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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2020年8月28日凌晨，震驚台灣社會的 飆捍 館長遭槍擊案件，日前終於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作成一審判決。從新聞得知，開槍殺人未遂的劉丞浩被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其他同案被告則各被判處不同刑度。

但為什麼館長還會在直播裡表示不能接受，要請求檢察官上訴討公道呢？

基於好奇調閱判決來看，才發現劉丞浩分別觸犯：（針對其他被害人）共同犯擄人勒贖罪，處有期徒刑9年，並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3年。（針對館長）犯非法持有手槍罪，處有期徒刑4年，併科罰金新臺幣8萬元。又共同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5年。

簡單來說，就是針對不同被害人總共觸犯3個罪名，法院才從最長刑期9年至合併刑期18年間，定出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其中殺人未遂部分，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卻因為劉丞浩沒致人於死，且案發後馬上自首，而大幅減刑為5年，難怪館長無法接受，感嘆臺灣人命真不值錢。

更值得大家關注的是，判決內提到本案已有證人證稱：109年1、2月間，地點是在臺北市敦化南路的公司，在場的人有寶哥（即邵伯傑）等人，「寶哥」接到案件在找槍手去開槍，…我是於108年8、9月間加入寶和會，名義會長是「伯哥」林修伯，實際管事的會長是邵伯傑。案發翌日，邵伯傑召集幫眾到場後還下達封口令，命幫眾不得向外聲稱本案係由寶和會指使。

由以上證詞可見，邵柏傑才是竹聯幫和堂寶和會真正主持犯罪組織之人，幫眾已經一審判決，他的部分至今仍在另案偵辦之中，尚未經起訴追究刑責。

其實犯罪組織橫行、魚肉鄉里，甚至公然非法持槍殺人，每天仍持續威脅臺灣民眾；而且，若不是緊急送醫搶救得宜，一條人命很可能就此消逝，如此嚴重殺人行為，刑度只要5年，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因此，依法追訴審判黑道份子刑責，是司法機關刻不容緩的責任，建請檢察官依被害人請求上訴，並儘速起訴追究寶和會幕後首腦責任，以確保被害人權益，才能讓臺灣人民享有更自由、安全的生活環境。

#回顧【小燈泡案5週年：我們的社會改變了嗎？】

5年前的3月28日，患有思覺失調症男子王景玉當街砍死女童「小燈泡」，震驚全台。這起案件激起的多重社會問題，並未隨著兇手去年無期徒刑定讞而止息。過去幾年，台灣社會以一年一例的頻率發生精神疾病患者當眾隨機殺人事件：2018年5月台中，30多歲男子賴亞生闖進牙醫診所尋找妹妹未果，刺死上前勸阻的牙醫師；2019年7月嘉義，50多歲男子鄭再由於自強號上，因補票事宜刺死上前處理的鐵路警察；2020年3月新店，20多歲男子王秉華與妻子爭吵後，下車隨機砍殺機車騎士。

■一起不幸個案散發的漣漪，從政治到文化影響無遠弗屆

另一方面，這起案件也不僅只停留在個案家庭的不幸悲劇，而是進一步向公共領域幅射出各種不同面向的深刻影響：政治上，當年在媒體前因冷靜發言而引發大眾不同角度議論的受害者家屬「小燈泡媽媽」王婉諭，於2020年當選第10屆立法委員，持續關注兒少、社福與精神疾病照護相關議題；文化上，以該案作為田調與劇本素材之一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2019年播出後，引發熱烈的迴響，帶領大眾更進一步思考難以理解的犯罪事件背後的人性與社會面貌。

延伸閱讀：【星星上的小燈泡，照向通往理解的漫長歧路】https://bit.ly/3cqhO3C

小燈泡案發生隔天的3月29日，剛當選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尚未就職的蔡英文即發出公開信，表示將「用盡全力」修補「社會安全網」，明確提出要從制度上積極改善、避免再發生類似憾事的承諾。

當類似案件仍一再發生、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判決持續引發外界爭議，我們盤點此案5年後，到底帶來什麼結構與制度上的改變？特別在社安網進一步的安排、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處境，以及因精神疾病減刑或無罪後的監護處分，在過往5年間有了什麼變化，相關政策是否能回應現實？

