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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b帶你看指揮中心記者會
今日重點：今天沒有人問封城，但問了兩次普篩（崩潰）

1.新增7例境外移入，沒有本土（灑花）美國6個英國1個，機場攔截5個，居家檢疫2個。
本土個案追蹤：案100，案134，案156目前採檢都是陰性，感染源不明，案100發病日已過14天。

2.檢疫違規處分：改為只要違規一次就送集中檢疫（原來是兩次）。不管是檢疫或隔離，只要違規就集中檢疫，不給補償，要加徵必要費用和開罰10萬～100萬。

3.採檢指引更新：有嗅、味覺異常，或是無明確旅遊史，醫師高度懷疑之社區型肺炎，社區病患符合任何一個條件，只要不能排除新冠的可能性，就請送檢。

（04b解讀：其實肺炎本來就可以送驗了，這次是去掉"排除其他原因"這幾個字，讓所有肺炎都能第一時間送檢，不要有時間差！）

4.有鑒於旅客在入境時可能會填寫不實的健康聲明，恐造成防疫缺口，再加上許多專家學者也都建議進行機場全面篩檢更能達到有效防堵。此外，居家檢疫補助費用累積金額逼近3億元，若改成全面在機場檢疫，防疫效果是否會更好？（入境普篩普篩普篩！）

阿中：若以這樣的見解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們的防疫早就破了。不可能以入境篩檢取代居家檢疫。
有很多入境沒有症狀的是不會被採檢出來的，沒有居家檢疫的話這些人就會變成社區的破口，建議完全不可行。若入境者全採加上居家檢疫的比較在學理上站得住腳。入境者全採，非陽性全放，絕對不可行。

入境者全採＋檢疫可能可行，但經費就沒法省了。 且機場裡面篩不到但在家發病的人會變成重複採檢，而且會讓一採陰性者心防下降。邊境採檢的主要爭議就是無症狀下的採檢效率，還有偽陰性的問題。

入境全採不居家檢疫，不可行。有太多偽陰性，放出去的社會代價不得了，絕對不可能。
全採加居家檢疫，效果就是多抓到一些陽性，縱使偽陰性也會在居家檢疫時發病被採。這樣來看，偽陰性不管是在哪邊都有可能採到，如果一採陰反而降低心防。 目前專家認為，機場還是對有症狀或有病史的採檢即可。14天檢疫一定要確實。

5.三月19日所提的14天關鍵期已到，請評估境外防堵的成效？會加強本土防疫嗎？
答：歐洲區後來有往前召回一萬多人和追溯病史。美國區也是召回和居家檢疫，用健保資料去撈這段時間有看過病的，關懷中心也去關懷無症狀的歸國者，確認是否真正沒事。後來採了一百多，資料彙整中，似乎有一些陽性個案出現。居家檢疫人數3月28日最高五萬五，之後逐漸下滑，今早剩四萬六。現在重點是放在把居家檢疫落實，為鼓勵各縣市合法旅宿業者加入「安心防疫旅宿」行列，觀光局今(109)年4月1日至 6月30日，獎助各縣市提供居家檢疫者入住之合法防疫旅宿，每房每日新台幣1,000元。

6.快篩試劑審查進度？
答：快篩試劑相對疫苗和藥物來說風險低，我們文書上會給予幫助，簡化行政方面的程序。但檢測的準確度很重要，有些國外試劑的準確度比擲爻還不準，當然不能允許這種事情。我們在文書方面的要求不會查得太緊，只要學理上符合，就願意來比對精確性，只要跟現行PCR有一定的一致性，就可以放行。

7.紐約醫師以雞尾酒療法三種藥物對500位病患治療患者的看法？目前奎寧治療的狀況？有其他患者出現服藥副作用嗎？
張P答：目前在有限資料中顯示羥氯奎寧有治療效果，已經列入台灣臨床處置指引第五版。公布前臨床端就已經有零星使用，因為非系統性一致性作法，所以資料彙整有點困難。部分醫師反應無明顯改善，沒有縮短排毒時程，晚期使用可能也是效果不明顯的原因。目前建議早期投入使用，觀察惡化狀況與排病毒的時程。合併用藥有加入阿奇黴素（azithromycin），法國報告說併用效果更明顯可以縮短排毒時程，但目前不建議。因為兩種藥物都有心律不整的副作用，也有意外死亡的案例，合併使用要非常小心。

