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
今天下午2點半開始，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參加了「于宗先院士追思會」，2百位經濟學界人士齊聚一堂，追思懷念這位台灣經濟學界空前絕後的學者。包括一堆中研院院士、大學校長、部會首長、學界先進、後輩學生，不分顏色、齊聚一堂來追思他對國家、社會、學界的貢獻，可說創了經濟學界的紀錄。往後，大概也沒人可以超越了！
于宗先院士，和孫震教授(前台大校長)同為山東平度人，1930年出生於一個貧農的家庭，兩人一同當流亡學生到了台灣，1952年一起考進台大經濟系。在1966年，從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後，立刻返國服務，是當年第一位擁有美國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服務的愛國青年。
返國後，于先生隔年就代理中研院經濟所所務。由於積極任事，在劉大中院士(康乃爾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指導下，負責建立一套台灣「總體經濟預測模型」，開創了台灣經濟預測的先河。接著和台大經濟系合作，籌設台大經濟系博士班。由於熱心推動國內和國際間的學術互動，並積極和政府進行政策研究互動，中研院經濟所員額從10多人迅速增加到60人，成為中研院人文社會領域的第一大所。
1980年因為前一年中美斷交，政府決定設立一個研究大陸經濟和經濟政策的機構，時任中研院經濟所所長的于先生，被要求協助蔣碩傑院士籌設「中華經濟研究院」，但他要求政府兩個條件：一、人事獨立；二、研究獨立。1981年擔任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1990年接任院長。他讓中華經濟研究院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經濟政策研究重鎮。1996年退休之後仍然研究著述不斷，謝絕了多項企業界擔任董事長或顧問之延攬－和今日學界或政界退休人士相比，真可謂學界之奇葩。
今天上台追思的前台大校長孫震和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院士都高度尊崇于先生，認為于先生在1970到1980年代，開創了台灣經濟學界最輝煌的時代，不僅和國際學術界廣泛接觸，也讓政府高度重視經濟學界的建言。言下之意，也隱約表達了對近來政府不重視學界意見的無奈，而這也是于院士在日薄西山前深深的遺憾。
孫震前校長特別推崇于院士的道德，雖然中華經濟研究院為財團法人，待遇優於中央研究院，但他在籌備期間不支取中華待遇，仍領取中研院較低待遇；另承諾中研院和台大，人員由國外延攬，絕不趁便從這兩個機構挖角；需要出國時自己找費用，不用中華經費。孫校長認為，在推動台灣經濟學界往前邁進這件事上，于院士當居首功！他也特別提到，于先生和幾位學界先進同去和李國鼎部長開會建言，李國鼎從會議室出去一下，回來後告訴于先生：「剛才您的建議，我已經處理了！」這難道不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時代？
我是在1987年10月撰寫博士論文時，回國到于院士仍然擔任所長的中研院經濟所擔任助理研究員。記得當時國際研討會頗多，而每次開會，出席費就有2千元可以領取，還會有一個精美的公事包收納論文，參加者都心情愉悅地參與盛會。而目前不僅沒有出席費可領，連耗時閱讀、評論論文，也只有30年來分文未漲的2千元評論費，更別說吃個便當也不能超過80元一個，國家對學術界的態度真是日益澆薄－領導人大概自認為就是專家，不再需要這些窮教授學者的建言矣。
而我，則是終身感念這位平易近人、毫無官架、提攜後進、戮力從公、認真負責、毫無私慾的學界導師。他退休後，我到過他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和中國企業研究所的辦公室看過他幾次，大家相談甚歡。但今天，台灣學界真的損失了一位國寶。
面對哲人遠去，逐漸紛擾爭奪的經濟學界，不知有幾人可以無愧？
中研院經濟所所長 在 [新聞] 中研院前所長偷吃小23歲女助理甜蜜出國- 看板Gossiping 的必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