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家駿之亂」之後的「湯家驊之亂」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香港代表隊在東奧取得史無前例豐收。媒體鏡頭中的運動員燃燒極限,鏡頭外的香港人也相當忙碌。短短半個月的東京奧運,香港就爆發了「穆家駿之亂」。廣大網民關注之外,政治人物之間的回應也似乎有點劍拔弩張。穆家駿當初發帖,其實有幾個知名人士和應,其中一人是湯家驊,當時他說:「阿朗,我哋見過鬼怕黑呀,所以最好唔好著黑色啦,免有啲人睇睇吓電視心狀(臟)病發......加油!等你攞獎牌!」。
後來他又在分享 14 歲跳水金牌全紅嬋的新聞時表示,全紅嬋家境一般,但「憑著國家的栽培和努力,為國爭光,出人頭地。香港甚麼也有的年青人,你感到羞愧嗎」,這究竟是甚麼鬼?所以我們也要考慮說,這短短一個東奧,已經在香港引發了「穆家駿之亂」和「湯家驊之亂」。
湯家驊關注這位 14 歲冠軍是絕對沒問題的,判定全紅嬋是憑著國家栽培而成功也沒有問題,確實是實情,恭喜運動員也很好,但跟「香港年青人」的關係在哪裡?可以比較出甚麼?我們不知道湯私下對青年問題的考察有多深,但塑造一個「香港青年人被寵壞」的印象去襯托出中國運動員刻苦努力的做法,雖然罐頭,但更重要的是過度強調「香港甚麼也有的年青人」。
不知道他們平時接觸的是否就只限於權貴階層的青年人,但總體而言香港,香港是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青年自然也是窮人多過有錢人,「甚麼也有」不是香港普遍現象。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20 年報告,以堅尼系數而言,在香港堅尼系數之高,在 64 個經濟體系中排名 60,等同包尾,是世界上最貧富不均的經濟體。不過 2021 年報告就採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有經濟活動的住戶人均收入」新計法,香港變成排名 48,但仍然代表兩種計法都證實香港狀況不理想。
在一個貧窮的人口中,絕不會產生「甚麼也有」的年青人。2019 年是一個怎樣的年代?根據香港特區政府 2020 年底發佈的《2019 年貧窮情況報告》,青年(18 至 29 歲)貧窮人口達 12.3 萬人,每 8 個年青人就有一個貧窮。數字連升 4 年創 10 年新高。
在湯的那個帖文中,我感受到權貴 —— 或者至少是中產 —— 的世界觀可以顯示得很 subtle:他們覺得「年青人」是物質上很豐足的 —— 這就充份反映了他們自身的局限。在貧窮線上掙扎的人你根本看不到他的,他和你的生活永遠都不會交會。你會在某個日子突然聽到他輾轉離去 —— 或者死亡 —— 的消息。就這樣。但我能想像正常「年輕人」對於湯那一代,就等於我們面對路上的乞衣那樣,人生軌道永遠不會交會。「年青人」對他們而言,是否像劉鳴煒那樣的名人菁英?
