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3月18日
地點:廣東省城
人物:林則徐、鄧廷楨、怡良、伍紹榮、十三行行商
事件:
【林則徐傳訊十三行洋商】
午後,林則徐會同鄧廷楨、怡良召集十三行的行商開會,頒佈嚴諭,責成總商伍紹榮(1810-1863,29歲)傳諭所有外國商人(鴉片販子)將貯藏在船上的數萬箱鴉片於三日內全部上繳,並簽具結書,聲明永遠不再輸入鴉片。
林則徐發出《諭洋商責令外商呈繳煙土稿》的指令,其中明確提出:「至現在先以斷絕鴉片為首務,已另諭夷人將躉船所貯數萬箱鴉片悉數繳官,並責令簽名出具漢字夷字會同甘結,聲明『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註1)」。
林則徐表明禁絕鴉片的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註2)」并以民情公憤來警告英方:「況察看內地民情,皆動公憤,倘該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圖,非但水陸官兵,軍威壯盛,即號召民間丁壯,已足制其命而有餘。(註3)」
同一天,林則徐在《諭各國商人呈繳鴉片稿》中寫道:
「合行諭飭。諭到,該夷商等速即遵照將夷船鴉片盡數繳官。由洋商查明何人名下繳出若干箱,統共若干斤兩,造具清冊,呈官點驗,收明毀化,以絕其害,不得絲毫藏匿(註4)」。
#知史討論:
「十三行」(Thirteen Hongs)指廣州對外貿易特區內的商行,其數目時有增減,十三行只是形容最興盛的十三家,道光年間的十三行包括:怡和、廣利、同孚、東興、天寶、興泰、中和、順泰、仁和、同順、孚泰、東昌、安昌。十三行壟斷了對外貿易,富甲一方,最著名的是伍秉鑑(別名伍敦元、商名伍浩官)的怡和行,伍秉鑒家族坐擁二千六百萬銀元(估計五十億元),是當時的世界首富之一。其次便是盧文錦(別名盧茂官)的廣利行,怡和、廣利兩行為當時英國商人最大的交易對手。
伍崇曜,商名伍紹榮,伍秉鑒的第五個兒子。廣州十三行怡和行第五任(1833-1856)行商,十三行總商。
「洋商」是指與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商人,如「十三行」那些人,而不是指外國商人。
當時清政府不屑於與外國人直接打交道,一切指令皆是透過作為中間人的十三行行商傳達。
以上兩份指令,全文很長,但中心意思是徹底收繳鴉片,洋人必須具結保證今後不再販賣這種毒品。一旦這些先決條件得不到滿足,行商將被處以監禁、流放和斬首。洋人也不能逃避懲處,倘若他們拒絕做出承諾或背棄誓言,「應即遵照新例,一體從重懲創」。林則徐勒令洋人在三天之內答覆,在此期間不得離開商館。
林則徐將外國人以「慣販鴉片之奸夷」和「不賣鴉片之良夷」進行區分對待。對良夷「照常貿易」,對奸夷「暫則封艙,久則封港」。對呈繳鴉片的夷人,
「繳出鴉片一箱者,酌賞茶葉五斤」,對拒絕遵守具結的商船,則不許其進入港口貿易。在策略上,林則徐採取了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方法,用最小的代價開展禁煙鬥爭。
行商以為這又是一次清朝官員索要賄銀的例行公事,他們沒把林則徐的命令真當回事,往後連續幾天,外國商人毫無動靜。
道光帝嘉獎林則徐這份諭帖說:「頃閱《諭各國呈繳示稿》『本大臣既帶關防,得便宜行事。若鴉片一日不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批覽至此,朕心深為感動。卿之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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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15 / 2401。
註2: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17 / 2403。
註3:同上。
註4: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五冊文錄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17 / 2403。
註5:王先謙篡輯:《東華續錄》道光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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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5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林則徐在西城內辭行(註1)。
註1: 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64 / 4556。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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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製成,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但「俗人房中術用之」的事實,已明確無誤地表明,時人已懂得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並且借助它的藥力來縱慾了。從中我們已可窺見明代社會衍變中的風氣了。
毒品風靡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的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期,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中制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采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明會典》載:暹羅、爪哇、榜葛剌等地多產烏香,即鴉片。他們時常將「烏香」,即鴉片作為貢品獻給中國皇帝。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政府已將它列入納稅之藥物。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頒布的《貨物抽稅現行則例》中規定:每10斤鴉片的稅銀為一錢七分三釐。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明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鴉片是一種成癮物品,一旦成為社會供應物,其需求量必急速上升,故隨著食用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因需求太大,價格奇貴,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王玉海的《續紺珠集》記載,鄭和之徒弟自西洋攜回「碗藥」,當時中貴多嗜之。這「碗藥」,就是鴉片。
