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 國語運動狗牌 ，我們在網路上蒐集到這些相關的討論、資訊與評價

用「台灣國語」救場？林姿妙妳在台灣母語即將消失的傷痛上開玩笑嗎？
　
林姿妙團隊的危機消毒套路在本次黑鮪魚拍賣上胡言亂語事件中全都用上了，第一時間團隊為了保護林姿妙所以不讓她自己親自受訪向記者解釋，所以在記者向縣府詢問看法時，團隊派出宜蘭縣府秘書長林茂盛出來解釋澄清「那單純只是縣長的口誤，縣長想表達的是黑鮪魚擁有豐富的DHA，營養價值高，有助於孩子的成長。」（引自自由時報電子報導內文）
　
然後，再讓蘇澳區漁會理事長蔡源龍向自由時報稱「林姿妙當時的原話，並不是抑制孩子的成長，是「益助」孩子的成長，他說，這種場合縣長不可能説反話，而且他本人在場，也沒有覺得什麼不妥。」（引自自由時報電子報導內文）
　
林姿妙團隊當然在玩文字遊戲，想以北京話混了台語腔所以使得發音不標準的假來亂真，稱自己是台灣「國語」。
　
第一、林姿妙團隊所稱是唸益助，但我們用法上通常是「助益」而不是「益助」，沒有人在倒過來念。
　
第二、較常聽到的 yì zhù 是「挹注」，但挹注詞義不適用解套本次林姿妙縣長胡言亂語，林姿妙團隊只好將有助益的助益倒過來解套。
　
第三、影片後面也有剪到，林姿妙說可以抑制小孩子成長，也可以抑制營養，可以抑制高血壓。
林姿妙團隊最好反擊前先想想，到底要抑制小孩子成長還是要抑制高血壓？還是要益助小孩子成長同時也益助高血壓？
　
蘇澳區漁會理事長蔡源龍今天再進一步於自己的臉書上說，我不是他的蛔蟲怎麼可以消遣他？我當然知道地方有地方的壓力，怎麼樣都要出來救場一下來挽救宜蘭縣政府的顏面。所以我也要跟蔡理事長說辛苦了，但我在打的是林姿妙跟你無關，那個場合是不是你的主場跟我可不可以評論是兩碼子事情。
　
另外，林姿妙小編團隊用「台灣國語」這種說法去救林姿妙胡言亂語場的場實在諷刺。
　
戰後，中國國民黨為了方便統治台灣人，實施「國語運動」以作文化清洗，將北京話以外台語、客語或原住民族語言皆貶為方言，如果在校園裡講母語就要罰錢，且還要掛狗牌去操場青蛙跳，並強力要求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必須用北京話；甚至是學校聘請教員時，也規定要考慮其北京語程度，如果北京話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這也使得許多原先母語非北京話的族群，因上述國家政策導致講北京話時帶有明顯母語腔調之人再被嘲笑有所謂「台灣國語」。
　
林姿妙縣長身為中國國民黨的一員，而且還是一縣之長，不去檢討自己的政黨帶給台灣母語使用族群什麼的地獄，還將它做成梗去為自己的危機解套，根本可恥。
　
備註：
一、國民黨確實成功的剝奪了本土語言的教育和生存空間，使得台灣許多本土語言成為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只要大家都不再使用，很可能在三、五十年後就會消失。
二、引用自由時報內文原新聞連結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03819

一般來說，粉絲團的文章在發文當天觸及率最高，三天後基本上就沒什麼人看了。但是這篇幾天前的文章，由於這兩日突然有讀者不斷留言辯論，留言高達數百則。

主要是有一群讀者留言質疑戰後的「國語政策」，根本沒有講方言要處罰這回事。於是有被處罰過的和沒被處罰過的開始留言筆戰。（大家可以點照片進去看原文觀戰，或參戰XD）

我的立場很簡單也很一貫：我1980年生，小學四年級時（約1990年）當時的導師覺得我們太愛講臺語了，於是規定講臺語要罰錢（金額不記得了）。當時回家跟我爸媽說，我爸眉頭一皺，抱怨「什麼時代了還用這招」，顯然他小時候也是經歷或聽過這種處罰的。

所以在校園講臺語要處罰這種事是有的（而我這年紀大概也是這種處罰的末班車了），而在這之前，政府對於「方言」的迫害也確實是有的。由於原文底下反對的留言太多，我無法一一檢視並回覆，揀幾個質疑回答如下。

1.「我小時候就沒遇過講臺語要罰錢、掛狗牌這種事，我問我阿姨嬸嬸三叔公四嬸婆也說沒遇到過。」
答：啊我不就遇到了嗎。
1983年7月30日《聯合報》嘉義版15版報導：
「嘉義縣水上鄉回歸國小校長趙震，在校內推行說國語運動，要求特定班級學生在胸前懸掛『請說國語』紙牌。」
1998年11月16日《聯合晚報》2版報導：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馬英九回應表示，他在當學生與服役時，有人確實因說台語被罰錢，他這個年齡的人大家都經歷過。」

