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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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這個瘋狂的小國!(稱讚意味)】
標題絕對是正能量,來源是中國網友和官媒們現在一片狂罵立陶宛(https://reurl.cc/7rzNlb )。我們原本下的標題是:「從中國召回大使看立陶宛的價值外交。」在中國強大的壓力下要公然忤逆,的確很瘋狂而且很勇敢,不是嗎?且看我們分析立陶宛這樣的勇氣是怎麼來的。
今年六月份,立陶宛宣布捐疫苗給台灣,七月份,台灣與立陶宛雙方宣布將互設代表處,而且台灣要在立陶宛設立的代表處名稱為:「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Lithuania)。立陶宛外交部在新聞稿當中甚至以「國家」稱呼台灣(https://reurl.cc/og4Xaq )。當時我們就提到,中國一定會有動作反制,不然面子實在掛不住。
現在新聞來了。八月十日,中國外交部發布聲明表示,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並要求立陶宛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
「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晓以利害,宣布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都是很耳熟能詳的台詞)
▍中國召回大使的解讀
本站住海編分析:撤大使的重要性在於大使本身的象徵意義;沒大使不代表兩國沒來往。美國不派駐中大使,美國照樣能派副國務卿訪問溝通。但是有大使的話,有什麼不滿就能隨時叫大使來罵了,畢竟大使本身就代表派駐國。說實在的,台灣在東歐不是只有立陶宛一個代表處;拉脫維亞和波蘭都有。就算真的以台灣為名,撤大使的確有點多了。這種動作除了有戰狼味道,也可能是欺負立陶宛小,想殺雞儆猴。
就撒回大使這個動作來看,以前常見到的案例是,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有什麼大動作的話,埃及和約旦就會召回駐以色列大使。這幾天因為衣索比亞拒絕蘇丹調停提格雷戰事問題,蘇丹也召回駐衣索比亞大使。
從美國的例子來看,就算美中關係緊張,最多也就是撤「領事館」,並沒有正式召回大使。而最近的方式是採用輕微一點的大使退休「延遲不派任」的方式,降低使館最高代表層級。撒回大使之後的下一步,理論上來看,如果關係再緊張一點就是撤使館甚至撤僑,那基本上就準備打仗了。
▍立陶宛的回應
對於中方的要求,立陶宛也發出聲明表示:「對中方此舉感到失望(disappointing)」。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帥哥部長)說,「我們已經得知中方傳來的訊息,為此感到遺憾。我們還在考慮接下來會怎麼回應。我們尊重(respect)『一個中國』原則,但我們也有自己的政策要走,與台灣發展雙邊互惠的關係這樣的政策不只是立陶宛有,全球有很多國家都是如此。」
有趣的是,在路透社報導(https://reurl.cc/O0KR0r )當中,藍斯柏吉斯提到說「立陶宛有自己的政策要發展」,但在簡體中文版的報導(從北京發稿),這句話變成「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我們決心和歐盟及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一樣,發展與台灣的互利關係」。
「一個中國原則」其內涵除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表明「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個原則對台灣來說當然是不能接受。而事實上,世界上直接明白「承認」(recognize)這個原則的國家並不多,而且所有主要大國也都沒有「承認」這個原則,多半只要表明「知道」(acknowledge)或是像立陶宛這樣「尊重」(respect)中國的立場。
🗞 美聯社的報導當中,藍斯柏吉斯的用語是「尊重」。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美聯社的原文報導,他們quote出來的部份比較長:The Lithuanian Foreign Ministry expressed regret over China’s actions, and stressed that while respecting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it stands ready to develop mutually beneficial ties with Taiwan, just as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do.(https://reurl.cc/zenKAp )
▍美國的回應
立陶宛和中國互撤大使的新聞持續發酵,在十日的國務院記者會上,記者也問發言人對於這兩國目前發展有什麼看法。國務員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表示,美國將與立陶宛這個北約盟友站團結一致,且譴責中國的報復行為。普萊斯告訴記者,每個國家都應該要能在沒有外部威脅的情況下,制定其各自的「一中政策」,因為美國就是這樣。他進一步說:「我們支持我們的歐洲夥伴和我們的盟友和台灣發展互惠的關係,並抵制中國的恫嚇行為。」
