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帝國打了個踉蹌。

事發10月25日，同樣是個冬天。在中俄邊境的小城滿洲里，兩名從俄羅斯歸國的勞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屍體呈紫黑色，死狀可怖。

十二天之後，同樣是兩名勞工死在哈爾濱旅店，並將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難的奇怪症狀傳給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國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報告。

其實，此前瘟疫在國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佔我國大片領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當時招募了大量闖關東的中國勞工，很多勞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亞的曠野捕獵旱獺。旱獺是珍貴的毛皮動物，卻也是鼠疫桿菌的重要宿主。於是，中國勞工的聚集地，陸續有人出現鼠疫症狀。

因為西伯利亞地廣人稀的緣故，一開始疫情並不嚴重。但沙俄政府出於極端自私，不僅隱藏消息，還將出現症狀和疑似症狀的勞工強行驅逐回中國，從滿洲里到哈爾濱這條路，正是他們返鄉的必經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凍，大多數人只能在擁擠密閉的小旅店、大車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傳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勞工聚集的哈爾濱道外傅家甸地區大規模爆發。很多人全家死去，屍體隨處可見，街道猶如鬼城，連前來處理的警察也紛紛倒下。

數年之前，以哈爾濱為中心、貫穿全東北的T字形鐵路網剛剛通車。這在當年絕對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卻成了瘟疫傳播的幫手。瘟疫順鐵道一路蔓延，長春、瀋陽接連失陷，關內的河北、山東也爆出疫情。

越來越多的人倒下，而人們對瘟疫的原因竟一無所知。

眼看就是帝國子民的滅頂之災。

要知道，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萬，差不多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當年的疾病傳播絕無此時迅捷，而此時應對鼠疫的治療手段相比黑死病時並無實質進步。抗生素的發明，還要到幾十年之後。

不過，一直被反復抨擊、唾罵、恥笑的帝國政府，在當時的反應還算及時。

高層沒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維穩、處罰「妖言惑眾者」這些事情上，而是盡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專家隊伍。

經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擁有劍橋醫學博士頭銜的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時年31歲的馬來歸國華僑伍連德，被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

他帶著助手，手提滿滿一箱檢驗器材，於12月24日抵達瘟疫中心哈爾濱。

***
伍連德的第一個任務，是要鎖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辦法，肯定是解剖屍體做病理分析。但在當時中國，拿死人動刀是與老祖宗的規矩相悖的。權衡再三，伍連德選擇了一位死於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處簡陋的民居秘密進行。顯微鏡下，鼠疫桿菌暴露無遺。這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

這是一場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傳統理論，鼠疫主要通過動物媒介，只要做好鼠類和跳蚤的滅殺，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而滴水成冰的東北嚴冬，動物活動困難，本應不利於鼠疫擴散，可鼠疫偏偏還在快速擴散。

伍博士帶著疑問，冒著生命危險反復深入疫區中心傅家甸。他發現很多家庭都是室內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內捕獲的家鼠身上並無鼠疫桿菌。

於是，伍連德提出了一個前人聞所未聞的大膽理論——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傳人的情況。而且從呼吸道感染症狀嚴重的情況判斷，極有可能是通過飛沫，在人與人之間進行呼吸傳播。這就是日後醫學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這個理論在當年太過石破天驚。法國權威專家梅斯尼當時也在東北，他對伍連德的理論嗤之以鼻，僅僅按傳統理論進行防護，便放心大膽去診斷患者。

結果，六天之後，梅斯尼染病去世。學術界震驚，至此相信了伍連德的理論。

同樣對他表示信任的，還有身陷滅城之災的哈爾濱全城，以及整個帝國政府。

伍連德爭分奪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療方面基本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斷鼠疫的傳播擴散之路。

***
他的方案，今天看來也是很先進的。這套方案有三個原則，三個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傳染源。

士兵挨家挨戶搜尋感染者，一旦發現馬上送到醫院，按重症、輕症、疑似進行分級處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這一方面最難啃的骨頭，還是屍體處理，中國人入土為安的觀念根深蒂固。但當時東北大地土硬如鐵，在無法深埋的情況下，只剩下了一條路，燒。

伍連德反復做工作，在朝廷聖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連德親眼見證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屍體被澆上煤油，付之一炬。這可能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斷傳播路徑。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傳人，那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對人員流動進行必要管制。政府從長春調集1160名士兵，對哈爾濱疫區進行嚴格的封鎖和交通管制，疫區被分成紅黃藍白四個區域，每個區的居民佩戴同色證章，只能在本區活動。

伍連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測量體溫、檢查症狀，連續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離的處置原則，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為傳播載體的疑似者，被伍連德安置在由120節火車車廂改建的隔離營中，營中設置醫護人員和巡警，嚴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國開始建立起最初的現代防疫管理體系。

同時，為了避免疫情持續擴散，從1911年1月開始，東北境內鐵路陸續停駛。1月13日，帝國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經過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觀察。1月15日，陸軍部加派軍隊，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令斷絕京津交通。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個東北。

第三招是保護易感人群。

伍連德認為，易感人群包括疫區附近居民，特別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線與病患頻繁接觸的醫護人員和警察。

他要求醫護與軍警嚴格佩戴口罩。帝國工業基礎孱弱，口罩庫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發明瞭一種紗布口罩，雙層棉紗夾一塊吸水藥棉，稱為「伍氏口罩」。

