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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该书写的一篇推荐文。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大马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19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茅草行动的黑暗时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的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大马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火箭的华沙和英沙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对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有所侧重而已。

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语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他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大马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执政后的保守趋势

在晚近10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42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22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50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和补充“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在民主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马来西亚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十九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前“数码时代”的文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被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以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马来西亚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华沙”和“英沙”阵营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以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各有侧重而已。

由此，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文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在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氏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林吉祥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马来西亚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华沙”元老的愤慨

在晚近十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在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一个四十二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廿二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五十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曾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廖金华的回忆录《政海浮沉卅载》即将出版，全书384页，届时欢迎大家邮购支持。

國際巨星成龍來關丹為假獨中真國民型中學籌款，卑劣的政府及賣華民族罪人方天興要華社為掛羊頭賣狗肉的國民型中學付錢？建學校本來就是政府的事，為何要華人民間付錢？曝光的批文笫3.7.1条文清楚注明关中的教学媒介语乃国语馬來語。单单这项条文已经明确注明关中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间“華文”独中。
第8条文也很明确地重申，关中课程乃依据国家考试课程为主（KBSM/KSSM）。
各位馬來西亞人民，請睜大眼睛看清楚真相。

华教救亡与自救
—兼谈“关丹独中(?)”事件
黄士春

华教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没完没了。

2012年尤其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可能与今年是选举年有关吧，很多重大的关键问题，都在2012年浮现，从董总号召的华小师资短缺325抗议大会，到恢复关丹中华独中引发的独中本质的争议，再到刚公布的“2013-2025年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都是华社华教的空前大事，也是空前的危机，华教正面临从来没用过的严峻考验。

先说董总号召的华小师资严重缺乏325抗议大会，各方反应的热烈，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华社的忧虑与愤怒，会场首次出现了“华教救亡“的横幅，点醒了更多关心华教前途的人，意味着华教危机已严重到需要由“抗议”进入“救亡”的阶段。

325抗议大会的结果，催生了教育部主办的所谓圆桌会议，以探讨解决华小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受邀出席的除董总外，还包括了华总，教总，校长职工会和教师团体；结果，一两个回合之后，董总发觉原来这个所谓圆桌会议只能在一些技术层面兜来兜去，于是决定退出。

我当时就曾写过一篇题为“董总退出圆桌会议是明智之举”的短评(见光华日报，“当今大马”及“赤道论坛”)，文中也表达了下列的看法：

“明显的，教育部选择以圆桌会议的模式进行，应该是有其技术上的研究和考量的，例如可以很自然的制造“在技术层面兜来兜去”的条件，董总事先没有警惕，就贸贸然的出席，将自己的崇高身份贬到和校长教师的地位，这是定位的技术错误。希望董总在退出圆桌会议之后有所领悟，即使教育部日后再邀出席相关会议，必须先考虑身份的对等问题，坚持对口的教育部--董总直接谈商/判。这是董总大后方的强烈要求，相信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接下来的就是董总在4月20日在关丹召集的要求复办关丹中华独中的另一次大集会。

经过了几个月的折腾，教育部终于公布了有关批文，结果引起更多的争议。因为从批文所列条件看来，筹办中的关丹中华中学，看不出它是一所符合董总定义的独中。

批文公布后，在华社一片哗然和争议声中，却有人迫不及待的说“见好就收”，准备照单全收，说什么可以一边要求教育部“厘清”一些条文，一边立即进行筹款和建校工作，还准备在明年中招生，2014年开课。

这是很反常的做法，它给华社带来更大的忧虑，因为有人要尽快的将最争论性的关键条件先成为事实，令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包括“打死狗讲价”的联想。而作为华教总代表机构的的董总，不但在整个关丹中华中学事件中被有计划的边缘化，甚至还因为坚持独中底线和原则而备受莫名其妙的指责。

在这个环节上，名律师陈思源于10 月9日 在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发表的“纳吉三呼无济于事”一文，最有针对性。

由于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章，但除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和光华日报外，却意外的未获得其他主要华文平面媒体刊登。我这篇文稿主要的是回应陈思源的文章而写的，为了方便其他读者，请允许我引述陈思源文章如下：

