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紐時、大紀元為何互 Diss? 歐美及香港媒體生態下的法輪功媒體】
《紐約時報》最近 diss 了《大紀元》和法輪功,簡單來說就是追蹤了《大紀元》在全球的病毒式行銷和壯大,指出近年《大紀元》轉向支持 Trump,又似乎跟另類右翼的大宗師班農過從甚密,「為右翼虛假信息主要提供者鋪平了道路」、「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不實信息的機器,一再將邊緣敘事推入主流。」
儘管《大紀元》宣稱自己與法輪功沒有從屬關係,但這裡暫且當一個勢力論之。《紐約時報》就像很多西媒一樣,在總統選舉站邊選擇拜登和民主黨。法輪功的媒體帝國令人忌憚,因為他們通過明確服務美國保守派而介入美國權力競逐,而且是新競爭者。在這個情況下,主流自由派傳媒與《大紀元》,義利皆不合。利益自然是嚴重衝突,《大紀元》做得越來越大,威脅所有現存的老牌傳媒;意識形態方面,《大紀元》強力支持 Trump,自然更是死罪。《紐時》的報道雖然似乎跟《大紀元》平起平座的搭手,有曲線提升後者位階的嫌疑,不過《紐時》猛獅撲兔,先打防疫針,以《大紀元》充滿 fake news、內容農場等自由派嗤之以鼻的名詞,是為對手塑造道德低地來鞏固自身的高大上形象。
如果《大紀元》或者法輪功的那些中國人,乖乖地做好一個第三世界受害者,簇擁在美國建制的外圍,那麼主流西媒對他們的敵意就不會那麼大,至少不會大到要寫一篇報道來含沙射影。
在更大的框架而言,法輪功在 2000 年代被壓鎮而流散,這些人一直祈禱有人可以清算江澤民,還他們公道。中國也是 2000 年代加入世貿的,鬼佬白人一直散播學術界 fake news,說中國也沒有例外,只要受幫助之後有錢了就會有中產,然後就會有自由化和民主改革;但這個假設一直沒有實現,美國跟中國水乳交融的好日子,便是各界受害者不見天日的煎熬日常。對中國的 engagment 政策沒有為這些人換到好日子甚至是象徵式公義,於是他們在絕望中倒向誓言打破建制、政策行為強烈反中的 Trump 便十分合乎常理。
是歐美自由派對中國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致法輪功、《大紀元》和很多人倒向第三條道路,在外媒記者高大上的義正辭嚴之中,有著結構性的自大和欠缺反思,沒有 check their privilege,更沒有涉取歷史的教訓(當然拜登還在鬼扯甚麼當選後要讓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繼續「又傾又砌」的 engagment 舊路,就是還停留在 2000 年代的病徵);
而《大紀元》的快速崛起,大概是填補了海內外「華人」的反共群眾市場。新世紀開始,海外華人在精神上無法再依賴多數晚節不保的海外民運,甚至民運也已經不存在,在國內也變了「維權」。海外華人就算不信法輪功,看《大紀元》還是會接觸到強烈反共內容或者中共官場秘聞,也算是只此一家的聊以自慰。
然而這樣說是否代表我喜歡《大紀元》呢?我不支持,而且無法理解。雖然在香港有多年歷史的各大遊行(至 2020 年終止),法輪功隊伍總是常客,他們在香港的街站也不時遭親共打手騷擾,他們一定也有很多有心人。一些基督徒面對摩門教有時也自愧不如,雖然不認同其教義,但摩門教當中確實有很多生活極度虔誠的信眾。我對法輪功的印象大概也如此。法輪功和香港人似乎都有同一個敵人,但有相同敵人可能只代表是非神聖同盟。
由於法輪功是用病毒式擴散,去中心化的,很多網站都不會說明自己跟法輪功的聯繫,但你可以嗅到背後有同一種意識形態。例如一些內容是將希伯來人的上帝跟佛祖、孔子等人大雜燴;一些內容生產者是極度愛國的,並且視中國文化為五千年的整體,並將其源頭上接到「神」,認為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既是三教合流,也有類似新紀元運動的宗教統合傾向。
