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基督教人文主義之父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一千個走入戶外的理由：基督教篇】
承認吧！在一個講究務實與物質的社會裡面，大眾或許還可以接受觀光旅遊跟露營，但稍稍帶著點風險的戶外活動就不太OK了。當我們想要出走，「不事生產」的標籤可能就在轉角等著我們~ 😅😅

說起約翰‧繆爾（John Muir）這個百年以前的蘇格蘭裔美國人，如今我們大多只約略記得他是國家公園之父，也是古早年代的環運領袖，但你知道他同時也是一位博物學者兼「山癌」末期患者嗎？ （※ 與其說是山癌不如說是荒野癌就是了 ）

他病重的程度，已經到了不往野外跑就渾身不對勁的地步，餐風露宿、冒險犯難對他而言，才是人生的真諦！要說是誰塑造了美國的環保運動和戶外文化，這位大鬍子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的書中就有提及，繆爾努力提倡的荒野保護理念，其實也在戰後美援時期溶入了臺灣國家公園的核心精神之中。

.

在繆爾29歲的時候，歷經一場幾乎奪走他右眼視力的工安意外，不得不讓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最後，他決定要忠於自己的夢想，展開一場以探索和植物研究為主題的大冒險。

日後他回憶這段經歷時，就說：「這次的打擊將我趕到了芬芳的原野之上。有時候，神為了教導我們，就會讓我們無比貼近死亡。」

於是他徒步從肯達基州走到了佛羅里達州，大約1,600公里的距離（約徒步環島一圈半）。任性且自信的繆爾沒有任何既定的行程規劃，就只是設定了往南的大方向，然後盡量選擇在野地中行動而已。說走就走，可真是瀟灑！

這一路上留下的事蹟有：遇上持槍強盜時保持鎮定，全身而退（因為他看起來很窮）、假裝自己有槍嚇退兇徒、在荒煙漫草的墓園中露宿、因為身上沒錢餓肚子到眼冒金星 … 說真的，獨自在南北戰爭剛結束沒多久之後的南方徒步旅行超級硬派的啊 ... 先來個RESPECT.

身為一個將靈魂獻給荒野的男子，繆爾也碰過不少的質疑者，尤其是嚴以律已、務實至上的新教徒。行經田納西州鄉間的時候，他為了找尋過夜的地點，在小鎮裡面逐戶敲門問能否借宿一晚，結果恰巧在最後一戶碰上了願意接納他的一對夫妻，丈夫是一位虔誠的鐵匠。

.
.
.

晚餐時分，這位鐵匠在禱告之後注視著餐桌另一端的繆爾，開始了以下的對談：

「年輕人，你來這裡幹嘛？」
「找植物。」
「植物？什麼種類的植物？」
「喔，所有種類的植物；花、草、樹、苔癬、蕨類 … 我幾乎對所有會生長的東西都有興趣。」
「好吧，年輕人，你意思是政府並沒有僱用你來做這些事囉？」
「對，我就是自己的雇主。我喜愛所有的植物，我南下是希望能認識越多植物越好。」

（鐵匠內心OS：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的年輕人！😠😠）

「你看起來是個意志堅強的人。與其在鄉間遊蕩拈花惹草，你肯定可以做些更有意義的事情。現在大環境不好，所有人都必須要認真幹活才行。摘花不管放在什麼時候都不像是一個男人該做的事。」

………

遇上這種氣力萬鈞的務實主義批判，別說是19世紀的繆爾了，就算是喜歡戶外的現代人也難以抵擋吧！（苦笑）但聰明伶俐、熟讀聖經的繆爾可沒有就此敗下陣來，竟然反而利用聖經來了一招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

「你相信聖經，對吧？」
「當然啦！」
「嗯，你知道所羅門王（聖經故事中有名的賢王）不只意志堅強，而且大家還普遍相信他是有史以來最有智慧的人，但他卻認同研究植物的價值喔！不單是撿起它們而已，還要加以研究；你知道他還寫了一本關於植物的書，不只紀載了黎巴嫩高大的雪松，還有牆縫中生長的小東西。」

「所以囉，你看所羅門王跟你之間的差距比跟我之間的大多了。我向你保證他肯定經常跑去朱迪亞（古巴勒斯坦南部地區）的山區晃蕩，而且如果他是一個北方佬，他必定也會尋訪土地上所有的草木。再說，你難道不記得耶穌曾告訴他的門徒要『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並將他們的美麗和所羅門王的榮耀相提並論？現在，我該聽誰的話，你或是耶穌的？耶穌說：『想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你說：『不要想，它不值得任何意志堅強的人去做』。」

鐵匠表示：😦😦😦

於是，啞口無言的鐵匠說他從未以這種方式看待花朵過，並重申繆爾果然是意志堅強的人，承認他拈花惹草一點問題也沒有。

.
.
.

