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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第 56 屆 #電視金鐘獎 甫公布入圍名單，恭喜《#天橋上的魔術師》入圍 11 個項目大獎（不重複），包含戲劇節目類最佳戲劇、導演、編劇、燈光、攝影、美術設計、男主角（李奕樵）、女主角（孫淑媚）、男配角（朱軒洋）、女配角（黃舒湄、盧以恩）、最具潛力新人獎（李奕樵、羅謙紹、林潔宜），成為入圍階段領跑大贏家之一。
　
近幾年台劇的成績有目共度，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極大關注，雖然我觀看台劇的數量遠不及電影，但這兩年間的話題台劇也都有所觀察，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近年我最喜歡的台劇，我認為這部作品大膽、不媚俗，且非常相信觀眾並勇於挑戰市場。藉著金鐘獎入圍，重新聊聊這部片和當時專訪導演 #楊雅喆 的過程，提供讀者參考。
　
題旨：【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中略）
　
然而，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紀實」與「虛構」則是《天橋上的魔術師》重要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中略）
　
訪談最後，我問楊雅喆：「從你十年前看過小說，而後標案、拍攝最終成品上線，整趟旅程，你覺得是一場魔幻的奇蹟之旅嗎？」
　
「是啊。」楊雅喆篤定的這樣說。「很多時候你回望人生，任何動作都會是奇蹟，但你要努力，才有奇蹟。碰上疫情，只能改戲，但大家還是想到方法改，這就是奇蹟。像方才提到第七集的孫淑媚，她在臨時調動後，依然演得真好，就是演員帶給我的奇蹟。我只能盡全力控制作品不要長歪，最後沒有歪掉，反而更好，這就是奇蹟。」
　
楊雅喆近半世紀的人生，求學階段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從未想過踏進編導之路，但前後拿了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各大影視獎項，這些就是散落於人生中的意外奇蹟，套句爛俗的台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也不知道拿到什麼。」或許對楊雅喆而言，每顆巧克力都醞釀了奇蹟，苦澀中帶著甘甜，整顆嚐完之後仍要輕舔沾滿巧克力粉的手指，永遠充滿樂趣，也唯有如此，奇蹟與魔術師才會出現。
　
2021 年，楊雅喆和劇組化身「魔術師」，試圖變出奇蹟，讓台灣、讓全世界觀眾重返慾望高漲的 1980 年代，在戒嚴時期、經濟起飛等背景氛圍中，感受消失的魔法，抓住天橋上曾有的吉光片羽。在那之中，有地攤商家、有地痞流氓、有打機少年、有長舌婦人等等，然後你會知道，這些人、事、物經過 40 年仍舊沒變，同樣為情所困、同樣八卦調皮、同樣不屈體制，這些小人物就像你的隔壁鄰居、像你的小學老師、像你在街上擦肩的路人，注定要相遇。
　
王家衛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和中華商場久別重逢的相遇，而這次的久別重逢，楊雅喆誠摯地遞出邀請函，請你也置身其中。
　
📝專訪文章共 8421 字，上述為節錄部分，全文請點此👉https://bit.ly/37HFHkO

台積電為何變成護國神山？是怎麼從小弟一路走到大哥？

嗯，以前我會覺得這就是歷史巨流，人類無法逆轉，現在覺得這就路徑依存，大家順著習慣去做，就變成這樣。然後，如果我們現在順著另一套思路去走，幾十年後又會變成那樣，事後回來看，稱之歷史巨流誰都無法改變。

呃，基本上這叫做事後解釋，找理由大家都會。

我也在幹一樣的事情，所以不是在戳你。

以下很長，都是個人的事後解釋，不是預測也不是系統歸納，純粹天橋邊榕樹下阿伯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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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我是覺得，台灣的矽盾會成真，跟那些李國鼎啥米碗糕的高瞻遠矚，一點關係都沒有，台灣被選上為電子代工基地，幾十年前在美國國務院開會時決定，我們只是被動接受這個政策結果。

