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10年內將超美國 「大國政治的悲劇」會否重演 - 陳岩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這個曾經頗有幻想成分的問題，在2020年變得愈發現實。
無論是2030年、2028年，還是2032年，這個時間節點的到來因為兩個因素變得十分重要——它近在咫尺，同時意義不凡。
大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
此後一個世紀，全球經歷了二戰、冷戰、蘇聯解體、反恐戰爭，以及不知多少次區域戰爭和經濟危機。但美國第一的經濟規模從未受到實質性挑戰——蘇聯計劃經濟全盛之時，規模只到美國四成左右；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一度接近美國經濟的七成。
不過，兩個國家都未完成對美國的反超，一個解體，一個停滯。
20多年過去，中國站到與當年日本相似的位置——2020年伊始，中國經濟規模也達到美國的七成左右。緊接著，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中國經濟迅速陷入冰凍，一季度陷入幾十年來首次負增長，似乎中國也將面臨日本相似的命運，從巔峰逐步滑落。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年初看來，這塊中國經濟道路上的絆腳石，在年底回看時，卻成了墊腳石。
2020年中國很快控制住疫情，從第二個季度開始反彈，甚至在歐美疫情肆虐下，中國產能全開，外貿數據意外激增。美國卻反覆經歷疫情回潮，領失業救濟的隊排得越來越長。
此消彼長下，中美之間的經濟差距在這場世紀疫情中突然縮小，讓人不禁思考，超越之後，世界格局會發生什麼變化？意味著世界格局洗牌？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激烈衝突？亦或是這一天根本不會到來？
中國經濟超美：「是與否」 Vs 「早與晚」
中國經濟何時超越美國？不同的智庫都給出自己的答案，言下之意是，這已經不是一個「是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早與晚」的問題。
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CEBR）認為，疫情下中美兩國復蘇情況反差明顯，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提前五年，預計為2028年。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也認為，這一天將在2028年到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和北京大學國發院共同出版報告《中國2049》認為，中國將在2030年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相比之下，反而中國智庫的估計最為保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稱，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27年超過歐盟，在2032年超過美國。
「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確切年份並不重要。 」《中國2049》的共同作者、美國布魯金斯中國經濟資深研究員杜大偉（David Dollar）表示，這是一個更普遍的趨勢，融入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逐漸趕上領頭羊。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要習慣與發展中經濟體分享國際舞台。
作為歷史學家，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釗也認為，中國在GDP總量上接近並超越美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從歷史發展脈絡上看，中國經歷19和20世紀這兩個世紀的動亂與興衰之後，再次回到了18世紀清中期的全球大國地位。
這個問題在社交網絡往往會引發激烈爭論，但在受訪專家看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中國發展的態勢和規模，決定著這場超越很合理。
