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回合經濟談
〔#現實版的魷魚遊戲 #一場測試人性之惡的實驗〕
壯士們應該都有看到,這禮拜在社群媒體上,《魷魚遊戲》這部影集迅速竄紅,甚至擠上全球排行榜第二名!
在《魷魚遊戲》影集中,我們看到角色們為了讓自己生存下去,不惜泯滅人性,羞辱、欺騙、背叛、甚至拿起刀相互廝殺,展現潛藏在他們心中「惡的一面」。
但在遊戲開始前,大部分的參賽者其實都是一般的市井小民,背著難以負擔的債務,在社會的夾縫中掙扎,也許稱不上善良,但絕對沒有在遊戲中展現地那麼「惡」。
於是,今天想來跟壯士們聊聊,一場和測試「人性的惡」有關的實驗。
▌ 米爾格倫實驗
1961 年,猶太裔的美國心理學家 Stanley Milgram 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希特勒要求你電刑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你會執行命令嗎?」
於是,他找了 1000 位 20-50 歲的男性受試者,告訴他們: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
並請受試者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受試者——「學生」,然而學生其實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
在實驗過程,學生會被綁在電擊儀器上,而實驗負責人(權威角色)會告訴「老師」說:你的任務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認識單字。
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要繼續測驗其他單字;但如果答錯了,就要施以電擊。
第一次答錯的懲罰是 15 伏特的電擊,基本上人體感覺不到。但隨著錯誤題數變多,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最高是 450 伏特,且在 375 伏特會標示「警告,危險電擊」
電壓越高,「學生」的反應也會越來越激烈,從尖叫、敲打牆壁、到哭喊表示患有心臟疾病。最後當伏特數提升到 330 伏特以上後,學生會突然保持沉默,並停止所有反應(上述反應皆為錄音機預先錄製好的)。
在這過程中,許多受試者都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此時實驗人員會嘗試說服受試者,並告知他們「不會有任何責任歸咎」。
如果經過四次回覆的慫恿後,受試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按了 3 次 450 伏特的按鈕。
▌ 米爾格倫實驗的結果
壯士們猜猜,最後有多少人按到 450 伏特?
Stanley Milgram 問了 40 位精神科醫師,他們預估只有 1% 的美國人會按到 450 伏特,因為那是虐待狂般的行為,而全美約有 1% 人口有類似傾向。
但實驗結果和精神科醫師的預期大相逕庭,雖然所有的受試者都表示感到不舒服,並質疑這項實驗的目的,但最終有 62.5% 的受試者按到 450 伏特、且沒有參與者在到達 300 伏特之前堅持停止!
後來 Stanley Milgram 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都做了類似的實驗,但都得到差不多的結果。
馬里蘭大學的 Thomas Blass,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也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約 61% 至 66% 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
▌ 米爾格倫實驗的啟示與爭議
這個實驗想測試的是,人們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傷害他人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Milgram 在文章《服從的危險》(1974)中寫道:「這個實驗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
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隔壁傳來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
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
然而,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爭議。
因為這項實驗對受試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是由受試者的自由操作所造成的,但許多當代科學家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
▌ 匿名有多危險
另一個今天想介紹的研究,是在探討「戰士穿著統一服裝以達匿名性,對於戰場的表現是否有影響?」
在眾多文明中,戰士們穿著統一服裝以達到匿名性,美國人類學家 John B. Watson 就在 23 組文明中找到兩組變因,比較他們是否更換制服(15 個是;8 個否),與他們是否殺戮、折磨、殘害(13 個是,10 個否)之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如果該文明的戰士不更換制服,8 個文明只有 1 個文明有殺戮、殘害;但如果穿著制服,13 個文明中有 12 個都會表現出殺戮等殘暴行為,也就是說,一旦匿名之後,有 90% 的文明都會展現殘暴行為。
▌ 《魷魚遊戲》中的惡
今天介紹的兩個研究,各自代表了「盲目服從權威」及「匿名性」,是如何驅使人們展現那些泯滅人性的行為。而這兩點,似乎可以和影集《魷魚遊戲》的部分情節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當簽下同意書,加入遊戲開始之後,身穿紅色制服的面具人們,就成為玩家盲目服從的絕對權威者。
而「匿名性」,則可以從穿著桃紅色衣服的工人身上體現。頭戴面具不許脫下、身穿制服、沒有名字,這樣「對自我去個體化」的規範,讓每一個人都與其他人無異,完完全全地統一,降低了執行殺人指令的罪惡感,也模糊化「惡行」的界限。
(小結放留言!)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500的網紅林佳龍,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今(2)日上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議上,林佳龍委員首先質詢教育部長蔣偉寧關於建校合作和校外實習等相關問題,並提醒蔣部長應該多關心學生在實習現場的狀況,讓學生在高職或技專的階段,經由寶貴的實習經驗提升其技術品質,同時也可獲得實習機構給予的合理待遇。至於施行多年的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林佳龍要求教育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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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版的魷魚遊戲 #一場測試人性之惡的實驗〕
壯士們應該都有看到,這禮拜在社群媒體上,《魷魚遊戲》這部影集迅速竄紅,甚至擠上全球排行榜第二名!
