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保持乐观英文顏艾琳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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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天津寄來的《南開詩學》第二輯。這本是由葉嘉瑩老師跟知名學者謝冕，吳思敬擔任顧問；羅振亞，陳仲義等擔任編委，李潤霞教授等人主編。
我這篇放在壓軸，前面還有編輯頁，實在令我驚訝。
不過本人一向說實話，不怕得罪人。這篇文章提出兩岸詩歌研究不足之處,還請大家參考｡

《两岸诗人的创作与发展差异》 @颜艾琳

深厚的中华文化积淀，碰撞融合的多元艺术文化环境，生活美学与生活理念的传播，滋养出台湾丰富多样的文创产业形态。中国新诗的发展在台湾的语境下没有断裂过，李金发、戴望舒等开辟出的现代诗歌轨迹在台湾一直没有断档，这一点跟大陆不同，中国现代诗歌在台湾有着自然的延续，非常完整。作为女性诗人的我，由于近年常跑大陆交流，提出一些两岸的观察与大家分享。

*谈所谓活动家

我出身南台湾小农村，从小爱诗、13岁创作发表第一首诗作，国中时存钱买诗集跟文艺书籍，从小喜爱读书、绘画、音乐，长大做编辑出版、策划文化活动…大家比较看到我活泼的那一面，还一度获得“文学太妹”谑称，但我对诗歌的修练、私下的专注、执着，对自我女性主体和身体的表达意识，亦获得学界的关注。我从事以诗作为跨界的核心，演绎了诗文的丰富，企图达到艺术的高峰。在台湾，诗人作为活动主持、策画执行、总监擘划、或挤身音乐、摄影、绘画、影像、表演等相关工作，其实非常普遍。不若大陆有些人只以写诗发表多寡、不看质地，以为台湾诗人如我等，是以活动家为主，写诗为辅。
那真是很不一样的观念。在台湾，你要能跨界，表示对相关艺术、表演等知识有一定水平，甚至能够邀请到大咖来与诗共舞、与诗同盟，不仅个人诗要写好，拥有人脉、方方面面都得达到高度，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跨业诗人、好的策划人。否则一个活动只靠亲友相挺，互相吹捧，来参与诗歌活动的人都是些半调子，发发新闻稿曝个光，大家晾一下爽一下，把钱花完了，这样的活动策画我反而觉得是分赃。因此要冠上台湾人为诗歌活动家的同时，是否该先去看看这位诗人的作品跟呈现出来的意识呢?
台湾很多诗人都做一部分文创或策展活动，老前辈叫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做。我最自豪的是，1995年洛夫先生还没去温哥华的时候，《创世纪》诗刊在诚品办“诗的星期五”讲座，后来洛老去了温哥华停止，2005年由我跟诚品信义店、元智大学结合资源，复活了“诗的星期五”，龙应台担任文化部长办的“齐东诗舍”诗的复兴基地，我被找去筹备跟执行了一年至少60场的诗歌活动。从年少起，文字便深植于我的生活，通过书写与企划主持活动，我认为是在回馈我的缪思女神。

*谈先锋，要综观整个华文书写的时间先后

我常被论述为台湾中生代女诗人的情欲代表，部分诗作以女性觉醒和身体为题材，且形式上具有先锋色彩。可一旦牵扯到下半身、浪荡、性别与情欲，大陆都以伊蕾、翟永明、沈浩波跟尹丽川等为先锋。却不知台湾早在1970年代的白萩《香颂》 1972初版，写的是结婚后对妻子、生活的情欲悲歌。而杨光中著名的诗集《好色赋》被认为是两岸第一本色情诗集，出版于1978年，诠释令人脸红心跳的异色主题，以致于出版就遭到查禁。杨光中称自己是「肉体派」：「对女人的肉体做虔诚的颂赞与讴歌，我也不畏缩，对人类最有影响力的性，加以毫无保留的赞美！」诗人向明认为杨光中的作品笔触大胆，却保持诗的艺术性，「用意象处理，不会直捅捅的真刀真抢。」杨光中那时就有「下半身诗人」之称。 1980年即有利玉芳、陈克华、颜艾琳、夏宇，1990年代江文瑜等人。所以讨论到女性和身体这类些话题，就质地与书写数量、年代、表现的手法、诗人书写的年代环境，从来没放在一起好好比较过。
其他如后现代、乡土、打工、古诗新写、自动书写等议题，几乎很少看到能综观两岸相关诗作的论述。感觉大陆诗人太会喊口号、立山头，忘了写诗的目的并非是要出风头。台湾写所谓的下半身大多从生活感悟出发，有时读来还蛮沉重的。
再来就是因为台湾没有传承的失落期，前辈们从1930年代至今仍不断修练文字艺技，给我们晚辈很大的激励。以纪弦、痖弦、洛夫、郑愁予为例，这些人在动荡的时代是如何成为大师的？
纪弦1980年代去美之前是成功中学的老师。他们那一代到了台湾之后大多担任公职、军职、要不就是老师。那时到台湾的都是大学问家；清华大学、交大、成功大学等名校，最精英的人在那个年纪都念了大学或是留洋。他们都是经过战争颠簸的，如郑愁予老师大学就念了5年，从幼儿园读到大学，大陆到台湾到美国，一共念了30个学校，这都是普遍的，他们就是生命的迁徙和奔波的一代人。而且那时候的诗人，都懂得要好好自修英文。为什么要学好英文呢？他们为了可以接触外面的空气，故想把英文学好，看更多的外文诗集。他们怎么练习英文诗？在没有影印机和打印机的情况下，他们整本整本抄写波德莱尔、艾略特，逃难路上轮流抄写，商禽，痖弦，张默等，对他们这些军中诗人来说，就是那样学习的。
而他们到了台湾，和一群背景相同的人交往，因为文学变成好朋友。台湾已有多位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或是口袋名单 : 洛夫、杨牧、李魁贤、商禽、夏宇等。而商禽、夏宇的瑞典文诗集是马悦然亲自翻译的，杨牧已经得到了欧洲的骑士奖，周梦蝶，商禽等也早就被翻译成瑞典文法文等。另外在引进翻译上，辛波斯卡、索因卡、莒哈丝、捷克总统诗人哈维尔、策兰等等在二十来年前就引进了。木心更是在1980年代于台湾副刊上发表作品、1990年代在台湾出版系列书籍。台湾小归小，出版信息比较早开放，也没像大陆对诺贝尔文学奖那么热衷。也许出于一种自信?
