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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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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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瑪 竇 幾何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利瑪竇與晚明的辛苦遭逢(二) |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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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在學習儒家經典過程中,利瑪竇發現孔子思想中與天主教義存在很多道德觀念上的契合之處。爲了使天主教更易於理解和贏得好感,利瑪竇着重演繹教義中類似於並能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他假托儒教學者,傳播天主教中較少爭議的部分。這樣一種簡化的宗教版本使耶稣會士與羅馬教廷之間出現了麻煩,但對實現吸引中國人的目標卻有重大意義。
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公卿大臣,其中最著名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啓,徐一度位極人臣,且與利瑪竇合譯了歐几里德《幾何原本》的前6卷。南明永曆帝(清軍入關後,偏安福建的明朝末代皇帝)的皇后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保存在梵蒂岡),這也說明當年「利瑪竇規矩」的成功。100多年後,意欲在中國和菲律賓排擠意大利傳教士的西班牙傳教士,醞釀了針對儒教禮儀和祭祖傳統的「禮儀之争」,激怒康熙帝發出禁教令,令耶稣會士的根基受到重創。
啓蒙理性的歐洲與封閉感性的明朝
當16世紀後半期利瑪竇來華時,歐洲與中國在對方視野中的印象是極不對稱的。歐洲早期就有對中國模糊但涉及面很廣的印象,公元7世紀拜占庭帝國與唐帝國確立了穩定的絲綢貿易,由此加深了歐洲人對中國政治的了解。1206年元朝建立,羅馬教皇英諾森四世、法王路易九世先後於1245年和1253年遣使赴元,試圖說服蒙古人皈依基督,停止征伐,並與基督教世界聯手,打破奧斯曼帝國對於地中海傳統商路的壟斷。這些勸導當然無果而終,但使臣的報告進一步充實了歐洲人的早期中國觀。
此後出現的3本著名遊記《馬可 · 波羅遊記》、《鄂多立克東遊錄》與《曼德維爾遊記》對中國王朝集财富、權力、榮耀於一體的描述,已經完全超出了歐洲人的想象能力。從這些遊記陸續出版後到17世紀,歐洲一直有學者在考證這些遊記的真僞,而地理大發現爲澄清這些疑團提供了便利。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立足後,就開始密切關注中國。1508年4月,葡萄牙船隊便接到要求探明中國情況的指令。
相比之下,明代中國從士大夫到普通民衆對葡萄牙的認知都透着妄自尊大,對歐洲的認識顯得支離破碎且不着邊際。當時中國士大夫作爲整個社會中最有學問的階層,卻將葡萄牙定位於一個亞洲國家。1511年,葡萄牙阿爾布克爾克總督攻陷馬六甲,滿剌加(馬六甲)國王遣使向明求援,專心煉丹的嘉靖皇帝無心顧及。10年以後,嘉靖突然想起此事,令兵部議此事,並下了詔書:責令佛郎機(葡萄牙)退還馬六甲,並諭暹羅(泰國)等國前去救援。
在嘉靖的意念中,佛郎機不過是朝服大明、與馬六甲相近的藩屬小邦。佛郎機當然不會乖乖聽旨,於是,1514年即到達華南沿海的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逐出廣州,他們的代表在那裏死於獄中。中國百姓對此幸災樂禍,他們認爲葡萄牙人與步其後塵的荷蘭人一樣,都不過是野蠻的海盜,且身體多毛、畸形,有臭味。
利瑪竇1584年到達廣東肇慶後,當地仍然流傳着葡萄牙人喜食兒童的說法。到利瑪竇抵京之初,他自稱「大西洋人」,禮部上書奏稱,《大明會典》裏記載有西洋瑣裏國,並無大西洋國,利瑪竇其人可疑,其國也「真僞不可知」。
這種觀念層次上的錯位,意味着利瑪竇們的事業將會異常艱辛。利瑪竇通過穿儒服、學漢語、守禮節來表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並把他在羅馬聖湯多雷亞學院和耶稣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到的神學、哲學、數學以及繪圖等知識傳授給明朝士大夫們,但中國方面的吸收始終有限。
利瑪竇在其居住或遊歷之地所展示的地圖已吸收了地理大發現的最新成果,向中國人介紹了外面的世界,但中國在這些地圖上所處的邊緣位置讓知識界震驚了!這些地圖刷新了知識界對世界「天圓地方」的認識,儘管有徐光啓等開明人士表示認同,但近百年後「地圓說」仍遭到了掌握話語權的大清欽天監官員的「系統」駁斥。監正楊光先在其集子《不得已》中的《孽鏡》一文批判道:「果大地如圓球,則四旁與在下國土窪處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傾?試問若望,彼教好奇,曾見有圓水、壁立之水、浮於上而不下滴之水否?」