8.剛有提到是否在機場做普篩。請問我們會對無症狀居家檢疫者全面篩檢嗎？（這不是還是問普篩嗎冏）
答：大家都很關心無症狀的情況，好久好久以前我講過有些是科學可測，有些不可測。擔心不可測部分，不如集中精神對付可測部分。不可測部分出了情況就即時遏止。科學上我們覺得潛伏期14天，若都沒症狀，普篩到底可以篩出多少人？要花多少時間金錢才能找出一個人，拿這個精神不如做好居家檢疫。只有社區大規模無來源的病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時，普篩才有意義。

9.新增七案又有三案出現味覺嗅覺異常，如何判定自己有沒有這種症狀？多久會正常？是因為變異的歐美病毒株所以症狀不同嗎？
張P答：目前有些是同時出現，有些是單獨嗅覺或味覺，失去的程度輕重不同。主觀的感覺目前無法量化。多久會恢復，目前沒有完整資料。初步來看，有些可以短期恢復，有些不行。早期沒有此類症狀的原因，確實有猜想是不是病毒變異相關，但還需要驗證。神經細胞中也有ACE2受體，病毒侵犯到嗅覺神經造成嗅覺異常是有可能的。

[過年期間疫情就已經開始了]（個人拙見）
小時候，過年是我最期待的節日。紅包、鞭炮、睡到飽，還有難得齊聚的親朋好友，歡樂怡情的小小聚賭，每一片場景都充斥著喜慶的大紅顏色，及明知不見得卻依舊真摯的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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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發明了時光機器，回到過去訪問兒時的我：「長大後做一個過年要上班的工作好不好？」我一定說不要，或許還會天真地反問：「什麼工作那麼壞，要人在大家團圓最重要的日子還要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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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是幻滅的開始。出社會至今，我幻滅了十年，終至屈於平庸與現實，我變得不再期待過年，甚至為了過年期間爆量增加的出入境人潮感到嫉恨與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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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清晨，我才飛完一個長班回來，家裡餐桌上的菜餚已經涼透了，冰冷的空氣中有朱門酒肉臭的油膩氣味，那是與我錯身而過的華美證據，我卻連悼念的心情都沒有，只想拖著僅存的最後一絲氣力趕緊洗澡上床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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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並不是最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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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場回家的路上，我搭乘公司派發的交通車至離家最近的捷運站，轉搭捷運，再轉搭計程車。原先抵達捷運站後我是想騎Wemo回去的，沒想到Wemo為了體恤員工令員工放年假，居然在過年期間停止服務，打開App看到Wemo發布的停止服務公告，直有種想氣又想笑的複雜感覺，一方面覺得真倒霉，卻又很想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所幸，才步出捷運站便看見一輛計程車孤零零地在無人的街上挨邊等著，我跨大步過去開啟車門，才要上車，便聽見一輕柔女聲在我身後詢問：「請問妳也是要去XX醫院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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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轉身回答不是，但思及那醫院也是在我家附近車程不過五分鐘的近處，便再道：「沒關係，可以順路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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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姐一開始略有些遲疑，但附近確實是沒車了，連Wemo都停止服務了（但還是要稱讚Wemo老闆做得好），她便和我一起鑽進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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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司機報了XX醫院及我家地址，並指示司機先送小姐過去。小姐穿著尋常裝束、戴著口罩，我不知道她在初二清晨便去到醫院的目的，也保持禮貌不多做探問。一路無話，很快便到了醫院，小姐照著跳錶上的金額準備了八十元給我，我搖搖手說不用，最後在小姐的堅持、我的推卻來回下，我取了小姐掌心中一枚五十元硬幣，說：「那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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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才下車，司機便向我道：「我認識她，她是來上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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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小姐是這家醫院的護理師，而司機的女兒也是，司機時常在捷運站排班接送醫院的醫護人員上下班，許多人載過許多次，便生了面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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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女兒他們過年期間上班會有雙倍薪資嗎？」我問，心裡升起了一點比較的情緒，因為我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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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我不清楚耶。」司機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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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和司機不著邊際地聊了一些，很快便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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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不過一月有餘，武漢肺炎的疫情便轉為全球大爆發，各國確診人數如某種奇異競賽一般不斷創新高，我所在的航空業也受到波及，隨著各種禁航禁運航班取消，或是朝令夕改地隨著疫情升溫產生各種抗疫措施，畢竟旅外國民不諱言是防疫最大破口，我也才切身體會到為什麼我的工作是高危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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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疾病最好的特效藥，便是你自己的免疫力。