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個果陣,A level bio 鄒sir 教 DNA RNA 果陣大半班瞓咗,我就仲剩返少少,先睇得明。
實實在在想想自己讀書時學過什麼,應是面對往後日子重要的事。
有人因為我早前就有關全民測試帖文,向民政署作出投訴,說我發佈「假新聞」。
首先,我不是傳媒工作者,亦沒有經營媒體;說我是發佈新聞,實在貽笑大方。如果投訴人不懂怎樣分辯News, Facts及Opinion,請收聽上星期日《903國民教育》的重溫。
我在電郵中,花了一些時間向民政專員講解《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在保障生物資料如何薄弱。翌日,我看見政府公佈了計劃詳情,當中提及測試相關的私隱問題。而我便將以下的生物學概念,用英文在電郵中向民政專員詳細闡述一次。
#武漢肺炎 的測試叫「核酸檢測」,是因為你身體的DNA、RNA及病毒的RNA都是nucleic acids,即是中文「核酸」。
特區港府在其「全民測試」網站中提到關於DNA樣本的問題,「抽取樣本及檢測病毒核糖核酸(RNA)的過程會涉及測試者的細胞及其中的核糖核酸(RNA)⋯⋯因此檢測過程不會收集到任何關於測試者的脫氧核糖核酸(DNA)資料。」
以我僅餘有限的預科生物學知識,都察覺到看見當中的問題。假如你不懂又或者忘記了生物堂教授過的細胞知識,Google 一下吧。
雙鏈的DNA 是會經過 RNA Polymerase 產生單鏈pre-mRNA(信使核糖核酸)。而經過完整的Transcription (轉錄)過程後就會產生 mature mRNA。而mRNA 會被 rRNA+protein 的 Ribosome 做Translation,而tRNA就會將 mRNA 鏈中的RNA排序,帶着相對的Amino Acid 往Ribosome去,從而製造一條peptide chain 出來。而條chain 再加長下去,就是protein了。
如果都是不明白,可以參考這條2分鐘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HyMOk3WU0
於1970年,科學家 David Baltimore 及 Howard Temin 發現RNA病毒的酶(酵素)能夠在受感染的細胞「反轉錄」成互補DNA (cDNA) ,推翻當時生物學中心法則(Central Dogma)。該發現令他們獲得1975年諾貝爾醫學獎,並改變了生物醫學的研究方向。現在的HIV抑制藥物,就是基於該發現而研發出來。
亦即是說, RNA 是可以被反轉錄成cDNA,即是一段反映特定時間「已呈現」的DNA。Reverse Transcription 更亦是時時刻刻在身體中出現,是細胞複制DNA維持健康的過程。更甚的是,Reverse Transcription ( 反轉錄)已經是很商業化的實驗,Google 一下便看到會提供相關服務的公司多不勝數。
就算「全民測試」的試劑只牽涉到測試者RNA,現時亦可以透過Reverse Transcription收集到DNA資料,更不要說FAQ中說測試會涉及細胞、細胞、細胞(因為很重要所以要講三次)了。
武漢肺炎的冠狀病毒,是RNA病毒。如果用測試劑可以只留下樣本的病毒RNA,那當然無須過份擔心。但不幸的是,暫時應該未有大廠能夠做到只提取RNA病毒的試劑 。 所以一牽涉試劑,都會是抽取RNA,不管是人、是動物抑或病毒,都是一樣。
至於如果不用抽取RNA,但仍然沿用RT-PCR 的方法去驗一個人是否確診是否可行?答案是可以的。有韓國醫學科技公司研發了不用抽取RNA都可以化驗到武肺病毒在「反轉錄」的技術(http://www.seegene.com/…/complete_solution_for_the_covid_19…)。 醫學文獻更顯示測試的效率亦有8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204723/)。瑞典亦有公司提供相關服務( https://www.reiniuslab.com/Home )。
既然有更加尊重私隱減少疑慮的技術,為何林鄭港府都不用,偏偏受到港人質疑要用中國技術?這個,就留待你解答了。
reverse translation中文 在 韋佳德 Skanda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致台灣教育部」📚📚📚👀
「韋佳德 呼籲 台灣老師與時俱進。與其 排斥 機器翻譯 不如 教學生 其正確用法!」
除了上通告、主持節目外, 我從事口筆譯工作已有七年的時間並在台灣大學/研究所任教口筆譯。我有很多學生曾跟我訴苦說,雖覺得機器翻譯方便,卻不大會使用。再加上,他們國中高中有很多老師一而再再而三地叫他們不要用機器翻譯,秉持著絕對排斥的態度。因此,今天我們來談一談機器翻譯之重要性這點事。
翻譯教學於機器翻譯時代(Machine Translation Era, MTE)迫切需要探討具有挑戰性之新教學法以便提高現有翻譯課程品質,並研究學生對於機器翻譯之使用。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專注於研究與分析機器翻譯的使用。研究者經由焦點團體、同儕討論互評、回溯晤談、搜集資料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學生對於機器翻譯之態度與觀點。首先,筆者回顧了相關文獻並設定了理論架構。其次,筆者探討傳統翻譯課程與當下蓬勃發展的機器翻譯之間的差異。當時此研究亦期望能提倡新機器翻譯教學法及創新實務方法,以提升學生對新翻譯工具和技術之知識並促進其適當使用。