■社會安全網將投入252億元預算，為何仍與現實脫節？

行政院於2018年初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第1期計畫」（107-109年），3年投入近70億元，今年即將進入社安網2.0的計畫，預計投入252億元。這個以家庭與社區為中心的計畫，理想上希望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的社福資源，用更全面的角度關照高風險家庭的需求，實際的作法則是補助各地方政府增設社福中心、增聘專業社工人力。

但在今年1月初跨黨派立委召開的社安網公聽會中，第一線工作者反映的卻是中央大量進用人力的同時，卻未建置完善的督導與行政分工機制，導致人力也不斷流失，而將自殺個案與精神疾病患者關懷訪視這兩種截然不同性質的工作模式合併，更是與實務經驗嚴重脫節。

雖然政策上號稱要朝向「整合」的服務方向，仔細檢視卻發現，執行面上仍如多頭馬車，社安網是委由各地方社會局執行，但實際在社區第一線面對精神病人，了解其病況穩定程度與生活狀況的「社區關懷訪視員」與「自殺個案關懷訪視員」則隸屬於衛福部的專案計畫，猶如網絡中的尷尬存在，即使已運作超過10年，仍面臨一年一聘沒有專業發展遠景、人力極度不足的窘境。

延伸閱讀：【與受苦者相遇──社區精神病人關懷訪視員的現場反思】https://bit.ly/2Vtne4h

審計部近日公告訊息指出，近年社區列管精神病人約13萬至14萬餘人，衛福部原推估全國所需社區關懷訪視人力為425名，但囿於預算限制，僅有99名人力，每人平均約須負擔350至400名個案訪視工作，較英國（1：35）、香港（1：50）、日本（1：10）高出許多，監察院去年也對衛福部提出糾正案（字號：109內正0006），衛福部承諾將於今年再增加75名社區關懷訪視人力，只是類似的承諾在3年前（2017）就已提出：「每年增聘超過百名社區關懷訪視員」，但現實上從2017年至今，只從96名增加3名。

■ 被害人參與訴訟，提升司法中弱勢處境

當年小燈泡案發後，家屬往往透過新聞媒體獲知偵查進度，造成被害人的二度傷害，除了凸顯所謂的「偵查不公開」淪為口號，在後續的審理過程中，也讓當事者深刻感受到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弱勢處境。

由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以被告為主體，最關鍵的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上訴權，都只能由檢察官進行，被害人家屬猶如法庭中的邊緣人，有鑑於此，2019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加強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若是「故意、過失致人於死或致重傷」案件的被害人，或性侵害等案件的被害人，得於檢察官起訴後，在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可向法院聲請參與該案訴訟，以具體的制度規範使被害人有表達意見、檢閱卷宗的權利，加強在訴訟過程的參與程度。但有學者認為，當缺乏最關鍵的調查與訊問權，被害人在法庭中弱勢的地位並無改變。

■精神鑑定頻惹議，以無限期延長的監護處分回應民意

小燈泡案兇手王景玉，在近三年的審理過程中，分別在一、二審委託榮總與台大進行精神鑑定，結果都呈現出其犯行受精神疾病的影響，符合《刑法》第19條減刑的條件，最後於去年4月15日由最高法院以無期徒刑定讞，刑後監護處分5年。

該判決結果與家屬及大眾的期待有明顯落差，法務部長蔡清祥更表示，不願意樂見「每個犯了重罪的人都是用這樣的理由（精神疾病）來讓自己的責任減輕」；整個社會已醞釀出一股對於犯下重罪者屢因精神疾病減刑的不滿集體氛圍。不久後的台鐵殺警案一審、同年8月桃園男子梁崇銘吸毒弒母二審，接連因《刑法》第19條獲判無罪，瞬間引燃了民間的怒火，針對該如何處理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問題，立法院各黨團在上個會期先後提出10多個版本的修法草案，顯示出回應民意的急迫壓力，中央部會與各專業代表更頻繁召開會議，討論此一橫跨司法與醫療的複雜問題，甚至具體提出設置一處專門針對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司法精神病院」。