2.講方言要罰錢、掛狗牌，是本省籍老師學日本時代的作法。怎麼不提日治時代講臺語也要掛狗牌？
答：以前到底有沒有講方言要處罰這件事，你們同陣營的可以先統一口徑嗎，上面說沒有你又說有我很亂耶。
講方言掛狗牌這件事到底誰先發明的，我不清楚，但全世界應該都有類似的罰則，若有證據是臺籍教師從日本人學來的請提出。但不管手段是誰發明的，規定要懲罰的法條一定是國民政府制定的。1966年台灣省政府的《加強推行國語計畫》實施辦法第一條規定：「各級學校師生必須隨時隨地使用國語；學生違犯者依獎懲辦法處理。」
要提日治時代講臺語也要掛狗牌OK啊，所以國民政府和日本一樣是殖民統治。

3.當時我在鄉下長大，大家都講臺語，方言哪有被禁？
答：列舉幾條本土語言被禁止、縮減的大事記如下。
1957年限制《教會公報》使用台語白話字。
1959年，教育部規定電影院放映國語片時不准加用台語通譯，違者將予糾正或勒令停業。
1963年教育部頒定〈廣播及電視無線電台節目輔導準則〉，第三條規定「廣播電視台對於國內的播音語言，以國語為主，方言節目不超過百分之五十。」
1972年，教育部文化局電視公函通知三台，並分送文工會、司法行政部與警總：台語節目每天每台不得超過一小時，且必須分二次播出，午後及晚間各播一次。晚間六點半到九點半這三小時內，台語節目限由一台播映。三台每天播唱台語歌曲不得超過兩首。
1980年，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宋楚瑜在立法院明確表示「今後各電視台台語節目將逐漸減少，到全部以國語播出為止。」
1983 年，行政院新聞局發布「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規定廣播及電視節目的國語播音比率定為至少 70％，方言生存空間大幅縮小。

至於其他留言歪樓到228真相、臺灣主權等等，與本書影無關，不提。

吳念真聲助在土耳其蓋難民中心的裘振宇：「我這樣相信著，如果此刻我們能給世上某個地方正在飽受貧困，正在遭受戰火的摧殘，生命危機正在掙扎（的民族）， 給他們一點資源、一點光芒，給他們一點光和熱的話，台灣在未來一定會被尊重，在世界的政治版圖上他會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我們都是難民/裘振宇》

一名敘利亞婦人說，她和家人在天色未光之時離開家園，一出門即被屍體絆倒，那是昨夜命喪於圍城屠殺的少年。另一名婦人說，一家人本在大馬士革安居，戰亂使人流離失所，某日，炸彈在臨時住處門口炸開，女兒被炸斷一條腿，小城封城了，沒藥物、沒食物，她只得帶女兒鑽下水道逃亡，在惡臭泥濘和汙水中匍匐前進，往盡頭的光亮爬去。

又有一名婦人說，她逃往土耳其敘利亞邊界，見邊界告示牌寫「歡迎來到土耳其」，她說，那是她人生最快樂的一天，理由只因她還活著；但那同時也是人生最悲傷的一天，因為踏過了邊界，家鄉、親人和敘利亞的回憶，將徹底被她拋棄了。

　

戰亂之地　創建台灣中心

42歲的裘振宇掀開筆電，為我們播放他錄製的敘利亞難民訪談影片。3年前，我們訪問過他一次，其時，他是土耳其安卡拉畢爾肯特大學（Bilkent University）建築系助理教授，在土耳其、敘利亞邊境小鎮雷伊漢勒（Reyhanlı）蓋難民中心，造價粗估一百萬美元，但他手邊只有台灣外交部贊助的40萬美元，他回台找錢、找建材，未料一毛錢、一塊磚全沒著落。3年後，竟也讓他在這無邦交的戰亂之地蓋出房子，建築以「台灣雷伊漢勒世界公民中心」（簡稱台灣中心）名之。他被小鎮市長延攬，從建築師變成該中心營運長，招攬50餘個NGO（非政府組織）進駐，負責該中心的管理和使用，同時輔導敘利亞婦女就業，此次返台便是為販賣難民編織的圍巾。

