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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名家講座資訊
統籌主辦 |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講座主題 | 大秦帝國歷史的重寫:近年秦考古的新發現
內容簡介 | 對於秦考古,大家當然都熟悉兵馬俑。然而,秦考古的領域絕對不止於秦始皇陵。在過去的幾十年,考古學家發掘出不可勝數的秦代文物,大大加深我們對秦史的認識。講將介紹秦考古的一些最新發現以及它們所引起的歷史辯論。
主講嘉賓 | 梁萃行教授,嶺南大學歷史系部門主任/副教授。畢業於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曾任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紐約大學古代史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梁教授著述眾多,最近出版書籍為劍橋出版社的《古代中國的史學與政治》。
講座形式 | 將以Zoom Cloud Meetings軟件作現場直播。
講座時間 | 2021年1月9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報名方式 | 請掃描圖中QR碼報名。
更多資訊 | www.cnhe-hk.org/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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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 帝國 第 3 部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時間:1839年1月4日
地點:北京(紫禁城乾清宮)
事件:
(今日風平浪靜。)
#知史討論 |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鴉片如何由救命之藥到奪命之毒的
歷史春秋網
罌粟是阿拉伯使者帶給大唐的禮物,在進入中國的最初幾百年裡,罌粟是悅目的觀賞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藥,而後卻演變為謀財害命的毒品。
阿拉伯使者帶來的禮物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鴉片都是從國外傳入的。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667)拂霖遣使獻底也伽。」經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等的研究,「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唐時,由於阿拉伯人的大舉擴張,敘利亞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據阿拉伯史家記載,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西方自古就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制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毒素。「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涎香、縮砂、肉荳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從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斷出,鴉片是古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張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就達37次。古阿拉伯進入中國,主要有陸、海兩條路。陸路由著名的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海路則是經馬六甲海峽到達廣州、泉州、揚州等地。成書於10世紀上半葉的不朽名著《一千零一夜》,也反映了西亞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的規模即使在交通十分發達的今天看來,也令人歎為觀止。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從文獻記載考證,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貢獻「底也伽」,是鴉片進入中國之最早記錄。但中國人對鴉片的認識要早於這一文獻記載。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的《唐本草》有「底也伽」一條,載:底也伽,味辜苦平無毒,主治百病中惡客忤邪氣心腹積聚,出西戎。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藥典的成書,比史載的阿拉伯人獻「底也伽」還要早八年,而且明確地記載了它的藥用效果。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在公元7世紀的上半葉,唐朝初期,底也伽——也就是鴉片——已進入了中國。
阿拉伯人在貢獻「底也伽」的同時,也將罌粟帶到了中國。
美麗的藥物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豔,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成書於唐開元時期的《本草拾遺》中記載:「罌粟花有四葉,紅白色,上有淺紅暈子,其囊形如箭頭,中有細米。」生活於唐文宗時期(826~840)的郭橐駝,也具有種植罌粟的經驗。他在《種樹書》裡寫道:「鶯粟九月九日及中秋夜種之,花必大,子必滿。」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道:「行過險棧出褒斜,出盡平川似到家,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鶯粟」「米囊」都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還是作為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當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之美學觀念尚淡雅而不喜濃豔,故將豔麗的罌粟花用來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詞人張先,晚年在杭州時「多為官妓作詞」,所以有詩曰:「天興群材十樣花,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官員王元之被謫齊安郡,見當地「民物荒涼,菅妓(宦妓)有不佳者」,便感嘆:「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裡,鼓子花開亦喜歡。」
這時,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如北宋蘇頌在《圖經本草》裡寫道:「罌粟花處處有之,人多蒔以為飾,花有紅白二種,微腥氣,其實形如瓶子,有米粒極細。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不爾則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黃乃採之。」可見宋人對罌粟的植物特徵、種植及採摘已有了一定的認識。