而我的工作不但要接觸來自世界各國的旅客，連維持個人免疫力的最佳法則：正常作息，都無法達成，每一次感冒生病醫生跟我說要早睡早起，我都苦苦地感到有些諷刺。我時常在夜最黑的時刻強迫自己起床，也時常在日最光的時刻強迫自己入睡。我的生理時鐘早失了準頭，甚至我也不希望它有準頭，在我過了幾天規律日子以後就恢復敏銳，那只會令我在下次的時差、熬夜時更加痛苦，而這種痛苦無法藉由習慣有半分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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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什麼高大上的人，我之所以繼續做著這份工作，不過是為了一份可以糊口的薪水。我的品德不高大上，相對地我的能力也是平凡，不過是受過某種技術訓練的基層人員。認清自己的境界，似乎也是成長幻滅的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不論是誰，是高的還是低的，是圓的還是扁的，都能至少受到如人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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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開始之後，走過幾個國際機場（美國、日本、加拿大、泰國、英國），發覺的確沒有哪一個國家在機場的防疫把守，做得像台灣這樣快速積極，從不曉得已經改到第幾版的健康聲明卡，到直接掃描QR code上網填寫，增派於海關前的檢疫人員（順帶一提，非洲豬瘟的把關也非常積極），在在都令人感覺台灣的重視，也令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驕傲，可以這樣動員上下齊心維護國民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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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發至英國的前一日（3/14），適逢衛福部宣布歐洲疫情提升至第三級，所有從歐洲返國的旅客皆需居家隔離十四天。隔日一早，我一到公司，換好制服進入簡報室，公司發來的班表變更通知便響了兩次，一下班變得更短、一下班變得更長，似是躊躇勉力跟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決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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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歐美疫情嚴重突升三級，這也導致了所有飛行長程航線的空服員面臨回國後需要居家檢疫十四天的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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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居家檢疫十四天對一般民眾來說是需要強制執行的法令規定，而同樣入境三級疫區的空服員卻可以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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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台灣兩大國籍航空與政府協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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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位空服員教官於公司內部社團透露，兩大航空公司代表和政府協商這個議題時，政府官員就問了一句：「如果讓空服員配合政策實行居家檢疫，你們的運能可以撐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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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航回答一週，我的公司回答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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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教官在內部社團貼文再道，由於台灣是海島地形，對外運輸極度仰賴空運及海運，這場疫情若是個長期抗戰，島內物資可以自給自足多久？且尚有滯留海外的國人尚未歸國，還是需要保留航線載他們回來。這位教官之後又提到了這場疫情已經導致了多少外國航空公司裁員、倒閉，台灣航空公司目前已經很努力在照顧所有員工，因此若是擔心疫情傳染的空服員可以申請無薪假，一方面降低公司成本也將自己染疫的風險降低；且溫柔詰問有經濟壓力需要繼續上班的空服員，如果又要薪水又要向政府通報居家檢疫，在公司同仁「共體時艱」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的同時，這樣做法，真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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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上述貼文，我一開始也有點被唬住，認為這的確是個艱鉅的兩難，後來又想到衛福部曾向航空公司要求，若能提供完善的空服員防疫配套措施，就放寬標準令空服員可以不必和一般民眾一樣遵循十四日居家檢疫。那麼我們來看看航空公司提供了什麼樣「完善」的防疫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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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外站以後專車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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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服員抵達飯店以後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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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站三餐皆在房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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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早晚自