但同樣要成為美國的技術轉移對象，優良的代工基地，從80年代開始，除了東亞以外，西非跟冷戰結束後的東歐，都曾經是候選，怎麼都弄不大起來？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就更別說，完全是依靠成本外部化做起來，用世界標準去看，中國的效率極差。

那台灣矽盾怎麼在今天突然成真？有人指出，台積電的製程精密，良率極高，讓成本壓低，競爭力超強。所以連美國都覺得，找台灣代工比較實際，自己做太誇張。

這我承認是對的。

前幾周，不是因為缺晶片，出現一堆中國超爆幹強，沒兩年就可以超英趕美的理論？這套宣傳為何越來越行不通？在台灣尤其相信的人越來越少？就，進入奈米的世界，我這個做過研究的，立刻就曉得難度跟成本不是線性提高，是指數倍增加，但宣傳還是線性，就我們有碰過的人來說，當然一聽就唬爛。而台灣現在碰過相關理工課程的人會很少嗎？

跟一般人解釋一下，非奈米的傳產要提高產能跟良率，類似提高2倍要1億，4倍要2億，要預估所需資源不會差太多。但奈米技術下，提高2倍要10億，4倍可能要100億。為何？很難跟業外人解釋，要多增加一點精密度，提高一些些良率，所要增加的設備，夭壽靠杯多的。

但我比較想知道，為何台灣才能產出爆肝工程師？在其他國家，相同勞動條件，早就抗議跟工會罷工，弄到要鎮暴部隊出動了，立院光是開勞權相關會議就開不完。

可我們台灣人，鍵盤抗議勞動條件差的人滿坑滿谷，竹科人拼命想選一個可以上台改法案，瞬間薪資跟勞動條件就改善的立委，但要大家罷工抗議來點硬的，沒半個響應。

我也不是沒見過在那邊哀嘆台灣人奴性重的左左，都不跟他一起站出去對抗強權，活該被奴役之類等等...

那怎麼會選出蔡英文？現在應該還是蔣家天下啊。

嘛

這也不是儒家教育造成的，不然韓國比我們更變態，也沒看三星把台GG踩在腳底下。要說是台灣人有受過日本人教育，但現在幾乎所有爆肝工程師主力，都是黨國年代教育訓練出的，日本成分只有老一輩有。

我為何認為是路徑依存？這就跟玩遊戲一樣，有些世界奇觀就是得要各種條件齊備，不是有錢就蓋得起來。科技樹走到這一條路，就會犧牲其他的，而且需要很多輔助系統協助主系統運作。

很多人都不知道，台GG相關的產業，一路峰峰相連到天邊，而為何會這樣？我認為也是一種路徑依存的結果。在發展史上任何一點歪了，都會讓矽盾變成紙糊的脆弱。

首先，我們的教育體制，大體上還是遵守著兩種人會出頭，記性好、耐力好。想要考到頂大，如果不是記性很好，就得要坐得住，可以磨練心性讀書不起來。即便多元教育、素養教育想要改變，但不管怎麼變，至少在這十年，我看不到這兩個基本要素會被剔除。

但記性好、天分高的人少，中等之資但有耐性去磨的人多，所以今天台灣頂大出去，會被台積電等看上的工程師，幾乎都受過多年磨練。也就是說，高強度的工作，需要的心性早就練好，被教育體制篩選過兩輪，進得去的多半都能接受。(頂多嘴巴不要，身體很老實)

雖然階級複製是事實，但台灣跟韓國又有決定性不同，我們的歷史中，高階級的台灣人，經歷日治到國民黨來台後的白色恐怖，土生土長的菁英被洗過幾輪，一出生就是高階級人很少。而這些高階級的又多半是黨國後代，養尊處優下根本沒多大能力。

而教育體制強調依照分數標準，以及各級學校的排序，成為一種另類的階級翻身途徑。即便聯考還是在加強複製，但教育體制內從上到下都是以平等的概念教學，至少在表面上如此，這讓頂大生畢業出去後，優越感並非建築在學歷標籤上。

意思是，不會因為你進了科技業，變成了科技新貴，你就會以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上流人。至少心態上，你還是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工程師，就算上級學歷低你一點，但他的經歷夠還是可以服你。這在韓國更加學歷競爭的社會，就會逆向淘汰中階人，在其他有階級傳統的國家，像是印度會出現管理災難。

說白了，就是台灣科技業雖然匯聚台灣最強的數理菁英，但這些菁英在心態上，平均來說多數人...