近數十年來學生、研究者和教師對於翻譯課程以及機器翻譯(MT)之概念進步很多。與此同時,翻譯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一直晚至廿世紀半期才蓬勃發展,漸次獨立成為一門學科。該門學科因其歷史甚短而建立在其他學科上。再加上,其研究範圍甚廣闊。有鑑於此,翻譯研究包括其他的分支科學,如翻譯教學和機器翻譯——後者亦屬於計算語言學的範圍,因而視翻譯研究為跨領域的學術研究。
在現代數位化時代,學生只要上網按電腦鍵盤上的鍵即可獲得大量的資料和訊息,這情況與過去大相徑庭。在這樣知識爆炸的環境,面臨龐大且俯拾即是的網路翻譯資訊,身為一個學習促進者(facilitator)如何引導學生篩選、過濾(不)適用的資料以及對於知識融會貫通的能力是廿一世紀的翻譯教師面臨的一大考驗。
我研究之理論架構為溝通式翻譯教學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eaching, CTT)。該教學法奠基於建構論的教學觀,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重視翻譯課程互動性設計和設施、以及主張教師指導學生瞭解如何運用所有翻譯工具—包括機器翻譯軟體程式—而非知識的擁有者和分配者。
學生不當使用機器翻譯的不當後果之一為正確性不足。所謂正確性之定義包括語法正確性及術語精確度。透過此研究而得的另一結論為對不同語言和術語語料庫施加交叉檢視(cross-checking)的必要性。如同所搜集的資料中顯示,未來有些翻譯家亦可當機器翻譯編輯者:預編輯者或後編輯者(pre-editors or post-editors)。 換言之,翻譯人員就應按照機器翻譯的標準編輯原文或進行譯文修訂。
所以,機器翻譯有何用處?首先,讀者應知道眾所周知最適合運用機器翻譯之文本為字彙以及語法使用較容易預測的專門文本而非一般語言翻譯,更不用說是文學作品。而是絕對局限不容忍太多變異的專門文本。 故,機器翻譯可發揮翻譯援助、資訊掃描、起草援助以及預編輯、後編輯之作用─「以上均為歐盟執行委員會之機器翻譯的功能用法」。有趣的是,讀者可發現五種功能用法裡的四種已由從未接受過正規的翻譯訓練之學生所使用。此結果應使我們反思在一個提供給學生大量的刺激以及隨時隨地可上網的社會裡,教師應扮何種角色?在教室裡,學生應用機器翻譯來對比和對照原文跟譯文;在家裡,學生則理應將機器翻譯視為極為技術詞典或進行專門翻譯任務之工具之一。
我本來旨在介紹新的教學法,稱為「逆向教學法」(“reverse approach”),顧名思義,該翻譯教學法于傳統翻譯課程有很大的區別。在逆向教學法的觀念裡,學生從傳統課程反向操作而達到最終目標。學生開始學翻譯,也就是一些極為技術性的或專門翻譯:如法律報告;因為按照本研究結果,該原文運用機器翻譯進行翻譯任務可翻得最準確。逆向教學法認為通過使用機器翻譯和翻譯記憶工具來做專門文本的翻譯則將説明學生愈來愈熟悉該專門語言之辭彙和術語,因此專門文本翻譯並不是學習翻譯的最終目標。另一方面,以學生為動態多元翻譯教學中心將活躍起具建設性、重溝通的互動教學經驗。此外,學生應學習如何把句子分成一段一段(segmentation)以便有效地進行機器翻譯並提升其精確度。
生前擔任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翻譯職位的克勞德-皮朗(Claude Piron)曾寫機器翻譯頂多只可把翻譯人員最簡單的部分自動化,但卻無法解決最難也最費時的任務意味著完整研究原文以講解歧義:翻譯家為何要費一整天翻譯完五頁而非僅僅一兩個小時? […] 原文裡有必須解決的歧義。譬如曾有一次一名原文筆者為澳大利亞醫生,他舉出在二次大戰時在日本戰俘營所申報疫情的例子。該情況下"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camp"所指的是一個有日本俘虜的美國營還是有美國俘虜的日本營?英文裡有兩種可能的意思,故翻譯家必須進行研究,若有必要也務必給該澳大利亞醫生打個電話。
詞義消歧的問題彰顯了教師背負正確地指引學生以及提醒學生進而意識到機器翻譯的局限為了避免錯誤的翻譯所造成的傷害,翻譯學生應時時謹慎小心。
翻譯本來的意思就是把一種語言-文化系統翻成另外一種,拉丁文trans-latio原詞意義與中文所謂的「翻」很像。在該創新翻譯教學中,教師必須促進學生意識到文化特色之翻譯難度,並強調在一個民族句法模式裡(ethno-syntactic paradigm)語言的每一層可傳達文化特色,其包括表面上語義上無效(semantically void)之語法詞素。
最後,任何所實施的翻譯課程該採取一種描述性(descriptive)而非規範性(non-prescriptive), 規範性教學法亦稱為教授制式教學法)的教學法。有鑑於此學生不應忌諱運用機器翻譯,反而是該清楚地瞭解並適當地選擇翻譯工具及其軟體程式。與此同時,教師則應扮演適職的角色,從專業、道義、和學術觀點幫助學生辨別該工具的優缺點,以提升學生學習如何有效地運用該程式之成效以促進學生翻譯專業的品質以及成效。
再一次,我愛台灣。希望台灣變得愈來愈好,也希望我在這個社會裡能夠發揮貢獻。還望大家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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