2010年底，突尼西亞人爆發反政府運動，推翻獨裁政權，隨之在中東國家相繼掀起革命浪潮「阿拉伯之春」，大勢所趨，敘利亞人走上街頭，釀武裝衝突，美、俄、土耳其、伊朗等多國勢力介入，內戰至今仍未停歇，奪走逾40萬條人命，同時也有560萬敘利亞人逃到國外，土耳其收容難民最多，多達370萬，7成是婦女和兒童。我們坐在台北咖啡館，裘振宇語速彷彿調快1.5倍，企圖在最短的時間，為我們補充最多的資訊。他的口氣哀戚而氣憤，說到一半，他又得中斷訪問，電腦連線到德國，為他今年夏天在慕尼黑策劃的台灣建築展進行視訊會議，他將難民婦女編織的狗狗圍巾披在肩上，聲音歡快，充滿正能量，越洋視訊會議結束了，跳回難民議題，他又是一臉哀戚，情緒起起伏伏，未免太大了。

　

感同身受　也給別人平等

問他何以台灣人要關注敘利亞難民議題？坐在對桌的裘振宇身體前傾，頓了一秒，惡狠狠地瞪視著我，抬高音量，彷彿我問了什麼笨問題而氣憤，「台灣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啊！我們某種程度是難民島，但如果台灣可以讓這些人（敘利亞難民）變得更平等，不也是一種台灣價值？我們祈求國際社會能正視台灣，跟世界要求一點點平等，但希望別人給我們平等之前，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給別人平等？讓更多在下面的人更有生活的資格？」

建築師關注難民的理由很大，大到與國仇家恨有關，但關注難民的理由也很小，小到只是個人心結。他中原大學建築系畢業、服完兵役，24歲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建築碩士，其後，他在澳洲墨爾本取得博士學位、在芬蘭博士後研究；他說在國際各大學院流浪18年，亞洲人身分無異於次等公民，和同學爭取獎學金、工作機會，學院中那些不動聲色的排擠和打壓，讓他深刻體認人從來不是生而平等，「我在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是難民，幾年前，我媽把舊房子賣掉，買了一個房子，裡面只有3個房間，我媽、我妹的房間，還有一個客房。他們把舊房子的雜物全部丟掉，也沒聯絡我，從小到大的衣服、照片、畫畫比賽的獎狀，都被丟掉了。」

他去年11月初返台，至耶誕節當天我們訪問他，整整2個月是他近18年來待在台灣最久的一次，然而他為著台灣中心和來年的台灣建築展奔波，2個月尚未與母親見面。上次見到媽媽是什麼時候啊？「6年前。」他淡淡地回答，口氣沒有惋惜，沒有傷悲，「對我媽來說，我做的一切都是不務正業，我應該算是她很失敗的投資吧。」他說父親在他出國讀書前病逝，父母感情不睦，2人卻不離婚，寧願用一輩子怨恨彼此，父親死後，母親也不發喪，怨偶在婚姻互相折磨無異於內戰；他選擇離開，和逃難的敘利亞女人一樣，將親人和故鄉的回憶拋在腦後。

　

陰鬱少年　變身戲劇女王
裘振宇從小立志當建築師。父親原是遠洋漁船輪機長，後來開營造公司，出身外省菁英家庭，卻因父親工作關係，在萬里鄉下長大。小學課堂上，老師發問，他永遠是第一個舉手，因為他國語講得比其他同學好，課堂上他的優越感輾壓同學，下課輪到他被同學霸凌，不是書本被藏起來，就是在走廊上被推擠、挑釁。先是省籍，後來是自己的同志傾向，成長過程中，他覺得自己和整個世界總是格格不入，故而在圖畫紙上畫各式各樣的房子，他迷戀宮崎駿，看了不下50次的《天空之城》，幻想打造一座飛翔的城堡，要當自己的造物主。

他念中原大學建築系，於迎新舞會做扮裝皇后，在蒂娜．透娜歌聲中，陰鬱少年長出一個熱情的社交人格。他真的熱情，初次訪問，他提早5分鐘站在約定的咖啡館外頭翹首盼望，見著我們就是熱情的擁抱。「他（裘振宇）情感表達很直接，這樣的人很容易引起誤會，很多人會斜眼看他，但他也不會被成見框住，非常不屈不撓。」建築師黃聲遠是他中原大學的老師，說數年前裘振宇跑來找他，拉著他在陽台上著急地說台灣在國際建築界被忽略，快沒時間了，裘振宇眼底的焦慮和真切，他至今仍記得。

　

鍥而不捨　像是夢幻騎士

那樣的焦慮和真切，正是裘振宇在博士後研究之後，明明有大半年找不到工作，還堅持在歐洲辦台灣建築展的理由。他大學做表演藝術之家的設計案，認識當時的雲門總監林懷民，林懷民說他：「他像是個奇怪的夢幻騎士，很神經的，黃聲遠、謝英俊在國外辦展覽，都是他弄出來的，他挨家挨戶拜訪建築博物館館長，鍥而不捨地敲門，有人不見他，他就拿著紅酒和玫瑰花去人家家門口堵。這個案子（台灣中心）也是這樣，他像是60年代長大的小孩，相信公平與正義、相信愛與和平，他掏了自己很多錢去做這件事，這需要能夠在當地周旋，那邊有政治的較量，還要組織很多人去管理（台灣中心），這是很大的夢想。」

