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現在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辯論已經透過網路媒體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開始有不同立場的網友去舉報或公開批評他認為不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某些動漫設定與故事，也有網友在網路上公開批評那些公眾人物在不同場合的立場表態。
但是最深入大家日常網路生活的，則是有人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不同中文表達詞彙的差異，並藉此來標籤化這些不同中文詞彙背後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不同的詞彙用語多半只是表達出日常生活習慣的差別，還可以進一步表示出出生與成長地點的不同，距離真正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有不小的距離。
不過，在文化與政治環境緊張的時候，語言，尤其是詞彙、用語這些能夠透過習慣用法連結到地域性與族群性差異的部分，就常常被拿來作為語言上「真實」的邊界。在歐立德的研究中，清代的乾隆皇帝就很常公開強調滿洲人使用滿語與滿文對於滿洲文化與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在台灣的戒嚴時期依然，政府規定所有人都只能使用國語以及國語的詞彙，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及詞彙。由此可見，語言大多數被作為邊界使用、對待時，常常都是為了某些政治或文化意識形態的目的出發的結果，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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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聰明的中國人，好優美的中國話...？」隨著中國在東亞的強勢崛起，中國用語和當代流行語的傳播，近幾年也常在「華語圈」之中形成討論；而最引起論戰與焦慮的，莫過於中國用語可能帶來的文化侵略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因為政治與歷史鳩葛的台灣，在「被統戰」的生存困境下對語言的滲透感到威脅，東南亞的華語使用也曾因為「說中國話」的問題而困擾——中文會不會改變原有的在地文化認同？該說什麼樣的中文才是「正確的」？而在馬來西亞，更因此有了「規範標準華語」引起的認同之爭。
不過逆向回看中國，卻也能發現類似的焦慮感。直到近年，中國官媒都還有保護「純潔漢語」、少用外來語和流行語的社會檢討，以免汙染了原本純淨的國語。而身受漢字影響的日本，也曾有保守派認為大量的外來語破壞日本文化傳統，而有所謂的「國語防衛」的對抗概念；儘管論述未必精確，但實際生活面上，確實出現了老年世代對新聞資訊的各類新外來語難以理解的困境。但純潔的語言存在嗎？在語言使用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身分建構與文化認同之戰？
語言與政治的關聯不只呈現在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上。在馬來西亞華人間，許多詞彙的使用也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如何看待「中國政權」及其對自身認同的文化焦慮。如果粗淺地以世代差異來做區分，1980年代以前的馬來西亞華人大多使用繁體字和注音，以現今的中年世代而言，他們當時學習的拼音法是注音拼音，而非漢語拼音。
馬來西亞最早的華人私塾可以追溯到1819年在檳城成立的五福書院，當時是使用方言教學。此外，來自不同省份的華人也紛紛成立會館，如福建會館、海南會館等等，使用原居方言進行溝通是當時凝聚原鄉意識、溝通情感的方式之一。而繼中華民國成立、五四運動後，大馬的學校書院紛紛跟隨中國開始把教學語言由閩粵等方言，改為中國國語──現代標準漢語。 一直到1980年代，當地華文學校隨後也轉向簡體漢字與漢語拼音的學習。
在流行文化方面，粗略而言，80至90年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多受日本、香港和台灣文化影響，特別像是同樣使用華語的台灣流行文化，如偶像劇、流行音樂，同時也作用在語言的使用上。不過在2000年後出生的華人，所接觸的流行文化大多來自中、韓，尤其是中國，相關的古裝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陸綜的興起等，也讓當地華人在用詞上更受中國影響。如「拉黑」、「小哥哥」、「牛逼」等詞彙也常流通在年輕人之間。