台湾是小岛，但胸怀很大。大陆一些在国外长期生活的诗人，认为外语对母语写作会形成合并某种负面的影响。比如北岛跟多多的外文能力并不好，若对台湾诗人来看，简直浪费了在海外面向多元文化的吸收机会。但诗歌本是无国界的艺术，不同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魅力，台湾老一辈对外语的态度、对传统诗词文学的传习，将东西文化练成吸星大法；洛夫跟余光中老师到了80几岁都有新作跟锐意的作品出版、这种精神让台湾后辈想超越他们，只能更加用功努力。

*以诗为文创打太极

台湾的观光传播局和当地文化局常常联手合作，除了办很多文学奖，找我们这些诗人写短诗或小品文，放在捷运（地铁）跟公交车上，满城满街跑。台湾还有很多诗路、楼梯、公园、墙面也放诗句: 阿里山诗路、盐水诗路、松江路诗公园、博爱特区诗句人行道、高雄女诗人石鼓灯、台东都兰诗碑公园、文学馆的诗展览、诗行楼梯。台湾各地文化局也办国际诗歌节，把诗歌和当地特色文化结合，邀约各国诗人在地，期许他们写下只字片语藉以传传。较有名的有台北国际诗歌节、花莲太平洋国际诗歌节、文化部办的亚洲诗歌节、淡水国际诗歌节等。
近年在文创产业的活耀运用下，优秀诗人的作品、在地文学奖的得奖诗作也做为跨界授权来演绎。比如本人规划的文学唱台南、公共电视台将诗歌改编成微电影并请诗人入镜演出，音乐人谱曲、舞蹈家编舞演出、艺术家变成共艺术品、书画家画诗…用各种方法深化表演诗、让它以五感进入到生活层面。台湾金曲歌后罗思容本身也是画家诗人，她挑选了台湾12个女诗人的诗，谱成曲乐，融合客语、台语、普通话、京剧、英文等，非常精彩。罗思容将这张音乐专辑取为《多一个》，意即每首歌都是两个女人的作品，「用艺文的子宫生出一个新的作品」。
还有我跟观光界、料理界、饭店把诗歌做成旅游项目、餐饮菜单。，比如将郑愁予的《野店》做成一道高粱炙烧羊排，《错误》则是一碗呈现江南鱼荷的面疙瘩。让文学走进衣食住行，在台湾搞创意的诗人，尽可能把诗歌与民众生活结合。
而所谓跨界的本事，也可让执行企划的诗人、因为以诗为文创工作，可以营生乃至抽版税，不论企划者跟授权的诗人，皆能以诗人身分去尊荣诗艺。

*结语

两岸诗歌创作环境、诗人自我培成的教育途径、文创授权、活动规划，也许因为大时代环境变迁而有异，但逐年的交流沟通，华语诗的研究跟市场，私以为只会越来连结越强，越紧密。

2018.11.30定稿

Ques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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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了不起的杂志——《一行》创刊30周年纪念徐敬亚《一行》，就是那本刚刚还摆在我们桌上的“外国”杂志吗，就是那个一袭白衣皂靴的黑脸汉子吗，就是那一行行飘飞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灵吗……30年了，当鸡毛蒜皮也变成文物之际，我们翻开记忆，辨认它走过的每一页白纸，如同紧盯着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我们也老到有资格纪念30年前的事儿了吗。30年有多长？二战光复到文革中止，几乎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像100年；1889光绪帝亲政到五四，整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从五四到四九，又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的沧海桑田里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我不会去管什么狗屁文学史。我们是360行中最末的一行，我们是一行人中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的那一行。我们只是摸着自己的脉，走回不耻于史的记忆。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书。那是我们自己人凑的银子，自己攒的力气，是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写的诗，印上了自己的青葱生命与灵肉，那是一代人30年的刻痕与编年。缘起：它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30年前，诗歌猛然大热！先是朦胧诗用一个又一个瞬间点燃了中国。之后数年，官方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围剿——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幕“好产品+好广告”的巨大营销盛况。哪个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泪上升的快感，又有哪个国家舍得用一版一版白银为诗歌积年累月地推销。对于当年诗歌，无论你怎样学术，也只能被迫使用“盛况”这个虚幻形容。中国历来没有理性与数据。几十年了，即使在大数据里人们只能也找到这一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哈哈，上述统计，是我1986年举办“两报大展”时从一份记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转抄后发布。没想到，这组数字便成了后来被不断频繁引用的最权威数据。权威总是可疑的。没办法，历史上冒名顶替的东西太多了。不管怎样，它总算给了我们一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现在不关心诗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统计“打印加铅印”两种诗刊，总数99种。