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斯達：台灣不會是中國的終點 -- 上報 / 評論】
「中國人」多數認為中國人或中國文明是愛好和平的，這種「我巍巍中華」式的自我美化，大概是很多文明都有的，但中華文明的早熟之處，在於在極早的時候就發明了帝國主義。他們用「統一」來文飾侵略、用「統一」做開戰藉口，並結合天下（帝國）無邊界、王者「一」天下即「最高政治」的神聖敘事，製造了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的大帝國。
歐洲人還要在一神教落地生根之後，才有Christendom或哈里發國的想像，再之後才有打著傳福音的名義殖民其他人種。在這方面，中國文明確有其超前之處。
所以結論是「中國人」很好戰？事實又有另一面，「中國人」其實又很愛好和平。即使是中台之間的爾愚我詐，談的還是「和平」。
台灣政客用「簽不簽和平協議」這個話題愚人愚己，中國方面則用「和平」來恫嚇人。習近平在自己版本的《告台灣同胞書》說：「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台灣同胞的生活福祉會更好，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很多中國的支持者也搖旗吶喊，說和平很好，難道你不要和平嗎？要和平就要統一，這是中國的Agenda Setting，就像香港電影的黑社會來亂之前，總是自稱「我是良好市民，大家斯文人……」，新年時在店家門口放一盤吉，貌似祝福你「平安大吉」，但其實是收保護費。付了保護費之後的平安是否真平安呢？被脅迫下成為家畜的和平是不是真和平呢？
事實上中國文明千頭萬緒，終走向了大一統狂迷，與大家普遍「渴求和平」的心態，也脫不了關係。今日台灣和其他中國周邊地區政體遇到的問題，也許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演過。他們認為「分裂」帶來戰爭，民不聊生，所以當時出現了一些世界主義者，認為君王用某一套思想「一天下」，就能平息天下紛爭。不管是儒者的禮智仁政、重返封建，或脫胎自儒家並吸取了道家某些部份的法家。
國際主義行動者
當然也有其他路線。墨家是國際主義行動者，他們想抵消國際衝突，但也有「尚同」這一條；道家大體上反對儒家，認為它提倡的東西令世道尚智趨壞，中間的楊朱則是鑽研為我之道，類似當代的「愛自己就是一切」的New Age人。楊子也尚公，但類似無政府主義，與儒法不一樣。
以上是兩種人，一種是積極參與和希望影響高層政治的依循同一條「得君行道」的路徑；其餘可歸類為古典的自由主義者，或在民間及國際間作工，或一心追求心性修養。老莊派大體認為解決問題之道，在於人們應該絕聖棄義，返本歸根，回到不能以智力相競的太初世界。或許多少有點理想主義，但「君主派」即儒法派，則提議由一個強而有力的獨裁者吞噬天下，就可以將爭議減到最少。即使是同情地理解，他們的方案也是期望仁慈的獨裁者。
不過由於要避免有爭議，所以不主張分權，權力集中是消除戰爭的政治原理。至於獨裁者不仁慈的話該當如何，古典學者是沒有解的，或訴諸於君王自我修養的道德勸說、或提出失德者將失去天命的政治神學，或者去到孟子的「未聞弒君」的平民革命論。然而易姓革命一旦出現，得君行道派就失去了君，失去了所有論述的基礎，所以其無解則多數語焉不詳。
「大戰爭」在後來的書寫中，用以佐證一種扭曲的和平觀：大獨裁者是和平的根源，反對大獨裁者即是反對和平。「和平」作為抽象概念，被綑綁在一個君主手中。而這君主的人選，又是絕對實力主義的。純粹誰人武力最強，事後就得到文飾的「天命」，被視為「大和平」的希望，打到所有諸侯都投降了，終極和平就會降臨。
這種扭曲的「大和平觀」，隨著「大戰爭」散播。中原的帝王將相乃至士農工商，某程度上都是極端沙漠宗教的聖戰士。這一刻的戰爭和慘無人道的屠殺，都是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大戰，是必要的，甚至要主動引發的。只有跨過去，就會有新天新地，爾國降臨。
台灣不開城便是戰爭源頭
一海之隔，看著中國和台灣的互動，看著中國及其台灣內應侃侃而談「和平統一」，大概就是這種歷史幽靈的延續。他們認為台灣不開城，就是大君主旁邊有一個諸侯，便是戰爭的源頭；反對中國擴張的人，會被說成挑釁情勢，令「兩岸」形勢緊張。這就是將十幾億（中國與台灣）人的福祉和安危，抽象化為一個文明進程。而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被定義為不斷的擴張和同化，以同質性保障「和平」。
然而秦始皇「一天下」以後，沒有帶來儒生想像的和平及大同世界，秦始皇的勝利滋長了更大的野心。之後他派兵攻打百越，那百越本來不是「中華」的一部份，那是一場種族層殺，類似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的事。
所以台灣不會是中國的終點，之後他們會將「統一」的符咒扔向中亞、俄羅斯、南海，然後向他們推銷，「統一」在這個體制之下，才能保障區域的「和平」。大家被迫或自願將權力上繳給秦始皇之後，不只沒有和平，而且壓迫加大了、更無處可逃，導致下一輪爆發的內戰更加血腥，更加席捲一切。統一不只沒有帶來和平，還只是為下一輪更大規模的戰爭儲了氣。
明末大儒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談君主專制，斥責諸皇帝「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便是相約的原理。中原人將各種權利層層往上貢，由一個寡頭控制軍隊和權力，「天下」變成「國家」，就認為可以帶來和平，使整個文明發展變成一個劣質同化的過程。
事後孔明，最後逃離這個體系自成國家的，看來才有一線新機。日本、越南、支那半島、東南亞，都是各自土化；香港和台灣都有各自的意外，寫下不一樣的歷史，得以各自發展菱角，成為發達地區。
之後內陸發展起來，有了吸力，外面為了迎合裡面，文化、經濟、人口互相接通之後，就一定程度同化了，也劣化而失去自己的特色。
養出了納粹德國
「和平統一」及「和平協議」，背後隱藏著春秋戰國的大戰爭的歷史幽靈，因為害怕小戰爭，而上貢權力和委協，最終醞釀出更大的戰爭，在歷史上並不少見。歐洲綏靖納粹德國、歐美綏靖日本，大戰爭之後，殘破的歐洲想合成一個共同體，但防務卻要依賴美國。最終歐洲之中的強國，例如德國，內心反對美國的霸權，但軍事上要靠美國的保護傘，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那就是始於很久以前歐洲各國厭戰，捨難取易太久，養出了納粹德國，終於把歐洲自己打爆了，美國順理成章成為全球霸權，世界的形勢變得更一面倒。個人、小團體更受宰割。
