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害怕很多事情，尤其害怕被人家說沒有道德，沒有人權，沒有品味，沒有知識，沒有腰（可能只有我）。
這些議題是永遠吵不完的，因為正反兩方都真心相信自己的理由（當然也有一些為反而反刷存在感的人渣）。
我唸國小的時候，每天升旗，唱國旗歌，曾經非常傷心自己沒法擔任打擊樂團的木琴手（為何對木琴迷戀至今仍舊是謎）；更別提升旗手，一定要是最高最帥的才上得了檯面，司儀也是要最美的，小胖，最後被分配到小鼓，默默地敲打者，也覺得對國家盡了份心力。
我也是被國民黨課綱洗腦的，也從小被教育要愛國；愛哪一個國，小時候只知道中華民國，學的是秋海棠，看《大陸尋奇》的時候還會讚嘆未能收復祖國之美，蔡家在兩岸開放初期，曾經到中國進香數十次，我去了四次。1993那年，我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西湖，1994年，我有幸目睹桂林山水之美，以及紫禁城的壯闊；北京的導遊看到小胖，嘖嘖稱奇：「台灣小孩子果然營養非常好，不愧是寶島。」
我還記得這句話，是不是記仇不太確定，天蠍就是會記得某些事。
至於對台灣的認同，完全建立在個人生命經驗之上。從前讀到「政治，就是眾人的事」，只覺莫名其妙，怎麼都不覺得我是眾人，疏離得很，政治干我屁事？近年來，台灣年輕人的國家意識漸漸抬頭，我認為是非常好的事，當然，任何事情極端都不好，但如果連基本意識和國家定位都沒有，反而是危險的。
大三那年到美國交換學生，在那之前，政治不甘我的事，吃飽喝足就好。兩岸之間的震撼教育，在中國進香時壓根兒沒發生；反而在2002年於喬治亞大學（UGA）台灣同學會舉辦《台灣美食週》（TAIWAN WEEK）時，遇到中國留學生百般阻撓時，正式啟蒙。
當時大夥在學生活動中心前方發傳單，邀請大家來品嘗台灣美食，被中國學生攔截與阻撓，一度引發口角肢體衝突；當時因為我一介交換生，無憂無慮，幾乎與Tiffany會長同進同出（因而被某些中國學生誤認為是會長），某台灣人攔截到一封中國同學會發出的信件，裡面寫著：「我們要狠狠教訓那個姓蔡的會長（kick Tsai's ass!）」。
說不怕是假的，戲劇系上某位韓裔美國同學，Si Lee，見我愁容滿面，把攔截信給他看後，Si 淡淡地說：「不用害怕，我在韓國同學會有一群兄弟，我罩你。」
小胖在協辦完台灣週之後（整場放阿妹的《發燒》），還是很孬地避風頭去了，心中當然覺得韓國歐巴很帥。
跟所有人一樣，經驗總是有好有壞，不能一竿子打翻整船人。事實上，從事表演藝術的我，認真地欣賞且喜愛曾經與我共事過的中國朋友；是的，大家都互相體貼地盡量不談敏感的議題，但這種避而不談，終究是造成如今兩岸越走越遠的原因之一。我對於身份的認同，也不斷地在移動的過程當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反芻。至今我仍舊無法忘記當年在倫敦手腕受傷，到中國城尋求中醫針灸，因為問診跟看診費要各收一筆費用，我身上錢不夠正要走出診所時，一位來自成都的女中醫師叫住我：
「小伙子，沒關係，不用問診費，進來我幫你看看。」她說。
「啊…真的嗎？可是…」小胖支支吾吾。
「大家都是中國人，本來就應該要互相照顧。」她笑著說；邊針灸時還心心念念在家鄉的孩子，準備兩個月後回中國探親。
每每看到網路上爭論關於「你去中國賺錢，就不要這個時候還要來圖台灣的好。」時，我總會想起這位中醫師。
