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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證作為呈堂證物］

與反修例運動的法庭審訊，出現不同證物。有黑衣、護甲、護目鏡、防毒面具，甚至雷射筆、索帶。然而，今次法庭上呈堂的證物，包括一張來自「香港電台」的記者證。一位曾經榮獲過多次新聞報導獎項的記者的記者證，和她有份拍攝獲得逾百萬點擊率的優秀紀錄片光碟，成為了檢控的證物。在今日香港，一位盡責的記者原來如此「危險」。

上周三，因為採訪721元朗事件，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捲入「虛假陳述」案件。開庭審訊時，控辯雙方都同意的事實是，被告在網上申請車輛查冊，按掣時從三個選項中剔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其他兩個選項為「進行法律程序」和「車輛買賣」。）

控方把案情說得簡單：記者查車輛車主身份作採訪用途，在現行法例並不容許。控方指，在網上填表，申請拿車牌車主資料，涉及敏感資料和個人私隱，不能「毫無約束和約制」地隨便向公眾披露，否則是濫用，亦不是「立法原意」。

控方說，字面上，申請表格上的「與交通相關事宜」選項，並不包括記者今次的行為。控方提及記者的行為時，咬字清楚，於庭上指控道：

「去訪問呀！去訪問呀！被告打畀地產公司的職員，聯絡車主，被告繼續去…….做訪問呀！佢使用資料係想『訪問』，查找一件和交通無關的事。『訪問』呢樣嘢呢，呢個行為呢，係和交通無關的。」

「佢做咗兩樣嘢，一。係採訪；二，係報導出來，達至兩個目的。佢係電話訪問埋間公司既職員，係節目播放出來，並非係和交通有關既用途。」

在現場旁聽百計人士，不少是資歷十數年的新聞界前輩和管理層。有人甚至說笑，整個香港電台的同工，都告假來旁聽了。大家聽到新聞業內數十年均用作為負責任報導的查冊工具，在法庭被指為從來都不容許做的事，都啞口無言。席上的旁聽者，大半生做的，就是「訪問」「報導」這兩件形事。

「而採訪和報導，即使係同721元朗事件有關，這件事都不是和交通有關，亦不是和交通有關的罪案。」控方律政司代表續道。

此時，穿了黑衣、墨綠色布褲子，剪了清爽短髮，微胖的蔡玉玲，交叉雙手放在胸前，坐在犯人欄前的長木櫈，專心聆聽着。「採訪」和「報導」就是這宗案件不容許的罪名。

更諷刺是，控方呈堂的「證物」；除了該集《鏗鏘集》的光碟，還有是警員從蔡玉玲家裡搜出來，於採訪時使用過的手機，還有一張香港電台發出的「記者證」。

然而，在案中被追查的車子，不是一架普通的車子，而是一架於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人襲擊市民的當晚，記者透過詳細追查元朗的閉露電視片段而發現的一輛車子。法庭上，播放了涉及今次案件的《鏗鏘集》。

兩個離地十來呎的投射屏幕上，一粒珠子「叮」一聲，耳熟能詳的《鏗鏘集》片頭音樂響起，「誰主真相」的節目名字打出。這天在法庭上，「誰主真相」四大字，格外諷刺。追查真相的記者，這天坐在犯人欄裡，舉頭看到自己拍攝過，百萬計全球觀眾看過的偵查報導，這天，明明是別人的犯罪片段，反而成為了控訴她的罪證。

節目中，無辜被打得整個背部都是籐條印的市民在屏幕上控訴着：「要還事件一個公道，我唔知點解畀人打，點解打我？點解警察做唔到嘢？定唔去做呢？」

接着，畫面左上角看到一輛淺色的車子。辯方律師提醒裁判官，這一節片段，就是和案件有關。辯方大狀說：「請法官閣下留意13分48秒……有人從車裡拿出武器。」

《鏗鏘集》的旁白男聲說：「這架中港車，當晚八時半到場，兩小時後，一班白衣人，從車尾箱拿出竹枝來分派。」片段裡亦見到白衣人從車尾拿出條狀物。記者稍後聯絡了該車子的登記公司負責人，其後，一名男人聯絡記者，表示知道司機是誰，但指司機應該在做「私事」，近半年身處內地。

