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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論破習總書記跟底下那幫子義和團，給中國人帶來的困境， ＃中國內部還是不少明白人的，＃實現民主法治才是強國唯一的路
（幫各位轉繁體了）
魏加寧教授，現任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和國務院參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時還兼任著西南財經大學博導，長江商學院兼職教授等多項職務，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近年來還承擔了國務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基礎課題《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研究》。下面就請魏老師介紹一下他們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對中美貿易戰的一些看法。
1、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幾個謬論
謬論一：“中美關系回不去了?”
對於這個觀點，我們需要反思兩點。
第一，中美關系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們自己出了哪些問題。因為我們決定不了美國應該怎麽做，但是卻能夠改進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關系究竟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想回去?這完全是兩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麽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遠也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一樣。
謬論二：“脫鉤無所謂，中國有巨大的市場”
需要不等於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個時期，一些官媒的論點都是：“脫鉤無所謂”，“我們有14億人的巨大市場，我們怕誰?”。但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經濟學講的不是你想要什麽，需要什麽，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出口下來了，生產下來了，收入下來了，老百姓都沒錢了，那麽“巨大的市場”從何而來?
謬論三：“特朗普是個商人，是現實主義者，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我們說，特朗普是商人，是現實主義者，並不是說就可以小看他。正因為他是商人，說明我們過去用來對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國總統的辦法不靈了。說他是現實主義者，就是說他已經轉移陣地了，把以往的意識形態之上變成了國家利益之上，所謂“美國第一”、“美國優先”，就是要把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於是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怎麽辦?
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競爭力的下降，美國的霸權地位受到了挑戰，原來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那麽，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來挖我們的墻角，強化它的陣營，以便重新達成新的“平衡”，實際上就是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鮮，其次是拉台灣，最近又是香港。面對這種變化，如果我們不及時調整戰略，繼續堅持意識形態至上，那麽這些陣地就都會丟掉。
謬論四：“特朗普是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
其實，特朗普雖然是過去40年最難對付的美國總統，但很可能是今後40年最容易對付的美國總統。因為現在在美國，在對華問題上，已經形成了兩黨共識、政企共識和官民共識。盡管特朗普剛上來時，並沒有想跟中國打貿易戰，但是經過一番火力偵察後发現，只有在對中國經貿關系上，能夠有所作為，能夠得到美國國內各界的廣泛支持。
當然，這其中也有我們應對不當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結果，必然會刺激美國人民，而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的話，政府是什麽事情也做不成的。
2、中美之間的三個層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層是貿易之爭，中層是老大之爭，深層是體制之爭。
表層博弈：貿易之爭
中美貿易戰直接影響到預期，影響到進出口貿易。日本專家曾經說過，打貿易戰就是一種美國病，美國的慢性病。因為美國的競爭力在下降，但又要維持他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是誰露頭就打誰。當年日本露頭就打日本，現在日本縮下去了，中國露頭了，所以就打中國。所以，在中美貿易戰方面，我們一定要做好打持續戰的思想準備，正確應對。其中有以下幾個點值得參考：
(1)要拉美國的朋友來對付美國。
拉他的朋友畢竟還屬於朋友之間的“內部矛盾”，拉他的敵人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於是我們自己也成了他的敵人。中美之間打貿易戰會嚴重影響到日本經濟，因為我們的一部國產手機中有60%的零部件是從日本進口的。所以，如果我們拉日本、拉歐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們也會有積極性，對美國影響也更大。
(2)要用美國的方式來對付美國。
案例一，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曾經向日本、西德等5個主要发達國家施壓，要他們減少對美國的出口，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利率來擴大內需。
