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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生完仔至可以用避孕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

施永青在專欄表示，要解決發達地區的少子化問題，「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看來令人嘩然，但立論其實充滿施氏的個人風格。回到施氏自述的早期經歷，據說他在中學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也短暫加入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文革結束之後才轉投地產業。

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避孕套是否要有一條法例去規管出售？是否要有一個部門，專門為市民辦理「已育有至少兩個兒女」認證？會不會有人未生仔而避孕搞到最終入獄？說到避孕套，很多人除了是避孕，更多是防範性病，鼓勵人用避孕套，也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鼓勵生仔和防治性病，孰輕孰重？如果為了鼓勵生仔，政策擾亂之下，令整體人口較難或較不願意戴套，而導致滿街性病橫行，會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人口增加，但人口卻越來越不健康，這種國家會是強國還是弱國？

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盧斯達：生完仔至可以用避孕套，是如何產生的思想？】

施永青在專欄表示，要解決發達地區的少子化問題，「可以待一個人完成最基本的生育責任，譬如生育兩個孩子後，才可以有權使用避孕產品」，看來令人嘩然，但立論其實充滿施氏的個人風格。回到施氏自述的早期經歷，據說他在中學時已接觸馬克思主義，也短暫加入過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文革結束之後才轉投地產業。

一般事業成功的香港社會賢達，通常對經濟、法律、政治的看法相對「保守」，順世論的，他們對令自己成功的「社會生境」抱持天然的敬畏，所以不管是法律、風俗、政治，能不動就不動，就不要說「革命」。對一般人而言，社會就好像一部複雜而充滿臭蟲的電腦，「if it works don't touch it」。系統肯定有漏洞，但主要不是自己承受，大家就會超邏輯地維護 status quo。舉例，雖然泛民議員多年來與政權磨擦一年比一年大，但有好多年要討論財政預算案，他們也會反對派錢聲音，並拋出很多「公共理財哲學」理據，有趣的是反對全民派錢的人，通常又不會反對退稅，但歸根究底，一個以前「運行良好」的社會就會附帶維護 status quo 的強烈傾向。人人錢是甩皮甩骨，太過「民粹」，退稅卻是精緻政策。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都是中產社會繼承自港英時代的 status quo。

雖然上一個 status quo 亦有很多臭蟲，但動手去大改然後搞到電腦系統崩潰，歷史上也經常發生。施氏雖然也是成功人士，但人類社會對很多人來說，是可以改動，也要勇於改動。如果人類生兒育女的速度減慢，就威脅到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續存，所以就應該想想用雷霆手段，例如強制要生兩個兒女，才可以避孕。作為思想實驗，確實好像一下子就解決到困擾富裕地區的千年難題。然而這要如何執行？

避孕套是否要有一條法例去規管出售？是否要有一個部門，專門為市民辦理「已育有至少兩個兒女」認證？會不會有人未生仔而避孕搞到最終入獄？說到避孕套，很多人除了是避孕，更多是防範性病，鼓勵人用避孕套，也是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鼓勵生仔和防治性病，孰輕孰重？如果為了鼓勵生仔，政策擾亂之下，令整體人口較難或較不願意戴套，而導致滿街性病橫行，會是一個好的結果？如果人口增加，但人口卻越來越不健康，這種國家會是強國還是弱國？

認為人類思想可以戰勝一切的想法，十分摩登，也十分馬克思。這種由 1789 年甚至更早就席捲世界的想法，中文的濃縮講法是「與天鬥其樂無窮」。這個「天」可以詮釋為自發、天然形成的人類社會秩序，革命就是用少數人類的意志，逆天改命，將世界改造成符合自己心意。安守本份的哲學家只會解釋世界，但有野心的哲學家都想改變世界。如果看見遍地窮人、富人剝削奴隸，這些現象，有人類以來就有，卻是罪惡而不公。哲學家有一天想通了來龍去脈，發現只要殺死富人和地主，將資源公有化，就可以達成「消滅剝削」的偉業。解決大問題，要有大權力，所以中間是不用談人權的，甚至某些人會被定義為不需要人權的 subhuman。

鼓勵生仔，是為了人類的續存，是大仁大義，但如果地球上有某個政府「貫徹執行」，可能會變成另一個 21 世紀的赤柬式災難。環保也是大仁大義。大部份人都會認同環保很重要，就算不是哀憐滅絕的其他物種，也會擔心長此下去，人類自己將面臨滅絕。於是就有人想出，如果有一個秦始皇不用講人權，不用尊重「一直以來」的人類政治經濟秩序，下令不能開冷氣，環保問題就彷彿彎道超車解決。

