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三總 復 健 科 病房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軍警一家回家的感覺真好
#謝謝三軍總醫院

11月1日的星期天，突然發現右耳聽不到電話，有點心慌，但是心裡還是幻想著，睡一覺起來就會好了，免煩惱。但是護理專業的二嫂，卻連夜傳來許多突發性耳聾的醫學訊息，要我千萬不能輕忽。

11月2日星期一，是立法院最忙碌的一天。我在內政、國防外交、司法法制、交通委員會，分別有質詢、法案審查、預算提案；一早七點半到各委員會簽到，八點排質詢後，去開了黨團會議，九點就先趕往台大耳鼻喉科門診，做聽力檢測，那時我的助理還抱著厚厚的一疊預算提案到診間去讓我簽名，以便完成聯署，十點前送案。

聽力檢測時，醫檢師露出的神情讓我開始覺得不安，她告訴我右耳的中低頻很差，很像梅尼爾氏症的症狀，「醫生可能會要求你住院」，還好，門診醫師只告訴我嚴重性，開給我最高劑量的類固醇，要我認真服藥，一周再來回診。

回到立法院，先到國防外交委員會質詢，也順道請教老友，也是耳鼻喉科醫師的高雄榮總院長，「趕快去三總找王智弘院長，用高壓氧」林院長做了這個建議。但是當時想到已經到台大門診，下午我又找了另位耳鼻喉科名醫梁家光醫師幫我做耳內注射，已經把握黃金治療時期作最可靠的治療了。

且戰且走吧!
發病的第一周，立法院的杯葛仍在進行，各委員會的質詢也盡量配合，但耳鳴嚴重，就像右邊腦袋裡經常有共機擾台，吵到深夜難眠。但在梁醫師的悉心治療下，耳鳴稍緩，偶有空檔，有難得的清靜片刻。只是連梁醫師也不解為什麼聽力持續惡化。

周一到台大回診時，臺大醫院已經幫我轉掛至突發性耳聾的名醫楊庭華醫師，聽檢的結果太差，楊醫師要求我立刻住院。經過台大做了MRI，排除是腦瘤、腦血管病變，也使用類固醇、促進血液循環為主要療法。但是隨著聽力的持續惡化，醫護們開始對我做心理建設，可能要接受永久性聽損的可能，「當然，出院後耐心治療，定期回診，可能可以恢復部分聽力，你目前左耳可以聽到20分貝，右耳90分貝，幾乎是什麼都聽不到。耐心治療，可以嘗試其他的配套:高壓氧、中醫針灸，或許可以回到50分貝，至少可以聽到講話了。」至於為何會得這種怪病，醫生推估是工作壓力太大、太忙，免疫下降，引起病毒攻擊。，雖然國內有些醫院也有高壓氧艙的治療，但是台大楊庭華醫師告訴我「三總應該是最好的，因為空軍、海軍、砲兵聽損病患較多，在這部分的發展與成就可能領先全台」」

聽到最初林曜祥院長向我建議的高壓氧，腦中立即噹了一下。於是在周五從台大辦理出院後，立即飛奔三軍總醫院。

果然王智弘院長和三總的耳鼻喉科團隊已經準備好了。
我星期五下午住院後，立即進行第一次的高壓氧艙的治療，住進病房後，中醫部的林大夫已經來會診，為我施針開藥；同時又繼續台大給我的高劑量類固醇、促進血液循環的治療，還每天為我打耳內注射。

在三總住院以來，已經做了五次的高壓氧，從第一次在適應壓力時不舒服，到尋求出嚼口香糖進艙的因應之道，完全無礙，在高壓氧的助力下，我的臉色出現難得的紅潤，彷彿上了腮紅，打了蘋果光。

謝謝三軍總醫院給我的全方位治療。雖然我還不知道復原是否可及，但是我很放心把自己交給三總的團隊，畢竟軍警一家，回家受到最好的照顧了！！

我也要謝謝蘇貞昌院長、嚴德發部長、軍醫局陳局長贈花鼓勵我，我會努力配合治療，希望11/22我站上凱道反萊豬，為全民顧健康時，不會聽不到站在我右邊民眾的怒吼!

#打針不怕痛吃藥不怕苦
#我是戰士

這段影片節錄自1967年上映的國片《寂寞的十七歲》，該片於1966年12月27日開拍，1967年5月17日殺青。開鏡當天，導演白景瑞（1931-1997）挑了凌晨時分，在台北市國賓飯店拍攝男、女主角柯俊雄（1945-2015）與唐寶雲（1944-1999）的戲。此外，劇組也到台北市多處出外景，當時的景緻就此定格在底片中，而那個年代台北市各大觀光飯店的設計裝潢，從這部電影裡亦可略窺一二，這也是多年後看國片的一個趣味。

電影開場，唐寶雲飾演的女主角唐丹美所就讀的學校是位於木柵的景美女中，而幾個飯店場景，則分別在國賓大飯店、統一大飯店的文華廳等地拍攝；其餘像是圓山的中山兒童樂園、石牌的台北榮民總醫院、西門町圓環（中華路與衡陽路口的平交道）、河濱公園與臺北橋等地，我們都能透過此片，欣賞到它們在60年代的「老樣子」。

