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言行負責，社會上的其他人都正在擔任責任監督的角色，因此，負責的部分實際上就是一個個人與社會其他個體相互信任並彼此監督。如果，一個人無法相信另一個個人能夠承擔起責任，也不相信社會上有其他團體能夠讓他相信，那麼這個社會將不再存在，因為它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即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集體的信任。這是盧梭提出的社會契約論。同樣的，學術的研究與寫作同樣是一種社會契約，寫作者不只是對自己負責、對指導老師、口試委員、研究所老師、親人好友也都要負起責任，同時，寫作者還有對於自己所處的學術社群以及社會同樣有必須承擔的責任。一個不誠實的研究者損害的不只是自己的學術生涯，他所屬的學科、同儕、甚至是該社會的不同學科都會被貼上學術不誠實的污名化標籤。在筆者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們往往對於筆者反覆強調格式、引用、出處、書目等「瑣碎細節」而露出驚訝且疑惑的申請，他們大概在想的是「這個人是不是有偏執狂才會反覆強調這些瑣碎細節」。實際上，強調這些細節就是在提醒學生們當他們在寫作時，應該要對同儕、師長、口試委員、以至於社會都負起責任。固然，這個過程有許多折磨與苦痛，但我們難道要因為這些折磨就放棄我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嗎？從學術寫作、公共論述開始，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彼此信任逐步從不同領域瓦解，那麼這個社會也就無法對話，結果是這個社會終將停止再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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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韓國瑜，摧毀的是全體國民對民主社會代議政治中政策論述與執政團隊的公共信任。一個李眉蓁，摧毀的是全體公民對於學術論文審核機制的信任。
我們痛苦走過的論文路，只為了對得起自己
寫論文是一條漫長又孤獨的路，那些痛楚與不堪都只有自己清楚。
柯裕棻曾經在書中提到，她在美國求學的時候，在大雪中奮力走上一條因大雪覆蓋而險境重重的上坡、不時可能滑倒、甚至不進反退，她領悟到，學術之路，正是如此漫長、困厄而孤獨。
我後來甚至覺得，有任何一個人想要研讀博士、碩士之前，我都想建議佛心一點的師長或是助教，可以像是從事高空彈跳、浮潛、衝浪、拖曳傘等等具有高風險的極限運動一樣先進行安全宣導。
我不曉得其他的學者或是初入叢林的研究生們，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論文寫作上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我相信這世上還是有許多極有創造力、富有耐性與自我鞭策的動力等等的研究者，花了無比的耐性，屢屢調整每一次的學術論文體例格式，對於一個文獻資料求證再求證，只希望能夠對自己寫出來的東西負責。
因為是這樣痛苦的歷程，論文寫作比起其他的創作形式，要來得不自由、自我懷疑、嚴謹、高度邏輯化而且考驗重重。那些痛苦的歷程，有很大部分在於從腦海中將一個模糊未成型的概念，透過一次次的辯證慢慢成形，在這期間則必須蒐集、取得並閱讀大量的文獻。從物理上的取得與心智中的閱讀、困惑、反思到理解，那都是非常艱困而不舒服的歷程。
因為缺乏跨領域整體常識，我們對於各個專業領域的知識論述與運作方式的認識，建立在一種盲信上：我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啦！但是起碼他們都是考過試、通過檢驗、拿到執照的人，應該不會給我亂搞吧？
而這樣理所當然、無基礎的盲信，只要遇到一個單一個案出了錯，就會傾向強力反彈，將整個制度都視為不專業的亂搞，從盲信一瞬間轉為極度不信任。
想想恐龍法官這個詞怎麼來的。想想黑金民代、想想國營企業肥貓、想想狼師、想想黑警、想想收賄公務員。想想那些一兩個人行為犯法，然後我們就把他們這一整批人的專業訓練、考核機制、內在自我要求、操守、尊嚴，完完全全掃到地上的反射式判斷。
然後我們走到了這一天。一個國民黨籍的直轄市長補選候選人，她的論文的生產形式與檢驗過程，賠上了全國的高等教育從業人員，以及所有從事知識生產的研究者。
不管是為了非常功利的學歷與畢業證書，又或者只是為了能夠在某個專業學術領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哪怕只是往前挖掘推進了一小粒的礦石砂土，他們所經歷的那些艱困的歷程與考驗、孤獨與痛苦……就在這一刻完全被否定了。
當一個國家的知識的生產與創新，從來沒有走進一般人民的生活中時，大多數時間其實並不會怎麼樣，大家還是過各自的生活。然而，當公共信任的危機出現時，我們就會像體質不良的兒童或是結構不穩的建築物，逃不過傳染病或是強震的考驗。
或許這就是民主的功課，危機出現時，我們往往才驚訝於對於實際狀況的不理解與未曾掌握。而唯一的解法，只能不斷思考、不斷學習。
這也是民主的代價。民主很累，民主建立在公民理解到自己的責任與無知的基礎上，而願意隨時保持謙虛、艱苦學習，彷彿像是那些初入學術界的研究菜鳥一樣，踽踽獨行在漫天狂風暴雪中、看不到盡頭、只能孤獨地慢慢走下去。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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