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值得我的朋友們耐心看完:
我看到好姊妹傳的這則人性大愛与感恩慈悲的故事……
我無法查證,但是,也不需要查證,就是值得傳頌的生命謳歌!
一切的不滿和怨恨都「什麼也不是」!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口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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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分享,幾個重點從經濟學角度來看:
1. 美國公立學校的學區制度,表面上要追求equality,其實恰恰產生了最discriminative的結果!
美國無論東西岸,好壞學區的房價天差地遠,這與公立學校的財政來源自property taxes制度有關。而對父母而言,以我比較多朋友的加州來說,據稱沒有個5千萬以上台幣準備買房,你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好學區」。
進入好學區並不保證你的兒女飛天鑽地可以進入常春藤;但進入壞學區大概可以確定你的兒女很高機率染毒、受罷凌甚至加入幫派販毒。
2. 美國公立學校體系的教師工會政治勢力龐大,積年累月地形成如同「大鍋飯」的教師制度 -- 近乎不淘汰不適任教師。
此外,教師工會過高的索取教師薪資(例如Bronxville的小學教師年收入高達$350萬台幣,退休後每年可領$240萬台幣),造成過去我們談過的經濟現象:資源排擠。當多數資源被錯誤地扭曲地過度投資在低生產力的要素上時,真正需要資源且可以提供較高生產力的要素反而被擠壓而枯竭。范記者文中的「連粉筆都要家長樂捐」就是一例。
簡單說,美國公立教育體系完全就是個政治凌駕市場,造成整體敗壞的制度。
3. 至於美國人自信心爆表這點,我心有戚戚焉。不過美國人很崇拜英雄,我自己的經驗:在美國法學院LLM時,暑期課程教授剛好是法學院院長,而第一次期考我考了滿分,院長當眾稱讚我是幾十年來第一位考滿分的學生,尤其我還是外國學生。
美國在地同學對我的態度立刻親切不少。
我們學校LLM與JD是混合上課,許多課程的確就是傳說中法學院的「蘇格拉底式」震撼教法 -- 此教法基本上就像各位看哈佛知名課程「正義」那位Sandel教授的授課方式一樣。(台灣人有些大驚小怪此種授課方式,其實在法學院只是基本配備)
而我在多堂蘇格拉底式的課程,用不如人的英文但遠強過學生甚至教授的思維狠狠地一人戰全班地辯論,慢慢地有一兩門課從頭到尾只有我跟教授在對話。幾次下來,很多當地同學就主動要當朋友,也有幾位教授邀至辦公室長談。甚至有後來被幾位白人女同學找去寢室脫光引誘的插曲,那是題外話了。
我在美國還有位哈佛好友,是Facebook創辦人的同學兼室友,也是在狠狠地辯論後成為好友,熱情邀我至他賓州匹茲堡老家度假,讓我見識了純白人世界是怎樣。
重點是,美國人自信心爆棚是事實,但也很英雄主義。如果你敢表現,且肚子真的有料,他們也是很願意與你當朋友。畢竟現實問題:誰有料以後對我才有利益。這種友誼來得快去得快,但乾脆俐落。
在孫安佐案後,有媒體,是複數不是單數,直接就把我在"買槍,養馬,呼大麻“裡的一些章節全文照登。我是有點傻眼,但想別人可以全文照登,我還不如自己登一兩篇在這裡給朋友們看看。這是其中一篇:生個美國人。
PS: 媒體刊登書中文章一事,有答案了。應是出版社主動提供給媒體的。我跟出版社的默契,真的要好好加強一下。這次是我白目,造成困擾不好意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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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台灣最大的新聞之一,就是一個台灣媽媽想來美國生美國人,結果小baby不聽話,提早在華航機上誕生, 國際法上一般規定,飛航器視為國土延伸,小baby仍是中華民國國籍的機會很高.我看此新聞時,感慨可能與大家不大一樣.讓孩子成為美國人,一定在立足點上領先,有爭議;但父母為孩子做最好的打算,沒有爭議.全世界各地,都有這種對美國抱著憧憬,想盡辦法突破移民法令限制來美的合法或非法移民.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台灣,南韓,都有父母來美國坐月子中心生小孩;中美洲的父母,則讓孩子冒著生命危險,自己走過美國邊界;大家路徑不同,結論一樣:小孩當美國人,受美國教育,將來機會比較多,發展比較好.
孩子長大過程很多變數,我不敢打包票,但我對這些父母們最大的疑問,是他們做此重大決定之前,有沒有做足功課.
首先,很多人直覺覺得,美國受教育又便宜又好.關鍵字是,”便宜”,跟”好”.我覺得這個想法完全錯誤,在美國受好教育,”便宜“很難,”好“,不一定.