類似的論述可以從《大紀元》網站的文化歷史藝術版面看得到,他們以非常狂熱的態度推廣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正統。雖然法輪功一開始甚至在中共黨內流行,但遭受鎮壓之後,由反江澤民變成反共,但他們都是中國人,是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信眾因為創傷而強烈反共,但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東北和內陸中國,只能高舉「真正的中國文化」來反共,中共竊據了中國人的江山,中共來臨之前中國人是好的、中國文化是神聖的。
「大紀元系」在香港的聽眾觀眾也越來多,背景是固有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傳媒已經漸趨保守,一方面要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以免滅頂,於是經常顯得自我克制。「大紀元系」就填補了那個市場空缺,加上他們也越來越專業,便有能力搶奪群眾;
但也是因為如此,《大紀元》論述在香港也是水土不服的,因為東北和維港真是相距很遠。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上一次特首選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之爭,連泛民的社會賢達也興致勃勃地追看轉發「大紀元系」的揭密,繪形繪聲地說習近平很快就會清算「江派」,江派是支持林鄭,習近平其實內心屬意曾俊華。這些也不算是假訊息,只是臆測傳到各種叔叔嬸嬸的手機電腦裡面,他們又爭相傳播:「你沒看爆料嗎?江派就快敗亡了,選舉之後你就知道……」法輪功在中共裡面是流行過的,《大紀元》有時也是消息靈通的、有獨家的,但有時也是敗在獨家,因為中國內部本身就是一個假訊息機器和諜戰樂園,你怎知道他們不是故意想你這樣相信呢?例如某官和某官在鬥,沒人能證實也沒人能否證。
《大紀元》論述在香港的流行,縱然是反共,也是有礙民智,將香港的「中國觀」拉回了黨內鬥爭、期待好人收拾壞人的格局。這對於他們那種背景的人並非不合理,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仍是中國人,是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中。中美關係由魚水交歡到進入分歧階段,西媒和《大紀元》正式分道揚鑣,因為西媒想延續體制,但這些海外中國人卻要用美國來滅掉中共,破局後重建的仍然是五族共和兼五十幾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只要中國換了黨換了人,他們就會離開,跟香港再沒有相干;甚至只是有了一個接納法輪功的領導人,我們就會馬上面對不一樣的東西。
法輪功在香港也有不少活動,特別是中國自由行很多的那個年代,他們很熱心向同胞揭露真相,因為這事是為了中國,而香港只是一個建設民主中國的輻射點。山東人郭文貴也愛爆料,但他只是黨內權鬥的失敗者,他要求的只是在結構裡換人,而不是認為結構需要重構。這一群海外華人,肯定有高潔和有能之士,但眼界習氣所困,隱若繼承著農民造反和太平天國的組織傳統;但這也許不能全怪中國人。當他們被強烈打壓和出賣,跟中國開始有巨大生意往來的西方沒人救得了他們,只能用信仰組織起來求存。沒有一定的「迷信」,不可能抵抗如此殘酷和幻滅的世界;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民運人,都幻滅了,最後卻是一直說著退黨人數和活摘器官的法輪功越戰越勇,可見非理性和意志的力量。
固然新聞應該是自由的,沒人能夠壟斷真理的解釋權。西媒大規圍消音拜登家族醜聞,才是自由民主制的崩壞起點;《大紀元》突然被提上日程,則是美國國內意識形態鬥爭一部份,「美國體制」不能再忍受 Trump,更受不了 Trump 得到這麼龐大的媒體支持 — 他們認為這一向是自己的主場,不能任由公然唱反調的媒體「入侵」。面對 Trump,自由派和左派都拋下理中客的面具,赤膊落場隻揪;反共的《大紀元》跟另類右翼結盟,而香港則一邊說著唯一出路,一邊與失勢的中國愛國者相濡以沫,what a party!
