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皇帝與海盜合作 维持海洋控制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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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1625年，李旦和顏思齊相繼去世。
李旦去世後，其在日本的經營由其子李國助、歐華宇等人經營，而鄭芝龍以絕對優勢成了顏思齊的接班人。
鄭芝龍接替了顏思齊的位置後，開始大舉拓展。1626年農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災之後，又遭到暴雨洪災，「鄉村草根樹皮食盡。而揭竿為盜者，十室而五，不勝詰也」（《靖海紀略》）。鄭芝龍「連舟浮海，自龍井登岸，襲漳浦鎮，殺守將。進泊金門、廈門，豎旗招兵，饑民及遊手悉往投之，旬日間，眾至數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鄭芝龍這種「假仁假義」，在官方看來，完全有別於別的海盜，「其行事更為可慮耳」（《靖海紀略》）。
鄭芝龍在與官軍的作戰中不斷得勝，福建巡撫俞諮皋節節敗退。1627年10月，雙方在將軍澳大戰，官軍大敗，鄭芝龍再度挺進中左所（廈門）。
此戰，鄭芝龍獲得了廈門作為陸上基地，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後，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晉江安海鎮）建立了大本營，將小小的安平建設成了東亞最為繁華和富庶的城市。
荷蘭派駐台灣總督德韋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東印度公司總部的報告中說：「中國海賊日益壯大，幾乎足已控制整個中國海，將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壞燒毀殆盡，更在陸地大肆掠奪暴行。他們已壯大到擁有400艘戎克船和六七萬之徒眾。此頭領稱作一官（即鄭芝龍），轉瞬間獲得如此偉大的地步，連中國官方都不知該如何將海盜自海岸加以驅除……」
接受招安
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大明政府還得面對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因此，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
正當鄭芝龍於東海之上大展宏圖之時，北京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627年8月，天啟皇帝病死，因沒有子嗣，傳位給其弟朱由檢，這就是崇禎皇帝。
崇禎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擊魏忠賢的「閹黨」，勵精圖治，大振朝綱。
崇禎皇帝所接手的，是一個風雨飄零的王朝，除了內部的官吏腐敗、朋黨林立之外，外部還有「三座大山」：北有努爾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張獻忠暴動，南有鄭芝龍等侵擾，更有荷蘭人等守在國門邊上虎視眈眈。顯然，以當時的國力，絕難數面迎敵。
崇禎皇帝決心招安鄭芝龍。鄭芝龍之前曾主動求撫，卻險些被官方暗算。此次，朝廷是下了決心的，崇禎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撫熊文燦辦理此事。熊文燦隨即釋放了獄中的金門游擊盧毓英，盧毓英因在作戰中被鄭芝龍俘獲而又放還為其求撫，被俞諮皋下獄。朝廷如今變了思路，俞諮皋自己因兵敗問責而入獄，盧毓英就成了與鄭芝龍接頭的最佳人選。
鄭芝龍此時，也苦於兩線作戰。一方面，他在台灣與荷蘭人已經形成了對峙狀態，為了爭奪海上控制權，都在積極備戰，另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裝勢力並不聽從其調遣，還需牽扯大量資源進行海上統一戰爭，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將對抗政府軍的兵力抽調出來，轉而面向海上擴張。赶巧的是，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饑民遍野，佔據著廈門的鄭芝龍承擔起了政府的職責，開倉賑災之外，還大量移民入台灣，人數高達數萬。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對鄭芝龍的戰略佈局十分關鍵。為了吸引饑民渡海入台，他提供「三金一牛」的優惠條件，即每人給銀3兩，3人給牛1頭。毫無疑問，如此大規模移民，鄭芝龍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開戰。而饑民移居台灣，也能大大減輕福建及東南沿海的壓力，這對政府也是有利的。
各有所需的雙方，一拍即合。1628年，鄭芝龍接受招安，「授游擊、尋遷副將」（《廈門志》），官職其實並不高，但鄭芝龍需要的並不是這個。變身為官軍的鄭芝龍，立即騰出手來，大舉攻擊昔日的海上同行們，先後殲滅了李魁奇、楊祿楊策兄弟、諸採老、鍾斌等團伙，部隊擴展到了3萬餘人、戰船千餘艘，海上只有劉香集團與荷蘭人聯手，還能勉強與鄭芝龍抗衡。
鄭芝龍以廈門為據點，在拓展地盤的同時，開始規範內部管理，以仁、義、禮、智、信命名，建立了5大流通體系，管轄遍布內陸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5支船隊，航行到東西各洋。他同時開始頒布「令旗」，實際上就是海上的「保險單」，繳納了保護費的船上可以掛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額賠償。這項「保險」收入，以後達到了每年400萬兩黃金的驚人規模。
對於鄭芝龍日漸上升的勢力，荷蘭人如鯁在喉。此時，鄭芝龍早已是荷蘭人的最大貿易夥伴，但明政府並未取消海禁，相反卻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閩台貿易的執照僅發放了6張，福建商船到台灣依然很少，難以滿足荷蘭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鄭芝龍壟斷了對台灣的貿易，控制了定價權，也令荷蘭人十分不滿。
荷蘭駐台灣總督普特曼斯認為，佔領台灣的目的，就是以此作為對華貿易的中轉站，並控制中國與西方貿易的海上咽喉，因此，必須先消滅鄭芝龍的勢力，然後再攻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東方的勢力，才能獲得這種戰略地位。
在多方考慮後，1633年4月3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決心對鄭芝龍、對中國以武力進行脅迫，而方式就是海盜式的武裝劫掠，「對中國福建沿海進行掠劫活動逼使中國政府答應其貿易需求，並在掠劫途中盡量降低中國人民傷亡」（《熱蘭遮城日誌》）。荷蘭人對於這一戰，十分重視，派出了足足11艘大型戰艦，另加一艘旗艦及一艘戎克船，統一由普特曼斯指揮。
（三之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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