除了回應記者問題之外,普萊斯不忘提醒大家,台灣在公衛、先進製造,以及民主治理上佔全球領導者地位,這些都是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和台灣往來能夠受惠的一小部分領域。
最後記者提問,如果其他國家考慮在其國內設台灣大使館,美方是否支持?普萊斯說:「我們支持交往」。
▍立陶宛的價值選擇
我們先前提過,立陶宛面對一個外來強權侵略的經驗相當豐富。歷史上,立陶宛獨立了兩次,第一次是在1918年,只是當時獨立後立陶宛仍不斷受到蘇聯的騷擾,例如蘇聯一直試圖分化立陶宛與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的關係。到了二戰期間,立陶宛在納粹德國和蘇聯於1939年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時被歸屬納粹德國,但又在後來的美蘇互不侵犯條約中改分給蘇聯。立陶宛的第二次獨立是在1990年,當時蘇聯的戈巴契夫一度出兵想要鎮壓這場運動並以經濟封鎖作為威脅,但過程中因為受到國內龐大的壓力而使立陶宛最終順利脫離蘇聯獨立。(外交部帥哥部長的祖父Vytautas Landsbergis即為宣布獨立時的國會議長,後來出任首任的國家主席)
立陶宛第二次獨立也是另一個挑戰的開始。可能是不堪長期受到蘇聯的影響,立陶宛在獨立之後想加入歐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西方陣營的聲音就從來沒有斷過,這也成為他們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2004年立陶宛順利加入歐盟和北約,但也迎來與俄羅斯的衝突和誤解。令他們憂心的是,當時立陶宛是歐盟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和能源依賴最深的國家,此外即便立陶宛不與俄羅斯直接接壤,但俄羅斯在立陶宛的西南部有塊「外飛地」(exclave,一國領土部分位於他國國境內而與主要領土不相連)叫作加里格寧勒(Kaliningrad,這裡住著許多俄羅斯人也曾經高度軍事化),立陶宛似乎注定離不開俄羅斯的影響範圍。
即便在經濟和地緣上對俄羅斯十分脆弱,但立陶宛的態度是十分明確的。2006年的民調顯示,有超過一半的立陶宛民眾認為俄羅斯對立陶宛不友善,而有超過六成的人對西歐國家抱持正面態度,這也使得親俄政黨在立陶宛幾乎沒有生存空間。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爆發後,立陶宛向西方世界證明他們長期對俄羅斯侵略的擔憂是對的,此後立陶宛增加國防預算,在短短幾年便在2018年達到北約規定的2%門檻。而在能源問題上,由於立陶宛很早就開始解決對俄羅斯天然氣的重度依賴與歐盟等西方國家合作,也大大增加了能源進口的多元性。
由此可見,立陶宛外交部長會特別強調「熱愛自由的人們要一起守護」,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在歷史上立陶宛始被迫面對有領土野心的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威脅。2020年六月,由兩位重量級的反對黨國會議員所寫的,題為「Lithuania- it’s time for choosing」的文章指出(https://reurl.cc/2rRVMa ),中國對政治異議份子及少數民族新疆人的迫害、對中國社會的監控、對香港施加的國安法、對台灣的軍事行動等,顯示中國正重蹈極權的覆轍。最後也提到立陶宛必須選擇可以讓國家安全跟繁榮的國際規範,包括二戰後所建立的不使用武力、民族自決等規則。「中國,就像是俄羅斯的前身,正在挑戰基於國際法的和平秩序」,作者寫道。值得一提的是,這篇文章一共提到台灣八次,並建議立陶宛應該全面與台灣建立關係並且在國際社群上支持台灣、承認她是一個事實上(de facto)的民主國家。
這篇文章當時在立陶宛國內受到熱烈討論,在經過十月份大選之後,兩位共同作者後來在年底時就任正副外交部長,一位即是藍斯柏吉斯,另位作者是時任國會議員、後來就任外交部副部長的Mantas Adomėnas。2020年末,立陶宛公布他們將追求「以價值為主」(value-based)的外交政策,似乎已預示了立陶宛接下來要走的道路。
台灣與立陶宛的狀況有些類似,在外部有一個強國威脅,對於這個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又無法完全脫離他的影響,也同樣被迫在西方民主自由與鄰國的威權國家間做選擇。只是在國內,立陶宛人似乎比台灣人更早接受相對較弱小的國家得選邊站的事實,而提早做了更多的準備。或許是因為類似的國家情結,支持台灣對立陶宛來說既合理也符合他們的外交路線。雖然立陶宛外交部的聲明中重申,在「尊重」一個中國原則的狀況下,他們「決意」如同其他國家與台灣建立互惠的雙邊關係,但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否等同於立陶宛所認知的一個中國原則(例如,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就立陶宛將比照她在其他國家大使館的配置在台灣設立代表處,以及在多次場合將台灣稱為國家這點來看,立陶宛與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太可能是相同的,比較像是「一中政策」。再者,歐盟其實如同美國有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全盤接受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歐盟對外事務部發言人馬斯拉里(Nabila Massrali)表示,根據這個政策在台灣設立代表處(而非大使館)這點是完全沒有問題的。當然除了價值選擇,立陶宛在經濟上與中國相對疏遠(中國僅是立陶宛第22大出口市場)也會是她決定與台灣深化關係的原因之一。