拿紐約做例子:我的朋友楊小姐,十多年前移民美國,住在紐約市曼哈頓.由於美國義務教育從五歲開始,所以女兒五歲前要去上托兒所,每個月1,500到3,500美金,也就是45,000到105,000台幣.為何有價位的分別,一來明星托兒所收費當然就比平民托兒所高,另一個關鍵是時間.1500美金,通常表示孩子只能上到下午兩點半,3500美金孩子上到六點.所以雙親都要上班時,就要上3500的那個.這是為什麼很多父母會選擇一人在家帶孩子,因為出來上班可能還賺不到孩子的托兒所費用.
到了五歲孩子上了小學,公立學校學費全免,但美國公校教育品質參差不齊,差距極大,有些壞的公校畢業率一半都不到,所以一定要選好的公立學校去上.好的公立學校一般以住家地址決定,所以孩子還不到四歲就要去買房子買在好學區裡.好學區的房價當然就高很多,在曼哈頓兩房一廳動輒近兩百萬美金(六千萬台幣),每月租金則在4500美金(135,000台幣)上下.但美國公校因為差得實在太多,大家都想盡辦法要去擠明星學校,結果造成很多明星小學自行招生,也就是你住在學校隔壁也不一定進得去,一樣要去抽籤.在紀錄片“等待超人”裡,有一段就在描述父母孩子一起去參加抽籤,抽到的,欣喜若狂,沒抽到的,如喪考妣,一家人抱頭痛哭。我一點不覺得他們反應過度,在美國待久了就知道,資本主義的美國,沒有上好學校,未來孩子脫貧的機會很小,誤入歧途的機會很大,孩子的將來很黑暗。
如何判斷好學校呢?就是看學生考試成績在全美的排行如何.是的,美國學校也考.楊小姐的女兒,四歲開始就要考智力測驗;楊小姐說她當時沒經驗,於是只是用政府出的範本幫孩子自行補習,結果考了95分,意思是打敗了95%應考人. 此時她才發現,要申請到前五名的學校得要考到99分,所以就去念了另一個普通公校.但才一年半,楊小姐就發現學校教得太慢,孩子的學習興趣己經減低,於是想辦法轉學.這次楊小姐花了一千美金(30,000台幣),讓孩子去補考前衝刺班,這次考到了99分,順利進了楊小姐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不要以為錢只花到這裡,就可以鬆一口氣.美國公立學校普遍經費緊繃,所以常常要家長捐款.楊小姐告訴我,學校甚至連粉筆都要家長捐.聯絡簿,紙筆都要自己準備不說,有時老師想新加個教材,要3.5美金(105元台幣),也要捐. 課後要學習才藝,每個孩子通常會有兩到三樣,每個星期要上兩到三小時,不管學什麼,基本上一分鐘一美元,以每周三小時計,每個月要花720美金(21600台幣).
楊小姐在接受我訪問時,正在傷腦筋,因為孩子隔年要上國中,要換學校,又要考了.她為了孩子考試,也不敢出遠門旅行.說孩子現在只是符合她學校進度,但如果要進好學校,必需要超前進度兩年才有可能.
訪問中,楊小姐多次提及,美國的學校教得太慢,比亞洲學校的進度慢太多.但她也強調,美國的學校比較重視均衡發展,不像亞洲學校只重課業表現.(我聽過很多亞洲父母有一種吊詭情結,想盡辦法把孩子送到美國受教育,嫌亞洲學校只重課業,看上美國教育的均衡發展.但來了以後,又去跟美國老師抱怨課業教得太慢)
父母的壓力也不是只在考試的時候,美國學校非常要求父母參與,平常要注意功課,家長會不能缺席,學校的慈善活動要參加不說,很多移民父母抱怨最多的,是還要想辦法跟其他家長社交.要知道跟其他家長的關係,對孩子在學校交朋友至為關鍵.孩子生日party找那個同學來,可是大學問呢.也就是說,不只孩子要學習美國文化,家長也得學習美國文化.