辯方律師在節目播放完畢後，反問法庭：「這件事，怎會和交通沒有關係呢？有閉路電視拍攝到車輛運輸了疑似武器，而疑犯用了該車子在路上作犯罪工具。顯而易見，被告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控方不同意，堅持以狹窄的字面意義解讀「和交通及運輸相關事宜」，並只舉例，如一架車子停泊在路上阻塞交通，要把車子移走，需要聯絡車主才算相關事宜，而記者採訪報導就不是相關事宜。

此時，辯方說：「那這就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有點學術性了。」整個下午，辯方律師展開了漫長的法律觀點辯論。

從車輛查冊自1935年緣起，到1950年開始有車輛查冊，到「私隱」概念乃近年才出現，數十年前究竟政府有權不接納申請，還是付費了就必須提供車主資料的歷史都有沾上。從英國的案例，談到香港的案例。從法律上 “May”和 “Shall”的使用，與運輸處處長的權限都提及到。

技術性的觀點沉悶枯燥，午飯後旁聽席上不少人都忍不住打瞌睡，也有有多個聽審經驗豐富的記者忍不住私下討論，審訊的不尋常：「今次只是在裁判法院，討論到的法律層次問題，好像在更上級法院才會辯論吧。」

究竟事件是如控方所說，這只是一個個別記者「誤導」了電腦系統；還是如辯方所說，今次申請根本就是如填表時所述的交通相關事宜，只是控方定義太狹窄，根本不存在犯罪行為？

辯方大狀找出立法會文件，裡面披露了運輸及房屋局對車輛查冊措拖的看法，其中一份文件引述了2003年的數字，可圈可點。文件透露，車輛查冊之中，有一年度其中25%涉及新聞機構的申請，亦即2800宗。

每年數以千計的車輛查冊，是由記者以新聞機構名義作出申請，而政府是知情的。

辯方律師說：「控方說到，好像從頭到尾是不容許傳媒申請車輛查冊，但我們看到歷史，看到幾十年的紀錄，這個脈絡……」

辯方說到最後，向裁判官陳述：「車輛載着的物品用作犯罪工具，公眾有權知道負責任車主如何使用其車子，怎會不是和交通有關的事宜？故此，被告並不是作出虛假陳述。懇請法官閣下，判我的當事人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表示，需要約一個月時間考慮，着雙方於四月底回到西九龍法院三庭，亦即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法庭，回來作裁決。

在庭上播放的《誰主真相》鏗鏘集中，結尾是一名於721元朗事件中的商戶，這名挺身而出，把店裡的閉路電視交給記者，該商戶語重心長說：

「勝利者正不停竄改歷史，真相慢慢好像被世人遺忘，他會用千方百計令真相消失。但每一件事情發生咗既事會記係我地心度，我相信良知一定會戰勝邪惡，幾年或者幾十年後，我相信真相會水落石出。」

審訊之後一個星期，《鏗鏘集》及港台的多個製作，被管理層以各種原因被抽起，另外，多年來在國際新聞比賽橫掃獎項的港台，廣播大樓走廊擺滿了獎座的陳設或許也會成為過去，管理層最新指示，要求港台同事暫停參加各項比賽，即使早前遞交了申請表，也要求撤回參賽資格。

記者證可以被沒收，比賽可以不參加，節目也可以被抽起，然而一個人的「記者魂」並不那麼容易被消磨。香港電台亦沒有再跟蔡玉玲續約，但她仍在鍥而不捨地實踐記者的職責。早前白衣人被控暴動案開審，蔡玉玲以自由身記者身份，仍然旁聽着案件發展，在網絡平台，仍然繼續紀錄真相。

(圖為上周三蔡玉玲在審訊時於西九龍法院留影，攝影：CK)