這就會變成特區政府為了防疫，禁止別人日間堂食，以為聰明解決問題，最終導致不少行業 (例如外賣步兵) 要在街上吃飯，日曬雨淋，連檯都冇張。政策可能還是 IQ 160 的人有份想出來，但你不要說荒謬，赤柬的高層大部份都是留法菁英知識份子。住劏房若沒有一點散熱工具，在香港恐怕並不人道。

中國人曾經為了「農業大躍進」而動員全國之力殺害麻雀，黨內的讚歌亦寫那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結果當然是麻雀死光之後，各種害蟲都很開心，次年就糧食失收。如果大自然的平衡很脆弱，那麼人類社會又是否經得起各種「實驗」的折騰？這些「實驗」不一定是大範圍的仇殺或者軍事行動，實驗可以小至「用一個名詞代替另一個名詞」，例如將「母親」以「性別中立」的名義改稱「生育人」（birthing people），亦可以為將來的巨變製造蝴蝶效應。

那麼富裕地區少人生仔，或者氣候異變環境污染這類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或者最接近現實的看法是，這些問題並沒有劃一齊整的解決方案，只能紓緩，不能「解決」。 Karl Popper 說的「細步社會工程學」(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不會帶來大成果，也不會成為時髦的國際政治運動學說，而是避免有人為了解決某些問題，而導致一個影響更大範圍、更多人口的人為災難。當人們面對一些維度超過自己的問題，分辨到自己當下無法即時解決，亦是一種智慧，也是人類必需有的戒慎。

自從人類「覺醒」之後，就越來越不接受世界有事情是人力難以解決，越來越不接受有問題是人類未能想透。當遇到大問題，有人會承認自己無法解決，有人會更加受誘惑，「這樣的大難題，我卻有獨家解決辦法，once and for all」，而且為人類續存奮鬥，就像消滅剝削，多麼無懈可擊的理由。很多世界上的大邪惡，初衷都是發乎善心，再加上一些哲學家的驕傲。

【盧斯達：龍應台深得國學精髓　只有最膚俗的「和平觀」】

在英殖末年，龍應台是在香港中文教育裡面被捧得很高的人物。良師益友都把她的東西視為知性讀物推介給後輩；在回歸中國前後的過渡懵懂時期，香港上一代知識青年對龍應台也是有一種懵懂的好感。所謂懵懂時期，就是心志還在孩童階段，對自己在世界的定位十分含糊，也因此對外部事物的鑑賞力，有著與年齡相稱的膚淺。也就是這種膚淺，才會覺得龍應台那種風格和定論人畜無害和知性。

依然是談論龍應台早前的「我反戰」貼文，這在台灣內部引出很多異議，而香港則只看到陶傑和李怡有談論的觸覺。無論如何，「和平」總是沒錯的。龍裝模作樣的反戰表述，就涉及一個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問題——中國人在「西力東漸」以來，就自我定位為受害者，也因此錯誤以為自己向來是歡迎和平的；也接連將中國多年來的文化和歷史，解讀為多年來的平靜與和平被打破。

例如孫文生平的最後一個公開演講，就是在神戶高等女子學校，題為《大亞洲主義》。孫文在死前還是有泛亞主義的夢想，希望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興亞」；他壟統地將東方文明視為講仁義道德的「王道」文明，而西方近代則是講物質和槍炮的「霸道」文明。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在歐帝國主義陰影下的人，自然要化解天朝瓦解導致的內心痛苦，於是便如此解讀自身的過去，所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說法真是永遠沒有錯。因此在往後的一百年，中國人即國共雙方，也抱持「中國是沒有帝國主義，一直都是和平」的歷史觀。

然而魯迅早就說過，在翻書的時候發現每一頁歷史書寫的都是「吃人」。這也不僅是隱喻，而是每凡打仗，人口大糧銳減、吃人遭吃的事情還是不絕於史。而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不斷輪迴出現，也似乎並沒有令這片土地有多「和平」。體制內的歷史學家葛劍雄曾寫過一篇很大膽的論文，從傳統的「正統王朝」數起，由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數到清，發現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一半時間，甚至更少的33%，打破了「統一是常態，分裂是異常」的傳統說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發動「統一戰爭」，則統一時期「連33%都沒有」。