可惡，我也被長輩唸過好幾次不要去爬山，應該多去讀「實際的書」、多去做「實際的事」 #$!@#%@，讀到這邊真是超有共鳴的 … 😂😂

但我們都知道，繆爾同時具有戶外活動愛好者和博物學家兩個身分。他熱愛潛藏於大自然中的神性與真理，所以不像大部分人純是為了休閒娛樂而走入戶外，而這也是19世紀博物學家的共通特性，即非常注重實地踏查和紀錄。

這樣的風氣也影響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所以我們才會見到日治時期有這麼多勤跑現場的學者出沒於臺灣的山區，如鹿野忠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菊池米太郎、川上瀧彌等，其中亦有以斯文豪(Robert Swinhoe)為首的西方學者。有趣的是，雖然看起來都是跑現場，但裡面像伊能嘉矩這種專精於研讀和編纂文獻的學者，就會被認為是沒有真正深入田野採集標本與資料，圈內評價上也會略有差異。

戰後美援時期，來自美國的學者到臺灣調查生態，跟著原住民嚮導上山下海過倒木，另一方面也感嘆當時臺灣的教授都不願意跑現場，未來本土生態研究還有救嗎？這樣的批判，也是來自於繆爾這類博物學者的所塑造的典範。

最後，因為博物學的盛行，最早期的戶外俱樂部（相當於我們的登山社團）也會有注重科學和藝術人文的一面，但這畢竟只是一小撮人的興趣，大多數會員只是喜歡到戶外散心或是征服巔峰啦~

.
.

看到這裡還不去支持一下臺灣本土 找樹的人-Taiwan champion trees 團隊，能結合興趣跟學術真是件很酷的事情呀！！

想多認識繆爾這個傢伙，可以去看2020年出版的《我的山間初夏：國家公園之父約翰‧繆爾的啟蒙手記》，我講的故事則是來自《墨西哥灣千里徒步行》，但相關的繁中譯本不多，大家自己找找看吧！

若是要以更宏觀的方式瞭解繆爾在歷史脈絡之中的角色，則可參考一下拙作《#登一座人文的山》~ 但裡面不會講太多這種有趣故事就是了 😆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一分鐘閱讀4620-4624
《用野心對抗野心》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建勳去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用野心對抗野心》，副題是「聯邦黨人文集講稿」。

《聯邦黨人文集》又叫《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是美國獨立建國時國父們「辯」出來的文明大典。作者三人： 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 ，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漢彌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和美國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傑伊（John Jay）。

辯論場景：新憲法擬定，但不被理解；辯論結果：新憲法深入人心，美聯邦創立，美利堅崛起。如果說，憲法是美利堅骨架，《聯邦論》無疑讓憲法有血有肉，涵蓋了美國國父們追問的所有政治問題，王建勳認為，「放在當下，幾乎任何關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從中找到答案。」雖然孟德斯鳩、洛克等人的著作也非常重要，但是，從構建一個有限政府、一個自由政體原理的角度講，這部文集更出色。就政治智慧而言，沒有什麼著作能超越它。

《聯邦黨人文集》中譯本問世多年，近年又有若干新譯本。作為一部政治學經典，它用語抽象、思維縝密，算是比較難讀的；其次，由三人合寫，充滿跳躍性，普通讀者難以抓住主線；其三，如果讀者不知道當時的歷史背景，沒有基本的政治學和憲法學知識，讀起來也會覺得吃力。

王建勳的《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就把《聯邦黨人文集》中晦澀難解的表述，儘量轉化為通俗易懂的文字；又把看似結構零散的文本勾連在一起，讓讀者掌握其內在的邏輯框架，領會其整體的思維脈絡。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必要的當年的背景知識。

一部不朽經典
「用野心對抗野心」，是美國國父們制訂一部美國憲法的初衷，概括來說就是限制權力。《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之一、美國第四任總統麥迪遜說：「人不是天使，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是有野心的，要制約野心，必須以野心來對抗野心，除此以外，別無他法。」

「用野心對抗野心」的所有內容幾乎都能在一本書中找到說明和解釋。這本書就是《聯邦黨人文集》。在美國，這本書的地位僅次於《聖經》、《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
美國國父華盛頓說：「它值得任何一個熱愛自由的人閱讀，如果這人想生活在一個公民社會裡的話。」

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認為，它是研究政體原理的最佳評論。

以撰寫《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而聞名於世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說：「《聯邦黨人文集》是不朽經典」。

王建勳， 1972年生，先後畢業於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和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法學碩士、政治學博士，對憲政理論及古典自由主義傳統有深入研究。他將這部經典以通俗解說的方式介紹給中文讀者，是因為他認為，對構建一個有限政府、一個自由政體而言，這部文集提供的理論和政治智慧，超越所有前人的著作。

王建勳要將這本書作通俗解讀，針對的是「放在當下，幾乎任何關心自由和政治的人，都可從中找到答案」。因為當下正是美國和全球面臨危機的時候，這要從王建勳另一篇長文《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講起。