帝國式的和平，總是糖衣毒藥。對之旗搖吶喊的是求一時利益的政客，能夠帶領人民明辯是非利害的，才是「中國世紀」需要的政治家。
南支那 在 [討論] 關於台灣許多人稱呼大陸為支那的問題- 精華區CrossStrait 的必吃
看到八卦版有在討論這個話題，但由於我現在沒有權限在那裡發文，而且這裡是兩岸交流板塊，因此在這裡說一下我關於這個問題的看法。
從八卦版許多網友的回復可以看出來好多人太虛偽，明明心知肚明稱呼大陸為支那是侮辱人的稱呼，知道支那這個稱呼是有侮辱的含義的，還回復說以前中國人就是這樣稱呼的，國父孫中山也這麼叫過，所以自己這麼叫也沒事，所以不是帶有侮辱性質的。
虛偽！自己心裡是這麼想的，還不該說出來，還狡辯。
這有點像有些網友見到有說大陸的就故意問南極大陸，王大陸等，說這些的網友也是心知肚明，還這麼說，實在讓人覺得可笑，而且反映出自己的虛偽之心。
回過頭來繼續說支那這個稱呼，這個稱呼的確在當年國父為了推翻滿清統治，激發民族主義，不使用清王朝，而使用了支那這個稱呼，那個時候這個詞還不具有侮辱之意。
但是後來慢慢這個詞開始被認為有侮辱之意，我想可能是由於支那這個詞中的支，給人一種小地方的感覺。
後來中華民國政府命令不準叫這個稱呼了。但是隨著日本的侵略，為了侮辱中國人，估計用支那這個稱呼，而不是中國。也因此更加使中國人認為支那這個稱呼是侮辱的詞匯。
日本投降後，日本官方是不會再這麼叫了，也是因為這個道理。
現在有些人故意混淆是非，來為自己辯解說不是侮辱，這是自己騙自己。
下面引述一下維基百科裡關於這個詞的說明：
支那（源自梵文：???，c?na），亦作至那、脂那、摩訶至那國等，與震旦同源，原為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經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古代佛教徒以印度為「中國」，稱中國為「支那」[1]。在中國古典經籍及詩詞中，使用這個詞彙稱呼中國的習慣，於9世紀初通過佛教交流傳入日本。在江戶時代後期，「支那」成為日本民間一種對中國的普遍非正式稱呼。在中華民國建國後，日本公文書中也開始使用這個名詞稱呼中國。在明治維新之後，此用語由日本傳回中國，中國知識份子重新使用這個古典名詞，形成一種風氣[2]。在20世紀初，隨著中日兩國間的衝突，民族主義情緒的高
漲，雖然這個名稱在中國國內及海外華人地區仍然常被使用，但部份中國人及海外華人開始認為支那這個稱呼具備貶義。1930年，中華民國政府明令拒絕接受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公文書，1932年後，日本在外交場合中不使用這個名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地區廣泛認為支那的稱呼，是一種對於中國的差別用語，被用於仇恨中國的演繹上。1946年，日本政府通令，在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也不可使用支那名稱。當今，在中國地區稱呼中國人或海外華人為支那人，相當於在美國稱非洲裔美國人為黑鬼（英語：Nigger）或尼格魯（Negro），以及在日本稱呼日本人갊陘p日本或Jap，會被認為含有種族歧視或侮辱的意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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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中日間的學問僧往來，支那這個稱呼在唐朝傳入日本。空海《性靈集》[35]，是日本文獻中，首次出現支那之名。鎌倉南北朝僧虎關師鍊《元亨釋書》[36]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稱的記錄，但是並不普遍。江戶時代，使用支那作為中國代稱的風俗漸廣，相傳由朱舜水傳入日本的拉麵，當時被稱為支那麵[37]。日本以支那來取代中國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為「中國」這個詞明示「中國」才是中央之國，日本只是「東夷」。德川光?曾主張可以用支那或唐山來稱中國[38][39]。日本國內有領土稱「中國」，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戶時代就開始設法뀊洇O。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為主[40]，如日僧大玄《淨土頌義鈔探玄鈔》等。日語「支那」並非起源於英語的「China」，而是與拉丁文翻譯有關[41]。日本蘭學家新井白石將拉丁語Sinae（Sina的複數型態，羅馬帝國對中國的稱呼）譯為支那[42][43]，杉田玄白與大槻玄澤等人，效法荷蘭等歐洲國家，使用支那（荷蘭語：China）來稱呼中國，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44][45]。幕府末期，以支那來作為中國代稱的習慣，在日本開始流行[46]。蘭學家的主張，由福澤諭吉整理為脫亞論，支那的稱謂，在明治維新初年，在
日本形成風氣，如高杉晉作曾以支那入詩[47]。1940年日本與滿洲國兩大紅星合作主演的《支那之夜》明治政府在正式場合把中國稱為大清國或大清帝國，比如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支那則在民間通行，如一般的民間報刊，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支戰爭。甲午戰爭令日本開始躋身東亞地區強權的行列，而中國的國力則進一步衰弱。日本將華北稱為「北支」、華中稱為「中支」、華南稱為「南支」。[48]在1912年中華民國建國後，因清朝已經結束，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改以中華民國來稱呼，日本政府在對中國的正式文件上，漢語部份使用中華民國，但對應的日語則使用支那來取