鴉片特有的醉生夢死、飄飄欲仙的舒暢感,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倖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明神宗就是一個 「鴉片皇帝」。他在朝四十八年,竟長年不視朝政,戶部主事董漢儒說:「(萬曆皇帝)頻年深宮,群臣罕能窺其面。」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因吸食鴉片,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而史家許熙重則把皇帝吃鴉片的責任推到奸臣身上。他在《神宗大事紀要》中指出:「帝之倦於正朝,多年不見臣工。實為奸臣毒藥所蠱。」究竟是神宗自己求取,還是「奸臣」有意用毒,尚待研究。但神宗是個鴉片癮者,應是不爭之事實。
再說清代的罌粟種植。由於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制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到了清代,罌粟主要通過海、陸兩條途徑流入各地。海路由東南亞諸地傳至台灣、福建。福建最早種植罌粟的,大約是福寧府的福安縣。在嘉慶年間,那裡的罌粟花已經盛開了。此後,又由福建傳入浙江。浙江的土壤顯然比福建的土壤更適合罌粟的生長。道光初期,浙江各地幾乎已是遍地罌粟了。1830年,御史邵正笏指出:「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寧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次之。有台漿、葵漿名目,均與外洋鴉片煙無異,大夥小販到處分銷。」同樣,在安徽,「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戶串通該處業戶,私種分肥」。
陸路由印度經東南亞、緬甸傳入雲南。較早記載雲南種植罌粟的,是乾隆元年(1736)出版的《雲南府志》。雲南天熱多雨,是栽培罌粟的理想地,因此「滇省沿邊夷民向有私種罌粟」。該地出產的「雲土」(又稱「南土」)在土煙中為上品,產量也急劇增加。1839年,雲貴總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一次就緝獲煙土1.2萬兩。
雲南的罌粟很快傳入四川,至遲在道光元年(1821)時,涪陵一帶的農民已棄糧種煙了。所產人稱「川土」,據史料載:「川省五方雜處,間有吸食鴉片煙之人,會理州、平武縣一帶,毗連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處所。」從此不僅「川土見盛」,而且四川還成為罌粟傳播的中轉站。
罌粟由四川傳入貴州,在道光十一年(1831)時,貴州「尚無栽種熬煙之事」。但四年後,已有種、吸鴉片和開設煙館的記載了。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已是「遍載罌粟,熬煉成土」了。貴州巡撫賀長齡奏稱:「黔省民、苗雜處,多有栽種罌粟熬膏售賣之事……現據郎岱、普定、清鎮、貴築等廳縣先後查明民、苗私種者,或數畝、十數畝不等。此外,各州縣地方栽種牟利者,尚不知有幾。」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四川北上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這樣一來,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就有人提出以土煙來抵制洋煙的主張。道光十四年(1834),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菸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也有人說:「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又有人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農者大矣」;甚至還有人認為「內地之種越多,夷人之利日減……不禁而絕」。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觀點的官員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如較早的道光三年(1823)吏、兵兩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條例,要求禁止「私種罌粟煎熬煙膏」。此後,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一折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內地民田遍載罌粟,熬煉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
但對於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菸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陽奉陰違的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為罌粟花,將煙膏改稱為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其結果,在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成為近代「東亞病夫」的象徵。
如今,一提及鴉片乃至毒品,人們大多是「談毒色變」。其實,絕大多數毒品,都具有醫療上的功效,只是過量服用後,可能會造成上癮等嚴重的副作用。在生活中,人們手術時要打麻醉,而手術後要打嗎啡止痛,有時精神不濟也會喝提神飲料……仔細去觀察,麻醉藥、提神飲料,其實或多或少都與毒品的成分有些類似。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吸毒」或許也可以被視為「基於不正當目的」而「過量濫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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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的鹽
身為一個知識份子,首先就是要避免將特定族群發明的政治術語,把他們當作一種真理來談,這叫偽冒理據.
例如「台灣價值不夠」或是「1450」,那基本上只不過是特定族群用來打擊政敵的蔑稱,或者是合理化自己的錯誤,用來使自己免於被質疑,甚至轉嫁責任到對方身上,扭曲對方意涵的術語.它注重的是語用性,而非實質的語意,所以定義曖昧不明,只要能用來概括所指涉的負面形象,都可以容納其中,它的定義可以伸縮滑轉,兼具免責、免於批判,並進行有利於自身族群的特殊解釋,所以,它只存在於特殊族群,並不適用來做為普世認可的道理.
