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無情】
「田中實加」不實！
「台日親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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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桑》這部電影⋯⋯，做父親的，被自己孩子罵漢奸，也要為日本隊加油。因為被大陸人欺壓，所以端出「日本人的那一面」作為抵抗，殊不知台灣人當時也是被日本人看不起的。
昨晚，與產經新聞的記者，吉村剛史先生在線上聊了幾句。
吉村先生於東京日本大學畢業，後來又到北京留過學。擔任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期間，於2013年在《產經新聞》上刊登了訪問陳宣儒(田中實加)的專欄文章，隨後，2014年6月回國。如今，他以一個外國人的身分，成了識破陳宣儒騙局的第一人。
吉村先生說，他該說的都說了，如今台灣媒體也都公布，關於陳宣儒，這就是他要說的全部。
我感慨台灣媒體的不作為，但吉村先生更感慨日本人的不動腦：「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日本有的人讀過我的專欄文章，居然還信陳小姐？」
看來，我倆都是「為自己國家憂心」的人。吉村先生繼續說著他的憂心。
「和韓國之間，是相反的問題。我感覺這是一種病態，台灣親日，台灣人縱使撒謊，日本人都能聽之任之。(韓国とは逆の問題が日本と台湾にはあって、親日なら嘘でも構わないという病理を感じます)」吉村先生接著說：「不認清事實，不可能有真正的友好關係！」
吉村先生的想法與我完全一致：可以說，人們選擇了與事實保持距離，只為求得心理舒適。
話題再回到了陳宣儒身上。吉村先生說：「如果有人製作一個紀錄片，介紹陳宣儒的心理狀態，我倒是想看看。比方說吧，有些孤兒院成長的孩子，會憑著空想，對人說自己的父母是富人，只因為不得已的原因，不能與自己見面，但遲早會來接他，等等。陳宣儒小姐可能也有著不幸的前半生，也未可知。」
這就是國內媒體記者的責任了。但偏偏這不是國內媒體所長。能報導一點風聲，即可交差；報導到事實，算是卓然有成；進一步分析當事人心理、事件背景？這就太強人所難了。這幾天，網友(又再度不是記者)指出陳宣儒早在灣生事件以前，就充當過「日語專家」，出過日語教材。為了製作灣生紀錄片，跑跑龍套，冒充起日本人，還可說是個「可理解的謊言」，但看來陳宣儒之冒充日本人，已非一時興起，而是「慣犯」。背後或許真有吉村所指心理病態的原因。我不好意思地向吉村透露了「陳宣儒冒充日語專家」的消息。
「她出日文教材？背後有人捉刀吧？我的媽，她的日語比我的華語還糟呀！」吉村道。
有人捉刀？是的。這不是一人騙，是集團騙。如果再聯繫上近年層出不窮的台籍騙徒海內外行騙的案子，我簡直不敢想像台灣的形象在外人心中糟糕到了甚麼田地。
「我感到慚愧。陳小姐的事情，明明問個幾句話，就能問出破綻，我們台灣的記者還是沒能盡到責任...。」我說道。
「我必須說，你們的記者長期在戒嚴體制下，訓練不足。我們日本記者，自明治時期以來，就自覺有監督政府的責任。我們都練就了求真的基本功。」
我還真感謝這位日本朋友給了我們台階下。解嚴至今都廿年了，一代又一代的新記者們也早該獨當一面。日本朋友可以拿「戒嚴時期」為我們緩頰，我們自己豈可這樣自我安慰？
吉村先生問我有無看過《多桑》這部電影。我回答「有」。
「做父親的，被自己孩子罵『漢奸』，也要為日本隊加油。因為被大陸人欺壓，所以端出自己『日本人的那一面』作為抵抗。殊不知台灣人當時也是被日本人看不起的...(実際は日本統治時代には日本人からも低く見られたことは忘れてね)。」
說實在，這話出自一個「產經新聞」、而非「朝日新聞」記者之口，我稍感意外。大概正因為吉村是外國人，比我們更容易「允執厥中」地觀察事物。
「這些複雜的背景，日本人大多不清楚。所以談起蓮舫的國籍問題，大多數日本人分不清『台灣籍』與『中華民國國籍』的不同。」吉村補充道。
正是，我也常有「不知如何解釋王貞治國籍問題」的困擾。你不能一句話說他是「台灣人」；也不能簡單交代他是「中華民國人」。時至今日，就連台灣人自己也有著理解問題。
最後，吉村先生說出了對台灣的期待：「今回の問題は悲しいことでしたが、嘘と誤解のない健全な日台の関係構築につなげ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す。加油台灣媒體！」(這次問題固然不幸，但仍希望因此建立一個沒有假象、正常的日台關係。加油台灣媒體！)
呵呵，吉村先生幾乎是我內心話的代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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