5年前，他構思把黃聲遠展覽辦在土耳其，去拜訪台灣土耳其駐外使館，大使給他看外交部在土國邊境蓋難民小學的設計圖，問他意見，他脫口而出就是設計好爛喔，結果公親變成事主，這差事便落在他身上。後來土國強迫性的種族融合政策，硬性規定敘利亞學童與土耳其學童一起上課，建物改了方向，變成難民中心，「我4年改了10個設計圖，機能不對，造價不對，工法不對，施工品質不對。初步的規劃光是打地基就要新台幣1,200萬元，等於預算就爆了，後來找到邊界蓋邊境圍牆的預鑄混凝土，裡面是鋼模，底座很大，又防爆，我買了300顆，一顆才500美元。」

我們在歌舞昇平的咖啡館談論遠方戰火，空氣中有咖啡香與輕音樂，他突然中斷談話，問我可否聽見旁邊低音音響的震動？邊界小鎮時不時轟炸，深夜裡，從住處陽台眺望，黑夜的盡頭火光起滅，砲聲隆隆作響，因為聽久習慣了，死亡變成日常；他說，後來他聽見低音音響的震動都會以為是遠方的轟炸。按原訂計畫，公民中心去年秋天竣工，眼看履歷又可添上一筆豐功偉業，可以銷假回學校，寫完那本欠了劍橋大學很久的學術論文，但他9月又受雷伊漢勒市政府的邀請，擔任公民中心營運長，集結一幫難民婦女編織圍巾，開發文創商品。

　

留下故事　才能改變世界
裘振宇在畢爾肯特大學任教，月薪4千美元，5年來攢近6萬美元，他拿出5萬美元投入商品開發，簡直要花光所有積蓄，「如果我不把自己弄到一無所有，這樣別人怎麼會相信我？」不單是敘利亞婦女，他也扶植土耳其婦女投入生產。他說雷伊漢勒本來就住著近10萬名土耳其居民，但十年間卻湧進12萬名敘利亞難民，邊境小鎮工作機會原本就少，多了一倍的外來人口用一半的價錢來搶工作，土耳其人就算再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也都用完了，「無論土耳其或敘利亞人，只要沒有工作，每一個人就有可能是難民。」

他將在台灣停留到2月初，偶爾和他的敘利亞助理瓦力視訊聯絡事情，瓦力總問他何時會回來，說如果他不快點回來，也許他們再也見不到面了…。他說，肺炎疫情在土耳其完全失控，說好要幫他們生產肥皂的工廠因為疫情全部停擺，他們所在的哈塔伊省（Hatay）每天有將近3萬人確診，民眾一旦有確診跡象，醫院只會叫你回家待著，因為醫療系統早已崩潰。裘振宇總擔心著瓦力每天還是忙進忙出，忙著與不同的人打交道，單靠臉上薄薄的口罩，是否真能保護得了他？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建築師死了留下房子，但先是內戰，而後是疫情威脅，即便在這亂世之中蓋了堅固的房子，也承諾不了永遠吧？「建築沒了，至少我還留下故事。台灣中心目前就生產2件事，工作機會和故事。我照顧很多人，很多人都有故事。只要這些故事藉由這些圍巾織品流傳下去，人心才會改變，人心改變了，世界才有好轉的可能。」咖啡館裡，他愈說愈悲憤，音量愈來愈大聲，見他脖子掛著無線耳機，轉移話題問他手機都聽什麼音樂，還聽蒂娜．透娜嗎？「每天這樣忙，哪有時間聽音樂！」

做人這樣戲劇化，快樂嗎？「我睡覺做各式各樣的惡夢，夢見沒趕上飛機，報告沒寫完…但只要沒有自殺，應該都是快樂的吧。」可若非這樣戲劇化和張狂，大概也蓋不出這樣的房子，成就不了這樣的志業。不免好奇張狂的建築師偏好什麼樣的居家空間？他說只要有4堵牆圍起來，可以擺床睡覺，容得下他買的很多書就好。但大概是這樣的回答太不專業，他連忙掏出手機，秀出他之前和男友在墨爾本住的房子，牆上的畫，客廳的地毯，簡潔而高雅，有北歐風。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無家可歸之人，但建築師在空間正中央擺著一張圓桌全然洩漏了自己的欲望：自比地球難民的人，還是期盼著和親人在圓桌上吃飯，一家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