本月初行政院正式宣佈，將修法刪去現行《刑法》第87條監護處分最高的5年上限，經由專業每三年評估一次，可無限期延長監護處分的時間，意謂著往後即使因精神疾病無罪或減刑，犯下重罪並風險仍高的病患，國家仍可透過此一方式將其無限期與社會隔離，確保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小燈泡的幼小生命不幸消逝5年過去，面對仍不時發生的精神病患觸法事件、與實務脫節的社安網、標準令大眾困惑的司法判決，整個社會似乎已經失去耐心——像當年小燈泡媽媽嘗試理解地追問著：「他到底怎麼了，這些人他們的故事是什麼？」——去理解犯罪者背後的生命歷程，從而思考如何從家庭、教育、經濟等更廣闊的社會面向徹底改善與解決相關問題。

為了止息沸騰的民意，國家在面對精神疾病重罪者，選擇朝向防堵的思維，無限期的隔離。此刻箭在弦上的政策推行後，未來勢必要面臨更多從醫療單位的資源落差、受處分者的人權主張、精神疾病患者的汙名化更加嚴重等議題的挑戰。（文／張子午）

#報導者 #小燈泡案 #王景玉 #五週年 #精神疾病議題 #司法

【社會安全補漏洞 司法精神醫療需全面升級】

去年，25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在列車上協助處理試圖逃票的鄭嫌，不料鄭嫌拿出尖刀揮舞，李警官為了保護乘客安全奮勇壓制，竟遭鄭嫌刺殺殉職，社會對於逝去的警員生命深感憤慨。經嘉義地院審理，認定鄭嫌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因此判決無罪，應入相當之處所施行監護處分5年，消息一出，引起輿論譁然。

　　
今天，也有許多打抱不平的民眾向團隊反應，我想呼籲的事，請民眾切勿出征進行精神鑑定的醫師或法官，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鄭嫌得到應有處置，不會再危害社會，也不要讓李警官的憾事重演。除了支持檢察官就此案再上訴外，作為立委，我要強調的是：監護處分和司法精神醫學的處置，仍有許多破洞！在付出人命後，我們該做的是補上破口，重建社會安全網！

　　
#精神異常抗辯早有數百年，#但問題在哪裡？
　　
嚴重的精神病人免刑，這並非新的概念，中世紀的英格蘭，或曹魏時代的中國，都早有瘋癲者不罰或減刑的法律慣例。早期法學者將這些人比喻為缺乏辨識能力的孩童、或失去理性的野獸，但概念說來簡單，但「＃如何辨識精神異常」就成為數百年來討論的焦點，特別在重大刑案發生時更是如此。

　　
1843年，英國首相庇爾爵士的秘書艾德蒙.壯蒙，在從銀行回家路上，遭到蘇格蘭人丹尼爾.馬克諾頓槍殺，馬克諾頓聲稱，執政黨不管他到哪裡都跟縱他、迫害他，想要謀殺他，因此讓他不得不刺殺首相，然而卻意外失誤殺錯對象。最後，馬克諾頓獲判 「無罪，但精神異常」，入住貝斯萊姆醫院。這個結果據說當時的維多莉亞女王都無法接受。然而馬克諾頓仍未受刑，22年後死在醫院中。

　　
1981年，美國一名名叫辛克利的年輕男子，為了證明自己對影星茱蒂.佛斯特的愛，竟然開槍企圖刺殺總統雷根。隔年陪審團以精神異常之名，判定辛克利無罪，需在華盛頓特區聖伊莉莎白醫院治療。消息一出，全美譁然，一時之間成為整個社會控訴精神醫學專家，或是反對精神異常抗辯的輿論浪潮。
　　

在馬克諾頓案後，經過兩世紀的演進，英美的精神異常抗辯準則，慢慢演變成「認知準則（cognitive test）」和「控制準則(volitional test）」兩大層面，這也就是我國刑法第19條的「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和「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這也大致上是不論大陸（德、日）或英美法系普遍採取的法律原則。這邊要特別注意，就算嫌犯有精神疾病，但若他在犯罪時，能辨識行為違法、能依辨識行為違法去行為（譬如病情穩定時），一樣要負起「完全責任」。


#對精神病犯避免危害比報復重要　　

上面故事的中的入院治療，其實就類似我們目前說的「監護處分」。
　　

如果一個精神異常的人，懲罰對他來說毫無感覺，那我們將之隔離於社會，重點就不在於「讓他知錯、悔改」甚至「教育」他，而在於「治療他」以及「避免其他人的危害」，真正問題大的就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治療/關押這樣的人多久，才能確保社會安全？
　　