陈思源律师文章

执业律师陈思源提醒纳吉首相和政府，由于我国是个遵循法治的民主国家，一切官方、私人、及官与民之间的活动与契约，都以法律为依归。因此，教育部必须发出厘清关丹独中（简称＂关中＂）是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新批文，才能令华社真正安心。

陈氏也奉劝华总会长方天兴别继续高喊“纳吉三呼可以考统考”的言论，以避免误导华社。

陈氏是针对方天兴所发表“纳吉在宴会上三次声称你们可以考统考已解除华社对关中的疑惑”的谈话作出如是反应。

陈思源指出，（非由关中工委会发出）曝光的批文笫3.7.1条文清楚注明关中的教学媒介语乃国语。单单这项条文已经明确注明关中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间独中。

“第8条文也很明确地重申，关中课程乃依据国家考试课程为主（KBSM/KSSM）。它只是另加述说教育部知道（mengambil maklum）关中将进行国家课程以外的课程”。

陈氏强调，批文内容最关键及最迫切需要修改的是第3.7.1条文。令人惊疑的是工委会竟然沒有要求把它修改为＂关中的教学媒介语乃华文＂。

如此一来，就算教育部发出对第8条文予以另外注释的新批文，因为没有要求修改而保留原文的笫3.7.1条文的“关中教学媒介语乃国语”将永远牢牢地套在关中头上。因此关中不可能成为合法及名正言顺的独中。

陈思源责问关中工委会，以囯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关中如何能夠成为独中？为什么不提出要求把3.7.1条文改正为＂华文为关中教学媒介语＂？

陈氏也提醒方天兴，之前方氏说他看过了批文，拍胸膛说沒问题。甚至呌质疑者别隔空喊话、见好就收、质疑批文等于不尊重董事部云云。后来证实批文真的有问题而去函教育部要求修改。方天兴对他的＂看过了，没问题＂而误导了华社的言论没有大方地向华社道歉或表示遗憾。

“如今方天兴再次拍胸膛公告天下说，首相贵为一国之首，一切以他的谈话为准＂。方氏是不是认为我国已经步入‘一切以首相的话为准’的新式治国制度？”

“若干年后，有一天教育部官员追究关中违反批文条文，工委会是否可以出示已经旧到发黄的报纸，指著纳吉的‘三呼’新闻，告诉官员一切以‘前’首相的谈话为准？”

陈思源说，方天兴处理关中问题批文的幼稚态度，很可能会害惨关中。他因此劝告方天兴务必踏踏实实地面对批文的问题。尽快再提呈一份具体完整的修改要求，包括把3.7.1条文修正为＂关中教学媒介语乃华文。则华社会感恩工委会与方天兴。

X x x

读了陈思源律师的上述文章，让人觉得华总主席丹斯里方天兴在关丹独中(?) 的课题与争议中，突然扮演了很特殊又很微妙的角色，这个角色，足以让华社愈感心寒。

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董总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代表华教的总机构，华总不是专管华教的团体，为什么会突然把所有重大的华教问题都包揽起来管，也似乎完全没有把董总放在眼内。人们唯一可以想象的理由，可能就是坊间所说的方天兴和现任首相纳吉的“关系良好”，希望有助于解决董总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真的存有这种奢望，那将是一项更危险的做法。

华教问题，基本上就是国家问题，国家问题怎么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解决”？这是正确和恰当的管道吗？董总不是公认的正确和恰当的管道吗？如果华总真的要协助董总解决重大华教问题的话，它应该先承认这个事实，然後以董总的名义与有关当局接触，而不是自行取而代之，这是非常关键的原则问题，难道华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就以董总退出圆桌会议为例，如果华总还顾及董总的华教代表传统地位的话，它应该以实际行动声援董总的做法，也同时或较后宣布退出圆桌会议，给教育部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董总才是华教的总代表机构，其他的校长团体、教师团体，甚至当年和董总并肩作战的教总代表，都是教育部的官员，如果他们要留下，就让他们将圆桌会议改为教育部的内部协调会议继续开吧。要谈政策问题，那就必须要和董总谈。华总没有跟随或配合董总退出圆桌会议是一项技术上的失策，也间接的否定了董总的代表性。

