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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三代帝王簡史

歷史春秋網

作者：魚肉丸子

「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後世郭磨的《南唐雜詠》可謂是對李煜一生評價中的精髓。文采斐然，卻出生於亂世帝王家，躊躇滿志，卻背負著承擔不起的責任。
論辭藻，李煜的詞形象生動、語淺而意深，每每拜讀，只覺口齒生香、意猶未盡。論治國，李煜才能平庸，生性又溫和純良，他扶不起留存於戰火紛飛、群雄逐鹿背景下的南唐，眼看著數十年基業毀於朝夕。恨其不爭，哀其不幸。
李煜的皇位來的巧合，彷彿命中注定。
李煜剛出生時，他的祖父李昪作為吳國重臣，手掌朝政，楊氏一族不過是任人擺佈的傀儡。李昪不滿自己屈居人下，稍加運作，不久一首「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了無期」的歌聲傳遍大街小巷。這首民謠暗喻「李氏興，楊氏衰」，百姓受其蠱惑，認李氏為天選之人。
李煜兩個月大時，吳國皇帝楊溥自知大勢已去，於吳天祚三年（937年），主動將天下禪讓給齊王李昪。
這一年十月，祖父李昪於金陵稱帝，化家為國，改國號為齊，以金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李煜的身份從世家公子轉為皇孫，第一次與皇位繼承權有了交集。
李昪於亂世中稱帝，一代梟雄看人的眼光也極其毒辣。還未謀得帝位之際，他就早早地看出自己的嫡長子李璟（李煜父親）胸無大志，並不是合適的繼承人。雖然李璟文采斐然，但對政治卻不敏感，並不擅長治國為君之道。
五個兒子中李昪最看重次子景遷，嫡長子李璟早早地被排除在繼承人之外。原本李煜的皇位繼承權也要依次延後。但天有不測風雲，天祚二年（936年），景遷意外病逝，李璟雖不受李昪喜愛，但以五代十國「傳嫡傳長」的慣性，李璟仍然是名正言順的繼承人。
升元三年（939年），李昪改國號為唐，開始將繼承人的目光轉向三子景遂，派他前往戰略重地揚州擔任東都郡守。長子李璟雖然被封為齊王，卻沒有太子的名分。
李璟生性淡然，自知不是治國之才，又深知父親李代桃僵的用意，故而對皇位並沒有過多奢求。但李璟本身並無過錯，廢長立幼的說法站不住跟腳，短時間內李昪沒有機會立景遂為太子，只能一拖再拖。
太子之位空懸了數載，大臣紛紛上書請求立齊王李璟為儲君，李昪被逼無奈，同年八月下詔立李璟為太子。李璟上表固辭，直言自己難當大任，李昪心中大喜，順勢將立嗣這件事拖延開來。
但李璟注定是南唐君主。就在李昪謀劃著尋找時機立三子景遂為太子之時，自己的身體卻出了問題。這些年李昪長期服食各種丹藥，身體急速衰竭，任憑華佗在世也無回天之力。李昪病入膏肓卻心思清明，如今首要大事還是確立繼承人。升元七年（943年）二月，李昪寫密信送往東都，想要召壽王景遂回京。
李昪想傳位景遂的心思朝臣皆知，密信還未送出之際就被朝臣周宗、吳庭紹等人攔截。後烈祖李昪崩於崇德宮，李璟在其病榻前許下「兄終弟及」的諾言。
升元七年（943年）三月，李璟在周宗等朝臣的幫助下繼位，改元保大，尊皇后宋氏為太后，冊王妃鐘氏為皇后，封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這個時候，李璟受父親的影響極大，仍然惦記著將皇位傳給三弟景遂。
於是在同年七月，晉封燕王景遂為齊王，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兼中書令，同時昭告天下，兄終弟及，想要在百年之後傳位給三弟景遂。更激進的是，保大五年（947年）正月，李璟直接立三弟景遂為皇太弟。李璟的這一舉措為數年後長子弘冀謀殺叔父景遂埋下了隱患。