与“两报大展”公示的64个流派基本吻合。但，这些年我不断发现，当年被大展遗漏的诗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怎么办，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民报，到底有多少？被当事者们模糊过的历史，后世能够给予补救的惟一方法，也许就是收藏。目前，中国两大诗歌民刊收藏馆，一个是“世中人汉诗馆”，一个是姜红伟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按收藏者统计的数据之大，足以令我们这些过来者震惊。世中人汉诗馆内收藏的非公开印行的刊物约3000种（ 时间不限于八十年代。品类为综合统计）。这个数字是世中人刚刚微信发给我的。世中人称，他几乎攒全了《一行》，只差两期，严力已答应帮他补全。哈哈，这本宝贝杂志已经珍贵得达到历史邮票的地位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收藏。按姜红伟发布的统计：全国大学生各类诗刊、诗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大约300余种。此外，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中学诗歌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大约200种。请注意：中学生社团报刊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品类。好了，按上述两家诗歌馆的藏品计：八十年代诗歌民间报刊，种类应不低于500种。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实，无声地保留着历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证据般的权威性无可辩驳。我之所以统计这些遥远的数据，只是为了给《一行》杂志的出世，考证一个宏大的诗歌背景。我们的面前是：煌煌500种民刊，泱泱500乘N首诗、500乘N行诗……现在，我让一束强光只照亮那一行。相比于500家群峰并起的民间报刊，《一行》铺起摊位的时候，那个风起云涌的集市即将打烊——直到1987年，几乎在现代诗盛行于中国的10年后，这一行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但由于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纯净编风，这本杂志犹如一只最强的聚光灯照亮了中国未来十多年诗歌的血灰色天空，在500家报刊中，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发轫：一种美国式的AA制艺术公社1987年5月，诗画刊《一行》在纽约创刊。然而，无论从诗还是从画的内在视角，都纯属诗画之外的偶然——虽然历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国的年轻子民对遥远大陆的神秘向往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一窥究竟的愿望几达历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学方式远抛他乡的窥视者们，不经意地裹带了浓度不低的诗歌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动，意外地带来了中国现代诗一次额外的分蘖。作为《一行》的主创者及灵魂的严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两整年之后，及时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诗歌发酵，又在一座城市中与未来的合伙人相遇，并以合并诗画的恰当方式升华了一批流亡艺术家共同的内心愿望。OK，一个以汉语、汉文化为纽带的团体、一家以中文诗歌为主体的艺术季刊就登场了。在500家民刊中，这无疑是一家萌芽过晚的两栖诗刊。但谁也没想到在随后13年中，与大陆层出不穷但屡屡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从1987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5期（1994年之前为季刊）。加上全国各地诗人在每年的《一行》周年的10期纪念年刊，整整35期《一行》杂志，横跨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与新世纪相交后，完成历史使命般地恰当停止在一个明暗之间的节点。《一行》之所以能够完成了13年跨国绵延，并不事声张地成为彼时中国诗歌的高端集散地，有三点独特的内在依据：1、主导传统：朦胧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宿将合流诗歌辈份很高的严力，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作朦胧诗的一个艺术载体。空降异邦的孤独生存，使这位留学者几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执着、纯真的使命感信息。于是，朦胧诗的后期传播与升华，并不是由北岛、芒克等原创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当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为老牌诗歌的记忆载体，化成一柄得天独厚、飘扬过海的蒲公英。