舉另一個例子來說,如「母豬」.
我想不會有任何人在現實的公開議題討論平台上,用母豬,來評論性別議題,用來代指女性,特定女性,或者是指稱女性的負面行為.
使用這些集合名詞,本質上又是空的集合,無助於幫助公眾了解社會議題,如果你不了解它的話,更容易誤用.
1450並不是製造假新聞當作一種宣傳方式,相反,它原本是澄清假新聞的,農委會為「加強農業訊息因應」編列1450萬元預算對外招標,招募至少四人每月四萬以上薪資的小編職缺,對於網路上的假消息進行澄清,並提供正確信息,它原本是要針對諸如兩百多萬柚子倒水庫類似的謠言進行第一時間回應,其中佔65%的素材製作與廣告投放經費.
不過,被國民黨用來說是「用1450養網軍」,國民黨認為這1450萬是農委會用納稅人的錢,來「帶風向」,進行匿名攻擊,為政府擦脂抹粉,他們的定義是「主動的」、「侵犯網路自由空間」、「排除不利於農委會的意見」,傾向於指控那是類似中共的「言論管制」,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農委會的網路小編是「被動的」、「清楚標示農委會」、「澄清非事實的農業消息」,換句話說,他們不會去刪除、管制,或者進攻各大平台打壓反對意見,實務上,4名小編也做不到這點.
緊接著,柯文哲夫婦,用來指涉批評自己的人,「1450下班了」、「1450還在上班」、「1450他總不能領了錢不做事啊,有時候被網軍攻擊,那也是應該的」,把反對柯文哲或者批評他的市政的人,都打成民進黨派來的,有領錢的網軍.
這基本上是經不起邏輯檢驗的,例如批評柯文哲的人,有很多都是曾經支持他的柯粉,而批評他的人是否都收取金錢,接受民進黨指示,想也知道,這不可能概括到所有人身上,你無法證明批評你的人是否都收受金錢,而一批評就等於收送金錢,這樣的連結更是違反事實.
若依照1450的原意,他只有四個人,無論如何也無法概括到全體綠營支持者,或者是蔡英文的支持者,然而,它卻被拿來如此使用,用來攻擊他們認為是民進黨網軍的對象,例如神父之前被統括到一些泛綠粉專之中,被稱為1450,領1450,然而,神父本身沒有領任何民進黨的一毛錢,或接受組織指揮,可以想見,這樣的指控是無效的,這樣的連結是簡單的,他們也正在進行某種程度的意識檢查,他們將泛台灣本土派的支持者,或者傾向批判中國,批判親中思想,以台灣優先,以本土利益為出發點考量的人,一律歸類為站在自己對立面的1450.
然而,就算是領錢的網軍,也不會一個人發到1450萬,1450,應該可以解釋成,是藍營和柯文哲支持者假想的敵人,他們專門迫害自己,用國家機器來打壓自己的言論自由.
這也讓人想起柯文哲的支持者,擔任八卦版版主期間,所製造的網路濾鏡神奇id,把支持香港反送中、批評柯文哲,支持蔡英文的人,都標註成智障,或者說,他們是一群蟑螂、網軍,這是典型的麥卡錫主義.
在汪浩與某位媒體人的對談之中,他們出席的,是一場公共論壇,汪浩以「1450」來代指蔡英文在大選中自發性的支持者,並希望藉由這種成功的經驗,將之轉化成全民的、支持台灣在國際角度上發聲的力量,這當然是一種明白該詞彙的原意,所產生的「解嘲」用法.
既然你們說,支持蔡英文的人都是領錢的1450,那麼,我就取其被特定族群貶抑的真實成分,自發性的支持者,來做為1450的語意.
這跟另一位記者,將他人反串的用法當作一種真實,藉此去教育在場的年輕人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是兩碼子事,那位記者認為他人假定的敵人是存在的,而且正在出征並且製造假新聞,她宣稱她有一種「社會責任」來告知大家真相.
這其實跟柯文哲的用法是差不多的,她可能把自己遭受到的批評都解釋成有心人士組織的網路攻擊,而這個攻擊可能來自政府所圈養的網軍,不過,她的行為比起柯文哲,可能又有一種危險,柯文哲作為一個低能的政客,坊間可以理解為這是一種政治操作,但這位記者似乎把它當成是一種普遍社會上認知到的道理,以此去教其他人如何分辨是非.
這顯然,是一種反教育.