雖然在華文用語上會因著政治和流行文化的輸入而受影響，但與新加坡「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的狀況相同，也不能忽略來自馬來西亞當地各族群雜揉而生的口語用法及音調上的差異。使用者未必在表達時都能意識到這些詞彙的流變和傳播歷史，但可以相信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認同或是文化親近性可從中見得。
像是留學台灣與中國的華人，慣用詞彙就有所不同，這並不能代表使用者的政治認同，但時而也會成為大馬華人之間識別認同的指標。雖然大多都是帶有偏見的觀察，但也可以視為語言回過頭來影響人們對政治的看法。
如上所述，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讓其華語時常夾雜著著不同的方言、英文和馬來文等，這可以被視為具有當地特色、靈活性的語言，但反對者也將之視為不規範華語。
2020年底，一家補習中心在臉書上分享了一則關於「華文用詞規範」的貼文，希望學生們不要使用口語化的中文，並且也列出相關列表，將當地口語化的「不規範用詞」對照以中國為主的「規範用詞」，如將巴剎改為「市集」、有料改為「有學問」、大紅花改為「木槿花」等。此貼文最終引發了批評聲浪，迫使補習班刪掉該則貼文。
其中的爭議在於，有認同者覺得需要有一套規範的語言和標準，但反對者認為為何規範化得以「中國」為標準，反而會喪失其語言的靈活性和地方性。與台灣「母語運動」相似，馬來西亞歷年也有「多說福建話運動、粵語運動」，憂心其他強勢語言，將掩蓋自身語言的呼聲。反之，也有「講華語運動」提倡多說華語，少說方言。
這些呼籲的背後邏輯，都代表了語言背後所乘載的價值是否受到重視。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5393329
兩岸詞彙差異 在 [請益] 作業:兩岸用語之文化差異- 看板CrossStrait 的必吃
一個台灣學生在中国修課的期末作業, 請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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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岸用語差異論其背後之文化內涵】
兩岸曽分隔多年，致使雙方用語產生了相當的差異。自從 1987 年開放探親以來，兩岸交流日益密切，兩岸用語對照表遂應運而生。於 2012 年 6 月，甚至出版了雙方合編的《兩岸常用詞典 (Cross-Strait Common Vocabulary Dictionary) 》 ，收錄兩岸常用的5700個字，2萬7千多個詞 。至此，兩岸用語表面上的對照工作，告一段落。而本文則討論「用語差異」背後的文化因素，從詞彙和句式兩方面探討之。
一、詞彙差異
（一）詞的長度
中文先天音節偏短，較難以聽覺辨識。中文（華語）為單音節語言，每個字只有一個母音，不若西方拼音文字，每個單字有多個音節。故中文的意義以詞為單位。即中文的一個「詞」相當於英文的一個 “word” 。再由於中文（此指國語；普通話）若不計四個聲調，則總共只有約 400 種發音。而中文常用字卻有 6,000 字 －－即平均每個音有十多個同音字。此一現象在歌詞中最為明顯。對於中文歌曲若未事先知曉歌詞，常很難「聽」出確切的字／詞。即使採計四聲調，則中文字也只有約 1,400 種發音，平均每個音仍有超過 3 個同音字。如「年中」和「
年終」在國語中，無法以聽覺分辨。簡言之，「中文是視覺的語言，而不是聽覺的語言」。故「多字詞」實有其必要性。
兩岸用語在「詞長度」上的差異為：中國偏向於短詞，甚至於一字詞；而台灣偏向於雙字詞，甚至多字詞。
詞長度例表(中國用語在前，台灣用語在後)：
米 /公尺
優化/最佳化
內存/記憶體
線程/執行緒
平米/平方公尺
在語境明確，不致混淆之下，短詞較為方便。但反之，或者在正式書面語中，則以長詞較為莊重。故此二者可以互補互用。
此外，「公交車」是一個有趣的例子。其本身在中國是三字詞，而在台灣無此用法。台灣用法為雙字詞的「公車」，或四字詞的全稱「公共汽車」。故如將兩岸的用詞聯集，則這同一個觀念，便有了二字、三字、四字的表達法。而「具有多種表達法」為高等文化的特徵。
（二）尊重與同情心
「少數民族」與「原住民」