在《魷魚遊戲》影集中,我們看到角色們為了讓自己生存下去,不惜泯滅人性,羞辱、欺騙、背叛、甚至拿起刀相互廝殺,展現潛藏在他們心中「惡的一面」。
但在遊戲開始前,大部分的參賽者其實都是一般的市井小民,背著難以負擔的債務,在社會的夾縫中掙扎,也許稱不上善良,但絕對沒有在遊戲中展現地那麼「惡」。
於是,今天想來跟壯士們聊聊,一場和測試「人性的惡」有關的實驗。
▌ 米爾格倫實驗
1961 年,猶太裔的美國心理學家 Stanley Milgram 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希特勒要求你電刑一個素未謀面的陌生人,你會執行命令嗎?」
於是,他找了 1000 位 20-50 歲的男性受試者,告訴他們:這是一項關於「體罰對於學習行為的效用」的實驗。
並請受試者扮演「老師」的角色,以教導隔壁房間的另一位受試者——「學生」,然而學生其實是由實驗人員假冒的。
在實驗過程,學生會被綁在電擊儀器上,而實驗負責人(權威角色)會告訴「老師」說:你的任務是教導隔壁的學生認識單字。
如果學生答對了,老師要繼續測驗其他單字;但如果答錯了,就要施以電擊。
第一次答錯的懲罰是 15 伏特的電擊,基本上人體感覺不到。但隨著錯誤題數變多,電擊的伏特數也會隨之提升,最高是 450 伏特,且在 375 伏特會標示「警告,危險電擊」
電壓越高,「學生」的反應也會越來越激烈,從尖叫、敲打牆壁、到哭喊表示患有心臟疾病。最後當伏特數提升到 330 伏特以上後,學生會突然保持沉默,並停止所有反應(上述反應皆為錄音機預先錄製好的)。
在這過程中,許多受試者都希望暫停實驗以檢查學生的狀況。此時實驗人員會嘗試說服受試者,並告知他們「不會有任何責任歸咎」。
如果經過四次回覆的慫恿後,受試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實驗便會停止。否則,實驗將繼續進行,直到按了 3 次 450 伏特的按鈕。
▌ 米爾格倫實驗的結果
壯士們猜猜,最後有多少人按到 450 伏特?
Stanley Milgram 問了 40 位精神科醫師,他們預估只有 1% 的美國人會按到 450 伏特,因為那是虐待狂般的行為,而全美約有 1% 人口有類似傾向。
但實驗結果和精神科醫師的預期大相逕庭,雖然所有的受試者都表示感到不舒服,並質疑這項實驗的目的,但最終有 62.5% 的受試者按到 450 伏特、且沒有參與者在到達 300 伏特之前堅持停止!
後來 Stanley Milgram 自己,以及許多全世界的心理學家都做了類似的實驗,但都得到差不多的結果。
馬里蘭大學的 Thomas Blass,在重複進行了多次實驗後也發現:無論實驗的時間和地點,每次實驗都有約 61% 至 66% 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
▌ 米爾格倫實驗的啟示與爭議
這個實驗想測試的是,人們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傷害他人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Milgram 在文章《服從的危險》(1974)中寫道:「這個實驗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苦。
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一個人,更加上隔壁傳來的痛苦尖叫聲,即使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
實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尺度的行為。」
然而,它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爭議。
因為這項實驗對受試者施加了極度強烈的情感壓力,雖然這種壓力是由受試者的自由操作所造成的,但許多當代科學家將這類實驗視為是違反實驗倫理。
▌ 匿名有多危險
另一個今天想介紹的研究,是在探討「戰士穿著統一服裝以達匿名性,對於戰場的表現是否有影響?」
在眾多文明中,戰士們穿著統一服裝以達到匿名性,美國人類學家 John B. Watson 就在 23 組文明中找到兩組變因,比較他們是否更換制服(15 個是;8 個否),與他們是否殺戮、折磨、殘害(13 個是,10 個否)之間的關係
結果發現,如果該文明的戰士不更換制服,8 個文明只有 1 個文明有殺戮、殘害;但如果穿著制服,13 個文明中有 12 個都會表現出殺戮等殘暴行為,也就是說,一旦匿名之後,有 90% 的文明都會展現殘暴行為。
▌ 《魷魚遊戲》中的惡