在鄭嫌一案中，大家一定會覺得「五年」判得很輕。

　　
這是因為，根據刑法第87條，因19條原因而不罰者，若有再犯或公共安全之疑慮，就可令嫌犯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這邊有「五年以下」的限制，所以五年已經是極限了。各位一定覺得很奇怪，如果像判決書裡面鄭嫌的病況如此嚴重，或是部分複雜個案，會不會五年也治不好，仍一直有危險？ 五年過後，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在刑法的保安處分裡面，另有可以繼續延長的「強制治療」這一種處份，很遺憾的，這只適用於性犯罪罪犯身上。對於殺人罪來說，在監護處份後，無論病情如何，均須回歸社會，對於某些難治病患而言，這就造成一定風險。

　　
#公共安全需要司法與醫療攜手合作

以德國來說，採行不定期留置制度，司法住院的延長有所彈性。而1983年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因精神異常而無罪者，在醫院中留置的時間可以比其獲判的刑期還長，因為這已經不是刑罰，而是「公共安全」或是「特別預防」，已經超過罪責相當的刑罰意義。
　　

雖然，我們不能任意剝奪他人自由，但在某些特殊個案，我認為監護處分仍要有讓精神衛生體系得以運作，也維繫社會安全的彈性，可以在刑前或刑後間轉換，在專業評估下，也可以延長。這樣就不會有「只能治療五年」，後續風險難測的問題。

　　
而以現在制度來說，在刑罰與監護處份後，似乎就不是法務部的責任，回到社區就醫後，就是衛福部的責任，但我認為，有不少合併人格疾患或多重共病的個案，是所謂的「病犯」，需要醫療協助、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控制力，兩者如何協調就是大問題。不能只交由醫事人員承擔這樣的風險。
　　

服務處就有接獲這樣的案例，有一名合併多重精神疾病的性侵犯，在執行監護處份後，因病情未改善，送到某處繼續強制治療。然而在治療期間，寫恐嚇信威脅監護處份期間的醫護人員，衛福部認為有需要可以延長治療，然而法務部認為要先進行社區處遇才能再安排強制治療，後來這名個案竟提早出院，而隨後個案又旋即病發，所幸還未釀成憾事就又住院。
　　

試想，如果這樣未治療完成的個案，又去犯案，甚至攻擊監護處分期間的醫護人員報復，會產生多大的危害？而我們的司法精神衛生竟然無法妥善處理這樣個案的轉介醫療，避免漏接，不是很可怕嗎？

　　
#精神衛生法也需修正

更進一步來說，我們是不能能在原生家庭、社區組織，協同精神醫療相關能量，盡量就可能的先拆彈？就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心理衛生促進與預防上，並且完善精神衛生法的制度，讓需要的患者，即時得到治療。
　　

譬如鄭嫌，雖然判決書中提到已有明顯症狀，卻無病識感，未接受治療。

　　
目前精神衛生法針對自傷、傷人案件，主要的規範在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32條及第41條。病況嚴重的病人，當在實務上被認定有「自傷傷人之虞」，會由警消來協助強制送醫。而「強制住院」需經過一定的程序，按照上述第41條的規定，主要會經過「專科醫師診斷認為有必要者」來認定。若病人拒絕接受強制住院，就要進行緊急安置（最多五天），同時由兩個以上縣市主管機關指定的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鑑定後仍有必要住，卻又被患者拒絕的話，就需填寫相關報告送審查會。
　　

那 #強制住院決定權要放在哪？
強制住院這類限制人身自由的決定，在一些國家主要是由「法院」來裁定，不讓壓力直接落在醫師身上。先前立法院也曾討論過這件事，但司法院的態度比較消極，認為量能無法處理。但或許我們應該開始檢視歷年相關案件的執行情形，而非一味抗拒。

　　
除了修法外，我們選前也多次強調，台灣的心理健康投資仍然不足，社區精神醫療預算過低，影響社會安全網的佈建。我們會希望，透過法律修正與行政效率提升，一定要更有效的讓患者及早接受醫療，並做好出院後的轉介追蹤，避免患者就此消失於茫茫人海，下次出現時卻成為不幸的社會案件。李警員的犧牲，是制度的問題，社會的安全，我們一定努力去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