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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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小劇場　第59場　關於N號房事件的四道問答題】　
　　
（原題：【探究N號房心理，宣示主宰的性暴力】，刊於FUNDAY 數位英語達人誌 5.6月號 / 2020 第14期）
　　
感謝 Funday數位英語邀約訪談，聚焦粉專先前較少觸及的性暴力議題，本文原以四題問答形式進行電話訪談，再由中文編輯林映妤小姐悉心整合內文。在此將內文還原為問答形式，重新架構應答內容，並進行細節補遺與延伸。
　　
Q1：在國際婦女節的3月，南韓「N號房」事件將長久以來瀰漫於社會的仇女風氣一次爆開，敵視批鬥更越演越烈，全球性暴力事件加劇，無論是好萊塢MeToo事件、墨西哥殺女案件，到了近期的南韓N號房，在「性」方面的暴力和一般的肢體、語言暴力是否存在不同的心理狀態呢？
　　
A1：上述幾項暴力案件的成因與目的雖不盡相同，但究其核心，或許都和「宣洩」有關。暴力一向是宣洩最直接的通道，無論是語言暴力（網路攻訐、職場霸凌）或肢體暴力（家暴、恐怖情人），這些暴力背後，宣示的都是某種宰制力。
　　
然而，看似強悍的宰制心態，有些是為了征服，有些卻是源自「軟弱」。
　　
與性暴力犯罪相關的案主，我曾接觸過三位，其中兩位係由法院派案的司法鑑定案主（鑑定是否因精神症狀導致性侵意圖），第三位則是由法官指派，強制進行心理治療（案主對數名陌生女性潑精，此次療程為緩刑條件之一）。
　　
上述三人都有個共同特徵，就是「社交關係挫敗」。他們的社經地位都符合一般水平，不缺錢，缺的是人際互動的能力。以第三位案主為例，金融新貴一名，若以年收定義人生，此君就是人生勝利組。學霸出身，職涯暢行，可惜敗在人際模式僵化（自認外在條件不佳，慣以金錢打點人際），對兩性關係毫無安全感（渴望女性，但又認為女性與之交往是覬覦其身家），因此無法維持長久關係，異性亦對其敬而遠之，最後只得憤而向陌生女性潑精，以宣示其主宰力。
　　
由此可見，某些犯案動機不一定與慾望有所連結，反倒像是一種證明，證明「我也能主宰一段關係」，進而導致性犯罪
　　　
Q2：恃強凌弱，是否舉世皆然？從小到大我們都可能歷經霸凌或被霸凌，欺負弱小是人的本性嗎？
　　　　
A2：但凡與人性有關的行為，通常都是舉世皆然，畢竟人性能跨越國界。然而善惡本性各異，因此與其說霸凌是本性，倒不如說是一連串人性運作下的結果。
　　
若要成立一場霸凌，通常有三個條件（詳細內容可參考粉專第17場），包括：體制允許、偏見效應，以及從眾行為（Conformity）。
　　
於是，當我們回想起某次參與霸凌的經驗時，或許會發現，當整個環境背後的勢力給予充分授權後，通過偏見效應，我們會在某個可憐蟲的胸口畫上靶心。遺憾的是，你不想扯團體後腿，只好拿起箭矢，跟著大家有志一同地拉滿了弓，對準靶心，而眼前的傢伙只能等著變刺蝟。
　　
而你唯一的期望，就是期望這件事永遠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世界上總有個替死鬼。
　　
除了上述三個條件，霸凌者的早期教養因素，亦可能助長霸凌行為，包括：反社會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學習模仿，以及創傷傳承。
　　
反社會人格的前身是「品行疾患」（Conduct disorder，現更名「行為規範障礙症」），是指在青少年患者反覆出現冒犯他人基本權利，以及違反社會常規等行為。
　　
學習模仿，指的是當孩子長期身處在家暴的環境後，暴力對他們而言，不再是襲擊肉身的惡行，而是問題解決的方法。因為他老爸已經用拳頭證明，這一套在家行得通，於是他會帶著這套方法面對世界。
　　
創傷傳承，則是受虐創傷所帶來的後遺症。飽受家暴的孩子，日後可能會對弱者加諸暴力，用意是抵抗早期的受虐回憶，藉以擺脫受虐身分。
　　
在南韓N號房的案例中，即便先排除早期教養因素，至少還有「體制允許」和「從眾行為」這兩個因素決定了霸凌。
　　
負責施虐的的工作人員，是經過體制與主理人授權，也就是在遊戲規則的允許下，從是性剝削活動。由於這份工作並非受迫進行，意義上已非單純聽命行事的執行者，而是受雇為活生生的幫兇。
　　
此外，N號房有條入會規定，就是「必須經過其他聊天室的稽核，若不上傳自己擁有的色情影片，或不參與語言性騷擾，即會被移出群組」，而這條規定明顯地助長了從眾行為。一旦從眾行為增加，刺激收益，霸凌事件便無從斷絕。
　　　　　
Q3：N號房的主嫌們與付費觀看的人，對於影片中凌虐未成年少女畫面絲毫沒有同理之心，被稱作變態的他們是什麼心理呢？他們從這些暴力行為中可以獲得什麼？
　　
A3：我想，「獵奇」是整件事的出發點。
　　
只看一次，或許是基於口耳相傳的好奇，而後止步於此，但若持續觀看，就等於參與了「物化」的過程。因為買家會認定『付費即是商品』，而將片中的女性與人類的連結切斷，去除溫度，標定價碼。即便買家出現道德拉鋸，也可能會因為大腦產生了「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意思是當信念出現矛盾時，為了讓自己舒服點，我們通常會找些理由，來告訴自己沒有錯），而告訴自己「錢都砸了，絕對不會白花，這東西買下去一定值得」。
　　
一旦走到這一步，再不堪的畫面，都只是銀貨兩訖的立據。
　　
不幸的是，這就是網路犯罪的特點之一，隔著螢幕，通常會削弱我們對整起事件的罪惡感或不適感。也就是說，同樣一群人，如果把他們拉到現場直視整個過程，感官經過衝擊，或許依舊有人買帳，但人數可能不會像現在一樣。