在價值系統因為現實政治而搗毀的過程,就會有很多新觀念新訊息,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也許是很老套的保持清醒,照單全收永遠是危險的。「認識你自己」:認識誰是敵人、誰是永恆的盟友、誰是暫時的盟友、誰的政治目標是甚麼。認識自己,認識媒體,免被愚弄,以免自己以為覺醒了卻只是進入了另一個 Matrix,保守自己的議程勝過保守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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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紐時、大紀元為何互 Diss? 歐美及香港媒體生態下的法輪功媒體】
《紐約時報》最近 diss 了《大紀元》和法輪功,簡單來說就是追蹤了《大紀元》在全球的病毒式行銷和壯大,指出近年《大紀元》轉向支持 Trump,又似乎跟另類右翼的大宗師班農過從甚密,「為右翼虛假信息主要提供者鋪平了道路」、「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不實信息的機器,一再將邊緣敘事推入主流。」
儘管《大紀元》宣稱自己與法輪功沒有從屬關係,但這裡暫且當一個勢力論之。《紐約時報》就像很多西媒一樣,在總統選舉站邊選擇拜登和民主黨。法輪功的媒體帝國令人忌憚,因為他們通過明確服務美國保守派而介入美國權力競逐,而且是新競爭者。在這個情況下,主流自由派傳媒與《大紀元》,義利皆不合。利益自然是嚴重衝突,《大紀元》做得越來越大,威脅所有現存的老牌傳媒;意識形態方面,《大紀元》強力支持 Trump,自然更是死罪。《紐時》的報道雖然似乎跟《大紀元》平起平座的搭手,有曲線提升後者位階的嫌疑,不過《紐時》猛獅撲兔,先打防疫針,以《大紀元》充滿 fake news、內容農場等自由派嗤之以鼻的名詞,是為對手塑造道德低地來鞏固自身的高大上形象。
如果《大紀元》或者法輪功的那些中國人,乖乖地做好一個第三世界受害者,簇擁在美國建制的外圍,那麼主流西媒對他們的敵意就不會那麼大,至少不會大到要寫一篇報道來含沙射影。
在更大的框架而言,法輪功在 2000 年代被壓鎮而流散,這些人一直祈禱有人可以清算江澤民,還他們公道。中國也是 2000 年代加入世貿的,鬼佬白人一直散播學術界 fake news,說中國也沒有例外,只要受幫助之後有錢了就會有中產,然後就會有自由化和民主改革;但這個假設一直沒有實現,美國跟中國水乳交融的好日子,便是各界受害者不見天日的煎熬日常。對中國的 engagment 政策沒有為這些人換到好日子甚至是象徵式公義,於是他們在絕望中倒向誓言打破建制、政策行為強烈反中的 Trump 便十分合乎常理。
是歐美自由派對中國的綏靖政策,最終導致法輪功、《大紀元》和很多人倒向第三條道路,在外媒記者高大上的義正辭嚴之中,有著結構性的自大和欠缺反思,沒有 check their privilege,更沒有涉取歷史的教訓(當然拜登還在鬼扯甚麼當選後要讓中國遵守國際規則,繼續「又傾又砌」的 engagment 舊路,就是還停留在 2000 年代的病徵);
而《大紀元》的快速崛起,大概是填補了海內外「華人」的反共群眾市場。新世紀開始,海外華人在精神上無法再依賴多數晚節不保的海外民運,甚至民運也已經不存在,在國內也變了「維權」。海外華人就算不信法輪功,看《大紀元》還是會接觸到強烈反共內容或者中共官場秘聞,也算是只此一家的聊以自慰。