量體溫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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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返台後搭可搭組員專車、自行駕車、親友接送或是計程車回到居住地，不可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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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返台後原則上應留在居所七十二小時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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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空服員到外站本來就是專車接送，但我們依舊要進入機場海關和「所有人」一起進行通關，空勤組員專用通道和一般旅客通道通常只有一條紅龍的阻隔，也就是文明阻隔，貪圖方便或有私心需求的人還是會任意穿越，病毒沒有受過文明教化當然更是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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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即使空服員都可以做到不外出、在房內用餐，但航空公司並未在防疫措施配套協商以後，提供飛出外站的組員至少一組一支體溫計，座艙長打旅館內線電話來詢問身體狀況也只是走個形式，相信他個人註記的體溫量測報告也不盡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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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作足上述，空服員最大的感染疑慮，卻是在機上，不是在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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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我的公司相關網頁上，看到一些相當擔心公司營運狀況的員工貼文，解釋機上的空氣換氣率是所有大眾交通工具中最高的，每兩到三分鐘就會全部換新，且會經由與手術室同等級的HEPA醫療級濾網過濾，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微粒、細菌與病毒都會被阻隔，不會進入客艙內，要空服員要安心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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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是病毒本身就在客艙內，HEPA有辦法將病毒過濾出機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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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我的公司已經載到不下十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而接下來隨著各國鎖國的「逃難潮」，將會有更多有極大感染風險的旅客陸續經由飛機轉至世界各地。我的公司在機門邊不測量乘客體溫、在機上也不強制乘客戴口罩，相當尊重人權及乘客個人意願；空服員在機上僅戴口罩及手套，護目鏡選配，其他服務流程雖有縮減但依舊會觸碰到乘客食用完的餐點、垃圾，依舊要清理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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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台灣派遣友航班機至中國撤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兩岸關係的政治操作，機上人員從防護衣到鞋套全副武裝，一副高規格的防疫大秀令同樣飛行三級疫區的我現在不勝唏噓，武漢肺癌在中國便全力防堵，武漢肺癌在歐美便不管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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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境外移入的確診個案暴增，空服員無疑是受到感染的高風險群。我願意繼續上班，即使航空公司按照原先的薪資計算方式，不因疫情而特別給予加給我也無所謂，畢竟我沒有富爸爸，為求溫飽我就賺我該賺的薪水，但即使我有領錢，航空公司也不該拿全公司生計的大帽扣在空服員身上，沒有做好防護措施便要求我們白白上機冒染疫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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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武漢肺癌爆發以來，防疫之所以視同作戰，除了是保護國民健康安全以外，我隱然發覺這亦是一場國際間科技、醫療、人民素養、政府效能的終局之戰。台灣的超前部署，享譽各國，以國土面積、人口密度、與中國距離來看，能將感染人數控制在這樣的數字，足見台灣社會的努力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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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看過世上許多美景，可是不論去到哪裡，我總是想回家，想回到這小到「一點都不能少」的彈丸之地，這次的疫情更令我感覺家的美好與安全，所以更有一種不能令自己成為防疫破口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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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事有與我同樣感想，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需要追溯3/3至3/14的歐洲旅遊史時，主動向有關單位通報需要接受居家檢疫，畢竟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的「防疫配套措施」是在3/14以後才開始實行（雖然這配套好像等於無套），3/3至3/14飛往歐洲的空服員應該都有外出、皆在外面用餐；甚至有些空服員在航班上載到確診病例，致電有關單位自報需要居家隔離，還是被一句「空服員不在此限」擋在防疫大門之外，不然就是被踢皮球，沒有人有膽下達指令要我們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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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就空服員可能成為防疫破口問題直接向衛福部指揮官陳時中提問，結果得到一個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解答，以下是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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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問：昨天也有提到說航空公司會要求機組員執行居家檢疫，可是因為他們沒有拿居家檢疫書，所以是沒有強制法律效力的，目前機組員還是可以外出，這部分要如何解決落實航空公司當初提到說要嚴格執行隔離措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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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答：我再說明一下我們對航空公司的要求，在外站的部分，我昨天有說明，在外站他們有幹部，在機組員的部份也有事務長和機長，所以他們要落實這個管理的部分和督導，回國之後也一樣，公司要盡起這個責任，民航局會負責督導航空公司。