同时，严力的另一个《星星》画派的老牌双栖身份，使他准确地迎合了纽约这座诗画合璧的留学城市，并把这两股相得益彰的棉纱，搓成了一根美妙缠绕的长绳。正是主创者严力内心中诗画的高远传统，使《一行》自认死理地严格秉持着最高的诗歌准则，以一种国内混乱诗界无法达到的清静、单纯的高标，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盘散沙的现代诗，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最权威的集结舞台。2、艺术公社：美国式的AA制诗画基金和大陆现代诗人凌乱的生存相比，纽约人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正人君子者流。稳定的生态背景，极易使人产生按部就班的稳定节奏，这与国内诗人们朝不保夕的动荡形成强烈对比，这其实是《一行》杂志恬淡、从容、持久的、类似哲学般的大背景与大依据。此外，《一行》杂志独有的、AA制的集资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种类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种艺术公社味道：20几位成员每个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每季度出50元，有的100元，还有两个医生，因为工资高，出200元——一举解决了每期1000册、1500美金的印刷费用。这真是纽约人才能想出的集资方式。应当记住这些被称为“离人”的名单：严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张伟、秦松、李斐、非马、斯仲达、艾伦金斯堡、安晨、王福东、姚庆章、方家模、张宏图、邢菲……严力说，有的成员每三个月甚至拿出5天以上的工资。近代，有军事学家拆解战争的制胜因素时指出，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不仅是战略与战术，更常常是武器的较量，甚至是给养与后勤的比拼。当土八路们背着粮袋生火煮饭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八嘎牙路们吃的却是美味快餐与刚发明出来的鱼肉罐头。同样，在《一行》以丰盈稳固的资金运作之际，大陆的游击战士从来没逃脱艰苦卓绝的挣扎。《一行》创办4年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横空出世。这个与《一行》并驾齐驱的著名民刊，最终倒在了日益匮乏的白银面前。作为其编委，1994年，我代表深圳出资1000元，由欧宁主办编辑了最后一期《现代汉诗》，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轮流作庄方式的中止。因此，《一行》证明：由若干合伙人共同集资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民刊的长治之道。3、代理人制：类似现代营销的集散中心勤勉而谦逊的严力曾写道：“在一行漫长的道路上，国内各地诗人组织及策划稿件的负责人包括：莫非、贝岭、李松樟、瓦蓝、梁晓明、伊沙、肖沉、古冈、孟浪、付维、朱凌波、杨春光、蓝皮等，没有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正是上述中国现代诗中坚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个遍及中国的集稿中心与发行基地。这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在当年都是一个恒星与行星环绕的诗歌星座。这种弟兄般的借力，由几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几个省市的辐射，北京、杭州、天津、大连、西安、长沙……这相当于《一行》在中国大陆同时开办了多省市的派出机构。诗人之间的江湖传播，常常以几何基数发展。据严力的精确统计：“13年间《一行》共集结了780位大陆、港台及海外诗人、画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诗人160名，中国大陆诗人535名，插图或插画作者85名。”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代两岸几地华语诗人的大部。这并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单。大凡有据可查、显现出来的事物永远不是全部。可以想见，在经过严格筛选后的存品背后，它的外围是一个多么大的隐形落榜者与庞大的阅读群体。值得后世研究者们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陆的派出，代理诗人们甚至还额外产生了一种扩展与再生的能力。只要严力一声令下，或者代理者们一个漂亮的建议，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号标识的刊物便在大陆上印刷发行。当然，施发号令的严力还需要在纽约为这些印刷物寻找美金赞助。据严力统计，这些总名为“周年纪念版”的《一行》共策划、出版、发行了10种，自1994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这件事有点怪，仿佛一个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海外诗歌出版社，莫名地赐出了一个个“书号”，代理者便获得了一种加盟者的主体地位，以《一行》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出版发行事实，证明当年的《一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品牌效应与加盟店的色彩。