然而這樣說是否代表我喜歡《大紀元》呢?我不支持,而且無法理解。雖然在香港有多年歷史的各大遊行(至 2020 年終止),法輪功隊伍總是常客,他們在香港的街站也不時遭親共打手騷擾,他們一定也有很多有心人。一些基督徒面對摩門教有時也自愧不如,雖然不認同其教義,但摩門教當中確實有很多生活極度虔誠的信眾。我對法輪功的印象大概也如此。法輪功和香港人似乎都有同一個敵人,但有相同敵人可能只代表是非神聖同盟。
由於法輪功是用病毒式擴散,去中心化的,很多網站都不會說明自己跟法輪功的聯繫,但你可以嗅到背後有同一種意識形態。例如一些內容是將希伯來人的上帝跟佛祖、孔子等人大雜燴;一些內容生產者是極度愛國的,並且視中國文化為五千年的整體,並將其源頭上接到「神」,認為中華文化是「神傳文化」,既是三教合流,也有類似新紀元運動的宗教統合傾向。
類似的論述可以從《大紀元》網站的文化歷史藝術版面看得到,他們以非常狂熱的態度推廣自己心目中的文化正統。雖然法輪功一開始甚至在中共黨內流行,但遭受鎮壓之後,由反江澤民變成反共,但他們都是中國人,是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信眾因為創傷而強烈反共,但他們的思想資源來自東北和內陸中國,只能高舉「真正的中國文化」來反共,中共竊據了中國人的江山,中共來臨之前中國人是好的、中國文化是神聖的。
「大紀元系」在香港的聽眾觀眾也越來多,背景是固有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傳媒已經漸趨保守,一方面要維持與中國的關係,以免滅頂,於是經常顯得自我克制。「大紀元系」就填補了那個市場空缺,加上他們也越來越專業,便有能力搶奪群眾;
但也是因為如此,《大紀元》論述在香港也是水土不服的,因為東北和維港真是相距很遠。令人印象最深的便是上一次特首選舉,林鄭月娥和曾俊華之爭,連泛民的社會賢達也興致勃勃地追看轉發「大紀元系」的揭密,繪形繪聲地說習近平很快就會清算「江派」,江派是支持林鄭,習近平其實內心屬意曾俊華。這些也不算是假訊息,只是臆測傳到各種叔叔嬸嬸的手機電腦裡面,他們又爭相傳播:「你沒看爆料嗎?江派就快敗亡了,選舉之後你就知道……」法輪功在中共裡面是流行過的,《大紀元》有時也是消息靈通的、有獨家的,但有時也是敗在獨家,因為中國內部本身就是一個假訊息機器和諜戰樂園,你怎知道他們不是故意想你這樣相信呢?例如某官和某官在鬥,沒人能證實也沒人能否證。
《大紀元》論述在香港的流行,縱然是反共,也是有礙民智,將香港的「中國觀」拉回了黨內鬥爭、期待好人收拾壞人的格局。這對於他們那種背景的人並非不合理,因為他們的身份認同仍是中國人,是愛國不愛黨、反共不反中。中美關係由魚水交歡到進入分歧階段,西媒和《大紀元》正式分道揚鑣,因為西媒想延續體制,但這些海外中國人卻要用美國來滅掉中共,破局後重建的仍然是五族共和兼五十幾個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只要中國換了黨換了人,他們就會離開,跟香港再沒有相干;甚至只是有了一個接納法輪功的領導人,我們就會馬上面對不一樣的東西。
法輪功在香港也有不少活動,特別是中國自由行很多的那個年代,他們很熱心向同胞揭露真相,因為這事是為了中國,而香港只是一個建設民主中國的輻射點。山東人郭文貴也愛爆料,但他只是黨內權鬥的失敗者,他要求的只是在結構裡換人,而不是認為結構需要重構。這一群海外華人,肯定有高潔和有能之士,但眼界習氣所困,隱若繼承著農民造反和太平天國的組織傳統;但這也許不能全怪中國人。當他們被強烈打壓和出賣,跟中國開始有巨大生意往來的西方沒人救得了他們,只能用信仰組織起來求存。