他們就是回國之後，第一個因為現在航班已經沒有那麼多，所以已經有在外站逗留的機組員，在排班的時候要往後挪，不要把他們的班表排得太密，要把他隔開；那第二個要落實居家檢疫的部分，就符合居家檢疫的標準，那這個部分是苛責於航空公司跟民航局來做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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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陳宗彥副指揮官的回覆，我想說我們在外站沒有「幹部」，機長在外站期間並不負管理空服員的職責，事務長在回國下班之後也就是下班了，不會再來督導同機組員有沒有出門，我也從未聽聞有同事抵台之後接獲航空公司甚至民航局的關懷檢疫電話。至於班表的密集度，一般我的公司在一個長程航線後，飛抵當天不算，會在之後給予至少兩天休假，不曉得這樣的間隔有沒有辦法抗衡病毒的潛伏期？我們的確有因為航班減少而班與班之間的間隔變寬，不過我在這趟英國之後，放了三天假便有一個長程航線的公司待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去上班？不知道我到公司以後如果沒被抓飛是否能和公司主管在一公尺內的距離內喝茶聊天？而我若被抓飛了，我就是在疫區與疫區之間漂流的亞細亞孤兒，只有在機上最安全，因為有醫療等級的HEPA濾網為我過濾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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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有自覺不想成為防疫破口，在台灣期間我不會出門，但我還是有少部分同事，在知道了「空服員不在此限」之後，開心地在社團、群組歡呼可以出門買菜、接小孩，並號召有志人士一同報名再飛往下一個疫區。在航空公司與政府協商而沒有任何法令可以檢視所有空服員對防疫是何種心態的情境下，我衷心祈禱他們都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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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服員的防疫配套與航空公司的巨大資本之爭真的無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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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未必，我們是一個進步而開化的社會，我相信一定有更完善的做法可以達成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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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能不能仿照武漢撤僑包機規格，提供空服員於服勤時穿全套防護衣，且將會與客人產生接觸的服務減到最少，機上僅提供可以外帶直接食用的餐盒及單包裝飲品。由於服務品質因應非常時期降低，機上配置的空服人員就不需滿配，達到民航局基於安全考量的放飛標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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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防護衣也是稀缺物資，應該盡量留給醫護人員。若防護衣不足，可否開放足夠的防疫宿舍供服勤空服員在台灣期間住宿？之前有新聞報導盛讚我的公司「竟有這服務」，還引發空服員「搶購」，才剛開放沒多久，名額就被搶光，造成許多沒有搶到宿舍、想出去買菜接小孩的空服員成為漏網之魚，這要請民航局監督航空公司盡快找到可供配合防疫的地點，別再讓空服員「搶不到」。雖然執行此舉必然會引發空服員的人權爭議，因為僅有防疫宿舍、機艙、疫區旅館三地可行，某種程度如同坐牢一般，因此此構想還是需要配合每飛兩至三個疫區，便得以回去居家檢疫十四日的人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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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都是屬於使用外部資源（防護衣、宿舍）來解決空服員防疫破口問題，航空公司應該也能藉由內部排班統計，將願意服勤的空服員分成幾組，降低交叉感染風險，排出可以符合居家檢疫十四日的班表，甚至建立相互監督的通報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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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瞬息萬變，我相信航空公司應對也是措手不及，像是3/15航空公司向政府喊話盼能令機組員免責於居家檢疫，3/17才協商完成發展出防疫配套措施，3/20我飛抵疫區第五天，才真正得到可於房內用餐的餐費金額及指示。但從航空公司協商的內容、發布的新聞稿，皆不難看出，航空公司極大程度的目標不是防疫，而是經營。當然航空公司本來就是為了賺錢而開，但這次的疫情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我們思考，究竟什麼對我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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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3/16教育部為配合防疫，便公告禁止高中以下學校全面停止師生出國，此禁令一出遭到熱議是否違憲，畢竟憲法保障了人身有遷徙行動的自由；而國民黨籍的苗栗縣議員鄭聚然也在議會質詢時提出質疑，為何苗栗國不能獨立自己製造口罩、為何口罩一定要符合中央統一規格；許多我的公司同仁因為心繫公司存亡，而溫情呼籲空服員即使飛往疫區回國以後也不要向里長通報、或是擔心公司一直以來良好的形象被空服員的護目鏡遮掩，而貼心列舉真正該戴護目鏡的職業是什麼（氣焊、砂輪機切割、醫生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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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是最重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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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行下效的政令宣導、良好的人民素養，我想，便是我們的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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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引用一段保加利亞政治科學學者Ivan