在我写此文的昨天，身在纽约的严力通过微信发来一句话：“这是众人的一行史，是众人的一行诗。”这是实话。没有一批诗歌力工、诗歌买办、诗歌编外股东，就不会有《一行》这家以最小诗歌细胞命名的民刊10多年的风行天下。辉煌：那条窄路上的一束强光我很喜欢本文标题中的“了不起”三个字。今年春“红皮书”再版，我写了一篇名为《一本了不起的书》的再版序言。我说：“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备基础性的优秀因素，同时它还必须意外地得到历史的青睐。”1987年创刊，《一行》已显不同凡响。我可能是大陆较早的见者。从大胡子孟浪手里接过《一行》创刊号，见惯了民刊的我仍然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设计，使它那么洋气，那么现代，又那么另类。深圳与香港人熟悉的电脑繁圆体表明了它确凿的海外华侨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没人细看的英文，让人想象着华尔街的阔绰与体面。在当年，我们哪里知道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们精致而艰难的生活。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USA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严力、非马、艾未未、马德升、孟浪、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这些诗人、画家的集体亮相，标明了这是一家语言标高线非常敏感的现代杂志。两年之后，一场从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开始发光。1、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上演了辉煌“1989，肉体般致命的一击，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马的诗群上……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诗人们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想”和“写”在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一种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种自怨自艾的无奈与悲凉，缓缓而升……人文主义的脖颈，在苍凉中微微挺起……诗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现了一股伤残雄性的气息……”（本人作《隐匿者之光》）那一年，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而此时，创刊两年的《一行》刚刚完善了它与大陆现代诗各路英雄们的秘密联络图。就在大陆地下民刊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约而至。在诗人们遭受着复辟的革命词语重度侮辱的岁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过太平洋那苦难之水，照亮了国家与诗歌共同的那条窄路。那是一束丝毫也没有中断的强光，处于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充当了一次诗歌的诺亚方舟。随着《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广人逐渐到位，这本杂志在最黑暗的时刻达到了它的辉煌。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带给诗人们的慰藉。它带来的几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号，它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苦闷的日子，只要天空中还有一行鸟在飞行，也足以使黑云重压下的天空充满了弹跳的想象。这是一次诗的幸运，也是族类的幸运：所幸的是，世界毕竟不只一个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国诗歌预先在远方埋伏了一彪人马……2、它参与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却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整个九十年代，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着前朝的一切！”（本人《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1989之后的数年内，大陆一片萧杀。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岁月。仿佛从天而降的《一行》，带着一种异邦的人文尊严与艺术公正，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诗歌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园。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哪里知道，再次引导精神航标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诗人。