不是說,網路上的用語或者特定族群的語彙,不能被使用,但必須建立在你對於它有深入的理解,而非抱持著錯誤認知.
你要熟知它只成立在特定的語境,在不同語境之中,你必須界定它在各種情況上代指的意義為何,用在普羅大眾的視野中,它應有位階為何,它的意思為何,特別是那些指涉性不明確的網路詞彙,可以知道的是,在特定語境之中成立的知識,它並不是一般人認可的常識,反而在一般情境之中,那是一種羞辱和傷害.
如此就是把無法驗證的玄思當成真理,非教育當成一種教育,玄思若作為玄思的位階,或許可以作為有教育意義的素材,玄思若作為一種真理,則違背事實,違反教育意義.
如同,把上帝會發大洪水來制裁罪惡,去教孩子不可以做壞事,如有他律或者勸人向善的意涵,多少有點教育意義;但若說上帝為真,洪水即將來到,世界末日近了,這些違反認知事實的東西,那就是反教育.
若說1450到處出征別人,而且會製造假新聞,傳遞這個訊息變成一種社會責任,反教育也.
從1450的典故來說,再怎麼樣,也不會是以製造假消息為目的,或用用假新聞的行為做宣傳的方式,假使是打壓政敵,進行言論管制,原來的指控是「縮限言論,將不同意見打成是假新聞」,而非「主動去製造假新聞」.
在不同政治族群之間,真的要說的上謠言氾濫的,應該是韓粉群集,其他群集的政治攻防都尚在一定範疇,在媒體之間,假消息真要進入媒體的審核,成為「假新聞」,最氾濫的應該是中天,其他媒體,無論藍媒、綠媒,多的是過於主觀,或者是過度解讀,多有所本,和所謂消息來源.
至於四處出征別人,按照「出征」此詞的意涵,大規模的在他人網站,或不同群集中呈現反對意見,這可能被講成是出征,各個群體或者各個場域都會發生,甚至是使用者燃起他人的義憤,也會被講成出征,然而,真正的出征,有組織的網路攻擊,系統性的破壞討論區的自由風氣,所仗勢的理據是不明的,違反常識的,欠缺正當性.所用的方式,同樣的言論不斷重複,字詞毫無邏輯,只是以破壞討論區生態,形塑恐怖,消滅他人存在為主要目的,具有明確的惡意,如同中國網軍,或者柯韓粉進攻時代力量的立委王琬諭,攻擊她的親人,檢討被害者,這比較符合出征的定義.
如果是在自己的臉書上,發表不滿某人言論的意見,或者被自己的受眾認為不公正,在原有場域中發出批評,若因其政治影響力,或多人串聯,導致被指涉對象有被出征的錯覺,那不叫出征.
另者,即使是ㄧ個群集進入另一個群體發表反對意見,也要看他們說什麼,針對論述表達不認同或進行反駁,而沒有背離發文者的主題,這也不算出征,若是進行人身攻擊,或無關主旨的洗版,這就算出征,當然ㄧ場群眾在各個不同群集進行攻防,打輿論戰,這是網路上常有的現象,這就得看所謂出征的行為,人身攻擊和正常批判佔據的比例多寡,或者看被出征對象或出征的群體他們佔據的正當性多寡,以及他們在公眾領域是什麼身分,誠如范瑋琪大罵口罩為什麼不捐給中國,被群體批判,如果出征的定義是廣泛的,那顯然也有合理的跟不合理的;如出征的定義是狹隘的,那麼這些人根本和五毛小粉紅去攻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具有天壤之別.
對於該人以「1450」來描述為一種出征現象、假新聞製造行為,這曝露的是對網路世界認知的不足,屬於一種誤用,這也反映了她的認知跟台灣社會脫節,導致她以為其他人明白了,並體會她在描述一個確實具體的犯罪行為.但事實上,旁人感受的是不合理的指控,對於1450影射的對象,蔡英文的支持者,民進黨支持者,泛綠本土派支持者,或者是過往被1450不當指控的被害者而言,他們只會感覺自己被不合理的栽贓罪名,還要被當成是一種教育社會的負面例子,等於是二度的傷害.