但可能湯那一代,還是戒不掉最後的自豪感,真把香港當成第一世界富裕地區,好像香港是甚麼新絲蘿蔔皮,視為腐化墮落的象徵。太抬舉香港了吧。這讓我想起以前舊高中新儒家中國文化課程,也有批判西方社會個人主義泛濫,酒池肉林,其實也很抬舉「西方」,彷彿東方社會對酒池肉林就較有免疫力。
「香港年青人甚麼都有」還不會上進的形象,自然又襯托出上一代艱險奮進的好處。大約十年前,中國網民就很愛比較中青和台青的心性之別,前者很有狼性衝勁,後者就懶散小確幸。後來不知為何不再這樣說了,可能是不再流行這樣比較了吧。湯家驊才剛到趕到這一波流行。
國家運動員是人,但也是神。把他神化就是淘空,把祂人化就是填充。我們當然知道,刻苦成材的故事十分切合傳統的感情敘事。能在窮山惡水中挨出頭來,也是跨文化跨地域歌頌的激情故事。但不那麼激情、不那麼戲劇性的成功,也很好。我見香港運動員,或者其他國家運動員的片段,他們似乎比較輕鬆,平時也展示生活一面。拿了銀牌銅牌,好多人都好開心。
好像香港,這裡七百多萬人,出了任何獎牌,或者沒有獎牌,都可以是香港人的英雄。這些人背後不一定有戲劇性的身世或重擔(可能也有,只是湯未必有興趣),可能是小康之家,他沒有拿獎牌也不會面對重要後果,運動員背後全家都健健康康,這種成功和環境 —— 不是另一種好嗎?青年「甚麼都有」比較少,但可能也擁有一些東西。但擁有甚麼,甚至豐足,沒甚麼好羞愧。經濟生活改善,社會向前進步,就是為了令老年人不需要再炫耀以前生活像食屎一樣都可以挨過。最好是父輩祖輩都沒挨過餓,成就達到,在他們眼中都是波瀾不驚。有這些人,就顯示那個社會發展到相當進階。
東奧期間的「湯家驊之亂」,用廣角鏡去看,背景就是基於香港的特殊社會環境,某些菁英會「覺得」,「辱港」會獲得嘉許,穆家駿在微博也有網民支持。曾經聽說以前的菁英都是鬥誰人更愛香港,我告訴說這些的人,那個世界你們肯定要在發夢時才能再見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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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代表隊在東奧取得史無前例豐收。媒體鏡頭中的運動員燃燒極限,鏡頭外的香港人也相當忙碌。短短半個月的東京奧運,香港就爆發了「穆家駿之亂」。廣大網民關注之外,政治人物之間的回應也似乎有點劍拔弩張。穆家駿當初發帖,其實有幾個知名人士和應,其中一人是湯家驊,當時他說:「阿朗,我哋見過鬼怕黑呀,所以最好唔好著黑色啦,免有啲人睇睇吓電視心狀(臟)病發......加油!等你攞獎牌!」。
後來他又在分享 14 歲跳水金牌全紅嬋的新聞時表示,全紅嬋家境一般,但「憑著國家的栽培和努力,為國爭光,出人頭地。香港甚麼也有的年青人,你感到羞愧嗎」,這究竟是甚麼鬼?所以我們也要考慮說,這短短一個東奧,已經在香港引發了「穆家駿之亂」和「湯家驊之亂」。
湯家驊關注這位 14 歲冠軍是絕對沒問題的,判定全紅嬋是憑著國家栽培而成功也沒有問題,確實是實情,恭喜運動員也很好,但跟「香港年青人」的關係在哪裡?可以比較出甚麼?我們不知道湯私下對青年問題的考察有多深,但塑造一個「香港青年人被寵壞」的印象去襯托出中國運動員刻苦努力的做法,雖然罐頭,但更重要的是過度強調「香港甚麼也有的年青人」。
不知道他們平時接觸的是否就只限於權貴階層的青年人,但總體而言香港,香港是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青年自然也是窮人多過有錢人,「甚麼也有」不是香港普遍現象。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2020 年報告,以堅尼系數而言,在香港堅尼系數之高,在 64 個經濟體系中排名 60,等同包尾,是世界上最貧富不均的經濟體。不過 2021 年報告就採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有經濟活動的住戶人均收入」新計法,香港變成排名 48,但仍然代表兩種計法都證實香港狀況不理想。
在一個貧窮的人口中,絕不會產生「甚麼也有」的年青人。2019 年是一個怎樣的年代?根據香港特區政府 2020 年底發佈的《2019 年貧窮情況報告》,青年(18 至 29 歲)貧窮人口達 12.3 萬人,每 8 個年青人就有一個貧窮。數字連升 4 年創 10 年新高。
在湯的那個帖文中,我感受到權貴 —— 或者至少是中產 —— 的世界觀可以顯示得很 subtle:他們覺得「年青人」是物質上很豐足的 —— 這就充份反映了他們自身的局限。在貧窮線上掙扎的人你根本看不到他的,他和你的生活永遠都不會交會。你會在某個日子突然聽到他輾轉離去 —— 或者死亡 —— 的消息。就這樣。但我能想像正常「年輕人」對於湯那一代,就等於我們面對路上的乞衣那樣,人生軌道永遠不會交會。「年青人」對他們而言,是否像劉鳴煒那樣的名人菁英?