弘冀文武雙全，不僅有雄才偉略還能慧眼識人，但他這一生都活在三叔景遂的陰影之下。景遂被冊封皇太弟之初，李璟為杜絕弘冀爭奪皇位的念頭，命其出任江都尹，遠離金陵。後又在景遂的建議下被調往潤州，改任潤宣大都督，徹底遠離朝堂。空有謀略卻無用武之地，李弘冀當時憤懣的心境可想而知。
烈祖李昪首先排除李璟為皇位繼承人是有原因的，李璟處事優柔寡斷，沒有決斷力，這一觀點在李璟繼位後被證實。李璟即位之初，重用馮延巳、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等人，此五人被重用後排除異己、侵損時政、攪亂朝堂，後人稱之為「五鬼」。
內政混亂如此，李璟對外並未遵循父親李昪與鄰國和睦相處的政策，他聽信馮延巳等人的讒言，先後攻打閩國、楚國，後又與大周開戰，幾年下來，入不敷出，李昪時期積攢下來的財富被揮霍一空，先前攻略的城池也喪失殆盡。
此時，大周的掌權人柴榮志在開疆擴土，與大周僅僅隔著一條淮河的南唐自然被其視為囊中之物。保大九年（951年）十二月，柴榮先發檄文聲討，後出兵進犯南唐邊境，統兵十萬，直奔淮南。唐軍雖丟失幾座城池，但在大將劉彥貞的帶領下奮勇抵抗，兩軍於壽州對壘，雙方僵持不下。

保大十四年（956年）正月，柴榮親自披掛上陣，派大將李重進率精兵渡淮，埋伏在正陽以東。當時劉彥貞見周軍撤退，不知是計，率兵追趕，在正陽被斬於馬下，正陽戰役唐軍大敗。
柴榮躊躇滿志，一鼓作氣想要直擊金陵，命令大將趙匡胤進攻南唐重鎮——滁州。李璟恐慌，調遣重兵十萬，派大將皇甫暉鎮守。滁州清流關一戰，皇甫暉被趙匡胤三擒三縱，第三次被俘時皇甫暉力竭，毫無再戰之力，被俘後絕食而亡。唐軍敗，滁州失，壽州孤立無援，金陵岌岌可危。
滁州被攻破給金陵城帶來了巨大恐慌，一時間朝野震驚，人人自危。李璟召集大臣商量對策，企圖議和。之後宰相馮延巳的異母兄弟東都副留守馮延魯被殺，光州守將張承翰投降，泰州刺史方納棄城而逃，這更加重了南唐求和的決心。
李璟先前派遣李德明前去議和卻被周軍扣押。同年三月，李璟再派司空孫晟入周求和，請求削去帝號，割讓淮南六州。但柴榮目光所至的是整個南唐，區區六州滿足不了他的胃口。柴榮扣押南唐求和使者孫晟，派賣國求榮的李德明前去遊說李璟，妄圖謀求江北之地。
李璟氣急，將李德明斬首示眾。柴榮聽聞此消息，大怒，率兵將猛攻舒、蘄、和三洲。周軍深入南唐腹地，東南的吳越王錢俶也妄圖分一杯羹，趁江南危急，出兵攻打常州。
雙方夾擊，李璟終日惶惶不安，開始信奉佛教，企圖依靠神佛保南唐安寧。樞密使陳覺欲獨攬朝政，此時見時機來臨，慫恿李璟扔掉這個燙手山芋，退位給三弟景遂。
但此時南唐正逢多事之秋，烽煙四起，朝不保夕，不知哪天就被他國的鐵騎踏平都城。哪怕李璟有意讓位，景遂也不願接受，為避免李璟再次相逼，迫不及待前往山高水遠的洪州出任大都督。
「兄終弟及」的承諾隨著景遂的逃離被打破，帝位距離李煜又近了一步。李煜作為第二順位繼承人，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李弘冀。
弘冀聽聞叔父景遂遠走洪州的消息，自知登帝的時機已到，從潤州上書李璟，欲帶兵支援前線。鐘皇后愛子心情，成日在李璟耳邊勸說，李璟自覺愧對兒子，派柴克宏、陸孟俊等大將協助弘冀支援常州。
這期間弘冀獨具慧眼，重用柴克宏。柴克宏奔赴前線之時遭受樞密副使李征古誣陷，受李征古挑撥的李璟下詔命令柴克宏返還。柴克宏氣急，知道是李征古從中作梗，一怒之下斬殺來使，揮師北上。弘冀聽聞此事，替柴克宏攬下罪責，晝夜兼程趕往常州支援。
柴克宏其人確實有真才實學，且手下將領勇猛無比，以一當十，打的吳越士兵狼狽逃竄。常州一役，殲敵一萬餘人，俘虜吳越士兵數千人，唐軍大勝。但柴克宏也身負重傷，周身刀劍所傷十餘處，弘冀怒，吳越士兵全被斬首。
