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0924)
覺醒,誤知,連結
前文談及《七十年代》創刊,想不到還有不少讀友留言說是創刊時的讀者,有的還說一直讀到休刊號。一位讀友說,「七十年代創刊,帶動雜誌界百花齊放。」這是溢美之詞,不符合當時的情勢。
實際上,在六十年代的後期,因左派暴動的平息,港英對認同香港的推動,文革極左思潮在中國氾濫,但對西方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青年卻帶來正面幻想,這些複雜的思潮,使香港大專學生開始思索起生計以外的問題:我們活在怎樣的世界?我們是什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這些話題在大專界非常活躍。中文合法化運動,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當時進步學生的思想傾向。逾百本青年刊物噴薄而出。1998年在藝術發展局贊助下,由吳萱人、何良懋主責編輯出版過一本書《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收集、介紹和評述七十年代近百本青年刊物,刊登各書影,重刊各「發刊詞」。大致上說,早在五十年代出版並曾經引領風潮的《中國學生週報》,這時已有落後時代之感,終於在1974年停刊。代之而起的有港大的《學苑》、中大的《中大學生報》,中學生為主的眾多文社刊物,宗教機構出版物,這些刊物大都論及政治傾向與身份認同;專注於政治思想的,有《盤古》、《70年代雙週刊》、《知識分子》、《南北極》。《七十年代》只是其中一份,而且是唯一有影響力的左派背景的刊物。當時也有其他左派刊物,比如《新一代》《學生哥》《海洋文藝》等,但這些刊物因為走不出左派意識的局限,因此很快就辦不下去了。《回顧專集》認為是有親中背景的《七十年代》「辦得出色」,「覷準時機,出版策略勇進」。
回想當年,真的不是我有什麼能耐,而只不過是正統左派機構的思想框框太多,一方面敵情觀念強,顧忌多,另方面背後管家多,意見多,因此遇到一些新形勢新變化,一般都寧可謹慎從事,沒有中共當局的明確表態,就不去碰比較穩當。《七十年代》早期許多文章都出自《大公報》的才子之手,但他們反而無法在自己報紙上發揮。出版界的情況也一樣,有一位在中區左派出版大樓工作的編輯人員私下說,凡是這個大樓辦的雜誌,是一定不會被市場接受的。
此外,在左派單位工作的人,在工作、生活、娛樂、休閒甚而購物、醫療等各方面都自成系統,與香港一般市民的生活有區隔,那些蜂擁而出的青年刊物,和大專學生的思潮,他們都沒有接觸,懵然不知。我那時就香港眾多新出刊物的狀況,寫了一個報告給香港的左派領導,他們的反應是嘖嘖稱奇。
1971年1月29、30日,以台灣留美學生為主力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在美國六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1970年9月美日協議在1972年將冲繩交還日本,其中包括1968年被探測到有大量油田的釣魚列島。我從留學生出版的眾多保釣刊物中得到資訊,為此我就報導這樁事情詢問過左派領導,他的回答是「慎重處理,不要被人利用」。
這回答很可笑。但也反映了在敵情觀念主導下的中共心態。撇開保釣其後的走向,當時這是發生在留學生中的一樁大事,不能視而不見,更莫說要在留學生群中爭取讀者了。因此,我果斷地作了報導,摘錄了大量留學生刊物的文章,也請一位在《大公報》資料室工作的寫手,寫了關於釣魚台的油田和主權問題的長文。這樣的文章不會在正統的《大公報》刊登。事實上,保釣運動早期在所有香港左右派報刊中都沒有報導。左派要防止「被人利用」,右派就要維護台灣國民黨政權。
關於釣魚台歸屬問題,及日後保釣的發展,中國、台灣和海外知識人的角色,這幾十年來我已經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純粹出自愛國保土的意向,認為美國將有爭議和有豐厚石油資源的領土,私相授受給日本,是應該抗議的。參與保釣的留學生,也是出自單純的動機,當然也夾雜著從封閉的台灣到了開放的美國之後的思想改變。那是台灣留美學生的左派思潮的萌芽時期,既代表覺醒,也代表誤知,但珍貴的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七十年代》與他們契合,並共同探討國是,一起走著思想探索的道路,好多人都成了我們的作者和朋友。我對自己認識不斷解剖,在心路上同行的作者和讀者也一樣。保釣是我們連結的開始。
《七十年代》大幅報導和評論保釣運動,使雜誌在美加歐澳各校園的銷路激增。接下來是中美關係的突破,帶來了海外知識人的親中思潮。這思潮未必由我們帶動,但無可否認《七十年代》提供了載體,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後來我們認為應該檢討和改正的。(67)
圖1,1998年出版的《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
圖2,1971年4月30日在華盛頓的保釣示威現場,學生領袖正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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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20)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七十年代》月刊在1970年2月創刊。那時文革狂潮稍稍平靜,但極左思潮仍然籠罩著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生活只有八個樣板戲,書店只有馬列毛的著作,和兩三部樣板小說,其他古今中外名著或被燒毀或被收藏起來了。香港六七暴動已告平息,但左派的文化事業無法復元,產生不出既符合中共意識又能迎合香港市場的電影和出版品。左派陷入文化真空中,親共人士深感文化飢渴。但香港整體社會則在港英平暴與開始改良中,本土文化開始萌芽。