但可能湯那一代,還是戒不掉最後的自豪感,真把香港當成第一世界富裕地區,好像香港是甚麼新絲蘿蔔皮,視為腐化墮落的象徵。太抬舉香港了吧。這讓我想起以前舊高中新儒家中國文化課程,也有批判西方社會個人主義泛濫,酒池肉林,其實也很抬舉「西方」,彷彿東方社會對酒池肉林就較有免疫力。
「香港年青人甚麼都有」還不會上進的形象,自然又襯托出上一代艱險奮進的好處。大約十年前,中國網民就很愛比較中青和台青的心性之別,前者很有狼性衝勁,後者就懶散小確幸。後來不知為何不再這樣說了,可能是不再流行這樣比較了吧。湯家驊才剛到趕到這一波流行。
國家運動員是人,但也是神。把他神化就是淘空,把祂人化就是填充。我們當然知道,刻苦成材的故事十分切合傳統的感情敘事。能在窮山惡水中挨出頭來,也是跨文化跨地域歌頌的激情故事。但不那麼激情、不那麼戲劇性的成功,也很好。我見香港運動員,或者其他國家運動員的片段,他們似乎比較輕鬆,平時也展示生活一面。拿了銀牌銅牌,好多人都好開心。
好像香港,這裡七百多萬人,出了任何獎牌,或者沒有獎牌,都可以是香港人的英雄。這些人背後不一定有戲劇性的身世或重擔(可能也有,只是湯未必有興趣),可能是小康之家,他沒有拿獎牌也不會面對重要後果,運動員背後全家都健健康康,這種成功和環境 —— 不是另一種好嗎?青年「甚麼都有」比較少,但可能也擁有一些東西。但擁有甚麼,甚至豐足,沒甚麼好羞愧。經濟生活改善,社會向前進步,就是為了令老年人不需要再炫耀以前生活像食屎一樣都可以挨過。最好是父輩祖輩都沒挨過餓,成就達到,在他們眼中都是波瀾不驚。有這些人,就顯示那個社會發展到相當進階。
東奧期間的「湯家驊之亂」,用廣角鏡去看,背景就是基於香港的特殊社會環境,某些菁英會「覺得」,「辱港」會獲得嘉許,穆家駿在微博也有網民支持。曾經聽說以前的菁英都是鬥誰人更愛香港,我告訴說這些的人,那個世界你們肯定要在發夢時才能再見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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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愛國者治港」前夜的香港近代史回顧 -- 上報 / 評論】
北京推行「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內部並沒有炸開了鍋,因為早有預告。檯面反對的政治人物都掃光了。加上晦明不定的疫情、47 個反對派被行刑式審判,人的關注力卻終究並非無限。
由北京完全主導的選舉改制,在這裡首先引起的卻是思古幽情,整理國故的歷史意識。北京人大決定香港選舉制度的時候,親中派、特區官員和社會上的行業代表,都跑出來全力支持,但一般的香港人卻是截然不同的反應冷淡。看在眼裡,知道了,內心有點想法,但精神卻累得不想理會。網絡上卻有歷史考古專頁回顧香港一直以來爭取權利的歷史。因為大家在沉默中亦觸景傷情,不禁天問,香港是如何走到今日的呢?
要回顧的話總會令人不高興,因為在過渡期間,一些有份協助扼殺全面普選的政客,還在香港;很多錯誤期待過香港應該回歸中國、兩地一起民主化的「民主回歸派」,還活得好好的。愛中國至深的香港民運領袖司徒華早已逝世,沒能看到今日香港「全面回歸」的模樣。
若把香港人粗略分為年輕一代和中老年一代,他們對今日香港的局面,反應自然不一樣。中老年一代當年親身經歷過前途談判和 1997 年的主權移交,也經歷過中國對香港主權決不退讓,香港只能被動接受的時代。當年很多人恐懼而移民,就此一去不返,當時已經有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不只令英美澳加等地增加了很多香港聚落,更令當時香港社會的中上層人員大換血,於是很多才德普通的人,也因為社會結構上層真空而無端得到晉升機會。
大部份人對回歸中國都有疑慮,但有一班人認為要留下來,試圖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留守香港,希望在「一國兩制」裡面據理力爭,為香港爭取最大利益。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後來成為公民社會的中堅份子,也有一些順理成章從政。因為英國在撤走之前,在香港推了半套政改,香港立法會起碼有一半直選。香港回歸初期,中國對香港基本上不介入。董建華管治時期,中國與美國打得火熱,中國當時的地位,尤如美國在二戰之後扶植的日本,大家關係好得不得了,香港也與美國關係良好,跟今日不能同日而喻。迪士尼樂園也是那個年代商量好在香港興建,當時香港給迪士尼的條款十分優厚,甚至有人批評香港「喪權辱港」,面對美資頭也抬不起來。
