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報導者》網路版 https://bit.ly/3c2IcQ0
#沈昌文 #三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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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的輕鬆小品,喜歡看電影的人會有豁然開朗的感覺!號稱是 “史上最誠實的編劇指南” ,作者的寫作手法非常幽默卻仍然實用。台灣在多年前就有中文版了。
“Save the Cat” is the screenwriting rule that says: “The hero has to do something when we meet him so that we like him and want him to win.” (讓英雄先救貓咪是一條編劇的原則,原因是故事的英雄出場時必須讓觀眾喜歡而且希望看到他獲勝)
裡面有很多讓我覺得 “喔,真的是這樣耶!”的時刻,會想起很多之前看過的電影,原來劇情,場景,和對話,都是經過精心設計和安排的。其中也會看見“創作”是一件非常科學以及有結構的事情。很多人問作者,難道這些原則和結構不會抹煞創意嗎?其實就是因為有這些架構,才能更加幫助創意,同時可以有市場性。雖然大部分的人並非編劇,但其中很多技巧,都可以用在簡報與教學。畢竟,“故事”對於人腦是有著特別的吸引力,可以讓我們記得並且產生共鳴,所以學會說好故事,真的是非常值得不斷精進的一門學問啊!
我個人覺得讓我很驚艷的是作者對於電影的分類方式。不同於一般分類成恐怖劇,喜劇,愛情劇等等,他分為以下十個種類,我寫下中文版翻譯和括號中我自己覺得更傳神的翻譯:
1. Monster in the House 屋裡有怪物 (有怪獸!):大白鯊,侏羅紀公園,異形四部曲等等。這類電影主要是引發人類求生的本能而讓觀眾有所共鳴。
2. Golden Fleece 英雄的旅程:星級大戰,綠野仙蹤,回到未來,魔戒系列等等。這類電影的重點在於主角內心的成長,在克服困難後他也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
3. Out of the bottle 阿拉丁神燈 (靠,夢想竟然成真!?):例如 王牌天神,摩登大聖,命運好好玩,以及辣媽辣妹還有各種身份互換的電影。這類電影就是主角發現美夢成真是,先是開心的享受了一陣子,但最後還是發現原來自己原本的人生才是最值得珍惜的。
4. Dude with a problem 小人物遇上大麻煩 : 諸如終極警探前兩集,辛德勒的名單,或是魔鬼終結者,一個平凡的人突然要解決一件大事 (恐怖分子要炸掉整個城市,納粹突然要危害我的猶太朋友們,還是機器人從未來回來要殺掉救世主),小人物要如何找到他內心深處的勇氣呢?
5. Rites of Passage 成長儀式: 例如獨領風騷,可可夜總會,辣妹過招,或是近期的壁花男孩。大部分主角都是青少年,也是我們人生中最尷尬的年紀。隨著故事的演進而逐漸摸索出真實的自己。
6. Buddy Love 夥伴情:例如致命武器,雨人,海底總動員等等,當中兩位主要的主角常常是一開始互相看不順眼,或是反差很大又必須要一起完成任務,在旅程中發現原來不能沒有彼此。這當中也包含很多愛情片,都是走這個路線。這樣看來冰雪奇緣的Elsa and Anna 也是這樣的故事呢!
7. Whydunit 犯罪動機: 唐人街,綁票通緝令,神秘河流等等,描繪動機的成分多過於凸顯個別的人。
8. The fool triumphant 傻人有傻福: 精靈總動員,金髮尤物等等,而阿甘正傳是這當中最經典的。而且通常傻人身邊一定有個配角,一直眼睜睜看著這個傻子一路過關斬將而無法置信 (丹上尉的角色😂)
9. The institution 精神病院 (集體的盲目):例如教父系列電影,美國心玫瑰情,華爾街之狼,甚至我覺得去年的寄生上流都像是這個類型的。同一種人在一個群體中,主角偶然會有一些似乎跳脫的時刻,然後會發現這個群體給他歸屬感,同時也讓他失去一部分自我,而他要如何抉擇呢?這種電影通常在快結束時都有一幕某人睜大眼睛不可置信的表情。
10. The super hero 超級英雄:除了一般認知的超級英雄電影之外,還有類似神鬼戰士或是美麗境界裡的數學家。英雄或天才從有一種“別人都不能了解我”的痛苦,這是可以引起每個人共鳴的心情之一。
書中還有提到很多拯救爛劇本的方法,或是一個小動作就可以讓觀眾被吸引 (例如書名“讓英雄先拯救貓咪”)。推薦給想要說好故事,或是喜歡電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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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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