當美國壓日本的時候，由於日本的中央銀行沒有獨立性，所以美國一壓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壓中央銀行，日本中央銀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調到2.5%的歷史最低水平，於是出現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銀行因物價開始上漲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時，連續5次上調利率，結果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資產，金融機構紛紛倒閉，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機，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
但當美國用同樣的方法壓德國的時候，德國的政府官員對美國人說，不行，我德國中央銀行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是由貨幣政策委員會投票表決，政府官員不能幹預，最重要的是：這套做法是你美國教我的!結果用一個“軟釘子”把美國人給頂回去了。德國中央銀行於1988年果斷上調利率。結果，雖然同樣是本幣大幅升值，但是德國就沒有出現泡沫經濟。
第二個案例就是日本的農產品市場
戰後日本，連國防都交給了美國，但是農產品市場卻寸步不讓。每一輪日美貿易談判，美國一定卡在汽車上，而日本一定卡在農產品市場上。
日本為了保護農產品市場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神學、科學、政治學一起上，就是要保護日本的農產品市場。但是國際輿論壓力太大時，他也要做做樣子，於是就把各國的糧食參展商請來舉辦糧食博覽會。但是，就在開幕式的頭一天，在電視鏡頭下，日本衛生部門的政府官員就找到美國的2個參展商，跟他們說，你們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衛生標準，迫使美國的2個參展商夾著展品氣哼哼地走出展廳，據說回去就去找美國總統，但是，找誰也沒有用，這是美國人認可的國際規則。
再有，競爭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對內可以推動改革，對外就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人。你看歐洲人，從來都是用反壟斷來對付美國人;日本當年在應對日美貿易戰時，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強化競爭政策;台灣80年代面臨的情況跟我們現在一樣，也是美國人要求他貨幣升值，減少對美出口，台灣人也是一邊弱化產業政策，一邊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員會”，以此來對付美國人，並倒逼自己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能，发展IT產業。
所以，一定要用美國人的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3)日本對美關系的經驗教訓。
戰前教訓：千萬不要刺激美國人民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沒有民意什麽事都做不了。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就在羅斯福總統的桌上。但是為什麽羅斯福總統按兵不動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美國國內盛行的是孤立主義情緒，美國人民既不想參加歐洲戰場也不想參加亞洲戰場，羅斯福總統看到了日本的威脅想對日本宣戰但沒有借口，於是就按兵不動，等著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襲珍珠港之後，炸死那麽多美國人，把美國人民徹底激怒了，於是羅斯福總統乘機對日宣戰，一個一個法案在國會上迅速獲得通過。戰爭的最終結果是日本慘敗。
戰後經驗：用“線”換“繩子”
70年代初，日本以犧牲整個纖維產業(“線”)為代價，換來了沖繩島(“繩子”)的回歸，所以稱之為“用線換繩子”。因為當時日本的纖維產品物美價廉，出口到美國以後，美國的企業破產了，工人失業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對美國的纖維產品出口。於是，日本放棄了整個纖維產業，不僅換來了沖繩島的“回歸”，而且還倒逼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倒逼出電子產業、汽車產業。現在，美國最害怕的就是開放汽車市場，如果放開汽車市場，美國的汽車根本沒有辦法和日本的汽車業抗衡。
(4)＃80年代台灣的經驗
20世紀80年代，台灣面臨的情況和我們今天一模一樣，也是美國要求台灣匯率升值，減少對美產品出口。＃台灣人的做法也是以退為進，＃順勢推進自由化、＃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匯率自由浮動，＃利率自由浮動，＃用市場化的辦法來倒逼島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淘汰落後產業，＃倒逼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IT產業。
所以，＃對美貿易戰的正確對策應當是以退為進，＃倒逼自己產業結構升級，＃並把中美博弈盡可能地拖在貿易博弈的層面上。
這是我想澄清的幾個謬論。
中層博弈：老大之爭
所謂“老大之爭”，就是指中國的崛起是否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如果我們在貿易之爭層面上應對不利，就會過早地把“老大之爭”提到美國的議事日程上來。美國就會想方設法來抑制中國的发展，這對我們會非常不利。
究竟應對如何對待中美關系，我認為，無論是左派，右派，還是中間派，我們都必須理性地思考問題，在對美關系上，無非是三種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謂“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鄧小平到美國訪問時，在飛機上社科副院長李慎之問鄧小平：我們為什麽要這麽重視和美國的關系?鄧小平的答覆是：回顧一下二戰後的歷史，凡是和美國搞好關系的都富起來了。
鄧小平搞定了中美關系之後，我們得到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夠不費一槍一彈順利回歸，就是得益於當時的中美關系。
(2)中間境界
有人說，中國現在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我們要和美國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沒有問題，問題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對抗，還是合作?對抗的話，是打熱戰還是冷戰?