宋代的醫家已用罌粟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璆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愈。
金元的醫家承宋朝之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和瀉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門製造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回回藥物局」,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被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將罌粟子稱作「御米」,一方面我們可推斷出它已進入了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實際上,民間使用罌粟已越來越廣泛了。蘇軾有詩道:「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蘇轍在《種藥苗詩》中指出罌粟粥還可治消化不良:「……研為牛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缽,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所以,罌粟在宋代,竟成了醫療與食補兼而有之的物品。
但宋代人們已經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制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王碩提出抵消罌粟副作用的良方:「令醋制加以烏梅則用得其法矣。」還可與四君子藥合用,「不致閉胃妨食而獲奇功也」。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瞭解。而且我們可以從「殺人如劍」這四個字裡,推測出那時社會上應已有不少因食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瞭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
明代醫家王璽在《醫林集要》中記載:「鴉片治久痢不止,罌粟花花謝結殼後三五日,午後於殼上,用大針刺開外面青皮十餘處,次日早津出,以竹刀刮在瓷器內,陰乾,每用小豆大一粒,空心溫水化下,忌蔥蒜姜水,如熱渴以蜜水解之。」 他採集生鴉片的記錄相當詳細,是中國有關鴉片製作的最早記載。王璽曾任甘肅總督達二十餘年,在那裡,他有可能長期與穆斯林接觸,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了阿拉伯的物產、醫術、習俗等。其後有名醫李梴的《醫學入門》,書中寫道:「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曬二至七日,即成鴉片矣,薴急可多用。」從這兩則記錄可以判斷,那時的醫家已懂得熟練採取罌粟之液,製成鴉片,配作藥劑了。
阿芙蓉一詞是從阿拉伯語Afyun音譯而來的,而鴉片一詞的直接來源,則是英語Opium,其同義詞還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別稱。最常用的是鴉片一詞。另外,罌粟的別稱還有藕賓和蒼玉粟等。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醫學大師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瀉痢、風癱、百節病、正頭風、痰喘、久咳、勞咳、吐瀉、禁口痢、熱痛、臍下痛、小腸氣、膀胱氣、血氣痛、脅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兒慢脾風等二十餘種病痛。另外,李時珍已記載了鴉片對性功能的作用,他指出,鴉片「能澀丈夫精氣」,因此「俗人房中術用之」。
綜上所述,中國人知道罌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歷史,懂得罌粟的藥用價值已有900多年的歷史,而製作鴉片業已有500多年的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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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 帝國 第 3 部 在 健吾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練先生,太樂觀了。六桶冷水會令人清醒?不,我都說過幾個類似的觀點,結果惹來什麼?泛民打手連登招呼呀。因人廢言,乃方塊字文化。見你可以棒打再有利益之時,那些賤貨一定會不留情面的拿著你的文章說「剩係識潑冷水」、「咁叻你做過咩?」來招呼你。有些說話都是自己私下說好了。香港人要死,就由得他們尋死好了。
#流亡就是無能
#不是我說的
#我quote練生quote㗎咋
#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
#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
//今天和大家談香港社會運動的海外翼。當本土翼遇到前所未有的壓阻力之後,不少香港人寄望海外翼有所作為。一些響叮噹的社運骨幹透過各種途徑離開香港到海外立足,這些人物帶着不少港人祝福飄洋過海到異域,矢志做外國政府和民間的游說和解說工作,也盡力在香港人社群裏發揮影響力,壯大各方對香港民主自治運動的支持。游說似乎真有用。近月歐美政府的一些作為,包括對若干「鎮壓有功」的中港黨政幹部制裁、為香港人提供「救生艇」、犧牲若干自身經濟利益同香港攬炒等等,反映了國際線上的汗馬功勞。不過,我認為香港人看了先別高興,倒應該也很快看到,儘管各國有所行動,但中港軸心政權並沒有絲毫退縮,反而加倍鎮壓、氣勢如虹。
如果這個全景象令人有點泄氣,那麽我還可以給大家澆幾桶涼水清醒清醒。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要明白,國際游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裏,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也就是說,游說已經到了經濟學說的收益遞減區,事倍功半無可免。游說存在極限,因為事實上各國是為了你香港人在捱義氣──看到你的人權受壓,引發了他們的同情心,對中港軸心政權作出制裁,但制裁對他們而言是有經濟和其他各方面代價的;他們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包括在經濟方面負責,不可能無限度付代價替你打人權仗。這不能怪人家。
說到底,你若要民主要自治要光復,主要還得靠你自己付出,人家不可能代你去搞這個那個革命,國際政治的餐牌上,沒有這一道免費午餐。辛亥國民革命成功推翻清帝國,關鍵恐怕不是英法日俄等國的道義制裁罷?美國獨立革命,法國在旁支持,最後還是十三州殖民地的建國者拿了槍炮把英國人的十倍兵力打垮了。中共打敗國民黨,有蘇俄的强大支持,但關鍵還是他們的三大法寶特別是最後階段的那張王牌解放軍。三十年的香港民主運動從政權那裏爭取不到絲毫讓步,說明了一個事實:面對的原來是專制極權,香港人的付出因而遠遠不足;現在大家清楚了,光是磨損幾雙鞋底磨不出民主雙普選,哪怕是幾百萬人都經年纍月在那裏磨。
那麽,2019年的勇武又如何?不少手足流血了,還死了幾個人,於是有人罵政權麻木不仁──怎麽你特府黑警可以那麽無動於衷?換作是民主國家政府早倒台了!誠然。問題是大家面對的是專制極權;過去二十多年北人搞韜晦,所以大家錯覺了。所以,不光是「飯民」搞錯了,勇武和他們的支持者也許還是搞錯了;原來,香港人2019年的付出還是遠遠不足;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12人的遭遇不是說明政權給大家「加倍奉還」了嗎?