如果华社连这样的基本原则和底线都搞不清楚，那是很可悲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董总的地位会江河日下，这完全是华社特别是华总造成的。因为华总的莫名其妙角色，官方的印象就是，华教问题未必要和董总谈，因为和华总谈也是一样的。

这正是华教的致命伤，也是华社最放心不下的，特别是华总主席方天兴是一名企业家，就更难免会令华社有进一步的联想。方天兴最近就曾高调的自我透露，华总已经获得首相署总共550万令吉的拨款，其中500万是拨给华总建新大厦的，另外的30万和20万则分别拨给马六甲及霹雳的中华大会堂。这样的信息是有很多解读和联想的，特别是方天兴基本上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是讲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作作进一步想象，除了华总收受的几百万拨款利益，还有其他利益吗？华教问题会最后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吗？马来西亚是民主国家，人民完全有这种想象的空间和权利，也肯定有权提出更多的问号。

令人更加费解的是，方天兴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保障，也就是生意上的合约。他不可能不知道，做大生意，必须先签定合同，彼此取得法律保障，再进行交易。可是，方天兴在处理申办关丹中华中学(是否为独中还在争议中) 的整个过程中，不是先完全签定合约(批文)之后再动工，而是采取什么“一边厘清，一边建校”的策略，这是什么逻辑？方天兴是做钢铁大生意的，总不会在合约的关键点还没有“厘清”(更不要说签定)之前，就大量的把他的钢条从他的钢铁厂源源送到对方的公司吧？但在处理关丹中学的事件中却那么反常？

华教界都普遍认为，关丹独中是华教的最后一条防线，如果连这条防线也失守的话，也就是真正的华教大灾难。理由何在？让我们先简略的回顾一下。
当年华教两条主要战线的沦陷

由董教总领导的华文教育运动从50/60年代开始，已先后失守了两条主要战线。

第一条是60年代的华文中学的改制，当时的华文中学经不起当局的软硬兼施，使当时大多数都是由身兼马华党员的富商组成的各校董事会心动，一听到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一切开销都由政府负责，还保持三分一的华文授课时间和其他好处，校董从此就不必再出钱办学，是一项大解脱。于是，一间间的华文中学，就这样的改为国民型中学，有些则一分为二，继续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延续独中，一些则干脆改为国民型中学算了，一场浩劫之后，全国只剩下目前的60间独中，惨淡经营，继续苦撑，在董教总的领导和坚持下，自力更生，终于熬出了今天的成绩，统考文凭获得了几乎全世界主要大学的承认。

第二条战线是在70年代失守的，当年的雅兹报告书出炉后，将全部华校教师纳入政府公务员体系，华校董事会的聘请权力和自主权被彻底剥夺，教师成为公务员，从此就得听教育局的，传统的华校董事会只剩下一个空壳，名存实亡，教师惟有校长马首是瞻，董教总一体的斗争时代基本结束，虽然仍有董教总的名堂，实际上只剩下董总在独撑，教总从此失去了林连玉时代的战斗力。这次由教育部召集的所谓圆桌会议，董总单独退出，教总却单独留下，因为教总的成员，包括校长，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当然要听教育部的。

华文教育运动几十年来，失守上述两条主要战线之后，基本上已退守到第三条也可能是最后一条战线：维护独中的地位。如果连独中地位都不保的话，所谓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可能就会成为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关丹独中(?)这一关必须要像当年中国抗日战争时上海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那样，必须坚守独中的固有特征，任何差错都可能连累现有的全部独中。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华社对关丹独中(?)的批文内容显得那么关心，因为批文就是官方文件，如果照单全收，或者即使较后“厘清”了无关痛痒的部分而忽略了最关键的部分，一旦接受下来，就会正式成为独中的模式，这个模式肯定也将同样的适用于原有独中，苦守了几十年的独中体系，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教育大蓝图的隐忧

2012年可说是马来西亚华教史上近年来最多灾多难的一年，正当关丹独中(?)事件仍然胶着的时候，政府的“2013-2025年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接着出炉，这对华教界又是心惊胆跳的一个大关。历史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对华教而言，不管是什么教育报告书、什么教育法令、什么内阁检讨报告书、什么大蓝图，一旦出炉，几乎都是对华教不利的，这次的大蓝图会不会真正完成当年拉萨教育报告书中所强调的国语将成为所有学校教学媒介语的最终目标，华教人士还得打醒十二分精神。总之，对华社华教而言，这类东西，总会令人心惊胆跳。所有这些新旧措施，加上数十年来一直未获解决的一箩筐华教问题，华教是否真的进入一个“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的绝境？从董总提出“救亡”的口号看来，这次可能真的是狼来了。