最近,立陶宛和中國在白俄羅斯的議題上面針鋒相對,更加深了民主與獨裁對峙的價值分歧(文已太長,先簡略帶過)。今年五月,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國倡議推動的「17+1合作機制」,原因除了白俄羅斯的爭議之外,還有在互動過程中發現中國並未兌現投資和出口的承諾,再加上先前的香港反送中事件和COVID-19疫情爆發,而讓立陶宛對中國產生戒心。立陶宛現在的態度很清楚:17+1會造成歐洲分裂。
正如中國在經濟上只要遇到有其他國家或公司對台灣「正名」便必定採取經濟脅迫手段,無論效果是否有限,中國針對立陶宛在台灣設立代表處所做的外交動作的「止血」意味可能遠過於「懲罰」,也就是中國不得不殺雞儆猴,以防更多國家採取立陶宛模式與台灣建立實質的外交關係。畢竟在歐中關係的惡化下,不是只有立陶宛一個歐洲國家會對台灣採取相似的政策(日前捷克宣布捐疫苗給台灣,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未來,我們或許可以期待與更多國家發展實質的政治或經濟雙邊關係(當然,能夠用「台灣」為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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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吉拉事件原文 在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物質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遺產,可以說是除了口傳心授、約定俗成之外最能夠保留與延續人類社會與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媒介與管道。不過,在一千多年來,不同宗教的衝突以及其背後的政治差異,常常讓需要被保留的物質文化在衝突中成為價值觀差異的犧牲品。例如阿富汗中部高地的巴米揚大佛,作為六世紀佛教文明與絲路貿易交流的存在證明,經過了信奉伊斯蘭教的蒙兀兒帝國去處大佛臉部的洗禮,最後在塔利班政權的時期直接被毀壞一空。但是,當地居民儘管早就不再信奉佛教,卻仍舊將大佛作為典範認同的一部份,只不過這個過去宗教與文明的遺產、地方的地景認同卻都在當代的政治衝突中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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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東一帶,伊朗與中國之間的阿富汗中部高地的巴米揚省(Bamiyan)聽起來非常陌生,卻和我們熟知的佛教文化有很深的淵源。省內的巴米揚谷紅土飛揚、充滿懸崖峭壁,卻非完全荒蕪落魄,岩壁上除了有一格一格的洞穴、變成當地人的住所,還曾經有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就這樣穩穩地站在岩壁邊俯瞰一切。
巴米揚大佛到底有多巨大?離台灣較近的吳哥窟一直是遊客們喜愛造訪的景點,站在四十幾公尺高的吳哥窟佛像前,感受前人精湛的手藝、也在自然環境的襯托下感受自己的渺小。而巴米揚大佛甚至比吳哥窟大佛更高,身長五十五公尺,旁邊比較「小」的佛像也有三十八公尺,是多數人身高的十九倍到二十五倍。
巴米揚大佛於西元六世紀左右被建立。因為這個區域就在絲路上,中國及中亞商人往來頻繁、文化交流也繁盛,而一度成為佛教重鎮,孫悟空的師父玄奘、元朝皇帝成吉思汗都曾到訪。除了兩尊最大的佛像外,岩石壁上還刻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佛像。
然而,隨著伊斯蘭勢力崛起,為了商業活動方便,巴米揚區的居民也漸漸改信伊斯蘭教。十七世紀時,蒙兀兒帝國皇帝,阿拉姆吉爾(Aurangzeb)因為伊斯蘭教義中規定不能偶像崇拜,將大佛的臉毀容。
2001 年時,塔利班政權除了在美國引發死傷數千人的九一一事件、也在自己的國家摧毀了人們的精神指標:巴米揚大佛。他們在拿槍砲射擊大佛失敗後,改以武力威脅附近的居民搬運威力更強的砲彈、炸藥,放到佛像前,直接將有一千五百年歷史的大佛炸毀。原先矗立著大佛的岩洞,變成兩個空空的洞穴。
二十年過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日本、義大利、中國等國家強力支援巴米揚大佛的修復工作,甚至以 3D 光影技術重建大佛、連遺失多年的容顏都找了回來。
然而,塔利班政權帶來的支離破碎卻難以被重建。在 BBC 2016 年的一個訪談中,詢問到住在巴米揚省的居民海珊(Sayid Mirza Hossein)。他表示巴米揚大佛對當地人而言是身份的表徵,除了直接的經濟利益外,更是他們的身份認同。即便十幾、二十年已經過去,想到當初被要脅、和其他俘虜一起搬運炸藥,看著大佛在自己眼前被摧毀,海珊仍覺得「就像是要我拿斧頭砍了自己的家一樣」。
二十週年的紀念,或許就是在提醒我們,不只是只有人員傷亡可以造成傷害,文化紋理、精神上的殘酷也會長久地留在受害者心中。
(以上內容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the-disappearance-of-bamiyan-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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