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淪陷區生活 (李怡)
我的童年回憶，真正有點滴印象，是四、五歲從香港到了上海時開始。
1936年在廣州出生後兩個月就來了香港。1937年抗戰爆發。大約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父親去了桂林參與抗日文化運動。戰時的桂林，文化名人雲集，文藝創作、戲劇活動十分活躍，桂林《大公報》在報道時局和輿論監督方面，更是中國報業的圭臬。我母親就帶着姐姐和我，從香港去了上海。
剛到上海時寄居舅舅家中，生活拮据，我又患了肺病，那時沒有特效藥，我整天躺在沙發上靜養。後來我父親從桂林輾轉到了上海，不知甚麼原因就富有了起來，搬進高級住宅，我也開始上學。父親改名李炎林，改行做生意，做些甚麼我不知道。根據後來的一些記述，當時有許多在淪陷區與國統區（國民黨政府統治區）之間倒賣物資的所謂「路路通」的商人，我猜想父親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有歷史學家認為對「路路通」商人不必作民族主義的深責，因為倒賣物資是戰時敵對統治區相互封鎖下的交流管道。但要「路路通」就顯然要跟兩邊政府官員作利益「溝通」。不知道是否這原因，我們家曾到南京住了一年，後又回上海。
我在哪一年從香港移居上海？父母沒有確切告訴我。大約是1940年汪精衞在南京建立附日的所謂「偽政權」之後。向來的歷史書寫，都將汪精衞指為「大漢奸」、「賣國賊」，汪政權就是「偽政權」。但以我那幾年在上海、南京淪陷區生活的童年記憶，當時的社會秩序堪稱良好，人民經營商業活動受法律保護，經濟算繁榮。黑道、流氓好像都銷聲匿跡。小朋友唱《義勇軍進行曲》這樣的抗日歌曲，都沒有問題。如今回想在中國人統治之下，除了北洋政府時期我沒有經歷過之外，汪政權統治時期應該算是人民最能夠安居樂業的時候了。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全面展開。中國在救亡圖存的社會意識主導下，國共再次合作抗戰。但以當時中國的國力軍力，實難以抵禦日軍之進侵，而歐美等國為應付西戰線的德國納粹，也無暇東顧。因此，有識之士對抗戰的前景都很悲觀。1937年7月14日，著名學者吳宓在日記中錄了他與另一學者陳寅恪的談話：「晚飯後，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域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蓋以勝敗繫於科學與器械軍力，而民氣士氣所補實微。況中國之人心士氣亦虛驕怯懦而極不可恃耶。」
中國古典詩詞學者葉嘉瑩在她關於汪精衞詩詞的談話中說，七七事變後，她在淪陷區念中學，上課常常要把課文整頁撕去，後來1940年某一天，她伯父、母親都說廣播中有汪精衞的演講，那是汪精衞在南京建立所謂偽政權的第一次講話。她說，那時長輩們認為，如果完全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就沒有人為自己國家的人民講幾句話，現在有汪精衞過去，總算是個代表中國的人，可以緩和一下局勢。
汪精衞的附日，可能是錯判形勢。他沒有料到在一年多後有珍珠港事變，美國捲入亞洲戰場。眼看抗日軍節節敗退，同胞在淪陷區飽受蹂躪，汪精衞與日人合作組偽政府來管治淪陷區，很難說他不是抱着「曲綫救國」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