沒有一定的「迷信」,不可能抵抗如此殘酷和幻滅的世界;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民運人,都幻滅了,最後卻是一直說著退黨人數和活摘器官的法輪功越戰越勇,可見非理性和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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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價值系統因為現實政治而搗毀的過程,就會有很多新觀念新訊息,普通人唯一可以做的,也許是很老套的保持清醒,照單全收永遠是危險的。「認識你自己」:認識誰是敵人、誰是永恆的盟友、誰是暫時的盟友、誰的政治目標是甚麼。認識自己,認識媒體,免被愚弄,以免自己以為覺醒了卻只是進入了另一個 Matrix,保守自己的議程勝過保守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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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晚明的辛苦遭逢(三)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續)
歐洲近代以來的新事物,特别是早期自鳴鐘、改進的曆法、世界地圖、天文學和三棱鏡,爲利瑪竇的事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性職能,利瑪竇則通過向中國人推介這些新事物擴展自己的社交圈子。然而,儘管明朝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歐洲任何一國,啓蒙理性的歐洲文明與封閉感性的明文化之間的交流仍然極不對稱。落後且被動學習的一方衹停留在器物或零散知識的層面,很難内化爲肌體的組成部分,這意味着其生命力在風向改變後就成了問題。
利瑪竇的後繼者們在實現利瑪竇的「帝王師」願望(清帝康熙曾師從耶稣會士學習拉丁文、數學和西方科學)之後,傳教者和皈依者遭遇了太平天國的「東方式清洗」,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相反,有備而來且理性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已經涵蓋了政治制度、國家治理、政界潛規則、社會文化等各方面,湯若望及其助手南懷仁甚至入職欽天監,更有人參與大清國土地測繪,繪制全國地圖!儘管太平天國的殺戮使耶稣會士宗教上的努力化爲泡影,但其世俗價值不可估量——傳教士們浩繁的東方書簡爲西方留下了珍貴的漢學資料和東征指南。
凶險與奇迹共生的中式官僚政治
中式官僚政治堪比地理探險,進入其中者才能感受到凶險與奇迹之間往往僅一牆之隔。利瑪竇在寫給歐洲總會的信中描述了跨越重洋到中國的旅程艱險,希望歐洲能派遣那些懷有率真宗教熱忱的教士來華。實際上,來自政治領域的風雲巨變不亞於海上風浪。而當國家機制存在巨大的惰性時,事情的成敗就與個人尤其是那些掌握不同能量權柄的人密切相關了。
在1583~1588年任職的郭應騁等3位廣東巡撫的友善,使利瑪竇得以繼續其事業,但是繼任者劉節齋看上了利瑪竇和同仁們修建的形似廟宇、叫做蓮花寺的中國式教堂,想佔過來作爲官衙。此時在中國居留已8年的利瑪竇深諳中國人講面子的心理,他委婉地讓劉總督意識到驅趕教士佔有其居作官衙,傳出去會影響聲譽。劉爲了面子也妥協了,讓利瑪竇轉移到韶州傳教,還給予了關照。在韶州,利瑪竇結交了一批有識之士,但其佛教徒的打扮招惹了本地和尚。適逢當地大旱,本土和尚利用當地民衆對洋和尚的敵意,指使一批人襲擊了教士們的居所。利瑪竇在從窗子跳向花園呼喊求援時扭傷了腳,無法根治,從此落下了腳跛。