今天介紹的兩個研究,各自代表了「盲目服從權威」及「匿名性」,是如何驅使人們展現那些泯滅人性的行為。而這兩點,似乎可以和影集《魷魚遊戲》的部分情節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當簽下同意書,加入遊戲開始之後,身穿紅色制服的面具人們,就成為玩家盲目服從的絕對權威者。
而「匿名性」,則可以從穿著桃紅色衣服的工人身上體現。頭戴面具不許脫下、身穿制服、沒有名字,這樣「對自我去個體化」的規範,讓每一個人都與其他人無異,完完全全地統一,降低了執行殺人指令的罪惡感,也模糊化「惡行」的界限。
▌ 小結
獨編第一次看到這兩個研究時,只覺得當下毛骨悚然,但並沒有留下太多後續的感觸。
直到這幾天追完《魷魚遊戲》,看見人性在瀕臨絕望時刻的細膩刻劃,再回頭看米爾格倫實驗,才意識到,原來普通人也「很可能」在整個社會體制的作用下,成為他人眼中的惡人。
大學在社會責任 上 所扮演的角色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大學在社會責任 上 所扮演的角色 在 林佳龍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今(2)日上午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議上,林佳龍委員首先質詢教育部長蔣偉寧關於建校合作和校外實習等相關問題,並提醒蔣部長應該多關心學生在實習現場的狀況,讓學生在高職或技專的階段,經由寶貴的實習經驗提升其技術品質,同時也可獲得實習機構給予的合理待遇。至於施行多年的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林佳龍要求教育部應審視目前遭遇的瓶頸,並持續積極推動該項計畫。
目前大專院校和高中職實習生大約有七萬六千多位,林佳龍委員以自己辦公室同仁子女之實習經驗為例,不少高職生所從事的線上作業員,大概跟他母親當年做女工的工作性質相彷,學生或淪為企業的廉價勞工,甚至為其無償工作。蔣部長表示不論是建校合作和實習,仍應與學習建立密切的關係,林佳龍提醒蔣部長應該多關心學生在實習現場的狀況,主管機關不該被動地僅以書面的方式要求學校去了解,而應讓學生在就讀高職或技專的階段,亦即由青少年步入青年的重要時期,藉由寶貴的實習經驗提升個人技術品質,同時獲得實習機構給予的合理待遇。會中林佳龍也要求教育部詳細調查並提供有關高職建校合作與技專實習之不同行業類別的實習情況,包括分布情形、人數、待遇、技術性質等資料或數據。
林佳龍委員提到過去教育部的「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所挑選的實習企業,質量俱佳,若干學校還為此調整學制,讓學生能從學習銜接就業,但這幾年該項計畫似乎無太大進展,誠屬可惜,林佳龍呼籲教育部應該再重新評估,積極啟動對學生有益的產學合作計畫。目前教育和職場供需結構失調,林佳龍希望教育部應扮演媒合的角色,與業界協調合適的方案,挑選幾個產學合作成功的例子,以產生示範效應,讓企業善盡其社會責任,對其社會形象也有加分效果,企業和學生均可互蒙其利。
台灣社會中流浪教師,包括流浪博士滿街跑的現象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短時間也難以解決。林佳龍委員認為台灣若要走向國際化,或可朝華語教師輸出的方向努力,如印度、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度,既是英語系國家、電子高科技業發達,或可成為台灣未來的戰略夥伴,且台印雙方主管教育的高層早已相互考察,為何合作的進度成長緩慢,至今僅有六位華語教師赴印度任教?蔣部長表示印度是很重要的合作國家,除了鼓勵印生來台就學,教育部已委託清華大學在印度駐點,今年雙方會持續擴大合作。林佳龍委員認為教育部應設定目標,讓華語教師有出處,不過考量異國的文化和環境的差異、個人的適應狀況,仍應擬定維護我國民人身安全,及提供社會保險等配套措施,不該只消極地提供名額,徒讓有意願,卻有諸多疑慮的華語教師望之卻步。
關於十二年國教的特色招生名額計算方式,林佳龍質疑教育部採用的究竟是核定入學或是實際入學名額?因為兩者相差近六萬四千人,特色招生便占其中的一萬二千人,有灌水之嫌。林佳龍建議仍應以實際入學的人數作為計算基準,蔣部長回應目前是以核定名額規劃之,未來則會朝向以實際入學名額為基準方向努力。
大學在社會責任 上 所扮演的角色 在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計 ... 的必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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