這種口罩成本低廉，防護性能雖不如現代產品，但相比暴露面部畢竟是巨大進步。

顯然，上面這些方案再先進，沒有當局落實也只能是一紙空文。所幸，東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國高層，竟然迸發出超乎尋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調集資源，付諸實施。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每日報送的死亡人數超過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過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齊下的策略之下，形勢開始逆轉。

1月31日，傅家甸疫區死亡人數掉頭向下。2月20日，所有採取防疫措施的疫區，死亡人數均開始下降。

3月1日，哈爾濱首先實現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終於徹底撲滅。

事後統計，這次鼠疫死亡人數超過六萬，相當於東北1400萬人的0.4%左右。不可謂不慘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們的估測，包括外國學界與媒體的估測，又是個巨大的成就。

當時外媒認為，如控制不當，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災難。

橫向比較，且不說慘烈的歐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雲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人，昆明人口損失一半。十餘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較輕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國治下，仍有兩千五百人死亡，考慮到香港當時僅二三十萬人，死亡率高達1%。

經此一役，伍連德博士和他開創的現代防疫體系功不可沒，他這一代的中國醫者，深入死地，義不惜身，總結實踐的諸多寶貴經驗，至今仍在福澤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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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伍連德博士事跡的人其實不少。但當時面對重大疫情，站在伍連德背後，支撐他的帝國行政體系，迄今為止，研究和關注的人並不太多。

不想談太複雜的「體制問題」，只提一個人，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

東三省總督這個職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當於黑吉遼三省的省委書記兼省長，位高權重。時任總督錫良，蒙古鑲藍旗人，屬於晚清政界的開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歲月塵封的歷史檔案之中，錫良在瘟疫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他沒有出於對紅頂落地的恐懼，封鎖消息，欺上瞞下，而是反復向朝廷上書，奏報疫情。

檔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時此刻「觀看文藝演出」或是「組織群眾集會歡度新春」的記載。反倒能看到，他發電中東鐵路各州縣，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況及時用電報進行彙報，並且關於防疫電報一律免費。

在那個年代，這絕對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給予了伍連德充分信任，伍連德所有的專業建議，要變成切實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錫良治下東北行政系統的高效支持。

當伍連德提出焚屍動議，各界反對紛紛，幾乎無法推進的時候，錫良力排眾議，支持他上書陳情，最終獲得攝政王載灃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屍」的寶貴聖旨。

在伍連德倡導下，錫良在吉林等地組建防疫總局，形成了中國最早的衛生防疫行政體制。

防疫措施耗資巨大，費用吃緊，帝國財政緊張接濟不上，錫良的辦法不是向國民募捐，而是事急從權，向銀行借款。

對於在瘟疫中衝在前方的防疫人員，錫良上奏朝廷，為防疫人員「照軍營異常勞績褒獎。其病故者，依陣亡例優恤」，當時定下的標準，醫生殉職可以得到撫卹銀1萬兩。清代一品大員年俸僅180兩，對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說防疫是戰場，醫生是戰士。這位大清總督用實打實的真金白銀，讓這句口號沒有流於空文。

同時，另一方面，錫良對防疫中庸碌無為、推諉拖延的官員，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職。

錫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強環伺的東北，成功擊退了俄、日以協助防疫為名，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染指。

他是一個走鋼絲高手，而且是在鋼絲上負重前行。

錫良是一個縮影，折射了那個衰老腐朽的帝國機體中，生命力頑強存在的那個部分。

在東北鼠疫的全程中，這種生命力從不同縫隙折射出來，例如，帝國在執行東北全域封鎖、山海關五天隔離政策時絕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頭品大員，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公務返回，老老實實在山海關隔離觀察五天。

錫良也是一個寓言，證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氣的腐朽滿清政府，老老實實按科學規律辦事，仍然能夠有所成就。

***
在東北鼠疫被撲滅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總督的支持下，萬國鼠疫研究會在瀋陽成立。這是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現代學術會議。伍連德當選為主席，為積貧積弱的帝國，贏得了最初也是最後的國際學術聲譽。

六個月之後，武昌楚望台軍械庫，一陣槍聲響起，帝國壽終正寢。她在對抗瘟疫這最後一戰中迸發的生命力，終究不足以支撐她背負整個民族，踏入現代門檻。

這個時候，武漢三鎮城門緊鎖。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後。

錫良總督淡出政壇，七年之後，六十六歲的他患病，拒絕服藥而死，以身為殉，後人又不知所殉為何。

伍連德博士繼續在中國的醫學啓蒙的路上披荊斬棘。1914，他提議在北京建設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這就便是後來的協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國人自己的第一座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醫院。

他還辦了一座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發起了一個學會，中華醫學會。

1935年，他成為第一名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中國人。

年老之後，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開了一個診所，過著為鄉人看病的樸淡生活。

先前種種驚心動魄，全如過眼雲煙。此刻神州種種壯懷激烈，也與他遠隔滄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覺得不適，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歲。他走的默無聲息，但中國的防疫史和醫學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長存。

撫古思今，我們抵御瘟疫的戰役還在進行，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們的經濟基礎、組織能力、科研水平、群眾認知，都比一百多年強的太多。

我們也理應有，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和賢者。

我們一定能取得勝利，將代價盡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讓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歷史，經得起後人的反思和審視。

這個新年的過法，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了影響，和慣常有所不同。新年始終是孕育新生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