杜大偉（David Dollar）解釋，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因此中國只需要達到美國生產力的四分之一，就能達到同等規模。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吳靖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中國經濟非常多元化，涵蓋大多數工業門類，並把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口全球之最，約為美國人口的四倍，因此可以形成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所以說，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會自然而然超越美國。 」
馬釗則補充認為，還歸功於中國在過去的40年中的政治穩定，宏觀政策的連貫性較強。
中國：前路非坦途
細看各個智庫的報告，即便最樂觀的預測，也不認為中國躺著就可以輕鬆贏得經濟規模全球第一的寶座。
在中國國內，老齡化成為在前進道路上最兇悍的「灰犀牛」。
《中國2049》中描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嬰兒出生率被人為壓低，而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佔比迅速擴大到65%左右。因此中國迎來一波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形成了「生產性」勞動結構。換言之，「花錢的」人口少，「賺錢的」人口多。更幸運的是，中國這一波人口紅利與改革開放重合，推動經濟高速增長。
然而，40年過去，「紅利」變成了「負累」，當年佔比巨大的勞動人口，逐漸老去，當年被計劃生育政策壓制的生育率，造成新的適齡勞動人口不足。即便現在中國逐步放開生育限制，出生率依然不見提升。
未來10年是中國經濟試圖趕上美國的時間窗口，恰恰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根本性轉變的區間。
中國社科院研究顯示表示，人口將從2027年開始收縮。世界銀行認為中國2029年人口開始負增長。與此同時，過去不斷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開始掉頭向下，以年均780萬人的速度減少。
反觀美國，生育率高於中國，而且移民人口也能補充勞動力人口，相比中國「老齡化」的壓力小得多。
「作為一個傳統非移民國家，中國如何調動自身人口生育能力，彌補勞動力紅利的下滑，這是來自國內社會的挑戰。」馬釗表示。
不攔住「老齡化」這頭灰犀牛，中國可能永遠無法完成對美國的全面超越。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院易富賢曾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結構出現扭曲，這甚至將使中國經濟未來無法超越美國。
長遠來看，除了「老齡化」這只「灰犀牛」，中國還要防範兩隻「黑天鵝」——政治動蕩與軍事衝突。
吳靖表示，對中國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不過前提是避免影響經濟發展的社會動蕩，比如政治不穩定或軍事衝突等。
政治動蕩的可能來自國內。馬釗認為，中國延續40年的「改革開放」政策，正在被當下「大國崛起」的新口號所替代，那麼中國目前高度集權與高度管控的政治管理模式，是否能持續治理日益複雜與多元化的社會？在未來10-15年，中國也將面臨領導人代際更替，如何協調個人權威與體制治理的平衡與延續，這成為來自權力內部的挑戰。
軍事衝突的可能來自外部不穩定因素。中國面臨南海問題、中印邊界爭端、釣魚島爭議，以及台灣問題等外部不穩定因素，在中美關係快速惡化的背景下，可能演變為中美角力場，爆發區域性熱戰。
台灣的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研究認為，目前中美間行動還有節制，不過已經朝大國戰爭的方向走去，而中國不斷侵蝕美國霸權地位，可能引來美國的全面反擊，而隨著兩岸敵意的增長，這可能使三方的敵意螺旋不斷上升，增加危機爆發的風險。
美國：世界經濟中心地位難撼動
雖然前路有險阻，但看到這樣言之鑿鑿的預測，中國大概會喜出望外。事實上，中國媒體和學界則多是警惕的聲音。
中國官媒旗下的《環球時報》認為，英國智庫經濟和商業研究中心做出的預測，有向美國和西方世界拉響「中國在加快崛起」警報的意味，要刺激、鼓動西方社會「行動起來」。
中國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即使中國經濟總量真的超越美國，也沒多大意義，因為討論國家實力，GDP是重要指標，但不能僅拿這一個指標來討論問題。比如，鴉片戰爭時大清的GDP是英國的很多倍。如果不去看經濟內部結構，以及各國在全球經濟當中的結構性位置，GDP第一有多大意義呢？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杜大偉（David Dollar）向BBC中文介紹，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不僅僅取決於經濟規模。 其他相關因素還包括創新能力、優秀的大學、文化影響力和民主治理的質量。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特朗普時代有所下降，但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似乎已經在恢復。 中國要想在這些軟實力領域與美國競爭，就必須做出很多改變。