代，作為對中國的稱呼。1940年以流行歌曲《支那之夜》為靈感拍攝的同名日本電影，由東寶出資拍攝，中華電影公司協助拍攝，長谷川一夫和李香蘭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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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後，日本書籍傳入中國，支那之名在中國復興。嚴復在其譯作中，以支那來譯英語China[54]，曾譯《支那教案論》，也曾以支那入詩[55]。與林紓同譯《黑奴籲天錄》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稱[56]。林紓稱「支那」一詞並無貶義[57]。1886年，楊仁山出使英倫，結識南條文雄，回國後，倡印大藏經，希望振興佛教[58][59]，以佛教振興中國，作〈支那佛教振興策〉[60]。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後，以支那自稱的習慣在中國也慢慢傳開，尤其是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家們[61][62]。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ꐊ`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名叫《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梁啟超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63][64]，但也有以中國自稱者[65]。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曾得毛澤東贊賞[66]。另如孫中山的革命夥伴，日本人梅屋莊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67]，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1910年，同盟會成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斬，結合洪門等勢力，成立支那暗殺團（又稱東方暗殺團），以刺殺清朝政要為目標。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ꬊ寣A「中華民國」這個國號並沒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國的承認。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於此時[41]。Wikisource-logo.svg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勸助中國革命函1913年10月16日，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中國政府訓令拜訪日方官員，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一稱
，改稱中國自主選擇的中華民國國號，中方民間亦有此要求，然而日方無視中方民眾及政府的要求，交涉未果[68]。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仍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共計34次
。[69]1915年，中國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抨擊「支那」是來自日文的新名詞，呼籲國人盡快廢棄[70]。1919年，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作者對日本稱為中國為「支那」一事進行了抨擊[41]。1921年，唐蔚芝作〈不忍人之政論〉，認為歐美人對中國有種族歧視，以支那人稱呼，主張復興孟子儒學，以復興中國[71]。同年，郁達夫出版短篇小說《沉淪》，故事主角由中國至日本留學，周遭的人雖然待他沒有異常，但因懷抱身為中國人的自卑感，暗自懷疑別人心中對他有歧視，產生憂鬱症，終而自殺。故事主角自稱支那人。在小說《雪之
夜》中，郁達夫表達在日本時，被日本人稱為支那或支那人，感受到自卑跟被侮辱的感受[70]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復興唯識學。1925年，詩人聞一多在其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72]。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文與毛澤東，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73]。在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日本外務省開始追隨軍部稱呼中華民國為「支那」，此後「支那」被視為是一種種族歧視用語，是對中國人的貶抑。經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領銜抗議後，日本政府官方已宣布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74][75]。1930年5月6日，國民黨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l9日，國民政府文書局長楊熙績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雲。……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並嚴詞詰責之」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和其媒體的強辯[68]。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支那」。[76]1935年《臺灣日日新聞》記載臺灣與南支那和南洋的貿易1935年，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出版，