楊小姐夫妻在紐約算中產階級,但即使是富有階層,在紐約要進好學校也很頭痛,不要以為有錢就可以解決.美國私立小學學費動輒一個學期兩三萬美金,很多比念常春籐大學還要貴。付得起,還不一定進得去呢,從幼稚園起就要到處拜託找關係,因為進了明星幼稚園,兩年後,才有進明星小學的履歷表,一路才能上明星中學,血統一定要正確。除此外,小朋友還要學外語,學才藝,才有競爭入學的本錢,因為很多明星學校從幼稚園起就要考入學考了。我有位牙醫朋友在紐約己小有名氣,但因孩子在紐約擠不進理想的私立小學,只好舉家連診所一起搬到舊金山。(此部分請參考”豪門保母日記”,很寫實)
在鄉下地方,孩子進好學區的壓力沒那麼大,也不會像城市那麼貴,問題是這些學校在當地排名也許不錯,但在全美排名卻不怎麼樣,教學品質有沒有亞洲好是很大的疑問.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工作通常都在都市裡,孩子念書,但父母要不要工作?美國現在對外來移民越來越仇視,外國人沒有合法身分在美國找工作非常辛苦,我聽到那些有點小積蓄,就為孩子移民來美的中年父母,都捏一把冷汗.因為小積蓄在美國叫做微積蓄,光健保現在一個月就要一個人六百美金左右,小積蓄很快就燒光了,美國是非常嚴酷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錢在這個社會裡,很容易就會掉到社會的底層,真的對孩子的未來比較好嗎?我的先生Roberto來自一個非常窮困的背景,他說小時候同學問他暑假去那裡夏令營,他每次都要撒謊,因為去一個夏令營是媽媽兩個月薪水,根本去不起.但當所有同學都在說,泛舟多好玩,露營蚊子真夠多時,他常覺得很自卑.
所以又有那種專門來美生小孩的父母,生了,拿到孩子的美國護照就走.在美國待的時間,不會超過六個月,孩子還是一樣在母國長大,父母在身邊,一直到上高中,才再回到美國來.我們叫這樣的孩子叫小留學生.小留學生比在亞洲土生土長的孩子有競爭力嗎?我也很懷疑.基本上,這些孩子在來美之前,除了多了本護照,一樣是台灣/中國/韓國人.十多歲就要進入完全不同的環境,接受文化衝擊.美國高中是個很高壓的社會,孩子英文說得差一點,好的狀況是被排擠,於是只跟亞洲人混在一起,壞的狀況則是被霸淩;青少年時期又是最反叛的時候,父母在身邊盯得緊緊的,都不一定管得好,更何況小小年紀就要自己照顧自己.我訪問過一些小留學生,很多都反應在美國的前幾年,常常覺得很孤單,不知爸媽為何把他一人丟在美國.我自己在二十五歲時來美,己經有八年的英語教育,頭七八年還都很鬱卒,很難想像這些孩子要如何一人應對這樣一個陌生的環境.
我個人覺得到美國來上大學,年紀比較剛好.但要上美國大學,實在不用搞得那麼複雜.現在一大票中國留學生,不都在美國上大學上得好好的?沒錯,有本美國護照上美國公立大學的確是便宜一些,但現在美國公立大學的學費也在往上調,孩子的美國護照能省多少學費,算盤可得打精一點.至於要進哈佛這些知名長春籐學校,這可不是一本美國護照就搞定的事,大把美國人花大錢一樣進不去.
拿美國護照最大的差異,我反而認為是在念完書,要在美國找工作的時候.那時美國人的身分,的確比外來移民要有優勢得多.只是現在是全球化的環境,很多大公司也到其他國家徵才,也就是說好工作不一定只在美國國內,以全球的戰略角度來看,美國人的身分不會讓你有更多優勢,能力強,才是重點.
我不是全盤否定美國的教育制度,美國好學校重視領導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表達能力,培養出來的孩子,的確有特殊的氣質.一般來講,自信心超強.大部分美國人不管能力如何,自信心一百分,這造成美國人過度自信,好處當然就是很樂觀,有衝勁,但有時候也做出很恐怖的事,比如伊拉克戰爭。我要強調的是真的要生養一個”好”美國人,成本絕對不低,絕對不是花個三五萬美金來美國坐月子中心六個月可以搞定的.除了金錢之外,還有其他太多要付出.比如就算是一切如願,真的生了個美國人,孩子也真的受了美國教育,長大以後,成了一個道地的美國人,我很想問這父母們,你們真的知道什麼是”美國人“嗎?當你生了一個美國人,讓孩子在美國受教育長大,孩子的價值觀,人生觀,都會跟你這個台灣人/中國人完全不同.你在亞洲長大的經驗,將完全派不上用場.孩子在美國長大的經驗,是你完全無法想像的.美國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跟在亞洲的親子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你知道你跟你的孩子,不但有代溝,還將有文化差異的問題嗎?
所以亞洲媽媽們,想來美國生孩子,我希望你錢要帶夠,功課要做足,還要有心理準備,你的孩子可能完全不像你.如果這是你要的,Welcome to USA!