從具體觀察可知，中國一直以來未必很統一；過程絕不和平，則幾乎是肯定。然而由周人入主中原以來產生的中國學問，便是一種帝國主義學問，也就是對侵略的文飾和歌頌，令中國文化下的人，往往以為自己是和平的；不管是中國士大夫多數認為「三代」是和平、孫文認為東方是和平，或龍應台認為自己在反戰，也是一脈相承。例如儒家製造了堯禪讓給賢君、政權在聖王之間和平流轉的神話，莊子則針鋒相對地在《盜跖篇》予以瓦解，指出現實是「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一點也不和平，聖王全部是亂臣賊子出身。

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

然而黃帝是「炎黃之孫」的象徵源頭，他和蚩尤等九黎部落尚且談不攏而導致戰爭，殺人無數；然而勝者為王，此極不和平的歷史事件，以蚩尤的傳說形象不斷妖魔化告終；非信史時代的傳說，預示了信史時代的歷史模型。秦朝攻打百越，又是殺人無數，但也被歌頌為「擴大中國疆域」的好戰爭；儒生比較愛漢朝，但漢武帝也主動攻打了一直維持「兩制」的南越國，以及其他鄰近地區。然而戰爭完結之後，天朝對外圍地區的內化和吸收，則被視為和平的推進；漢人佔據非漢人的土地，則是「王化」的擴展，亦可說是王道遍佈宇宙的進程。戰爭者同時是和平者，大戰爭等於大和平。中國傳統的歷史哲學，已經有一點馬克思式辯證法和「new speak」的味道。

所以這個邏輯推向極端的話，中國其實沒有戰爭過，因為寰宇一體，並無內外之分，一切侵略其實都是「內戰」，也是應然的，是一個支條綁成束棒、世界由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因此事實上並沒有和平和戰爭之分。中國傳統學問中的道德心性，和大政治是截然而分的兩個層面。不殺人乃至仁義禮智，都是個人道德修養範圍，但如果是一族侵略一族，則反而是神聖的，是令國家擴大的好事；個人範圍的道德心性，對國家大事沒有指導和制約作用。

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主權和統一，比起個人和人權更重要。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現實，也許亦是如此，但中國只是說得更赤裸，內部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孕育的制約機制。為了國家統一和擴大，殺多少人都是值得，仁義禮智的個人教誨在事關國家統一的場域下，不會發揮作用；正如蔣介石也是得人心的，為了不給日本人拿走他的統一，死多少人也是必需的代價。而古世以來，和平和戰爭是在一個你中有我的混沌概念之中。和平不是由和平而來的，而是鎮壓到沒有反抗之後的眾人衰弱狀態。也就是古代人和現代人的和平觀並不一樣。中國解決「所有人與所有人戰爭」的那個自然狀態的方案，是聖王擁有一切權力，在國境之內只有一個人，只有一個公民，即皇帝本人，其他人民都是無權者，那就沒有爭端，那就是和平。而怎樣削弱所有人導致他們沒有權力？方法就是戰爭。

所以龍應台在說和平，用一堆歐洲的文化名詞來染出一個文青的文字氛圍，然而自由世界的敵人，何嘗不也是想要「和平」？只是對方觀念中的那個「和平」，是持續的戰爭、持續的鎮壓、持續的緊急狀態。龍應台的言論為何給人一種深刻的偽善感，並不只是她表層消費的那些歐陸文化名詞，不只這樣，那種偽善是來自中國傳統，是戰爭者以為自己是和平者的古老傳統。龍是在敗者那方，即中華民國那一方，所以她就像孫文一樣，認為自己是和平的、反戰的；然而這只是掠食者被更高的掠食者掠食之時，就開始講起仁義道德和小確幸。事實上中國人在台灣島內的鎮壓，亦異常慘烈。

禮讚墨索里尼

這不獨是中國文化的問題，任何深厚悠久的文明，都具有這種蠻性。在歐洲，例如龍應台帖文裡面充滿甜膩味道的維也納，或者奧地利本身，就充滿戰爭的古性。奧地利出了希特勒不說，在納粹德國崛起擴張的時候，奧地利人有很多都是熱烈歡迎，泛德意志主義只是表徵，更深層的是一種期待「王者帶來永久和平」的渴望。也因此，他們同時是戰爭和政治狂熱，但也是「和平主義者」。