舉例來說,汪浩本身,也可能是這種誤用的「1450」所涵蓋的對象,汪浩根據央視「海峽兩岸」,用25分鐘來討論柯文哲以及台灣民眾黨,所論述的內容,皆採正面表列,主持人在節目尾端更是如此說,
「雖然現在2020的選戰還沒有進行,但是柯文哲已經對外公布他正在積極布局2024,所以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台灣政壇,白色力量很有可能會發生較大的作用.」
其中來賓有賴岳謙、于強,于強稱讚柯文哲和台民黨,「論揭弊,柯文哲比黃國昌更強.」並高調分析,「柯文哲打網軍案非常有正當性」賴則吹噓台民黨成為關鍵少數,「你蔡英文連任,但是你如果沒有民眾黨支持,你在議會裡面,你在立法部門裡面,你要通過任何法案,基本上來講都是不可能.」
汪浩評論,央視的海峽兩岸力挺柯文哲民眾黨成為關鍵少數,柯文哲說,這是假新聞,這是網路攻擊,要抓網軍,然後台民黨則對汪浩提告,稱「該節目從頭至尾皆未表態支持民眾黨,僅為分析台灣選舉情勢.」
在神父看來,這種隨便將他人應有的可評論的空間,應當可以下判斷的自由意識,都給阻斷掉了,全都解釋成「假新聞」,是網軍,這,才是在戕害言論自由.
如果1450如同國民黨的說法,將不同意見全都解釋成假新聞,那柯文哲的行為,就符合這樣的「1450」.
如果1450如同他人所誤用的方式,那麼依此邏輯,台民黨動輒提告,在自己臉書上以「嚴正聲明」警告他人,則更像是出征,說央視從頭到尾沒表態支持民眾黨,更像是宣傳假新聞.
後真相的時代,網路的意見自由流竄,人人都可以參與公眾論述,參與討論政治的人變多了,在平台上,各種組織和小社群林立,有些人因為過於集中的意見,而倍感壓力;有些人則因為無法像從前那樣說服他人,而感到焦慮,這使得某些自詡為知識份子的人,開始將自身的心理防禦機制,當成一種理論,來述說.
舉另一個例子,「台灣價值不夠」來說好了,或許在某些情境,特定群體,認為這是一種道理,但放在公眾情境之中,它完全是個歪理.
只要設想,將之放在不同語境之中,加以省視,就可以知道那是站不住腳的.
假設在ㄧ個公共論壇,討論美國大選,問拜登為何會被批評親中,ㄧ人卻跳針,「那是台灣價值不夠」,並搖頭晃腦地說,「有一群人在檢查其他人台灣價值夠不夠」,另一人發起質疑,他則暴怒「你這台獨糾察隊!」那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將自我中心的解讀,替代公眾認知的道理,這基本上是屬於「不能做的事」,但是人們還是忍不住做了.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時代沒有什麼不可以做的事,沒有什麼不能說的話,沒有誰,可以真正的去阻止誰.
所以必須容忍批判.
如果那是你「不得不為」的事,它所造成的荒謬和漏洞,也有人「不得不為」,將它補起來,哪怕,那是一種粗糙的方式,那讓你不愉快,而覺得委屈.
對於這位記者,有些地方神父還挺欣賞的,特別是在趙少康的節目裡,面對張經義的那種不卑不亢的態度.
當趙少康艷羨張經義,能做出那種「正經八百的國際新聞」,張經義則以「白宮記者」,在中國新聞台工作,以能接近川普而自豪,
「其實我覺得自己相當的幸運,我們都知道台灣駐美的記者很多大部分的時間可能就在棒球場,或者是孫安佐,或者是韓國瑜之類的,他們可能跑棒球場的時間,都可能比白宮還要多.」
「很幸運的,我做的是一個正經八百的,真正的國際新聞,這是我希望能做到的,同時在大陸現在這麼一個關鍵的,中國大陸崛起的這樣的一個時刻,讓他們能夠看到世界,那對我來說完全是一個報導正兒八經的國際新聞.」
當趙少康轉頭問范,「這不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問題嗎?」
她回答,
「因為我們政治因素的關係,所以很多事情,因為我們在國際上被邊緣化的關係,很多事情變成,跟我們的生活就很遠.」
趙少康和張經義,毫無疑問是以自我中心的見解,依據自身經驗做出的必然選擇,當成他人應該遵從的當然選擇,她則指出了荒謬,他們自信嚮往的東西,恰巧是使我們邊緣的理由,也是使他們看不起的末端現象.
知識份子要做的,不是沉溺於那種狀態,使自己看不清楚,也欲使別人看不清楚.
當你強調你的震驚,別人卻因你而更感到震驚無比.
知識份子的義務是,走入人群,走出象牙塔.
是謙卑的,不是傲慢的.
是挑戰權威,而不是教訓人民.
是傳遞知識,而不是散播錯誤認知.
是聆聽,而非假定他人意志.
是我聽你怎麼說,而不是你得聽我的訓誡.
是講真話,而不是講幹話,br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