太虛大師作宗喀巴偈贊，以支那釋子自稱[77]。其中，將藏文東昆（藏文中國的音譯），譯為支那[78]。1939年《臺灣新民報》社所出版陳逢源著《新支那素描》1939年，《菩提道次第略論》出版，同樣以支那作為中國譯名[79]。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方把七七事變叫做「支那事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也把中國叫做支那，以示對抵抗中的國民政府的不承認。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政府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80]，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在于右任
主張下，「印度支那」（印度和中國之間的一個半島）被改譯為「中南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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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期中國政府及民間對「支那」一詞之態度1930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
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l9日，國民政府文書局長楊熙績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雲。……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並嚴詞詰責之」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和日方媒體的反擊[68]。其後中國民間各地一些媒體如《民國日報》和《武漢日報》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予以批駁日方[68]：（中國政府）有將來如再發現此種稱呼即將來文退還之正式申告……
實在是很合理的；中國之所以定國名為「中華民國」，是因為「中華」二字說明了我們種族的根源、歷史、特質和文化；「民國」二字則既合民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義之義，其「意義之精深遠大，更不能以歷史上殘廢名詞的「帝國」「皇國」諸名詞相提並論；在孫總理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已19年的今天，日本政府當局及知識階級仍在國際上稱中國為「支那」，不是表示他國際禮節的失檢，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後知識閉塞罷了。
……所以負了普及中國文化與日本有悠久的歷史關係的中華國民，便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同種同文的日本國民和他們政府當局的疏忽、任他們遭受不明國際稱呼及國際禮節的恥辱和譏箋而不加以指正。 ……（日方）自己既不願意被人稱做『 大倭帝國 』，為甚偏以輾轉譯音的名字稱謂別人的國家呢。公然書於國際公文上面，已屬大失禮儀 。又復強詞奪理曉曉置辯，適足以充分的表曝其狂妄誇大、揚已抑人的島民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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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人士主張按先前的習慣將中國稱作「支那」，他們認為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自於西方語言「China」或「Sino-」等詞，既然中國允許歐美人稱其為「China」，那日本人就可以稱其為「希吶」，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練乙錚亦有同樣的看法：「英國跟日本一樣曾侵略中國，而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背後涵義亦一樣，偏偏中國人卻甘之如飴，甚至用作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他認為這「雙重標準」的成因來自中國人對西方白種人的「洪荒敬畏」[101]。然而東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並非是「Sin
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另外，日本儒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然而他給「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讀音並非是「希吶」，而是「契吶」[41]。一些西方史學家亦對現代一些主張使用或繼續使用支那一詞的人士作出批評，認為是「麻煩製造者」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的行為[4][3]。如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日裔史學家괊Y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譯若林忠志）指出，有一些日本右翼認為支那的詞源並無貶義，因此應該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然而源於《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的「Zippangu」一詞的「Jap」也有非貶義的詞源，但是主張繼續使用支那一詞的人毫無疑問會因為被外國人用這三個字母（Jap）稱呼而感到氣憤。