這是中國和香港的政治氣候,但國際氣候就是另一景況。在六十年代後期西方世界左傾思潮激盪。美國民權運動,「黑人權力」和「學生權力」結合,反越戰、反建制運動風起雲湧。法國1968年5月發生持續七周的學生運動,出現了總罷工、遊行、佔領大學及工廠的行動。
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其後遭到蘇聯的殘酷鎮壓。日本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大規模學運抗爭。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運動,都指向原有的民主體制,指向蘇聯對東歐的壓制權力。左派思潮,特別是西方年輕人搞不清楚的毛澤東思想,竟然在反建制的西方學運中流行。受年輕人推崇的法國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主持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戰爭罪行的法庭。沙特譴責蘇聯入侵捷克,支持法國學生運動,反對越南戰爭。他甚至參加了一份支持中國毛思想的左派所辦的報紙。
在中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製造無數悲劇。在香港,由文革病毒而衍生的左派暴動使市民厭惡。但在西方,不明真相的反現有建制的年輕人卻有不少人認為毛思想是一條出路。
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尤其是大專學生,開始排除了不問世事、只顧謀個人自利的心態,關心起社會、世界和人生了。對本土的文化認同固然有了開始,但對身份的認同卻不是一面倒向香港,而是有相當多人思考作為「中國人」的身份。1968年,大專學生發起爭取中文合法化運動,以之作為建立民族身份的象徵。年輕人在否定六七暴動的同時,亦受西方左派思潮影響。
這是一個西方和香港年輕人思想活躍但又混亂的時代。
創辦《七十年代》,是我看到了左派文化真空的時機。中共陣營的出版物,報導或討論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事務,很難不犯禁;但報導和討論國際事務,卻有很廣闊的空間。於是,我在《七十年代》的刊名下,列出「本刊宗旨:認識世界,研究社會,了解人生」。
回想五十年前創辦這本雜誌,既有對香港形勢和世界思潮的時機判斷,亦有個人要在左派圈子中創出事業的自私目的。
前文談到「二重生活的悲哀」。仔細分析一個人的「二重生活」,其實是由三樣東西支配的。一是想像共同體,二是事實共同體,三是個體。想像共同體指的是民族、國族、省籍等等的共同想像,受抽象的國家、民族、省籍觀念主導的人,渴望融入不同的想像共同體。但它只是一種想像,未必與我們的生活有真實關連。事實的共同體是指身處某種行業,在某個工作環境,或者是一個家庭的成員,形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共同,話題共同,命運共同。至於個體,就是獨立於這些共同體之外的個人,個人的思想,認識,價值觀。
許多人對國家民族政黨的認同,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想像中的東西。但這種想像共同體若貫徹到你的工作環境、職業、行業,尤其是家庭中,那就成為你的利益、命運、存在價值甚至安危相關的事了。想像共同體一旦融合到事實共同體之中,那就不再是想像了。個人可以接受或抗拒想像共同體,但在事實共同體中,要堅持與共同體相悖的價值觀,去獨立行事,不僅會犧牲個人利益,而且會影響家庭甚至安危。
對當時的我來說,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曾經是我的想像共同體。但社會主義祖國的極左思潮,尤其是對毛的歌頌,已經到了違反常識的肉麻程度,我的想像共同體有些動搖了。只不過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事,我仍然期待中國的不合理現象會改變。更重要的,是我既在左派機構工作,妻子又在大陸生活,這種想像共同體已經與事實共同體及利益共同體結合在一起。我只能在事實共同體中,尋找個人的發展空間。
創刊之前,取得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同意和支持,上海書局老闆方志勇投資。我在創刊詞中,提出「盲從太危險」的觀念。這當然是常識。但香港左派從1966年前的「社會化」,一下子變臉為「打倒港英」,又忽然一夜間「反英抗暴」收攤,他們怎麼沒有感覺「盲從太危險」是一個警示呢?(65)
圖1,文革時3歲的幼童也戴毛主席像章、手拿毛語錄,高呼口號。
圖2,1968年布拉格之春受蘇聯軍隊鎮壓而受傷的捷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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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回憶錄0913)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從流行文化中,可以看到1967年香港人社會意識大轉變。