這場勝利奠定了燕王李弘冀在朝堂中的地位，但這樣的勝利終究是曇花一現，對傷及根本的南唐來說不過杯水車薪。幸運的是，此時的柴榮連年征戰亦是兵疲馬乏。
故周顯德（958年），唐周議和，南唐進獻給周江北之地尚未被佔領的舒、黃、蘄、廬四洲，加白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葉五十萬斛、米面二十萬石，去帝號，奉大周正朔，同時在汴京設進奏院，隨時聽候召見。
同年，弘冀被立為太子，參與政事。弘冀不同於李璟的懦弱無能，他更像祖父李昪，參政之初便對朝堂進行大規模整治，貶黜貪官污吏，重用賢能將才，南唐在他的整治下逐漸有復甦的趨勢。
但成長於景遂陰影下的弘冀，性格逐漸扭曲，他好猜忌，性暴烈。即便景遂遠走洪州，弘冀仍然不能安心。
周顯德六年（959年），太子弘冀專橫跋扈，加重處罰，在朝堂之上與朝臣矛盾重重，衝突不斷。被責罰的朝臣將弘冀的罪行狀告到李璟這裡，弘冀少不得被李璟呵斥一二。
一次，李璟被氣狠了，揚言要罷黜弘冀的太子之位，改立景遂為太子。弘冀信以為真，驚懼不已，與下屬商議後買通與景遂有矛盾的袁從范，在景遂酒中下毒。因毒性劇烈，景遂的屍體還未來得及收斂就已經潰爛。
景遂雖死，但宮中還有一個李煜，況且李煜豐額駢齒、一目雙瞳，是天生的帝王相。可惜天不逢人願，弘冀還未來得及運作，他毒害叔父的消息傳至金陵，李璟怒斥其狠辣心腸，為防不測，立即派人將李煜一家接到宮中保護起來。
顯德七年（960年），太子弘冀突發惡疾，藥石無醫，撒手人寰。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景遂被毒殺，弘冀暴病而亡之後，李煜成為了第一順位繼承人。這個時候李煜還叫李從嘉，在李璟死後，從嘉稱帝，改名為李煜，三千里河山得來不費吹灰之力。
有人說弘冀若是多活十幾年，南唐可與大宋分庭抗禮。那還有人說趙匡胤若是多活幾年，燕雲十六州早被收復了呢！歷史從來沒有倒退鍵，逝去的永遠只能作為留白供後人書寫，我們可以計畫未來，卻不能改變過去。
李煜屬於典型的逃避型人格，遇事他只會選擇退縮。父兄健在時，他志在做清風朗月的林間隱士，「一壺酒，一竿綸，世上如儂有幾人」；娶妻娥皇之後，他只願同妻子紅袖添妝，「繡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君臨天下，李煜仍然逃避，一首「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道盡其醉生夢死的君王日常。
在其位，謀其職，李煜既然被推上那個位置，就應該承擔起屬於他的責任。李璟留給他的南唐確實是爛攤子，他知曉個中艱難，卻不願做出改變，拯救南唐百姓於水火。故而，後來南唐的悲劇，李煜後來的淒涼其實都早有預兆。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一首絕命詞，回首往事，感慨今昔，驚豔后人，了卻殘生，至此千古詞帝魂歸地府。
南唐破滅大約是了了李煜的一樁心頭事，不然這件事總杵在這，如同懸在頭頂的尖刀，終日惶惶不安，日夜不得安寧。他這一生的幸福與坎坷皆來源於皇帝這個位置，別人歷盡千辛萬苦求而不得的位置，於他來講，如同天上掉下的餡餅，唾手可得。
「彼之砒霜，我之蜜糖」這句話此時此刻更應該反著念才對。「彼之蜜糖，我之砒霜」也是李煜一生苦悶的緣由。
一代文學巨擘，只可惜生不逢時，空留餘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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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