1962年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於臺北縣木柵鄉港墘建立「臺灣省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第一屆招收八個班。於同年加入北區公立高中聯招。1968年隨行政區改制改隸於臺北市，更名為「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是年招收新生十四班，計三個年級四十一班，學生兩千九百餘人。因此片中看到的「省立景女」是改制「市立」前的最後一年。

而片中出現的臺北橋，為一座鐵桁架橋，於1921年動工興建，1925年竣工通車；1960年代，由於臺北橋鏽蝕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政府決議將之拆除，然後重建一座水泥橋，並於1966年7月20日起進行拆除與重建，在1969年11月15日完工通車，從鐵橋變身為四線道的水泥橋。所以片中記錄的臺北橋影像，是其「鐵橋模樣」的最後身影。

片末的滑雪畫面在合歡山拍攝，自1964年開始即有青年自強活動在合歡山舉辦滑雪營隊，估計超過數萬人參與該項活動，直至1996年合歡山滑雪訓練中心因松雪樓重建而遭林務局收回另作他用後才中止。

1966年10月24日，中影決定開拍《寂寞的十六歲》（後來更名為《寂寞的十七歲》），這是白景瑞在1964年進入中影擔任製片部經理兩年以後的事了。白景瑞執導《寂寞的十七歲》，啟用《啞女情深》的柯俊雄與《養鴨人家》的唐寶雲配對，兩人是龔弘、李行給捧起來的。編劇為張永祥與新人雪晴，其實雪晴是白景瑞原來的編劇，劇本送到龔弘那邊，龔弘有意見：「原劇本雖然現實卻並不健康，因此又經過藍海小組大力修改，才成為一部唯美主義的電影，小白雖然覺得與他原意相左，但仍是一部感情寫實的電影，而且是他獨挑大樑的處女作，他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所學所長，因此他也就接受了修訂後的大綱，由名編劇張永祥執稿。」為了劇本的寫實性，劇組曾於開拍前，去到中學裡挑選一些十七歲少女，舉辦座談，了解她們的心理。

片中除了家居生活、病房景況及幻想冰宮共舞等橋段，是在中影的士林片廠搭景拍攝外，其餘大多採用實景拍攝，工作人員為此得花費更多時間勘景和等待；其中部分地點為學校、飯店、醫院等公共場所，為了讓拍攝工作順利進行，請來不少業餘演員客串演出，此外還需注意氣候的變化，對劇組的拍攝進度增加不少壓力。

這部片採寫實風格，將場景大量拉至戶外，以實景攝製，在對自然光的採用、捕捉、應用上，與白景瑞長期合作的攝影師林讚庭功不可沒。《寂寞的十七歲》的成本雖不高，卻勝在清新的情節與樸實的氣質，並糅合了當時文藝作品中最為流行的三角戀情以及分分合合的繁複風波，較為迎合當年的商業氛圍。

1967年，白景瑞首部獨立執導的劇情片《寂寞的十七歲》在台上映後，票房直逼一百五十萬新台幣，在那個國片低迷、首輪能賣八十萬便堪稱「奇蹟」的時空下，此片可謂叫好叫座、風靡全台。如此的佳績，不僅讓身為導演的白景瑞喜氣洋洋，看過此片的觀眾也肯定「小白沒有在義大利虛擲四年光陰」。1968年中，《寂寞的十七歲》片在香港上映，才兩週便超過四十萬港幣票房，締造當時港九地區國語文藝片票房的最高紀錄。

頂著義大利留學光環，白景瑞是當時台灣極少數擁有電影學位的導演，無論同行或觀眾，對他執導的《寂寞的十七歲》懷有高度矚目，友善的說法是觀摩新技術，其實有不少人是抱著「看好戲」的態度，而做過幾年記者的小白，當然知道後者不在少數，於是對於自己的首作著力更深。

這部電影開拍不久，白景瑞接受訪問時指出：「在電影圈中應該是新人身份，雖然執導過一部份《還我河山》，但就適應國內的製作環境而言，也只能算初學。」雖對首作《寂寞的十七歲》深具信心，卻也「不想別人對他抱太大希望」，因為「沒有任何人能使自己的作品令大家都能夠滿意」。

至於首部電影的主角⋯十七歲少女，白導也早有細膩觀察：「高中女生多有深度近視，肩膀上掛著很重的書包，早出晚歸。父母親為了生活，不得不到處兼差，塞幾個錢買晚麵吃了就算了，這樣雙重壓力的生活，於是產生各式各樣畸形的心理問題。」劇本後來因現實考量作出修正，仍與他的理想差距不遠。對此轉變，白導倒認為不需太過固執，畢竟應該先拍一些能為觀眾所普遍接受和歡迎的昨品，再找機會貫徹自己的理想，進而在國際上爭一口氣。