打熱戰?當初美蘇之間為什麽要打冷戰?就是因為有了核武器以後，熱戰打不起了。如果兩個核大國之間爆发核戰爭，現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遍，誰能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
打冷戰?如果打冷戰，那麽新的冷戰和上次冷戰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蘇(俄)換位了，打冷戰明顯不合算。
熱戰打不起，冷戰不划算，那麽就只有合作。
上一屆政府時期，在美國，無論是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官員，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謂“中美共治”。
現實主義認為世界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政府狀態，於是就會不斷地打仗，弱肉強食。如果有兩個大國願意攜手合作，共同維持世界秩序，而這兩個大國的特點又是互補的，一陰一陽，一文一武。如果能實現這個構想，那恐怕將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3)激進境界
所謂最激進的想法，無非是：美國在衰落，中國在崛起，我們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
問題是，迄今為止，在世界歷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幾個?——只有一例，就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問題是美國是怎麽做到的?
按照劉勁副院長的說法，早在1905年，美國的人均GDP就已經超過了英國，可是，美國人做了什麽?美國人是幫著英國去打仗。等二戰結束時，英國的工業一敗塗地，美國的工業世界第一;英國的經濟慘不忍睹，美國的經濟世界第一;英國的國庫都空了，黃金都跑到了美國的國庫里;英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美國成為最大的債權國。等到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在討論戰後國際貨幣體系時，最佳方案實際上是英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據各國的貿易狀況來決定國際貨幣。但是會議就是沒有接受凱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國財政部的“懷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為霸權的不合理方案。為什麽會是這樣?就是因為到二戰快結束時，英國已經沒有話語權了。
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在企業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戰他的勝算大呢?還是跟他搞好關系的勝算大?道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更何況，中國當前最需要的，不是什麽爭老大，而是如何確保國泰民安，＃實現民主法治。
深層博弈：體制之爭
國家之間比拼的是什麽?——歸根到底是體制之爭，是體制效率之爭。體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決策機制，決策效率，看誰的決策錯誤少。而決策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糾錯機制，能否及時糾錯;而糾錯機制中最重要的是什麽?——是信息機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暢，決策者能否聽到真話，能否把握真實情況。
現在看來，特朗普有一個扁平化、短平快的決策團隊，參加決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過書的，出過書就意味著他對中美關系的某一領域做過系統性研究，所以決策效率非常高。而我們中國則是縱向決策體制，決策鏈條非常長，最熟悉情況的往往是下面的處長，但是決策時這些處長根本說不上話。所以，當務之急是如何盡快改革我們的體制，包括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讓參與決策的人，能夠聽到真話，掌握真實情況，否則的話，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時糾錯。
3、反思與出路：對方的失誤≠自己的實力
日本當年為什麽敢偷襲珍珠港?主要是因為經過了前面兩次僥幸勝利之後出現了自我膨脹：一次是甲午海戰意外地打敗了大清的北洋水師;第二次是意外地打敗了俄羅斯的艦隊。於是，在許多高層軍官明明知道跟美國開戰是打不贏的，但在舉國狂熱的氛圍下，只有去偷襲珍珠港，結果導致慘敗。
90年代以來，日本和美國先後都发生了金融危機，於是我們一些人開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國，以為自己很了不起了，認為中國不會爆发金融危機，等等。但是，對方的失誤並不等於我們的實力，並不意味著中國不會发生金融危機。其實，我們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都不小，現在消費在降級、服務在降級，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了。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要認真吸取別人的教訓，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國際金融危機成因的反思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发時，許多專家分析原因時，都認為是由於中美經濟之間的“鏡像關系”導致了這場危機，於是就提出所謂的“脫鉤論”。記得有一位外國專家就提醒過，說中美脫鉤的結果，很可能將會導致戰爭。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現在看來這種風險在增大。
決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惡情形——中美脫鉤
作為決策者，首要任務不是追求最優，然後追求次優。而是應當首先防止最惡，防止最惡事態的发生。從中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講，當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脫鉤。中美一旦脫鉤，早晚都會打起來。一旦打起來，中國的“和平紅利”就會消失。
過去4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不僅得益於“人口紅利”，“改革紅利”，更重要的是得益於“和平紅利”——40年沒有打仗，這是多大的“和平紅利”啊!可是，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和平生活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紅利，就意味著我們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再次被戰爭中斷。這才是我們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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