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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蔣424事件48周年
今天是4月24日..........48年了
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組織，最早是1960年成立的「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基本上是日語世代的台灣人，例如辜寬敏、羅福全、黃昭堂等，原本一支獨秀。
隨著台灣出國留學生的逐年增加，陸續又各自分別在各國成立，主要包括1964年「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6年「美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和1967年「歐洲台灣獨立聯盟」。
離開中國的土地與人民，蔣介石政權仍堅持代表中國的主張，逐漸面臨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困境，「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辜寬敏因而認為，世界性的台獨聯盟總本部，應該設於聯合國所在地的紐約。
整合全球的台灣獨立聯盟會議於1969年9月20日起在紐約召開，並於隔年1月1日宣布成立「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這是海外勢力最大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這時的參加者，不乏原本被教育與資訊矇閉的「國語世代」，到海外見識真正的自由民主，開始認真思索台灣的命運。
全球性的「台獨聯盟」成立不到5個月，就發生「國語世代」獨盟成員黃文雄、鄭自財，在紐約企圖「開槍刺殺」正以行政院副院長身份，訪問美國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
【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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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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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在 [問卦] 慟！一堆覺青民眾不知以色列復國先搞恐- 看板Gossiping 的必吃
※ 引述《syearth (sysearth)》之銘言：
: 請問一下
: 台灣就一堆人跟風 譴責哈瑪斯 搞恐怖攻擊
: 會不會有點太無知？
: 當初以色列還未復國前 那些猶太錫安主義運動
: 就是搞恐攻來訴求復國
: 大英帝國覺得太麻煩 於是決定放棄託管
: 要說到恐攻 以色列復國那群人說是先驅也不為過
: 結果台灣人不知？
你說的覺醒青年是不服從十誡的人，
例如康德、黑格爾、羅素、胡適之、汪精衛、毛澤東、希拉蕊、裴洛西、歐本海默。
但是，20世紀的以色列建國運動，
也是因為住在東歐、烏克蘭與俄國的以色列覺醒青年，
相信《共產黨宣言》，反對俄國國王，
而造成1919年以後的以色列獨立解放戰爭，許多人說這是錫安主義或猶太復國運動。
而這些覺醒青年從1919年後，從東歐、烏克蘭與俄羅斯，
搬到由國際聯盟交給英國管理的巴勒斯坦定居，開始宣傳社會主義解放戰爭。
國際聯盟是美國民主進步黨的威爾遜的外交政策，
威爾遜不服從十誡，不相信造物主創造人民，而提出"民族自決"這個無神論政策，
因此國際聯盟也不可能處理以色列與阿拉伯人民的數千年爭執。
此外，你說的恐怖行動，是共產黨、工黨、與社會民主黨的戰爭行為，
但是這些惡行違反十誡、正義戰爭理論與1907年海牙第四公約。
這些惡行是以色列工黨的歷史，也因此，
以色列工黨與俄羅斯共產黨成為社會主義同盟。
所以覺醒青年讚揚以色列，只是幫助以色列工黨與巴勒斯坦共產黨，
繼續引發戰爭。
然而，覺醒青年如同美國民主進步黨。
所以，美國與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公布《亞伯拉罕協議》後，
他們反對《亞伯拉罕協議》。
即使公共電視報導《亞伯拉罕協議》，
仍在新聞中加入巴勒斯坦與伊朗的錯誤思想：社會主義。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0644
這如同報導兩岸政策時，幫中共宣傳社會主義。
求神憐憫我們的錯誤，感謝神賜給我們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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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DCHC (36.224.251.95 臺灣), 10/11/2023 03:18:02
※ 編輯: DCHC (36.224.251.95 臺灣), 10/11/2023 03: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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