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社宅都住窮人？ 柯市長不是失言而是政策錯誤】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台北市政府推出月租費高達4萬500元的明倫社會住宅，引發質疑，台北市長柯文哲受訪時表示「#不希望社宅都住窮人」，針對明倫社宅租金顯著較貴，則說「#不希望社宅變抽樂透」都一再引起爭議，並被拿來跟過去「社宅不能超過3萬」、「社宅租金2萬多有夠貴」等言論對比。對此，柯文哲當然認為自己被「黑柯產業鍊」斷章取義，表示要達成「混居、共榮、穩定房價」。
社宅的目標是「混居」沒錯，但柯文哲的了解是為「一個社區裡面一定要確保有收入高的人進來住，避免都是窮人」這樣正確嗎？
#先進國家如何達到混居？
我們要先了解，「混居」的目標，來自對失敗經驗的學習。二戰後許多歐美國家大量興建社會住宅，但採取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形式，興建整片的低建蔽率整齊劃一公寓，如美國的Pruitt-Igoe、荷蘭的Bijlmermeer等地，但住宅缺乏多樣性，無法吸引人們前來此地居住，受薪階級外流，空屋被犯罪集團佔領，反而深化各階層在社會和都市空間的隔離。
因此，後來各國都作出調整，以荷蘭來說，社會住宅平均分配在城市各區，與公共設施結合，也追求良好品質與設計，成為城市中吸引人的一環。這是「都市設計」上的混居，讓社會住宅散佈而非集中，城市精華區也會有社會住宅。
而在「建築設計上」，荷蘭則採「租賃與擁有混居」的「多樣性住宅」方案，如阿姆斯特丹新開發區規定開發者必須落實40%社會住宅、40%市場出租，20%市場出售之比率，社宅的補助由公部門給予。
紐約則透過有條件容積獎勵，是誘導建商把「社宅」加入到「豪宅」裡面換取容積，使得高級地段也會出現社會住宅。近年更修改為「強制包容性區域劃分」強迫豪宅開發商也要釋出社宅且不得歧視。
韓國則結合都市更新，明訂再開發（都市更新）事業政府核發的容積獎勵中，必須提供17%容積興建社會住宅，首爾市更提高至20%，並優先安置再開發前的弱勢住民。另外，則是鼓勵小基地更新，在成熟市區內加入單棟戶數少的社會住宅。
以上這些案例，都是讓弱勢有可能入住良好地段與社區，而不是把社宅抬價，確保「中產階級」也入住社宅來達到混居。
#柯文哲的政策理解哪裡有問題？
1. #搞錯混居意義
台灣近年的社宅政策，比起國宅或合宜宅時代，更趨向分散式、多區域的開發，也著重周邊交通服務可及性，已做到「混居」的第一步。而在入住資格方面，則是規定至少30%經濟與社會弱勢戶，剩餘至多70%仍可出租給所得未超過中位數的一般民眾。意思是，台北的社宅就算只規劃較小坪數，每戶收入不到158萬的準中產階級也可以申請社宅，不會有「都是窮人」的問題。
我們從台北其他三房社宅也有只要2萬多元的，以及柯文哲「不希望抽樂透」的說法，就知道北市府試圖「以價制量」，就是要讓出得起每個月4萬的家庭入住，而不是讓一群每個月只出得起2萬多的家庭抽籤，以便確保入住者是中產階級，強行達到市長理想中的「混居」。 混居的意義本來應該是「避免被貼弱勢住宅標籤」，包含良好的社區品質、較寬的申請範圍（0-158萬）等等，使社會住宅與一般住宅沒有區別，在人們心中沒有偏見與排擠，但柯文哲把混居狹隘的理解為「收入較高的人一定要有某個比率」，「本來就有可能有中產來租」還不夠，還要透過漲價確保這點，這是其政策第一個詭異之處。
2. #公共資源排擠相對低收入者
另外，歐美日韓都是透過「誘因」讓新開發區域或一般建案也加入社宅供應，讓「經濟窮人」也能入住良好地段，而不是刻意拉高社宅門檻，用4萬多的租金來過濾租戶。如果柯市長很堅持確保社區一定要有高收入者，那應該透過政策「恩威並施」讓北市建商提供一定戶數社宅（例如南鐵安置宅就是台南豪宅建商所蓋，安置戶和一般戶外觀一樣），而不是調高既有社宅租金排擠弱勢，這是第二個詭異之處。
3.#重新貼標籤
最後，社宅的意義，在於提供弱勢者居住權益，並結合公共設施服務，去除標籤化，讓他們在社會上有公平立足點，能享受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有一天，居住在這裡的弱勢居民，或許因為更好的環境、市區的資源，而更能有翻身的機會。雖然是「經濟窮」，但「發展潛力無窮」，這才是城市蓋社宅的意義。市長帶頭把住社宅的住民再貼上窮人標籤，甚至貼到收入不低但剛好抽中的青年頭上，這就完全失格了，這是柯市府第三個詭異之處。
過去北市府在林洲民局長許多人才負責下，致力提升社宅品質，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當這些優秀人才紛紛離開，市長又對政策理解錯誤，那就可惜了原本利益良善的本意了。
當然，回到高雄，我們也希望主事者能重視社宅「#人窮但潛力無窮」之意義，興建更多社宅，透過軌道運輸、長照公托、創業基地等公共資源的結合，讓入住社宅的弱勢、青年族群更能過好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