在漢人移民台灣以前，台灣已有約二十個原始部族，即今東南亞各國的祖先。漢人移居台灣後，稱之「番仔」，近於中國習用的「少數民族」一詞。其後在台灣由官方立法，將「番仔」、「山地同胞」正名為「 原住民」。台灣社會已全面使用「原住民」而不再使用具歧視意味的稱呼。「原住民」一詞，即尊重其為「漢人移民到台灣以前，原本居住在台灣的人民」。尊原住民為主人，而漢人為外來者。台灣的「原住民」一詞，對比於中國的「少數民族」，顯出中華文化的「仁」、「尊重」。
「殘疾人通道」與「無障礙通道」
中國各大公共場所，如機場等，常見「殘疾人通道」，海關則有「殘疾人窗口」。看似照顧行動不便，坐輪椅的「殘疾」人。惟該些民眾本身遭逢不幸，復見到「殘」字，不免觸字傷情。此類用語等同於對該些民眾的再度傷害。台灣則不直接點出「表面」上的殘疾，而從更抽象高層的觀點來看：對失能者（殘疾人）來講，常人的一個小阻礙（如樓梯），也會形成他們的大障礙。故站在失能者的立場，以同理心將該些阻礙視為「障礙」，而要「消除障礙」。故將該些通道命名為「無障礙」通道。此外，中國（地鐵等處）的「婦幼老殘座」同理對比於台灣的「博愛座」。
（三）錯誤翻譯
「兆」既是「一百萬」，也是「一萬億」
中文數字在「萬」以上，以一萬倍（四個零）為一階：
萬：1,0000
億：1,0000,0000
兆：1,0000,0000,0000
京：1,0000,0000,0000,0000
垓：1,0000,0000,0000,0000,0000
而英文字以千倍為一階:
Kilo/thousand :1,000
Mega/million :1,000,000
Tera/billion :1,000,000,000
因此， mega / million （百萬） 在中文沒有對應的單字詞。當計算機（電腦）開始流行時，計算機界誤將西方的 million 譯為「兆」，習用至今。例如申請網路時，要求帶寬「一兆」，即指每秒「一百萬」比特。而在經濟上，講到經濟上，國民生產總值時，「兆」仍指「一萬億」。
當初將百萬譯為兆，在電腦領域尚不致引起大誤會，因為此二個「兆」相差一百萬倍。但今日因科技發達，硬盤容量已經從 百萬 bytes 成長到兆（Tera; 萬億） bytes 了。現今主流硬盤容量約為 1 Tera Bytes（市面上簡稱 1 TB）左右，若再譯為兆，則與百萬相混。故 “TB” 竟無法中譯為兆，而只能直接以英文稱呼 TB。
「實時」與「即時」
“real time” 意為「即時」。但其傳入中國時，因 real是「實」之意，而從字面直譯為「實時」。然而中文本有「即時」一詞，另造此詞實「名不符實」，且「實時」與「十時」音同，實增加混亂。
此類不究字意而錯誤翻譯的現象，普遍見於中國，而不見於台灣。
二、句式差異
（一）中國的文白夾雜
中國即使是學術性文章，在優美的文言之中，夾雜著「總的來說」這樣的大白話。在台灣則著重整體諧調，而使用「綜上所述」或「整體而言」。 「你怎麼看」在台灣則為「試述己見」。「這樣那樣」（的看法）在台灣則為「種種」或「諸多」。台灣此類文雅的用語，從初中即普遍見於課本和考卷，故無文白夾雜的現象。
（二）中國的句式，重點在後
中國地鐵或渡船上可見「請給老人、行動不便的人、攜帶幼童的婦女……讓座」。在心理學、語言學、甚至廣告傳播學上，這都是不恰當的。因為該標語為了醒目，往往字很大，標語也就橫向很長。此一句式的重點在最末的讓座二字，但要看完整句才知道是讓座。而因為標語長，右側可能被其他旅客擋住根本不可見。台灣則未見此句式，而把重點寫在句首，如「請讓座給老人、行動不便的人……」。
三、台灣文化的沈淪
在中國文革之時，台灣相反地進行「文化復興運動」，將傳統四書五經編入各級國文教材中。綜上所述，可見文化復興運動已收到基本成效，台灣用語較體現中華傳統美德。惟因該運動年代久遠，九零後，甚至八零後一代，已日漸疏離。大學生普遍不識「孫行者」就是孫悟空，如此何能體會當年清華大學的入學測驗對聯之美：以「胡適之」對「孫行者」。尤有甚至，多數大學生不知道報紙有一版叫做「副刊」。
四、結論
（一）互相學習，去蕪存菁
兩岸用語有長與短，具象與抽象之別，可以互補，豐富文化內涵。
（二）文化危機 與 第二次文化復興運動
中國由於文革的文化斷層，台灣由於「第一次文化復興運動」的效力已經到了尾聲，雙雙面臨了文化危機。期盼兩岸有志之學士齊心勠力，以文載道，共同掀起「第二次文化復興運動」，恢復禮儀之邦，再造大漢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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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寶貴的意見. 稍後一一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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