我理解台灣人的憤怒，因為這個憤怒，是長期的委屈累積出來的。當年多少人說台灣沒有前途，是鬼島，每個人都想要「離鄉背井」，走不了的人有種「眾叛親離」的無力感。有人去了中國，真的賺了大錢，也過著人人欣羨的高檔生活，開口閉口都是你們台灣人的薪水能看嗎（當然，我們的薪水目前還是太低）；有人去了歐美，用別人的語言奮力的掙扎，朝自己理想的生活邁進，苦的時候煮碗泡麵，沒事到公園野餐、劇場看戲、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擦肩而過，是虛幻也是過癮。
留在台灣的人，有的是想走卻走不了，有的是不甘願走，有的還願意相信。我們曾經經濟輝煌過，也數次經歷轉型陣痛，一直到此刻，我們都還痛著；這次防疫台灣真的做得很好，也很值得驕傲，世界也看見了。我們發現，原來，這塊土地根本不比別人的差；原來，錢賺得再多，沒有健康也是枉然，原來，「人權」或「言論自由」這種太平盛世下，看似不痛不癢的字眼兒，竟在荒唐絕倫的2019年突然發威，以一種銳不可擋的衝擊，震撼了長期對政治無感的我（們）。
（編按：你自己還不是趴趴走？）
（小胖：謝謝台灣讓我可以趴趴走。）
（編按：哪來的錢？）
（小胖：反正不是中共的錢。）
當年阿妹唱國歌被中國封殺，我只覺得阿妹好衰，為什麼連唱個國歌都要被禁，也有點沮喪為何我們的國家不能保護自己的歌手；或許大家都質問為何國家不能硬起來，但國家硬起來（得有技巧跟手腕）的前提得要人民先支持國家啊，吃裡扒外還要台硬是不是也強台所難？當然啦，團結一至這種鬼話留給中國官媒用就好；我比較在意的是，我們是否落入一種「總是譴責較弱勢而非價值偏差那一方」的標準？女生被侵犯就怪女生穿太短；包機無法成行只怪台灣政府無力，而忽略中國政府不願溝通且百般刁難的事實；或許有人質疑，為何台灣政府不能降低國格委曲求全，為了「人道理由」？抱歉，我還是很傳統的人，國格一但退了，就只能一路退下去，這也是我們為何用817萬張票決定台灣此刻的未來。
我無能談包機事件，但我贊成呂秋遠律師說的：「…現在講人道的這些人，遇到中國相關的其他議題時候，就都會變成不能人道。多點愛與關懷，會跳過新疆人，少點政治，會跳過西藏人，狗官，會跳過林鄭長官的濫殺無辜。有人或許會質疑，不要移轉焦點，民進黨政府難道在這次議題就很人道嗎？不，這是不一樣的議題，要講人權，要講兒童權利公約，要講民粹與歧視，就要講西藏的宗教自焚、新疆的再教育集中營，與香港的性侵、失蹤、殺人、無差別毆打民眾事件。而這次的包機事件，不是人權議題，是公共衛生專業議題，不要打擊錯誤好嗎？」
「是不是先顧好了自己，才有辦法關懷他人呢？」是我這陣子常想的。《寄生上流》裡的某句台詞：「有錢的人當然善良。」也讓我咀嚼再三，更常想到的是，當初川普喊：「America First！」的時候，我們似乎也嘲弄他什麼鬼口號；但，反觀現在我們護衛著台灣說，防疫要以台灣2300（到底是2300還是2400啦）優先，我們相信的，跟我們此刻的標準，與當年美國人堅持的，又有什麼不同呢？
回歸重點（是說這輩子大概也無法有），世界最理想的樣貌，當然是沒有國界，彼此關懷，即使不是自己的孩子，也都能有同理心關愛；疫情是對人心最大的考驗，我也在各式新聞輿論的相互踏伐聲中，踩著過往身為台灣人在世界走跳的回憶，再次面對自己的邪惡與自私，重新思考自己與政治和國家的關係。
沒有任何事有標準答案，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繼續獨立思考，當然能獨立最好（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