北京彈指間就可改變現狀
回歸之初,香港政治局面看來也是粗安,民主(回歸)派的存在,便看來好像鎮守著香港,是他們令中共沒有河水犯井水。這是一個歷史造成的錯覺,後來我們親眼目睹了香港的司法獨立、議會制度、懲治機關,在北京彈指之間就可改變。不是北京不能做,而是它當時顧全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沒有重搖香港的現狀。北京每次動手,不只激起了香港人反感,民主派的權威也逐年散功。
一國兩制究竟是甚麼,雙方慢慢都有了自己的詮釋。香港人本來這個制度可以守護自己權益,可以維護香港生活環境「不變」,但同時一國兩制的源頭是中國主權,這個制度也證成了中國對香港有各種權力的法理邏輯。因此它也可以不給香港實行民主普選,因為條文說過,香港的民主政改要依照「實際情況」,經過 19 年的反送中,實際情況不行了,所以要杜絕反中份子進入權力機制,於是實行一連串的選舉「優化」。
然而這並不是 19 年直接導致的,而是在 2014 年北京就香港政改問題發出「白皮書」,宣示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特首候選人要先由選舉委員會先撰選,因為香港特首很大權力,比普通的地區領導人更大,事涉國家安全,要牢牢掌握。
從國家邏輯而言,這是天經地義。這一切的揭開,象徵著中老年人半生信仰的民主回歸、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並且令香港一併民主,或者退而求其次,以一國兩制賦予香港的權力「自守拒共」的黃金遐想,在短短數年間蒸發殆盡。在 47 人的審判現場,有法律界人士質問,警察無理封鎖法庭,干擾公眾人士聽審,這樣香港還有司法獨立嗎?法庭是司法機關管理,還是警察管理?這個問題,發問者自己都明白,只是「人窮則呼天」,當世界觀被現實強力挑戰時,內心痛苦無比,只能「天問」。
若問他們,有沒有認為當年自己太過天真、對權力有著行險僥倖之心、料不到中國真會如此,他們不一定承認,但內心一定充滿交戰。畢竟那個年代,回歸不是他們要搞的,但當中搖旗吶喊的也有不少。97年之前,香港曾有議員發起全面直選立法會,但最後卻是「民主回歸派」的成員投了反對派,以一票之差失敗。當時輿論鞭韃他們,「民主回歸論」支持者的原罪就由此種下。當時有支持否決全面直選的人,在電視節目上為此決定護航:
「身為匯點成員,我認為李華明做法沒錯。因為我們現在民主化不是單看香港,也要看全中國民主化,兩者要同步進行,互相配合,不可單講香港不講中國,這是民主回歸派匯點所講的堅持原則,我們既要回歸,又要民主,我希望講清楚這立場。第二,假如未來我們作為中國人民一份子,不是現在我們在港英生活下就不是中國人,由始至終我們從來都是中國人時,我們的民主化就不應該單講香港,兩者要配合,就要想清楚這問題…」
這素顏而自以為是的愛國主義,不知是否有點像某一個時空下「盼來了祖國」的林獻堂。
相信的等 不信的走向抗爭
二十年來,香港也說不上有民主進程,但已經在議會裡有不少議席、得優厚議員薪津的民主派,就慢慢分裂為保守派和加速派。保守派認為要苦撐待變,最終香港能否政改,都是要與中國商討,尤其是不能反對中國,不能惹怒中共。而中國在忙著發展經濟,從來也不想多個變數,也是能拖就拖。
香港的政經高層能忍,不代表下面的不會鼓譟。特別是香港是「堅尼系數」長期排名一二的經濟體,很多窮人,房價極高,大家水深火熱,他們也得到了某程度上的政治啟蒙,認為經濟問題、利益集團固化,必須民主化,政府才會向人民問責、有能力解決問題,否則就是被本地和海外財團長期左右大政。經濟問題引致了對民主化的高度渴望,他們有一些就支持或自己成為民主派的加速派,用抗爭要求政府盡快改為民選。保守派認為中國會在適當時候推動政改,因此萬事小心,也有了經略中國的幻想,事後我們當然證實了,當時中方只是拖延他們,是不會真正給香港人他們想像中的普選。