他又說，如果當今中國人說他們因被稱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傷害，那麼在禮貌上就應該不要使用這些用語，不論這個詞的詞源或者在歷史上的用法如何[4]。「支那人」一詞的針對對象為華人（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及東南亞等地的華人）[90][102][103][104]，至今部分日本右翼ꤊM部分支持香港獨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這類用詞[105][106][107]。專門從事中日研究的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傅佛國（Joshua A.
Fogel）以Negro一詞的情況跟Shina（支那）相比，又點名批評公開使用支那及支那人這些詞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為「麻煩製造者」[3]。若林正指出，有兩種戰後的日本人繼續使用這種貶義詞教育程度低的或者／以及積習難改的老年人[4]。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人士主張按先前的習慣將中國稱作「支那」，他們認為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自於西方語言「China」或「Sino-」等詞，既然中國允許歐美人稱其為「China」，那日本人就可以稱其為「希吶」，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練乙錚亦有同樣的看法：「英國跟日本一樣曾侵略中國，而英文China一辭，不똊｣P『支那』同源，背後涵義亦一樣，偏偏中國人卻甘之如飴，甚至用作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他認為這「雙重標準」的成因來自中國人對西方白種人的「洪荒敬畏」[101]。然而東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並非是「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另外，日本儒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然而他
給「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讀音並非是「希吶」，而是「契吶」[41]。一些西方史學家亦對現代一些主張使用或繼續使用支那一詞的人士作出批評，認為是「麻煩製造者」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的行為[4][3]。如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日裔史學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譯若林忠志）指出，有一些日本右翼認為支那的詞源並無貶義，因此應該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然而源於《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的「Zippangu」一詞的「Jap」也有非貶義的詞源，但是主張繼續使用支那一詞的人毫無疑問會因為被外國人用這三個字母（Jap）稱呼而感到氣憤。他又說，如果當今中國人說他們因被稱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傷害，那麼在禮貌上就應該不要使用這些用語，不論這個詞的詞源或者在歷史上的用法如何[4]。「支那人」一詞的針對對象為華人（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及東南亞等地的華人）[90][102][103][104]，至今部分日本右翼ꤊM部分支持香港獨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這類用詞[105][106][107]。專門從事中日研究的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傅佛國（Joshua A. Fogel）以Negro一詞的情況跟Shina（支那）相比，又點名批評公開使用支那及支那人這些詞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為「麻煩製造者」[3]。若林正指出，有兩種戰後的日本人繼續使用這種貶義詞教育程度低的或者／以及積習難改的老年人[4]。
具有相似情況的名詞尼格魯族群（Negro）1960年代中期以前，「Negro」一詞並沒有冒犯成份，而且可以被黑人以外的任何族群使用，甚至與當時具有公然侮辱和冒犯性的「Colored」一詞相比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尊稱，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裡中也多次使用「Negro」一詞，直到1960年代後期，人們開始轉用「Black」一詞以替代「Negro」，這是因為原被稱為「Negro」的群體要求作出這樣的改變[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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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種沒素質的叫支那，就不要遮遮擋擋說自己不是那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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