Krestev於荷蘭Nexus論壇所講的一段話：「民主並不是以事事正確而聞名，而是在人民失望的時候，能給予他們一套機制去做出反應，使人民用非暴力手段去實行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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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除了防疫速度、健保制度獨步全球，更是華語世界中唯一真正民主的國家。民主會讓社會充斥很多聲音、甚至是太多聲音，不過正也是因為我們在乎所有聲音，在如此紛亂之中還能創造這樣傲人的抗疫績效，我們才更值得驚豔與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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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主的內涵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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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所有公民皆可參與討論、進而有機會改變我們共同關注的議題走向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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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護理師友人私下向我表示，很羨慕我們可以罷工，他們的勞動條件明明那麼差，卻被綁縛在不顧病人死活的道德柱上，沒法有效做出能改善自己勞動條件的舉措。這次的疫情令我們再度體認到台灣醫護團隊的高品質，我們不能再視而不見於與他們成果不符的回報。台灣能不能從這次疫情中全身而退，更要仰賴他們的專業與努力，我相信他們不會讓我們失望，相對地我們也該為他們發聲，成為他們無後顧之憂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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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力挺醫護人員改善勞動環境以外，我們最切身能做的便是在這病毒肆虐的時刻，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別再加重他們的工作負擔。別忘了，除了武漢肺炎的病人，尚有其他疾病及發生意外的病人需要仰賴他們的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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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疫情很可怕，但我卻發覺這對台灣的國際聲望是個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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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國崛起以來，台灣突然變得像是不敢表態的藝人一樣，在政治光譜中找不到顏色，紅外線、紫外線一樣看不到卻知道它存在的角色。論經濟體規模、物產豐饒，我們皆比不上對岸，但我們有一項對岸政權無可取代的軟實力，便是我們在乎每一個「人」，所以我們如此努力抗疫、在整個世界衛生組職不和我們玩的孤寂之中，土法煉鋼地援引過去經驗做到所有可以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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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做出怎樣的決定，在於他的底氣。他的所作所為會以底氣為根向上發展；而沒有底氣的人，便容易被最現實的眼前利益給收買。比如說，一個重視環保的人，出門在外會自備吸管、餐具，力求減塑家園；沒有環保觀念的人，則不會計較在乎自己一次究竟用了幾個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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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乎台灣的人，會心心念念去做出能守護台灣全體人民的行為；一個在乎苗栗國民的議員，會想要自製口罩家家戶戶發給他們；一個在乎航空公司的員工，便會希望雇主打贏遺產官司自己幫自己補血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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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長大令人幻滅，我依舊希望台灣社會再多點美好、再多點不為現實低頭的可能。我們雖然是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機制為主的社會形態，但會推行口罩實名制以管控物資數量、慎防發國難財的坐地起價，這便是我們以「人」為本的證據，也就是我們備受國際讚揚的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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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你的底氣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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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以擁有廣大的歷史遺跡、根正苗紅的血統為傲，而是以尊重每一個來到這片土地的生命，有自由發聲的權益、有不卑不亢的深邃文明氣質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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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病毒成為共犯
＃防疫台灣人人有責
＃支持空服不成破口
＃改善醫護勞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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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綠絲帶園地」社團、「長榮航空關係企業工會」粉絲頁及「Flying and Traveling with Chennie」粉絲頁 ，你們的暖心意見一直是所有空服員成長的動力，我們一起為台灣加油。