好了,這邊廂的搞錯了就搞錯了,但如果舊運動的名人、新運動的骨幹,都跑到海外面對民主國家的政府搞游說,以為以人權民主價值寫在說帖上,人家就會超限量給你支持、中港政權就會讓步,那就依然會是「搞錯了」。幾十百個人磨嘴皮不會比幾百萬人磨鞋皮有效。說帖不是符咒,沒有神力。
但有人會說,游說可以很有效啊,你看當年基辛格不是成功游說中國聯美抗蘇?《左傳·定公四年》不是記載有超級楚國說客申包胥「哭秦廷」哭了七日七夜,結果秦國答應出兵攻吳救楚嗎?
游說在某些條件底下當然可以非常有效。中蘇當年已經撕破臉,中國便是在社會主義陣營裏也非常孤立,朋友只剩東歐兩個小國;文革搞到後期,中國經濟已非常惡劣,基辛格於是有機可乘。秦國答應出兵救楚,絕不是被申包胥磨眼皮感動了;秦楚本來就有姻親關係,而且如果吳滅了楚的話,秦的頭號敵人晉就能夠坐大,秦稱霸中原的目的就難似登天。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大國利益關係算計,游說的內涵不涉絲毫道義。況且,游說者都帶了手信。基辛格準備好要出賣台灣。楚國答應秦國,事成之後讓出六百里商於之地。國際線上的流亡人光用人權反共等道義理由游說,不是沒有作用,而是力量很有限。如果沒有新的形勢突變,西方國家的現有反應,幾乎可說已接近他們的道義極限。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西方學術界於二次大戰之後興起了「播遷學」(diaspora studies;也有譯作「離散學」)及「流亡政治學」 ,其中不少結論相當悲觀。1972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 Paul Tabori 寫出了第一本流亡學專著《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指出一個大致規律:絕大多數流亡或播遷者當中的反抗運動,一代人光景就消失。這一點我有親身體驗。十年前我每到加拿大省親,常會應當地港僑團體邀請座談香港民主運動和政經狀況,聽眾九成以上是上了年紀的香港移民,特別多是89年離開的那批次。主持者給我指出,較年輕港僑關注的是當地社會和生活;在那邊出生的不用說,便是在香港出生和上過學的年輕移民,也很快對香港的事務淡忘,支持香港民主的意識薄弱得幾乎可說沒有。這當然是人之常情。2014年之後有變化,座談的聽眾以年輕人居多,而且人數比之前幾年的暴增。不過,我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持續;一代人(25-30年左右)之後,如無意外,那時的新一代又會忘情。Tabori 的結論放在香港人身上是對的;香港人不是猶太人。
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歷史教授 Idesbald Goddeeris 於2007年寫了一篇關於流亡研究的文獻綜論,劈頭第一句就說 “Exile is the experience in impotence.” 這幾乎把「流亡」和「無能」畫上了等號。他列擧二十世紀一系列流亡經驗,包括1917年的俄羅斯反革命流亡、1930年代的西班牙反法朗哥流亡、二次大戰期間的德法等國的反納粹流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反共流亡等,不是流亡者客死異鄉就是流亡組織無聲無色急速泡沫化,就算最後流亡者所針對的政權消亡了,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在外吶喊和努力。文章指出,政治學文獻對流亡者的貢獻通常認定得比較大,但那是因為不少那些文獻是出自流亡者手筆,而所謂貢獻,通常是難以量度的。至於歷史學文獻,總的來說則是對流亡者的貢獻認定低得多。
Goddeeris 的文章還指出了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如果流亡運動產生代表性或正統性爭論的話,那這個運動就無可避免一事無成,因為正統性的爭論不僅佔據了他們的主要精力,還往往導致運動的最惡意分裂再分裂。要大台,終歸連小台也沒有。據我所知,八九六四那批中國流亡者的運動泡沫化了,爭大台是一重要原因。香港的2019批次的流亡者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可能好一些,因為2014年之後就批判、摒棄了大台主義; 但一個問題是,流亡運動在海外沒有强大的公民社會監督,會不會重新掉進大台、正統之爭而虛耗精力?大家不要忘記了,大一統觀念在中國文化裏出現得特別早,自宋朝以後,中國人就普遍掉進大一統裏意淫;歐陽修《正統論》說:「《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那個《傳》指《春秋公羊傳》,戰國時期的東西。