回顧歷史，歷次世界第一強國的更替，都不是在經濟超越後完成的。吳靖表示，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英國取代西班牙，美國取代英國。我們會發現，當一個崛起大國確立了它的經濟地位之後，還需要很長時間來更新其全球地位，有時候也需要一些歷史機遇。
以美國對英國的超越為例，美國在一戰前後工業產值上超越英國，但彼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對國際事務參與度低，全球貿易依然以英國為中心，以英鎊結算。直到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規模大幅領先英國，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網絡，美國才在事實上完成對英國的超越。
一個模型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美在全球經濟活動中的位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翟東升研究認為，全球各國的經濟活動可以看作圈層結構，美國處在中心圈層，為全世界提供貨幣流動性；第二層以日本、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為主，以高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業為主；第三層為中國、東南亞等國，以製造業為主；最外面的第四層，是中東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國。這個模型，從中心到外圍，以人均GDP為指標，依次遞減。
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將憑借人口優勢，將在總體規模上超越美國，但並沒有取代美國處於中心的地位。事實上，中國僅僅希望從第三圈層向第二圈層，將傳統製造業升級到高端製造業，就已經招致美國的打壓。
中美競爭實質：大國的政治悲劇
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專著《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國際圖景：國際體系是一個險惡而殘忍的角鬥場，當一國受到另一國威脅時，沒有供它們求助的更高權威，因為國際體系中沒有守夜人，而且國家永遠無法確信其他國家對它們不懷有敵意。
在這個角鬥場上，要想生存，國家別無選擇，只得為權力而相互競爭，大國必須盡可能多地獲得權力來保護自己，以防任何國家的挑釁，最理想的結果是成為霸權國，擁有如此多的相對權力來保證生存，同時防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國。
米爾斯海默舉例，美國在西半球成為霸權國，因此曾全力阻止德國及蘇聯支配歐洲，阻止日本支配亞洲，而崛起的中國勢必尋求亞洲霸權，因為這是生存的最好保證，同樣美國也將一如既往地竭力阻止中國。
「美國單純試圖遏制或者阻止中國崛起，很難成功，甚至會導致惡性競爭，或引發地緣戰爭。」馬釗認為，歷史上鴉片戰爭以大清王朝全敗，開啟近百年中西熱戰，而朝鮮戰爭導致其後20年的中美冷戰，兩場戰爭的代價巨大，但是歷史依然走到了今天中國重新崛起的這一刻，這說明外部勢力是很難徹底改變中國。美國對華可以採取接觸、影響、警示、甚至有限脫鉤的政策，但是美國不可能憑借一己之力改變中國。
與前幾次美國遏制德國、蘇聯和日本不同，當前的美國「內傷」嚴重。馬釗表示，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美國內部的極化爭鬥嚴重侵蝕了政治共識、道德共識，去年大選是對美國政治體制的一次壓力測試，而對特朗普的二次彈劾和國會山暴亂，說明這場測試慘淡收場。更重要的是拜登很可能只有一個任期，2024年美國又將迎來一次政治考驗。這都將損耗美國的「內力」，也必將影響美國的「外力」施展。
簡而言之，國與國的競爭猶如叢林，為了自身生存大國不得不努力攫取權力，遏制其他霸權國產生，因此中國崛起必然招致美國打擊，不同的是美國身患「內傷」，不得不一邊療傷，一邊出招。
米爾斯海默認為，如果生存是中國的最高目標，那麼中國別無選擇，只能像美國一樣，最大限度地佔有世界權力，其結果是中美間激烈而危險的競爭，而這正是大國政治的悲劇。
值得警惕的是，米爾斯海默寫下上述預言，是在近20年前，彼時中美間實力差距巨大。