1598年,利瑪竇找到機會進入作爲陪都的南京。當時朝日混戰未休,作爲宗主的明帝國在精神上處於高度備戰狀態,故所有外國人都有間諜嫌疑。利瑪竇在得知肇慶舊友徐大任於南京任侍郎後前往拜訪,但當他說想留在南京傳教後,徐非常緊張也不再友善,甚至收買客棧老闆轟利瑪竇出城。最後有人指引他南昌乃富庶之地,排外情緒不強,於是他前往。在南昌,利瑪竇進展順利,他撰寫並贈送建安王的《交友論》備受這位皇族成員的讚賞,士大夫也争相傳閱。而肇慶和韶州的經曆也讓利瑪竇減弱了對教堂這一傳教硬件的追求,更注重文化、教義的傳播,形成了「南昌傳教模式」。
1600年進京途中與外出斂稅的太監馬堂的遭遇,讓利瑪竇再次領教了宦官專權政治的凶險多變。專心煉丹的萬曆皇帝對宦官非常依賴也非常信任,而馬堂屬於宦官中較爲得勢的一個。當馬堂聽說一個帶着各式精緻禮品進貢皇帝的洋人路過時,就以檢查禮品名義上了利瑪竇的船。利瑪竇對太監印象不好,又有人提醒過他馬堂的陰險,遂不肯輕易將搬運北上的禮品交與馬堂代轉皇帝。於是馬堂要求開列清單上奏皇帝,並藉口清單不全將隨船人物全部押解天津,扣在一座廟裏,隨後開箱檢查。十字架上流血有傷的裸體男人讓他們找到了藉口——馬堂們堅持認爲這是用來詛咒皇帝的物件。從廟裏逃出的教士趕往北京,找利瑪竇的朋友幫忙,但誰也不敢插手,他們勸教士將隨行禮品全部贈送馬堂或可免災。就在利瑪竇準備爲事業貢獻生命時,1601年初,他們等來了萬曆皇帝的聖旨,令將外國人和貢品送往京城。
按照明朝正常的政治運轉,利瑪竇等應交與禮部接待,再將貢品轉交皇帝,但是宦官專權架空了禮部這一程序,太監希望繞過禮部,以便拿到一些皇帝給洋人的賞金。爲安全起見,馬堂將傳教士們留在自己房子裏住下,還派兵士看守。
利瑪竇來京是希望尋找機會傳教的,眼瞅着希望渺茫時,朝臣與太監的權力博弈又給他提供了新的機會。主管對外事務的禮部官員蔡獻臣對太監僭越程序尤其是不把他放在眼裏非常生氣,派一些兵力將教士們從馬堂房子搶了出來。蔡責問利瑪竇爲何不經由禮部卻通過太監進貢,利瑪竇力辯說自己被迫落入馬堂手上,而朝廷重臣都害怕馬堂,這緩和了蔡的怒氣。作爲回報,利瑪竇送了地球儀、四分儀等物品給蔡。
但右侍郎朱國祚又不幹了,他連續派了幾個手下盤問利瑪竇進京目的,利瑪竇回答說是來傳播宗教律法的,他們已在中國生活多年,不圖做官與回賞,衹求能留在北京。朱國祚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批評了馬堂的越俎代庖插手禮部事務,又奏請將教士遣送出境。然而此時萬曆皇帝正困在立太子的人選争奪戰中,恪守祖制的朝臣與支持皇帝的太監之間的拉鋸戰進入了白熱化。右侍郎以太監私會傳教士爲由奏請遣返利瑪竇一事,給了萬曆一個表態他支持太監的機會,再加上他着實對自鳴鐘産生了興趣,於是特許利瑪竇等人留住北京。
變幻無常的專權政治下幾次絕處逢生的經歷,讓利瑪竇着實體會到了夢幻般探險的意境。儘管他在漢語世界中傳播天主教的方式尚存争議,但憑借深刻的信仰、卓越的才華與堅忍的毅力,利瑪竇最終在向來閉塞倨傲的東方帝國權勢圈赢得了一席之地——他成爲第一個被中國皇帝賜地埋葬的歐洲人。他及他所傳播的福音在中華民族文化中生根的同時,中國人也尊稱他爲「泰西儒士」。還應該看到的是,他令人難以置信的冒險經歷讓其被奉爲努力傳播科學知識的耶稣會傳教徒典範,更是「有史以來中國和西方之間最傑出的文化橋樑」!
(三之三,續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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