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份文化基因裏,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裏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馬克思是流亡界的常客,一生流亡三次,第一次兩年在巴黎,第二次三年在布魯塞爾,第三次在倫敦最長,達34年,直到他去見上帝。前兩次他都被當地政府請走;當時最先進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英國對他仁至義盡最寬大,他卻最憎恨資本主義民主。他的流亡經驗豐富,因此對流亡團體的種種惡習十分熟悉。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失敗幾個月後,恩格斯寫信給他,痛駡流亡團體的內部失德,他十分以為然:”...(it) is an institution which inevitably turns a man into a fool, an ass and a base rascal unless he withdraws wholly therefrom, and unless he is content to be an independent writer who doesn’t give a tinker’s curse for the so-called revolutionary party. It is a real school of scandal and meanness in which the hindmost donkey becomes the foremost saviour of his country.” (...除非你徹底從那所謂的流亡革命黨抽身而去搞單幹,否則它一定會把你變成一個儍瓜,一頭笨驢,一個低等壞蛋。那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出產醜聞和習得尖酸刻薄的學校,最屁的驢子在那裏給認作最一品的救國者。)(《馬恩全集卷38》)
熟識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長征」(內流亡)到了三不管的延安,高幹生活腐化不堪,給王實味、丁玲、艾青等文人黨員寫文章捅破,毛惱羞成怒,找個特務罪名把王秘密處決。不只共產黨如此,同盟會人士在日本的時候,醜聞耳語不少,孫大炮志大才疏獨裁專橫而且不是正人君子的一些說法已經傳開,只不過後來的人寫黨史都為尊者諱。
如果用理論分析,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如果再加上不同派系之間的矛盾、十分有限的資源的爭奪、個人作風的近距離衝突、執行「家法」時的種種不公,等等,狀況的確可以非常惡劣。這僅僅是就那些尚未喪失革命鬥志和初心的流亡團體而言。換作是一些喪失了鬥志、徒具虛名不事生產而以欺騙所在地政府和NGO津貼度日的那些團體,當然就更不堪。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裏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2019離港的那批次當中,就有不少如下事例:流亡者到了目的國,人家慷慨接收,居留手續和基本生計都給苦心安排好,但因為流亡者飲食不習慣,於是沒多久就回流,寧願送頭。看官,這些人在槍林彈雨之下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卻頂唔順安全流亡生活裏冇奶茶魚蛋雲吞麵。當然,那也並不奇怪,因為大家都「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不過,做出那種取捨,心理因素方面是否欠缺了甚麽?西方心理學家已經做了不少研究,證實流亡者當中,或深或淺患上各種精神病的比率偏高,自殺傾向更明顯,而香港的流亡者對此束手無策。
2014年的佔運日子裏,我在佔領現場和一些年輕抗爭者交談。他們有一些告訴我,今後要進行嚴格的體能訓練,以備日後抗爭時「打得應、掟得遠、走得快」,令我大吃一驚。回想,原來勇武抗爭的體力本錢,幾年前就開始累積。不過,2019之後,我卻覺得,心理質素方面的弱點,可能更加致命,而克服這些弱點的本事,則更難練就,不是舉舉重、跑跑圈就可以。出身於港式大都會的抗爭者被迫要面對的,是兩種截然不同卻一樣沉悶的環境和孤獨的長時間,其一就是流亡,其二就是坐牢,所包含的心理挑戰,並不是有了勇武所需的體格就能具備。