20年過去，他的預言似乎實現在即。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最近一場講座上表示，中美實力前所未有接近，而2020年代對中國和美國而言都是不成則敗（make or break）的關鍵時期，這對全球而言將是「危險的10年」。
原文：BBC中文網
#國際 #經濟
鴉片戰爭年份 在 [心得] 財政面上的鴉片戰爭- 看板Warfare 的必吃
圖請見圖文版：https://cimonnomis.blogspot.tw/2016/10/blog-post_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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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面上的鴉片戰爭
上圖：Edward Duncan筆下，1841年7月英艦復仇女神號(Nemesis，右側)發砲擊破清
軍水師戰船的瞬間。這幅圖應該是所有與鴉片戰爭相關的視覺藝術中最被廣泛引用、最戲
劇化也最具象徵意義的場景。
中國近代史一般從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開始講起。由於引起英法聯軍之役的主因(換
約與廣洲進城等等爭議)已在鴉片戰爭中種下，共產中國成立後，中共學界一般將鴉片戰
爭以及接下來1850、60年代的英法聯軍之役合稱為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如果說中國
在1840年代還尚未明顯感受到西方的壓力，至少在英法聯軍之役後這種壓力已經在某些主
事者的言行中體現出來了。李鴻章所謂「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即指「庚申(1860)以後，夷勢駸駸內向」 的情勢而言。就事態發展的脈絡來看，
1860年代的局勢在1840年代已可見其端倪，但對時人來說，相對於清政府建立以來所經歷
過的戰亂，鴉片戰爭的規模其實相當有限。
例如，參戰雙方的傷亡，即便是以前近代的標準來看，無論是絕對人數還是相對比例
，怎麼算都不高。鴉片戰爭裡中、英雙方較大規模的交鋒一共有12次，但即使將所有傷亡
加總起來，實在也算不上是場大戰 ：
戰役 傷/亡(清) 傷/亡(英)
第一次定海之戰 14/13 0/0
沙角、大角之戰 死傷共約760人 38/0
虎門之戰 死傷超過500人，被俘超過1,000人 5/0
烏涌之戰 死者約500人 8-9/1
廣州之戰 1,500以上/500以上 68/9
廈門之戰 37/70以上 16/1
第二次定海之戰 1,000以上 27/2
鎮海之戰 將弁死者53人，士卒死亡以數百計 16/3
浙東之戰 傷者240餘，死者540餘，被俘40餘 傷數人，死4人
乍浦之戰 死者696人 54/10
吳淞之戰 死者89人 25/2
鎮江之戰 死者239，傷者264，失蹤68 130/39
合計 死者約3,100人，傷者約4,000餘 400餘/71
上圖：Thomas Allom筆下正從鎮江西門挺進的英軍。鎮江之役是鴉片戰爭期間清軍殺
傷最多英軍的戰役──英軍陣亡39人，130人負傷。
英軍全部還不到500人的傷亡(死者未滿百)固然極低，清軍的傷亡也不高。不過，近
代醫藥發達以前疾病造成的減員通常遠在戰鬥之上，英軍也不例外；疾病以及沈船等原
因造成的非戰鬥傷亡大約為2,500人，其中死者約在2,000人左右。因此單就傷亡比例而
言，英軍的反而比清軍還高：英軍人數最多時共約20,000人，死傷比例佔全軍12.5%，其
中死者就佔了10.5%)，而動員總數約十萬左右的清軍死傷比例只有7%，死者只佔3% 。作
為比較，鴉片戰爭之後爆發的內戰(太平天國)所造成的傷亡可就慘烈得多；好比說1858
年末重創湘軍的三河之役，曾國藩寫道「殲我湘人，殆近六千」 ，一場戰役的死者已是
兩場鴉片戰爭的份量。
如果再拿軍費來比較，鴉片戰爭的規模對中、英任何一國而言實在也說不上惡戰。英
軍不僅傷亡比清軍小，花費也少得多──英軍的戰費全部加總起來為421,5413英鎊，約等
於1,263萬兩；戰後清朝被迫賠償給英軍的戰費也就銀元1,200萬，折銀約852萬兩。而清
軍的戰費，紀錄中可查考的僅約2,871萬兩，全數大概也就在3,000萬兩左右 。與盛清以
來的戰費相較，三年耗費3,000萬兩還在清王朝的耐受範圍內。康熙朝打了八年
(1673~1681)的三藩之亂，戰費大約在1~1.5億兩之間，每年大約耗費1,250~1,875萬兩。
雍正末年與準噶爾間的戰爭(雍正七年至十二年，1729-1734)打了六年餘，耗費銀兩達
5,400萬，每年也約千萬兩左右。乾隆年間雖有所謂十全武功，所面對的已非大敵，因而
耗費最多的第二次金川之役用兵五年(1755~1760)，耗銀達7,000萬兩；次則准回之役，費
時五年多(1755~1759)，費銀僅約3,300萬兩。十全武功耗費總計也有1.5億兩左右，然而
這是乾隆10年至乾隆57年(1745~1792) 48年間的消耗，半個世紀才相當於三藩之亂八年的
戰費，相對而言實在稱不上好大喜功。到嘉慶年間的白蓮教之役，首尾約九年(嘉慶元年