一. 不會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其他人都是下流人
二. 同時具有傳統定義上，在中低階級才有的工作韌性

但若只有這樣，還是不會有台積電這種公司出現。

台灣很妙，這種要投入舉國資源的產業，在其他國家往往變成特許，不是法規特許，而是制度上會有特權。像在中國，排廢水都沒在管你去死的，但在台灣即使是台積電，一樣被環保團體跟環保單位，圍毆到標準世界夭壽高。

然後這又遇到扁馬16年開始的中國大磁吸效應，大量台灣產業西進中國，造成本國傳產類的消費力低落。這直接的結果就是，唯一有賺錢優勢，還有機會進去的就科技業，其他傳產若非早就被老人卡位，新人找不到出頭路，就是發展到極致，很難有進一步揮灑空間。

結果，每一年畢業的理工菁英，發現自己只有這條路可以走，其他的就是低薪跟更糟的勞動環境。這促使即便相對世界其他國家，台灣工程師的勞動條件很糟，大家還是買單，只有嘴巴碎念。

如果2000年之後的台灣就業環境，就跟7、80年代電子加工狂飆時一樣，這些理工菁英待兩年都會出去創業，過著所謂財富自由跟快樂人生，誰想要爆肝。

各種路徑都有一個依存，教育上我們走著聯考複製階級的道路，但在民族整體上，國民黨來台造成日治時代的中高階級崩潰，重新洗牌一次，變成幾乎所有人都沒有資本積累，由此訓練出世界難得一見的工作心態，而經濟上又正好遇到中國磁吸，台灣消費力變弱，更不敢輕易離開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現在，狀況會改變嗎？看來有點難。

突破了一個關口後，現在台灣這些新一代的菁英，可能在歐美國家的產業考量下，變成逆向輸出代工模式，而這些人力素質，至少全世界我看不到有哪個國家，可以跟台灣一樣。成績跟學科可以練，心態養成可要10年為單位。

即使這樣，還是很難複製台灣模式，電子業有太多輔助系統，整廠搬過去，但沒有把整個新竹搬過去，或是把整個台灣搬過去，歐美想要複製本土台積電，成功率也不高。

嘛，所以說，我們能不能預測後面的結果？說真的不行，每一個環節有去了解一下，我都發現他環環相扣，扣到整個台灣身上。畢竟台灣不大，要找到自己公司的活路，往往是一家成功的公司，做的生意都不怎麼單一，橫跨多個領域，透過多年市場競爭留存下來。