對汲汲於科舉八股取士的晚明士大夫階層來說,近代科學知識並非利瑪竇最有力的敲門磚,幫他進入士大夫圈子的是他按照位置記憶法展示的超強記憶能力。在一次宴會中,利瑪竇讓在座者寫下諸多毫不相干的漢字,他看過一遍後前後背誦無誤,讓士大夫們親眼見識了西學的價值。於是,很多士大夫邀請他指點子女提高應試能力。也正因這個機緣,他爲照顧一位進京官員的兒子,才獲得前往北京的機會。
進京後,面對京城保守派的阻撓,他又用帶來的自鳴鐘解了燃眉之急。萬曆皇帝對送來的鐘有了興趣,且一日該鐘突現故障,太監束手無策,不得不宣贈送者進宮。利瑪竇由此獲得留住京城的機會,且就在宮廷近旁,方便隨時進宮維修。在這個過程中,利瑪竇筆耕不輟,留下了大量的書簡,他去世後金尼閣將其整理成《中國書劄》。該書從自然地理、風土人情到政治機制都有詳盡叙述。
(三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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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當年的 #理科先生 徐光啟
超長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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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每天到利瑪竇那裡,先由利瑪竇逐字口譯成中文,再由徐光啟作好記錄,回家後,再逐一整理、修改。五個月後,《幾何原本》前六卷正式出版,這是中國科學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幾何著作。書中不僅首次介紹了全新的思考方法,翻譯所使用的點、線、面、平面、直角、四邊形、相似、外切、平行線...等這些
專門的數學名詞,都是出於他的翻譯巧思,仍是一直沿用至今!
徐光啟對知識的涉獵相當廣泛,但他用心盡力的還是對傳統農業科技的研究和實驗。
出身農家的他,認為農業是「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因此積極從事農業改良的研究,蕃薯的引進推廣就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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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華人都會在每年的一月~二月之間過年,這段時間全世界的華人在職場上都會像是集體失蹤一樣,所有的銷售、出貨、服務等非緊急的業務都會通通停擺;而這種情況在西方世界卻是在每年年底聖誕節左右,一路到元旦之後的幾天裡發生。為什麼「過年」這個每年一度放長假的日子會發生在不同的時間點呢?
全世界的文明都有各自的曆法,這些曆法有的隨著太陽位置變化而定,有些則以月亮為準,還有一些則是同時結合太陽與月亮來訂定。不同文明的曆法計算方式不同、開始方式不同、側重點不同,連帶著也讓世界各地的過年時間也有所差異。
今天是 2020 年,歲次庚子年的大年初一,哥就來跟大家談談華人的「農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我們今天使用的農曆到底從何而來。希望大家在愉快過年的同時,也能理解我們的「年」到底是什麼囉~大家新年快樂!
#農曆 #過年 #西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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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瑪 竇 幾何 在 EBC 馮翊綱說人解字 Youtube 的最讚貼文
明代中後期至清朝初年,西方正處於文藝復興後期,歐洲的封建制度走向解體,資本主義崛起,科學發展成為國家富強的要角,而大批傳教士的世界足跡,也把西方科學傳入亞洲,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西學東漸」。可惜,本位主義之故,當時在位者並未體悟西學的重要性,錯失了體質大改造的機會,中國也因此從自以為的天下中心逐漸跌落,慢慢失去主導,甚至最後更因為故步自封,變成西方帝國強權的刀下俎!
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在明代中後時期,也是有秉持開放精神吸收西學的人,其中徐光啟,就是極少數有遠見的人。徐光啟二十歲中秀才,三十六歲中舉人。三十九歲,到南京,首次遇見了天主教耶穌會的傳教士利瑪竇。四十二歲,徐光啟受洗入天主教會,隔年考中進士,入朝為官。徐光啟從政的同時,也跟著利瑪竇學習,他跟利瑪竇合譯出《幾何原本》的前六卷,也譯定了許多重要數學名詞,比如點、線、面、直角、銳角、三角形、四邊形、圓形等等,一直沿用到現在,已有400多年的歷史囉!
徐光啟就像明朝中葉的一盞明燈,照亮了中國科學文明的曙光。如果,在那時有更多像徐光啟這樣,以開放胸襟接受西方文明與科學的有志之士,那麼,或許就不會有清末諸多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與戰亂發生,今日的東亞甚至世界局勢都會有不同的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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