案例

“一個憂鬱者的自白：台灣社會給憂鬱症患者的二次傷害：
到美國留學不久後，我因為經濟、學業的雙重高壓，得了憂鬱症。剛開始我只覺得有異常的嗜睡問題，於是到校醫處做抽血檢查。結果出來後一切正常，醫生就說，或許我可以去跟學校心理諮商師談談。
接著，憂鬱症的其他症狀開始發作。除了常見的情緒低落之外，身體方面，有頻繁的惡夢、心悸、胸悶、想吐和呼吸困難；大腦認知方面，開始有間歇性失語症，閱讀書寫的能力也喪失了。在那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連閱讀中文文章都有問題，一個個從小熟悉的中文字，成為了沒有意義的符號。在和學校教授、主任與諮商師的討論後，我決定接受自己生病的狀態，暫時休學回到台灣休養，等康復後再回到學校繼續學業。
在本文，我想從我的經驗出發，探討台灣社會給予憂鬱患者的二次傷害。
社會大眾單方面拒絕接受患者生病的事實
回台灣後，我最常聽到的是「你確定嗎？你說不定只是暫時_____而已。妳想太多了。」
很弔詭的，生病的是我，在專業心理諮商師跟精神科醫師的鑑定下，我確定我得了憂鬱症，然而大家卻不相信。
相比之下，我在美國大學的經驗很不同。當我的朋友和教授知道我即將因憂鬱症休學時，反應都是：「這對你來說一定很難受。不過生病了就該休息，有什麼我可以幫上忙的都能告訴我。」又或者與我分享他們自身或朋友的憂鬱經驗，告訴我這很正常，每個人都會有生病的時候。
學校休學的程序也很簡單，只要跟自己的指導教授談過，上網花5分鐘填一個表單就可以了，其餘的事情學校會代為處理。因病休學的期限也很彈性，非病假休學有2年年限，病假則無。家裡有特殊情況和病假的學生可以申請把在修的課改成Incomplete（未完成），Incomplete則可以延長作業繳交甚至考試的完成期限，以避免生病學生因考試時身心狀況不佳，而落得成績太差被退學的處境。
憂鬱患者在生病時已有很多生活上的困難需要面對，這時候我們最不需要的，就是社會大眾直接根本性拒絕承認我們生病的事實，被強迫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拒絕承認憂鬱症是件邏輯很怪異的事，難道當一位朋友說他發燒，需要請假休息的時候，會有人認為他一定是自己想像出來的，他根本沒有發燒，而應該要繼續工作嗎？
若從歷史追溯起精神病患就遭受到污名化，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也有許多污名。常見的有：認為憂鬱患者是「太有空，才有時間憂鬱」、抗壓性低、找藉口偷懶、甚至是因為「有髒東西，快去收驚」。
並沒有人選擇要憂鬱。憂鬱症是一個大腦分泌情緒穩定物質功能失衡的狀態，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與是否被鬼神附體和抗壓性低沒有關係。關於憂鬱症患者的「低抗壓性」和「想太多」，我們常有誤解。事實上，很多憂鬱患者是因為一直以來有著高於常人的抗壓性，且需要單獨承擔很多家庭和經濟責任，才會在經年累月之下，一夕崩潰。
至於「太有空、想太多」，人在有創傷經驗或高壓之下，很難控制自己的頭腦去想和不去想什麼。我在憂鬱症之後被惡夢所苦，每每在尖叫中驚醒。我試圖實踐從諮商師那學來的情緒穩定技巧，比如說深呼吸，和想像一個令人安心的回憶。在我醒著的時候，有時這些技巧能有限度的控制我的情緒，但在睡著之後，沒有任何是我能做的。在這種情況下，大腦通常有兩種反應，一是過度去回想負面的回憶；二是完全隔離負面情緒，讓患者有選擇性心性失憶、或感覺麻木。與一般人認知的情況不同的是，憂鬱患者常常有腦袋空白和感覺不到情緒的時候。
由於台灣社會對於憂鬱患者的污名化，我必須隱藏自己憂鬱症的事實，才不會讓別人對我有錯誤的猜測。因為不想讓父母承擔被親戚說話的壓力，所以在回台灣之後，我搬出中部的家到台北與朋友租屋居住。過去一年半來，我跟父母達成了年節我不回家過節，而是他們來台北找我遊玩的共識。