美國正處在十字路口
在今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而關於大選的紛爭仍然未平息之際，王建勳發表長文《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開宗明義地說：「過去幾年，美國政治極化、社會撕裂，尤其是2020年，各種暴力事件頻發。美國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美國國父們的政治遺產還能不能繼續發揮作用？美利堅合眾國還有沒有必要存在下去？ ……。

美國當下面臨八大挑戰，這些挑戰集中爆發，卻非偶然，而是一百多年來，各種社會思潮對美國傳統價值觀造成衝擊的結果。 美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美國人在當下的選擇，對其國運的影響絕不亞於建國和內戰，並且一定會深刻改變世界局勢。」

他接著詳細指出所謂的「八大危機」，包括：種族問題，政治正確問題，移民問題，社會保障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墮胎和同性婚姻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對美國憲法制度的挑戰問題。
八大危機中，最重大、最艱難的，是對美國憲法制度的挑戰。美國的政黨競爭一直很激烈，政黨政治固然比專制獨裁優越，但隨著大眾民主的來臨，黨派鬥爭越來越極化——為選舉而選舉，為掌權而掌權。

今天美國的兩黨之爭、社會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觀念、文化上的衝突。特別是對基督教、有限政府的看法，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看法。 這些觀念上的根本分歧，可說是美國當代的、全面的文化戰爭。

而這些難題，早在在美國建國初期，開國元勳們都已經預料到了，並彙集成了美國的憲法根基《聯邦黨人文集》，並以此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開創了一套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奠定了美國人的精神信仰。

民主壓倒共和
美國開國元勳起草憲法時考慮了聯邦政府權力的邊界問題，他們想要的是一個權力有限的「小政府」，而不是一個權力無邊的「大政府」。

他們設計的是一個「混合政體」，即融合了君主制（一人統治）、貴族制（少數人統治）和民主制（多數人統治）的政體，認為這樣的政體既能保障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又比較穩定。他們竭力避免建立雅典式的民主政體（即直接民主），而是致力於建立共和政體（代議制民主或間接民主）。如果說眾議院體現了民主制的元素，那麼參議院就體現貴族制的元素。因此當初制訂的是眾議員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參議員就由各州的議會選舉或者任命。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讓民眾的激情掌控整個國會。

開國元勳們設計的總統選舉是選舉人制度，大選時各州單獨計票，某位候選人只要獲得該州半數以上選民的直接投票，就可以包攬該州所有選舉人票——這就是所謂的「贏家通吃」。全國所有選舉人票匯總後，某位候選人得票超過半數，就可以入主白宮。這種大選制度，兼顧了民主與共和的原則。美國是聯邦制，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是分權制衡關係。如果實行直選，人口少的州就很難產生總統，這樣選出來的總統，很難協調各州的利益關係。

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隨著進步主義、社會主義、福利國家等思潮的出現，加上兩次世界大戰以及羅斯福「新政」等，導致聯邦政府權力不斷擴張。1913年通過憲法第17修正案，將參議員從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參議院和眾議院變得沒有差別，民主開始壓倒共和。

美國的憲政危機

「美國面臨的八大危機」所造成的觀念、文化的衝突，從根本上說，就是平等與自由之爭，在憲政上說，就是民主與共和之爭。講的不是民主黨和共和黨，而是「越民主的制度越好」、「多數人永遠正確」，與保持小政府、聯邦、共和體制之爭。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大眾民主時代的到來，「一人一票」和民眾的廣泛參與成了人們心中的政治理想，原有憲法規定的參議員產生辦法，被認為是「不民主」因素而受到質疑。1913年國會通過憲法第17修正案，將參議員從間接選舉改為直接選舉。這一改，就失去了代表「少數人」、類似英國上議院的參議院抑制和過濾民眾激情的功能。因為多數不等於正確，民眾的激情往往被少數人操弄而起。其次，原來由6年任期代表穩定的參議員與2年任期代表進步的眾議員相互制約的功能，也消失了。其三，由州議會選舉聯邦參議員，意味參議員對州負責，由選民直選，議員就傾向於支持擴大聯邦政府權力的立法，因而削弱了州權，打破了聯邦與州之間的權力平衡。例如奧巴馬醫改法案，雖然遭到三十多個州的反對，但是，它依然在國會得以通過，成為法律。

改變參眾兩院產生方式之後，近年又有提議改變選舉人票的制度，改為大眾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總統。王建勳認為這也是要以民主壓倒共和、有違美國立國初衷要兼顧各州權益的改變。

除了憲政危機之外，其他的幾項危機，以後再介紹。總的來說，王建勳認為現在是需要重溫《聯邦黨人文集》的時候了。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用野心對抗野心<聯邦黨人文集>講稿》
作者：王建勳
由　東方出版社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78565&year=2021&list=1&lang=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