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屋邨童年。
初搬到馬頭圍邨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仍未滿10歲，當時馬頭圍邨是新落成的屋邨，地址好像是寫作「馬頭圍新邨」的。馬頭圍邨位於啓德機場附近，其時真善美村、播道醫院等周邊地方仍是一大片爛地，而九巴1號巴士總站就在太子道和亞皆老街交界處，這亦是我小學乘搭巴士的路線。總站旁有一些兩三層的洋房，其中一間叫「影城洒店」，總有一些穿著大棉襖長著大胡子的外國人出入；而從1號巴士總站經過爛地回家，路邊會有一些女子站著，大人告訴我，她們是在「等客」，年紀仍小的我聽了是一知半解，長大後才知道他們就是在戰後寄居香港的白俄羅斯人。
搬到馬頭圍邨，對我來說猶如上了「天堂」，因為一家人終於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間，不像以前住板間房時一層內好幾伙人，廚房、廁所、天井、走廊都一概公用。但令我最難過的，是政府屋邨不准養貓狗，媽媽唯有把我家的黑貓送給別人，為此我還哭了好幾個晚上。
我入住時，馬頭圍村只建好了幾座，我住的是水仙樓，有一條長長的走廊貫通旁邊的玫瑰樓和夜合樓，就像其他在屋邨長大的孩子，這條走廊和中間的空地就是我們遊玩的地方。捉迷藏、兵捉賊、十字介豆腐、一二三紅綠燈、老鼠偷油、掉手巾、糖黐豆、跳飛機、跳橡筋繩、中秋玩燈籠⋯說不完的玩意，交不盡的玩伴。
1964年奧林匹克火炬路經香港，由七名運動員從啓德機場接力傳遞到中環，我們一衆小孩便異常興奮，用蠟燭在長長的走廊玩起「聖火接力」。當時不明白的是，為什麼大人一面跑火炬仍能保持火光熊熊，而我們的洋燭卻一起步就熄滅。結果還是有人想到，不如把報紙捲起插在漏斗上，雖然沒有火，但更形似。
那時的屋邨，生氣勃勃，兒童比大人多，也記不起隔離鄰舍有多少老人家。對面是新會鄉里趙師奶，隔離是專替人改衫的上海徐師母，再過是做雜貨的潮州關生，而大家都鄉音無改，共冶一爐。當電視機這個「新興物體」出現在李師奶家中時，每晚都有一大堆小孩子在鐵閘外排排坐等開場。作為回報，我們會在劇集中段的廣告時間，替李師奶去雜貨店買豉油，當然是以九秒九的速度，電梯也不搭，飛奔上下10層樓梯。
當時我們的早餐是屋邨對出盛德街的小販，車仔麵也有分廣東麵和上海麵兩檔，我姐姐喜歡吃上海油麵加上雪𥚃紅，但上海麵比廣東麵貴，要兩毫子起跳。我和爸爸則喜歡幫襯樓下的新華茶餐廳，或是旁邊的菲士文麵包店。
我家住的水仙樓單位，正對著壘球山，這個小山丘也是小朋友玩耍的地方，不過後來有小朋友用紙皮滑草在山坡掉下受傷，大人便不准我們再去。壘球山的真正入口其實是另一邊的天光道，馬頭圍村這邊的山坡下，有單丁一座只一層的建築物，外面有個圓形的溜冰場，我便是在這裏學懂了「踩雪屐」。建築物是一個小型會堂，起初是出租給邨民結婚慶誌擺酒之用，後來也有人租來做臨時工場，更有一次是包裝糖果，工錢多少我已不記得了，但最吸引的，是一面工作可以「任食唔嬲」。
有一次不知媽媽從哪裡接來一大批拉鍊包裝，分發給街坊鄰里加工，然後就不時有街坊做加工批發。也有不少人在家工作，從塑膠花到穿珠仔到鈎假髮都有。而因為要取貨交貨，我們認識的街坊就擴闊到其他樓層。
到了中學時期，我的活動範圍也擴闊了不少。我喜歡幽靜的農圃道，郵政局就在路口，對面是新亞書院，再上是鄧鏡波學校，然後沿天光道走到英皇佐治五世學校旁怪的「鬼仔山」。我會把「鬼仔山」的嶙峋怪石，比作當時一部台灣電影中的野柳「情人石」.....
今日不少人懷念舊式公共屋邨，除了建築空間，更令人珍惜的可能是昔日這種自由開闊的生活，以及跟鄰里社區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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