华教如何自救？

面临着这些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华教该如何自救？这不仅是华教界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教育问题基本上就是政治问题，更是国家问题，如果当前的华教危机仍然不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那就唯有回到华社自救这条无可奈何的老路。

华教要自救，首先必须从探讨为什么华教会落得今日重重危机的地步开始，唯有确定了真正的原因之后，才能着手自救。

我个人认为，华教要自救，必须回归原点，华社必须在言论上和行动上赋予传统上一直代表华教的董总全新和全面的委托和授权，让它成为真正的华教唯一的代表和代言机构。很不幸的，目前太多华团插手华教事务，加上因一些长期累积的私人恩怨造成的华教山头太多，无形中就削弱和冲淡了董总的代表性，有些甚至还担当了刻意边缘化董总的帮凶角色，这种趋势和局面，造成了董总今日的薄弱地位，在和当局的整体博弈中，一直在居下风。当董总的博弈对手看到华教问题原来可以不必和董总谈的时候，董总还会有什么作为？

基于这个总原则，如果华社要自救华教，华社必须重新赋予董总新的生命和委托；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有关华教的问题，都必须交由或保留给董总去处理，热心华教的其他华团或其他有关机构如华总，仍然可以从旁协助或配合，但必须确保要在董总的旗帜下一致对外，才是自救之道。

在这个大原则下，我呼吁华总立即停止处理华教问题，把所有华教问题回归董总。董总唯有在重新取得这样的定位之后，才能继续有效的操作。如果华总因为主席方天兴和首相的关系“良好”而越俎代庖的话，问题就大了。

当然，董总本身也并非没有弱点，一些弱点的出现，其实也和董总被华社本身边缘化也不无关系，如果得到华社的重新委托和重新定位，任何弱点都可以改善的，甚至连领导人都可以民主方式撤换的。

本身同根生，出卖何太急？

在结束本文以前，让我再回到关丹独中(?)问题上。

华总主席方天兴在这事件上所扮演过度热心的反常角色，确实令人不解，更令人心寒。批文的条件，即使不是教育专家，也看得出那绝对不可能是一间符合董总和华社要求的独中，而是一间反而要华社出钱筹办和维持的国民(型)中学，还衍生了学生能否参加独中统考等问题。尽管如此，以方天兴为首的工委会，仍然坚持可以一边要求“厘清”批文，一边立即着手筹款建校，还煞有其事的决定明年中招生，2014年就开课。这是什么逻辑？当批文都还在等着“厘清”的时候，工委会就迫不及待的决定立即筹款建校招生开课，这不等于清楚楚的告诉教育部说，批文“厘清”和“不厘清”都无所谓啦，反正我们都已接受开工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会怎样看待所谓“厘清”这个问题？反正厘清与不厘清，华社都已经接受了目前的条件，而且还怕有变，急急忙忙的赶快先让它成为事实。

华社很想知道方天兴到底是怎样想的？他是一个生意以亿计的的成功生意人，华社真的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他成功经营大生意的作风？例如当他的钢铁厂要和某公司做生意时，是不是合约还未签定或合约草稿的某些关键点仍待“厘清”之前，他的钢铁厂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源源出货给对方？如果连商业上都没有这样的逻辑，那么为何关系到整个华教前途的关丹独中(?)，就可以这样深怕它不会成为事实那样急急忙忙的筹款开工、招生和开课？华社的确很想知道为什么。

正当华教人士都在担心如果关丹独中(?)事件处理得不好，将会如何愧对祖先和下一代的时候，我们的华总主席方天兴的反常做法，委实令人心寒，华教最后会不会死在自己人手上？死在自己的华文媒体和媒体评论员手上？死在为利益输送的华商手上？已成为近日坊间最热门的话题，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唱着“本是同根生，出卖何太急？”的悲歌。我想就以这首悲歌来和同胞们共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11.1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