當「保守派」(或「經略派」) 自覺朝中有人的時候,更是對「加速派」不友善,大家又是選舉競爭對手,雙方的矛盾既混合私人恩怨、爭取路線不一、議席的競爭、社經矛盾等等,成為近十年的政治主軸。保守派的策略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力爭取民主反而冒進,因為激怒中共,最後只會越收越緊。爭取民主太大力,反而是破壞民主運動。這個悖論為何出現和盛行,便是因為在香港的具體政治環境,北京垂簾聽政,雖然看似不動,但大家都明白權力全在他手。分別只是,北京有權,它會容許還是不容許香港民主。有人會寄望中國自動放權,也有人根本就不相信。相信的就繼續等,不相信的就慢慢走向抗爭。
「香港還是正常」是幻覺
歷史繼續向前,結果是不相信的人慢慢增加,越來越多,對抗爭手段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大。2014 年佔領之後,有 2016 年旺角的警民衝突,到 2019 年一般人就已豁出去。有些中老年意見領袖仍然會很懼怕騷亂越搞越大,會惹來中國報復,但可能當初實踐行動的很多人,抱著的心態卻是反正已經惹怒了中國,而且就算中國很高興,也不會給香港民主的。
就是這股絕望,最終衝散了整個上層虛偽地維持的「香港還是正常」的幻覺。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也不再容忍,用警察大打大捕,用法庭重判抗爭者,立了《國安法》,然後又修改選舉制度,杜絕反對派進入議會。其實更多的改造還會陸續推出。例如對香港既得利益階層的整治、打擊地產商、打擊原居民、馴服香港的「深層政府」 (即自成一國的高級公務員)、還有大舉洗換本身能力不濟的建制派。
他們的意思是,香港搞不好,離心者眾,是因為經濟問題,是大地產商和各種既得利益階級暗中阻礙施政,導致利益分配不均,人們才倒向爭取民主自由,進而演變成威脅中國的動亂、還有一批人去外國遊說要制裁中國。北京相信,只要下層利益分配好了,就可以大為削弱香港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及「政治化」風潮。
香港低下層和年輕一代,在過渡期前後才哇哇落地,與前面的光輝失諸交臂,生不逢時已經是定數。這些人沒有經濟上流的希望,導致絕望,因而參政求變是真的,但在過程中,沒有中國情懷的年輕一代,在犧牲過程中建立了自己唯香港論的主體意識,對主宰自己命運的渴求,大概比起上一代更要強烈。難言哪一種情懷比較究竟,但中老年早已獲得了一定利益,他們會因為香港情況變壞而離開,保存個人,但走不了的年輕人在乎自身的同時,也在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及政治體系,他們將自身的存在,寄托於群體的保存。
中老年人的世界和希望業已煙滅,他們也較難習慣新世界。好像有份出賣了香港的罪惡感、血氣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家累的重擔,都是一代人漸漸淡出熄微的原因。畢竟在過渡期前後,中國還需要西方和「原香港」,對政治上的反對者都很寬容。是在預期將會得到寬容環境,也容易有收成,我們才會「抗爭」。如果抗爭危險、充滿焦慮的時候,很多人就會離開。如果手上有很多籌碼,是不會無故自毀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後來的一代,雖然一無所有,卻很多人是真心相信「不是因為看到會勝利才堅持,而是堅持了才可能得到勝利」。這一代香港人和上一代,內心的差距拉開了彷彿兩個物種之遠。
一無所有的心安
年輕一代亦不是不絕望痛苦,但他們沒有見過巫山和滄海,沒有能夠懷舊的念想,反而不會完全陷入「我認識的世界已經完全幻滅」的痛苦。畢竟他們是成長於一國兩制之下的第一代。他們潛意識也知道香港變成如此,第一是北京、第二是父祖輩,與自己無關,反而自己是幫父祖輩還債,卻沒有吃香喝辣過,在受難中反而有了一無所有的心安。有一些朋友就在 47 人之中,他們在獄中互相挖苦和說笑的言談,也傳到了外面。為甚麼身處絕境都能如此苦中作樂,也許便是因為潛意識知道自己雖然受苦,但卻是清白的,良心過意得去。雖然狀況十分畸形,但香港歷史的確是如此曲折和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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