1949年中共建政後,五十年代大批大陸人來港,其中由江浙人帶來工商業,和上海的流行文化,對社會影響最大。當時不是叫流行曲,而是叫國語時代曲,流行歌星是周璇、姚莉、白光、李香蘭和吳鶯音;到六十年代,就是台灣的流行歌星佔領香港市場,姚蘇蓉、湯蘭花、蘇芮、歐陽菲菲、翁倩玉以及一直紅到九十年代的鄧麗君。粵語流行曲不是市場主流。電影方面,五六十年代從永華,到長城、邵氏、電懋、國泰,這些拍國語片的電影公司佔領了大影院市場,與西片互領風騷;粵語片的製作很多,但多在街坊流連的小影院放映。
1967年11月,暴動剛退潮,香港第一家無線電視TVB 誕生。TVB 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劇、處境劇的製作,覆蓋了香港相當大比率的人口。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許氏兄弟的電影、特別是許冠傑的粵語流行曲冒起,風行全港,由此而帶入香港粵語流行曲、電視劇、粵語電影的新時代。香港流行文化爆發式的興旺,不但覆蓋全港,更風靡東南亞、台灣、歐美等地華人社區,以至文革後的大陸。香港歌星、影星、導演、作曲作詞者,出現好多超級奇葩,可說歷史僅見。
這就是香港的黃金時代。從1967年末開始,只有這二三十年。短短時間,在良好管治和充分自由的空氣下,就創造出許多奇蹟,產生許多傳奇人物。在戴麟趾、麥理浩開始的大刀闊斧建設市政與革新中,最值得稱道、當時我也認為是最難得一件事,就是創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的成功,將香港締造成一個公平社會。
本土流行文化的崛起,反映了香港人對這個英治下的地方,產生越來越強的認同感。在所有的華人地區仍然處於不同程度的不自由的狀態下,香港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所有在海峽兩岸被禁閉的消息和評論。香港人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可以自由做任何不違法的事。香港公共事務、交通、稅制、醫療,提供的服務比任何地方都方便。七十年代之後到香港生活的人,無論從大陸、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來,大都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沒有之一。
2017年,羅恩惠導演拍了六七暴動的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引起關注。她原想將記錄片的內容出書,並邀我寫序。我的序寫了,書卻沒有出成。
我在序中,引用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Paul Gauguin)在1897年的一幅畫作中的三句問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香港人從哪裡來?不用說,絕大多數香港人來自中華大地。我們是什麼人?我想在1967年前絕大多數的香港華人市民都會說「我是中國人」,至於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當時社會輿論的主要左右派之分。我們往何處去?那就各有選擇了,除了在香港土生土長、有些家族生意繼承的本地人之外,1949年後從大陸來的人,大概那時候都不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永久的家。鄰近的強權使許多人不安,他們想把香港當作跳板,藉此跳出海外,遠離中國。
英國維持在香港的管治,是為了觀察和接觸中國;中國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是以香港作為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中英雙方都沒有把香港市民當一回事。如果中英都沒有把香港當一回事、而許多香港人又把這裡視為「跳板」的話,這個「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就不是香港人的永久的福氣。
當中國在極左狂潮下,用語講到要「粉碎港英統治」而結果卻是「香港還是那樣子」,就意味著這裡可以作人生的長期規劃了。儘管英國那時候已經知道1997年會有條約到期的問題,但在中共不干預下,全力建設一個輝煌的香港,可以使英國在國際社會的關顧下,提高與中國議價的能力。
儘管中英雙方都各有打算,但香港人就在這個歷史時空,享受到最大的自由,最方便最發達的經濟文化,最文明最公平的社會秩序。香港流行文化的奇蹟般崛起,意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已經從「我是中國人」轉為「我是香港人」,至少是「不一樣的中國人」了。這之後,身份認同的民調雖有起落,但倘若沒有先驗的政治觀念,整體趨勢就沒有什麼懸念了。以0至100分的「身份認同指數」計算,2018年民調顯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指數破紀錄高達83分。
「我們往何處去」?儘管九七問題泛起,和近年政治環境大轉變,使香港人在六四後、九七前和現在,都掀移民潮,但留下來的和離去的,心中仍然追求著憧憬著那黃金時代的香港。(62)
圖1,香港流行文化的先驅者——許氏兄弟和父母(網上照片);
圖2,香港新聞業輝煌時期的傳媒人,前左起,毛孟靜,黃應士(TVB新聞總監),張敏儀,包雲龍(亞視新聞總監),黃志強(港台新聞部);後左起,林旭華(商台),邵廬善(港台),吳明林(港台),李怡,蘇狄嘉(港台),戴天,李錦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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