另外，如同第一題所述，觀看是為了尋求刺激與獲得宰制的快感，因為自己「平時做不到」，便會藉由觀賞得到滿足，這和一般觀賞情色片的心態相若。然而情色片畢竟是安排好的劇碼，相形之下，N號房更強調「真實性」與「痛苦感」。情節不按腳本，扭曲級數倍升，對於會員而言，這是一種生活的刺，觀看這種痛苦感帶來的不會是憐憫，而是刺激，連結的是生理反應（Reaction），而非心理反思（Reflection）。
　　
在這種時刻，人與動物無異。
　　　　　　
Q4：南韓被公認性別意識相當低落，其實台灣也有不少「仇女」風氣，在許多人提倡女權的同時，卻又造成更多人對女權的反感，這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呢？
　　
A4：台灣是否有不少仇女風氣，實在不好說，畢竟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在臨床領域也較少遇到此類型的案主。
　　
但身為PTT的資深鄉民，「女權自助餐」是比較能囊括上述爭論的一個名詞。這個詞原始出處來自美國脫口秀藝人Bill Burr，但實際上他在表演時也沒講出這五個字，而是用自助餐（Buffet）一詞來形容某些女性「只利用女權論夾走某些好處，卻留下該論述帶來的義務」。
　　
因此，所謂仇女心態，可能源自於某些男性認為「女性爭女權，卻不願意承擔生活義務，進而兩邊通吃」的行為。
　　
當然，這套說法是有欠公允的，而網路上的爭論更像是一場盲打。
　　
因為我們有時會忘記，即便同為女性，她們的立場卻不一定相同。有人行事獨立，有人慣於依附，有人會為自己的權利登高一呼，有人卻礙於傳統逆來順受。有人爭，有人不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然而在討伐女權運動的過程中，她們卻被同化，被視為同一種立場的人，因此時而會出現拿A的立場去討伐B的情形。
　　
換句話說，拿女權論述，去討伐原本就慣於依附的族群，才是讓攻防完全錯位的主因。
　　
坦白說，這個議題很容易失焦（也很容易掉粉，根本挖坑嘛，嗚 ~~），立場再怎麼中肯都會被挑刺，因此與其以兩性作為分野，不如以「人」的角度重新詮釋整個運動，而是『人權平等』，爭的既是女權，更是人權。
　　
因此，無論我們想爭取的是晉升員額、階級意識、同工同酬，甚至是在好萊塢電影掛頭牌的機會，都是身為一個人的平等權利。從這個觀點開展，不期待能弭平紛爭，畢竟立場各據一方，但求能降低討論的傾斜程度，軌道水平一旦校準，整個運動的推速或許會相對穩健一些。
　　
最後我得說句實話，即便在我們家，也做不到兩權平等，因為，
　　
　　　　　　
我對女兒真的比對兒子好一點。
　　　　　　
＃性暴力
＃霸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