十多年前,我的老友程翔先生出獄回港,久別重逢,我問他受刑期間最難挨的是甚麽,他說:「係冇人同我傾偈,幾乎發癲。」因此,培養堅强意志力和在大異環境裏的中長期心理適應能力,對抗爭者非常重要。歷史上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刻意鍛煉心理質素的最著名故事,就是春秋時代越王勾踐為了光復己國而强迫自己睡不舒適、吃不甘美,即「卧薪嘗膽」的傳說。我不知道今天的抗爭青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對自己作出這種鍛煉要求;也許很多,或足以令我再次感到驚訝,但我估計其實很少很少,少到接近零。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
近聞海外各派抗爭者的中生代有一共同點,就是非常欣賞猶太人的堅忍承傳,播遷世界各地幾乎兩千年之後最終復國並實行民主。這種欣賞,擺在 Paul Tabori 說的「流亡意識一代即消亡」旁邊看,非常有理。不過,要兩千年才能實現一個理想,凡事慣即食的香港人,真是難以認同;莫說兩千年,就是兩百年,對那些嘴邊常掛一句「希望有生之年乜乜乜」的老一輩民主派而言,也是不可想象、遙不可及。因此,以猶為師,文化上不對號。
猶太人自公元初給羅馬征服乃至驅散之後,很快喪失鬥志,變得窩囊怕事,膽小如鼠;千百年來世界上排猶、猶太人遭殘殺、財產被掠奪的事例不可勝數,但它們只會逆來順受,受不了就走,好死不如賴活着。二十世紀猶太建國,也很大程度是英國開綠燈並撐腰。 這種性格容或不足以稱道,但頗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有信仰的軟硬件,後者指遍佈世界各地每一猶太人聚居處的教堂(synagogue),那是他們發揮軟力量即信仰本身力量、達至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支持這種物質建設的,就是猶太人的雄厚經濟實力。他們認為勤奮賺錢是本分,但同時認為所得財富不過是神託付給你今生管理的東西,死的時候應該盡量捐出。他們流亡,代代堅守信念,而且相信自食其力,不靠政府救濟或NGO施捨,和很多八九六四的中國流亡人不一樣。
還值得留意的,是他們對信仰的執着,香港人看簡直是到了病態的地步。猶太人的信仰規條以及由之而來的行為守則多如牛毛,例如單是安息日不可點燈着電發熱的規矩和例外規定就有好幾十條,電燈泡不可用但LED不發熱卻比較認為可以,安息日之前就已經開着的就可以,如此等等。規條多得連他們自己也吃不消,於是各教派和地方都會發明一些巧妙理由去盡量繞過、取得方便但名義上不違反這些規條。儒家會說那是沒有了仁的內涵的禮,徒具形式,但從他們寧願辛苦挖空心思將就也要保留那些規條,倒可看出他們的一種極度執着。大概就是這種執着讓他們窩囊地死守着復國信念近兩千年,最後神推鬼擁之下成功了。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份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學猶?算罷啦!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本地翼搞民主抗爭,一代人光景下來,才發覺搞錯了,因為未弄清抗爭對象政權的本性,遂以磨鞋底抗爭三十年一事無成。海外翼現在一窩蜂搞國際游說,我估計一樣錯誤,因為未弄清楚民主國家政客要對投票人負責、包括要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不可能以人權為武器與中國周旋到底。若又因此磨破嘴皮一代人一事無成,那麽海外翼也是無效的,知道的時候,如 Paul Tabori 所說,已經夠鐘消失。我估計在西方很多幾十年一事無成的流亡運動,包括西藏獨立、古巴復國等,都是糊里糊塗抗爭幾十年,最後又糊里糊塗地夠鐘消失。前車本來可鑑,但香港人很可能缺乏必要的文化資源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口氣給大家淋了六桶涼水,估計會清醒,然後迷惘,因為不知路在何方。指路不是我的角色,我也無此能力。沒有大台了,也沒有唯一的正確途徑,找路因此是每個人的獨立責任。讓我改寫一位法國哲人的一句話:當你感到完全迷惘,也許就是你觸到了智慧的邊沿。
練乙錚//
全文: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10102/76ZXRNCDZNCQRGCFFIG3JRLV4I/?fbclid=IwAR1q3J3VgMPs-zx4YFmL24wFh6oUf7h8ydOfjeWX_vIhW2-x3R3ccXEjyH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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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之肝美人 #FGO中文口譯 #吾大秦科技力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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