奧地利也出了佛洛伊德，佛洛伊德的創見是開始觀察人類潛意識的混沌和原始一面，雖然他的表層也是用人文和理性將之克制，作為治療；而瑞士人榮格則是「反向地繼承」他，非常反感佛洛伊德那怕只是餘緒的理性主義；據說榮格認為希特拉是「是一位巫醫、一具神靈之器、一位半神半人，甚至根本就是一則神話」，認為他在世界的作用，就像巫師在原始社會一樣，引發出所有人的原始一面和潛意識本能。

這些都是歐陸的大學者、大文化人，但「絕對的戰爭亦即絕對的和平」的古老概念，對他們也是充滿誘惑。榮格這樣回顧：「當希特拉攫取了權力時，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集體歇斯底里已經在德國發作了。但我還是情不自禁地對自己說：這畢竟是德國，一個具有道德感、遵守紀律的歐洲文明國家。因此，在我看來，這場明顯的群眾運動最終結果仍然是不確定的，正如元首的形象首先讓我感到，他僅僅是善惡兼具的存在⋯⋯像我的許多同時代人那樣，我有我的懷疑。」有趣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佛洛伊德，也禮讚墨索里尼是「統治者中的文化英雄」。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偉大意識，到了現代還是不斷發揮作用。例如活動到戰後的神秘主義兼納粹主義者 Savitri Devi，對希特拉便是頂禮膜拜，她用自身的文化信仰去解釋希特拉形象的方法，跟佛洛伊德和榮格也十分類似。Devi 簡單來說就是將印度教和納粹主義融合，在她的作品《The Lightning and the Sun》裡面，她根據印度教的說法，將歷史分為黃金時代、銀器時代、銅器時代乃至黑暗時代 (即現在)。基本上跟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在一個不斷的衰竭狀態是一樣的；另外她將偉大的領袖分為三種，一種是「處於時間裡面」，代表是成吉思汗，即書題的「雷電」，帶來毀滅；第二種是「處於時間以外」，代表是埃及十八王朝法王阿肯那頓，代表書題的「太陽」，他的主要事跡是發起大改革，是一個抵抗時代衰竭宿命的仁慈形象，也很像中國古代「興滅繼絕」的那句話；第三種便是「抵抗時間者」，例子是希特拉， Devi 認為希特拉同時融合了雷電和太陽、毀滅與創造，是可以將世界由衰竭由拯救出來的神人。這跟榮格所說的希特拉「善惡兼具」的說法，竟然異常雷同。

從中國人到歐洲人，甚至非洲，這種深古的渴望都是共通，對一個無法用世俗道德 (仁義禮智) 解釋的強大領袖、一個神王，都是充滿了內心的渴望。歐洲乃至世界的統一，就是終極和平，基本上和共產主義認為要渡過血污海，到達天國的理想一樣。他們理性上知道他會帶來戰爭，但也渴望和平——即佛洛姆所說的人恐懼自己的自由，而「和平」就是自由被剝奪之後的坦然。聽來非常弔詭，但這就是人的民俗心靈。因此後來 Karl Popper 大力鞭韃的左派推崇的「劃一齊整解決方案」，便是古老文明所共享的異型，也是有一個追求大和平，同時在追求大戰爭的心理模式。

偽善的最高境界

於是回到龍應台。她肯定覺得自己被那麼多人炮轟很無辜，但又要保持優雅，不能表露出自己感到不快的實況。說到底，提倡和平有甚麼不對？然而偽善的最高境界，便是不知道自己偽善。而這種最高境界的偽善，不是單憑裝模作樣的天性就可以煉就，你必須承接古老世界的文化傳統，才能養出惡之華。就像要養出異型，必須有人類和抱臉蟲，缺一不可。她，或所有中國文人的問題，是不明白自己文化的好戰天性，誤以為自己十分和平，缺乏哪怕是一絲的反省。

一個文化長期在內部殖民邏輯之下孕養，對和平和戰爭的觀念都會變得極有辯證法味道，它的「和平觀」也只能是膚俗的——他們認為有一隻天真的貓、一張破沙發、有一堆「文明細節」、讀著書、喝著咖啡，就是和平——而事實上是被納粹佔領的巴黎，也做得到，也一樣具有法式文化風情，然而那是一個永久鎮壓的場景，而肯定當時法國也有很多人說不要打仗，邱吉爾底下的英國人也是，為甚麼要跟納粹地下反抗、打游擊，甚至是開戰，毀滅那麼多年累積的文明細節？事實上如果你只是想要喝咖啡和看書的話，來香港也能享受到，但沒有人可以說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就很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