在禁锢的精神重压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诗人一天天收拾着破碎的心情，重新编织着内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无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们的作品中，充满细节的生活画面在苦涩中一点点缓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经验一天天回归生活，而新鲜的口语逐渐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行》参与救助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历。这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而是诗人的自救。像一块高挂在天空的诗歌告示，在中国现代诗被扼住喉咙的那些年，《一行》持续地发出它的独唱，带领着它从千百件诗稿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诗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曾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当时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与这类流亡回流的政治宣传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虽设在异国，但它的作者与读者却都是百分百的华语诗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观念输入，而是一种与母体息息相融鱼水关联。从刊物属性来说，《一行》不是一本大陆的民刊。同时，它也绝不是一家纯种的美国杂志。它发动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战争，主战场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它只是把指挥所放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它有点像中国现代诗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后它把这盆水再次泼回到中国的大地。这样的事，历史上还能再次发生吗——中国现代诗在美国安装了一台诗歌的透析机，由一支支自来水笔制造的汉字划痕，乘着飞机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经过了某种化学药剂的过滤与溶解，它们再以铅字的形式飞回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沾到了某种仙气与灵光，用来医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创伤。一行行诗，一个个最微型流亡因子，在两大半球之间往返飞行、航行，经年累月，周而复始。3、它一直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现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独有的，不过是纽约的编辑与印刷，这一点儿小小的特殊身份，当年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不过是几张普通的纸，由于其背后的巨大普世权威，获得了诗人们由衷的信任。在举目无亲的九十年代，《一行》就这样成为现代诗一位海外归来的阔绰亲戚。据严力介绍，乘机飞回来的，只是作者的两本样刊。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每期满满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这块大陆缓缓移动——那是经严力周旋，由纽约佩斯大学东亚历史系主任郑培凯先生资助的海运美金在移动。它们要两个半到三个月才能抵达中国。奇怪的是，《一行》似乎从来没有被阻拦。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纯艺术姿态，使它带上了一种类似外交官一样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满了想象，而想象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说，严力是不是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啊。在那些最难忍受的日子，在“有一双眼睛注视着现代诗歌像注视着凶器”（严力）的险恶年代，这本刊物给中国诗人签发的“诗歌签证”，使囚禁者以另一种方式越洋布道，如同在蜡纸上一行行刻写黑暗中的《挺进报》。说到挺进，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艺术定力与对诗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须怎样不挺进而才方得挺进。它默默地进行着战略上的自我说服与修正。在身边最严厉、最嘈杂的国际声浪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秉持着一种纯正的艺术理念，以一行行诗纠正着世界。