至九年，1796~1804)，花掉的銀兩再度達到1.5億，清朝才再次陷入堪比三藩之亂的財政
重荷 。總而言之，算上這幾筆流水帳，每年耗費1,500萬兩銀，連續撐過八、九年，大約
還在清代財政可以承受的最大上限之內；而鴉片戰爭對清廷的擠兌並未突破這層天花板。
如果比較的是接下來咸豐、同治年間的太平軍、捻軍以及回亂，鴉片戰爭更不算事。
太平軍起義十四年，清廷用來對付太平天國的戰費光是有案可查的，大約便有17,060萬兩
；平定捻亂耗費了3,173萬兩，平定回亂費去11,889萬兩，平定南方如昇平天國、小刀會
之類大大小小的起義總共又花掉了10,107萬兩。也就是說，為了應付橫亙整個咸豐、同治
年間此起彼落、持續大約二十三、四年的戰事，清廷花去的戰費高達42,229萬兩；由於資
料散佚不全，這些不完全的統計大約只記錄實際戰費的一半，也就是說全額應有八億五千
萬兩 ──平均每年大約有3,500萬兩的戰費支出，持續了二十多年。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內亂切斷交通、干擾生產活動以及貿易、造成極大破壞的關係，
咸豐以前以田賦、鹽課為大宗的財政收入基礎幾乎被破壞殆盡，主要戰費來源有一大半來
自厘金、關稅等商業稅。道光年間每年四千萬兩的歲入當中，田賦與鹽課就佔了近九成；
但到了光緒年間，原本的田稅加上後來加征的商業稅，歲入便暴增為原本的兩倍──每年
八千萬兩上下，其中田賦(地丁雜稅)與鹽課佔了一半，關稅(洋稅)與厘金佔了約四成。也
就是說在這前後兩個時期，康雍乾時期的盛清(田賦、鹽課)與咸同之際的晚清(厘金、關
稅)實際上各自只依靠了潛在稅源的一半來應付軍費開支 。
相較之下，很早就把商業稅作為稅收基礎的英國，國家財政不但很早就掌握了大量稅
源，更在先進的財政(國債)與金融(中央銀行)體系幫助下，將財政規模擴張到清代中國所
不能想像的程度。早在1750年代，消費稅與關稅貢獻給國庫的數額就已經是土地稅的
2.5~3倍左右。而隨著18世紀後半葉七年戰爭、美國獨立以及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戰事而
來的，是歲入總額的不斷擴張──從1750年代初的每年700萬英鎊，一路增加到拿破崙戰
爭時期(1800~1814)的4,000~8,000萬磅(1807年最多，8,484萬磅)，五十多年來增加了近
十倍 。相較之下，透過攤丁入畝(依照田畝面積將人頭稅併入土地稅起課，實際上等於取
消了人頭稅)等措施調整財政後，盛清的歲入雖然從雍正時期每年3,600萬兩增加至乾隆時
期的4,900萬兩，但由於土地開發有其極限，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反而略減至4,600萬兩左
右。扣掉耗羨銀以及常例捐輸的600萬兩，嘉、道年間的正賦收入甚至比乾隆時期略少，
大約只有4,000萬兩 。
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的財政規模，可見下表(單位：萬英鎊/萬兩)：
英國 中國
年份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1840 5,200/15,600 5,300/15,900 1,301/3,904 1,194/3,581
1841 5,200/15,600 5,400/16,200 1,287/3,860 1,245/3,734
1842 5,700/17,100 5,500/16,500 1,291/3,872 1,238/3,715
1840年代對中英雙方來說都不算財政吃緊的年代──中國的收入比乾隆時期略少，但
幾乎差不多；英國則是從拿破崙戰爭時期狂飆的顛峰跌落三分之一，但比起18世紀下半葉
，歲入至少也還是兩到四倍以上。不過上表的重點或許在於，四億中國人口所撐起的清代
財政，在規模上竟然只有英國的四分之一；而英國的人口(184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為1,591
萬 )卻是中國(1841年，官方統計為41,281萬 )的二十五分之一──每個英國人貢獻給英
國國庫的稅金平均是每個中國人的一百倍！
換言之，比起軍事上的挫敗或者科技上的落後(實際上，1840年代英軍的火器也停留
在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水準，雖然比清軍先進，但與19世紀後半葉西方軍事科技的突飛猛進
比起來，1840年代中西雙方的技術差距實際上還很小)，經濟與財政上的鴻溝才真正令人
咋舌；然而比起物質面上容易觀察到的差異，需要理解的、體制面的優勝劣敗雖然更為關
鍵，但也更為晦暗不明。這場中小規模、並未將中國逼入絕境的戰爭，對英國來說更是小
菜一碟，是以所帶來的衝擊也就遠不足以警醒清廷、使朝野之士察覺彼我中西之間實力如
何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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