這不是替代掉這家公司就好，這家小公司牽出去的蛛網可能是10多條，想在他國複製，等於要扶植好幾家小公司，而不是就這家。

我是不相信中國做得到，就不提欺騙造假是常態，成本外部化過頭，現在任何追上世界標準的改善，都會立刻降低利潤。光是那個心態，我就可以篤定中國人做不到。

為何？

台積電的人自己可以講，你會不會在廠裡，因為小事對上司不爽，就故意整條產線搞到停機？把上億的機器砸爛？這個可是被某些媒體推崇的狼性喔，為何你做不到？

為何你會變成一個，循序漸進、有耐心磨耗、遵守規範的工程師，而不是動不動就要打破現狀，懲罰削自己面子的敵人，亂衝亂闖的戰狼？

不是嘴巴說要做，是你真的做得到嗎？

別說台積電的啦，一般小公司的你，做得到嗎？

這不是奴性喔，不要平行移植歐美觀念，認為這就是奴。

Three things cannot be long hidden: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truth
關於［關鍵時刻］節目裡的“名嘴 “對馬來西亞的封國的不實指控．我想到了最有力的解決方法．如果有在台灣的馬來西亞人願意自告奮勇的話，可以inbox我．還有如果有門路找到防護服的朋友也可以inbox我一下．我要買去送醫院的．謝謝你們．
以下是我昨天晚上針對［關鍵時刻］節目裡對馬來西亞的不實報導做出反駁．
1. 宵禁戒嚴？：馬來西亞沒有[宵禁]，是[行動管制]而已，[宵禁]是晚上不能出去，但我們是全天都能出去，只不過你會被檢查而已．是很平和的那種方式．不是國民黨戒嚴時期那種. 根本講得太誇張了...

2. 抓犯人戴口罩：影片裡警察抓犯人的畫面其實是警隊演習的影片，並不是真的在抓犯人．而且畫面的背景是印尼，不是馬來西亞．

3. 塑料袋當防護服？：醫務人員防護衣短缺，護士用塑料袋來頂替是真的，因為使用量太大了．而且不止防護服，還有蠻多東西缺乏的，之前跟中國買的測試儀器準確度只有40%，現在必須重買。btw我想要找防護衣送他們，有門路嗎？

4. 亂葬崗：路邊亂埋屍體的指控是錯誤的，他們只是前往墳場的路上而已．因為回教徒是不可能隨便亂葬屍體的．而且法律也會管制這種行為．

5. 死人沒辦法辦葬禮？：馬來西亞不可能連葬禮儀式都沒有辦法辦，這是一個很注重宗教禮節的國家．就算沒錢辦的也會有人捐．這不是五十年前好嗎？

6. 疫情失控沒時間處理屍體？：馬來西亞這一次因為武漢肺炎，幾個禮拜累積的死亡的有二十多個．不可能幾個禮拜死了二十多個會忙到連屍體都沒有辦法處置好．這是不合邏輯的事情．馬來西亞一天正常死亡的人都已經幾百人了，難到要丟在水溝嗎？

7. 回教國家？：馬來西亞不是［回教國家］，因為［回教國家］的定義是你必須執行［回教法］．但這裡實行的是［世俗法］，是通用於每個宗教和種族的．頂多只能說馬來西亞是回教徒佔大多數的國家．這兩者差別是很大的，因為我們不會用石頭把人丟死，也不會砍手砍腳．我們的法律都是英國殖民留下來的，反而跟香港的比較像．跟中東回教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結論：
馬來西亞人看到這則報導會引起那麼大不滿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這種解說方式聽起來感覺好像馬來西亞是那種很貧窮，體制很敗壞，很不人性化的落後國家．但事實上，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先進度和開發度前三名的國家，也是亞洲五虎之一．馬來西亞的外勞是台灣的十倍之多，因為本國人是不願意做苦工的，都是外勞來做．醫療系統雖然不比歐美和東亞，但是在東南亞已經屬於相當完善，周邊國家很多人都跑來馬來西亞就醫動手術．加上這裡是多元宗教的國家，對於那些滅絕人性，對生命不尊重，不衛生，不人道的事情在這裡是絕對不會發生的．這裡最糟糕的頂多只是政治腐敗，政客愛講鳥話＋做懶叫代誌的問題而已．如果不是因為這些王八蛋亂搞，馬來西亞搞不好早就已經超越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了．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有石油和大量天然資源．然後這裡也非地震火山帶，也沒有颱風雪災，超級省錢四季都是夏天．但這世界沒有 "如果"，只有一堆懶叫政客．

我想對馬來西亞的網民說：
台灣的新聞台太多，必須看好幾邊，綜合之後才能有比較正確的結論。不然都只是綜藝節目而已，況且這個節目連新聞都不是，就只是大家打打嘴炮而已。

我想對貴節目名嘴來賓說：
以後請查清楚資料再發言，我連做網路節目都要找資料，何況你這是在電視上，看了真的很莫名其妙。最後我想說，道歉比解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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