我像是一個必須隱形的人一樣，在台灣社會中努力維持和照顧自己的生活。且作為一個年輕女性，外表精神狀態不佳，也帶給我了多次被性侵加害者意圖攻擊的可怕經驗。
缺乏精神醫療和社會支持資源，讓病患和家屬沒有喘息空間
台北的精神醫療在台灣算是數一數二，有許多精神門診和專業諮商師的資源可以利用，然而我的經驗是：台北精神照護的醫療品質依然很參差不齊。而且比起社會的不支持，來自「專業人員」的傷害可能更大。
剛到台北，我接受在台大就讀的朋友推薦，到台大心輔中心合作的校外診所看診。在任何一個精神科的初診，醫生都會詢問患者的整體狀況。我簡單說我在美國學校看診的狀況，講到一半，醫生打斷我，說：「你不要跟我講壓力，現在城市人誰沒有壓力的？」過程中他多次否定我的感受，並質疑我的經歷和生病的正當性。看診出來，我馬上抱著我的朋友大哭。我以為專業的醫生會理解我的狀況，並給我專業的照護，結果完全相反。
除了上述家中狀況，還因為經濟原因，我沒有在家裡住。剛到台北時，我仍需要找工作，才能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和生活費。在台灣的心理諮商治療是沒有健保給付的。少數醫學中心有提供健保補助的心理諮商，然而名額少得幾乎排不到。雖然後來找到一間好的精神診所，和一位我負擔的起的心理諮商師。我的狀況仍時好時壞，照顧責任則落到了跟我一同租屋的朋友身上。
為了緩解在她身上的壓力，我很努力尋求外界的幫助。我查找過是否能聘請看護？不行，並沒有針對年輕心理疾病者的看護。即使我需要的只是有人可以陪我出門買生活用品、看醫生和張羅三餐，並在我情緒不穩、心悸和呼吸困難的時候幫我拿緊急用藥。我查詢過社會局醫療補助，台北市有針對台北市民的補助，然而在我的戶籍地政府並沒有提供。我打過所謂的自殺防治專線，然而夜深人靜時得連續打一小時才打得進去。打進去之後還是一位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先生接的，他聽上去就跟我家鄉的長輩一樣，覺得我想太多，不接受我生病的事實。
最誇張的一次，是我有次情緒狀況非常不穩。我覺得我要失控了，很可能會在白天同住朋友去上班時做出憾事。於是我請朋友請假一天，陪我到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精神科專門院區）。當時的我認為我需要專業人員照護我至少幾天，監控我的狀況和及時調整用藥，因為我的意識狀況已經差得無法自己判斷情況吃緊急用藥的地步，且快要失去所有意識了。我用盡了全身力氣和勇氣去找醫生，告訴她狀況，但她表示我不夠嚴重，不能進精神科專門病房，除非真的忍不住真的想死了，刀已經拿在手上了，或是已經做出自殘行為，不然現在只能按順序排普通病房。她說我只是缺一個人照顧我，幹嘛不回家讓家人照顧就好？那天晚上回家後，我的自殺慾望到達了高峰。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熬過來的。
當精神科醫生只是有什麼症狀開什麼藥，而缺乏同理心和完整照護病患的概念時，會給病患造成很大的心理和甚至身體上的傷害。在台灣我聽到很多人跟我一樣，因為忍受不了每天吃眾多藥物的副作用（因為同時要吃很多藥，醫生會同時開胃藥）自行停藥，而產生難以忍受的身體戒斷作用。當社會支持不夠，而尋求專業醫生也得不到全面的幫助時，憂鬱症患者和家屬只能孤軍奮戰。
我的結論是：面對當今社會的各種挑戰，精神疾病比我們想像的普遍。當我們想像自己生病時想要得到如何的對待，就能在面對憂鬱患者時，能多一份體諒、少一份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