中國醫轉學考暑轉 在 對我說髒話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我陪著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著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著塑膠管往下流,注入國祥臂彎的靜脈裡去。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斗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他捧著一疊厚厚的病歷,台北中國四處尋覓良醫,簡直是白素貞盜仙草了,「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白先勇冷眼心熱,筆下每一樁感情都是千瘡百孔,為愛癡狂的世間男女非死即傷,大抵是他人生寫愛情的額度都給了〈樹猶如此〉。1999年,他於報上撰文追憶王國祥,文章從加州聖塔芭芭拉自家庭院的大柏樹寫起。
他住聖塔芭芭拉「隱谷」(Hidden Valley)區,該區因為三面環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當隱蔽,因而得名。1973年,他因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謀得教職,遷入現居的住所。他對那房子一見鍾情,因為「屋前一棵寶塔松,屋後一對中國榆,兩側的灌木叢又將鄰舍完全隔離,整座房屋都有樹蔭庇護。」房子什麼都好,唯獨前屋主偏愛常春藤,雛菊、罌粟、木槿,不是他喜愛的花木,只好砍掉重練。其時,王國祥在賓州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前來幫他,1個半月的假期,兩人做足30天的園藝工作。
最好的時光
小說家筆下男孩17歲是寂寞的,但17歲的小說家,卻在最好的時光遇見最好的人。17歲的夏天,他上課遲到,搶著上樓梯,撞上了一個也快遲到的男孩,那是隔壁班的同學王國祥。兩人自此來往相交,情牽38年。少年夢想日後到長江三峽築水壩,申請保送成大水利系,王國祥也跟著去考成大電機。他發現自己興趣不合,重考台大外文系,王國祥也轉學台大物理系,他辦《現代文學》,種種快樂牢騷,王國祥都是第一個聽眾,兩人一前一後赴美。
移居聖塔芭芭拉,那年剛拿到終身教職,《台北人》出版沒有多久。王國祥到賓州州大去做博士後研究,兩個人花樣年華前程似錦,王國祥在庭院栽下三株柏樹樹苗。十年樹木,欣欣向榮,他寫完《孽子》,〈金大班〉〈玉卿嫂〉改編電影,他成了台灣最重要的小說家,王國祥亦在洛杉磯休斯(Hughes)公司找到安定工作,研究人造衛星。兩人分隔兩地,王國祥有假期常常來聖塔芭芭拉小住,年輪一圈一圈,都是感情。
凶年之夏
「1989,歲屬馬年,那是個凶年,那年夏天,中國大陸發生了天安門六四事件,成千上百的年輕生命瞬息消滅。那一陣子天天看電視全神貫注事件的發展,很少到園中走動。有一天,我突然發覺後院三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那一株,葉尖露出點點焦黃來。起先我以為暑天乾熱,植物不耐旱,沒料到才是幾天工夫,一棵6、70呎的大樹,如遭天火雷殛,驟然間通體枯焦而亡。那些針葉,一觸便紛紛斷落,如此孤標傲世風華正茂的常青樹,數日之間竟至完全壞死。奇怪的是,兩側的柏樹卻好端端的依舊青蒼無恙,只是中間赫然豎起搞木一柱,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只好教人來把枯樹砍掉拖走。從此,我後院的兩側,便出現了一道缺口。柏樹無故枯亡,使我鬱鬱不樂了好些時日,心中總感到不祥,似乎有甚麼奇禍即將降臨一般。沒有多久,王國祥便生病了。」
王國祥的「再生不良性貧血」復發了。他念台大時曾罹患此病,5%的治癒率,在江南名醫奚復一的調理,奇蹟康復。藥方裡,有一劑犀牛角,小小一包,價值不菲。很多年後,他跟王國祥去加州聖地牙哥動物園,看著了犀牛,「大概因為犀牛角曾治療過國祥的病,我對那一群看來凶猛異常的野獸,竟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在欄前盤桓良久才離去。」
他按照舊的藥方張羅藥材,其時,犀牛已是保育類動物,他四處張羅,在加州一藥房苦苦哀求,店家才從一隻上鎖的小鐵匣中取出一塊犀牛角,用來磨些粉賣給他。然而20年過去了,王國祥病況已與年輕時不同,藥石罔效,僅靠輸血續命。
「我陪著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著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著塑膠管往下流,注入國祥臂彎的靜脈裡去。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斗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他捧著一疊厚厚的病歷,台北中國四處尋覓良醫,簡直是白素貞盜仙草了,「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最後的陽春麵
1992年1月,王國祥55歲生日,他看王國祥那天精神還不錯,提議到外餐館吃海鮮,兩人一路上還商談著要點些什麼菜,走到餐廳停車場,王國祥扶著欄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來,他歇了口氣,站起來還想勉強往上爬,他知道,王國祥不願掃興,便勸阻道:「我們不要在這裡吃飯了,回家去做壽麵吃。」兩人回到家中,煮了兩碗陽春麵,那是他王國祥度過的最後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