在處理手法上，白景瑞仍使用「說故事」的傳統形式，同時在不影響觀眾欣賞習慣的前提下，滲入「一點實驗主義的東西」。白景瑞心裡明白，商業收入對導演生命有決定性影響，因此在拍攝手法、內容及呈現方式上有所妥協，類似心態也可見於李翰祥，即先提高賣座、讓公司賺錢，再以此為資本，拍貼近自己理想的作品。單就這點，《寂寞的十七歲》可謂是極好的開端，不僅票房佳，也獲得不少獎項肯定，更打破不少人對他的懷疑，證明他並非紙上談兵。

票房收入豐厚之外，此片亦得到多個獎項之肯定。1967年下旬，東京舉行的第十四屆亞洲影展，代表中華民國參展的《寂寞的十七歲》獲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剪接金禾獎，以及對青年問題理解特別獎。回顧台灣電影歷次參展，從空手而回、童星獎到女配角獎，如今總算榮登影帝寶座，而帶給我國電影界莫大光榮的演員，正是當時年僅二十二歲的柯俊雄。除了亞洲影展，此片亦是第六屆金馬獎的大贏家，共獲得了最佳導演、最佳彩色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彩色美術設計、最佳錄音，與最佳攝製技術特別獎等六項金馬獎。

氣質清純的唐寶雲，當年二十三歲「返老還童」演出十七歲少女，配合清湯掛麵、高領羊毛衣造型，絲毫不顯突兀。放眼影圈，即使找年齡恰好的演員擔綱，或許還成熟過她。此片十分善用唐寶雲的銀幕形象，透過許多小動作與對白，透露她敏感寂寞卻又以為成熟的心靈。至於幾場幻想戲，則將少女的內心世界具體化。雖然片中演員的風采都被得到影帝的柯俊雄搶去，但沒了這位超齡且適任的女主角，又如何凸顯輕浮的表哥？附帶一提，這位柯表哥的實際年齡還小唐表妹一歲，如此說來，怎能不誇讚「養鴨公主」駐顏有術？

戲裡戲外，唐寶雲都是一派害羞沈靜，記者旁敲側擊追問與旅美老師戚維義的婚期，也是以靦腆笑容告饒。未幾，傳出她因出閣在即，並未與中影續約的消息，這位無論身心都純如十七歲的女星，選擇在事業巔峰走入家庭。可惜的是，數年後婚姻破裂，唐寶雲幾乎是逃回台灣，面容不復往日青春，氣運也弱於婚前。儘管電影一部接一部，卻不若《養鴨人家》（1964）、《婉君表妹》（1965）、《我女若蘭》（1966）與《寂寞的十七歲》（1967）那般量身訂作。1983年，唐寶雲演出胡金銓執導的《天下第一》後便未再演戲。1987年，因精神狀態不穩定，引發各界關切，並於1988年先後住進榮總及宏濟神經精神科醫院療養。1999年5月14日，唐寶雲病逝於台北耕莘醫院，享年55歲。

2015年12月6日，縱橫影壇半世紀，也曾在政壇曇花一現的柯俊雄，因肺癌病逝於內湖三總，享壽70歲。

片名：寂寞的十七歲（Lonely Seventeen）
導演：白景瑞
故事：藍海
編劇：張永祥、雪晴
演員：唐寶雲、柯俊雄、李湘、林雁、文逸民、潘琪、魏蘇、葛香亭、江明、蔡慧華、王戎
首映：1967年
片長：104分鐘
出品：中央電影公司

獲獎：第十四屆亞洲影展最佳男主角（柯俊雄）、最佳剪接（沈業康）、對青年問題理解特別獎等三項；第六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白景瑞）、最佳彩色攝影（林贊庭）、最佳剪輯（沈業康）、最佳彩色美術設計（李季）、最佳錄音（洪瑞庭）、最佳攝製技術特別獎等六項；菲律賓狄侖夫人特別獎；當年台灣「中國影評人協會」選出的最佳中國影片第一名。
附註：此片為白景瑞自義大利留學返台後，首部獨立執導的作品。

劇情簡介：
十七歲的唐丹美（唐寶雲飾），就讀省立景美女中，在班上成績優異，師長皆寄以厚望。不過，丹美對於愛情有著無限憧憬，特別是對表哥馮澤（柯俊雄飾）懷抱許多幻想。然而馮澤正與丹美的姐姐（林雁飾）交往，並急於擺脫舊情人林雪（李湘飾）的糾纏。唐父（魏蘇飾）設宴為即將出國的馮澤餞行，丹美想將親手做的禮物交給馮澤，堅持要馮澤開車來接她，同時馮澤也接到林雪的電話。那夜風雨交加，馮澤到林雪家之後，兩人起了爭執，林雪失手用花瓶擲傷馮澤，結果馮澤負傷開車，因為視線模糊而與卡車相撞，不幸車毀人亡。丹美自責不已，內心煎熬終至精神崩潰，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在薛大夫（葛香亭飾）的抽絲剝繭之下，發現其病因，並找到林雪說出真相，終令丹美釋懷，重拾正常生活。

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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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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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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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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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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