这使《一行》一直稳稳地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道场：一次在国际背景下的华语诗歌盛宴我相信，即便没有《一行》，中国现代诗的脚步也不会停止。《一行》，是中国现代诗一个时空跨度最大的“道场”。假如没有《一行》，汉语诗歌至少缺失以下三种局面：1、罕见的诗歌道场：中国地下诗歌几代人同时在场《一行》的意义是，它不仅使诗通过了那条忧伤的窄路，顺畅地维系着应有的水准。同时，《一行》着意推举了一批新诗人，对下一个世纪的口语诗歌产生了首发式的推动。在《一行》连续35期、横跨13个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职业的评论家，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朦胧诗→第三代→口语诗→下半身……之间的流派过渡线索。创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诗人阵容，仍然包含着一些朦胧诗和海外的老牌诗人作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占据舞台。再后来，伊沙、萧沉、梁晓明等口语诗人逐渐渗透而出。最后，下半身的诗人沈浩波等出现……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过《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如于坚，如王小妮，如韩东。在中国现代诗门派分争的当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间与知识分子等不同风格流派的汇集。同时，中国地下诗歌几代诗人的同时在场的版面，也显示了《一行》道场的最大包容。这的确需要一统天下的纯正诗歌气场。2、惟一的诗画道场：口语诗与现代画的大合奏对口语诗人的发现与扶植之功，应首推《一行》。当年，它一度作为中国第一权威诗刊，对口语诗的兴起充当了某种国家级伯乐的功效。而使诗人的年龄不自觉地呈现着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嬗变。这些，并非《一行》有意为之。以严力为主体的编辑小群体，既不在国内的诗歌圈子之中，也没有足够的大陆诗歌经验，他们所秉承的是对中国现代精神本质的把握，对汉语诗意的执着寻找。高标与公正，这两点编辑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现的必然是大陆诗歌的原始自然生态。从诗歌美学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主潮。而对日常生活的简化，对繁琐修辞的屏蔽等，正是口语诗的主导观念——这恰与《一行》的美术画风相吻合。严力、艾未未、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画会”的主力画家赴美后，画风一直不断趋于抽象与超现实。正是由于艺术观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国当代诗人与画家在《一行》上演绎了一场历时数年的现代诗画大合奏。3、国际艺术道场：华语诗歌几大版块的融合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接轨。但在《一行》之前，华语诗歌的几大版块，从来各自孤岛，各行其是。《一行》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诗歌艺术道场。这个以诗歌为主凝点的刊物，以其足够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及部分国际诗人的创作。今天，重新浏览《一行》那洋洋780位诗人画家的作者名录，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史诗级的名录”。这是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华语文学地理版图。在电脑上，以五号字排版，它仍然达5页之多。当年，它不但发表了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还包括了严力、艾未未等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的最新画作，还有国际诗人金斯堡的诗，甚至崔建具有冲击力的歌词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发表。形成了大陆、港台、国际诗人、画家们频频的同台演绎与融合。伊沙说得好：“《一行》的使命在于度过黑暗期！它起于民刊兴旺之年，止于网络兴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大任！”台湾诗人陳克華写道：“于当时我这个蛰居台湾的年轻诗人而言，无宁是打开了阅读和创作的一扇视野开阔的窗，知道了华文现代诗的诸多样貌。”在这个意义上，《一行》称得上一本真正的国际诗歌杂志。几个大型汉语地理创作源的汇集，不是人为的邀稿、拼凑，而是出于一种千载难逢的时空凝聚。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当下，这种跨国的诗歌盛宴，后世几代人都不容易出现了。显性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惊一乍的变态。1986年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两报大展”，以典型的、惊悚的方式，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禁锢，人为地使第三代诗人集团性地一夜间登上了诗歌舞台。现在看，这一暴动般的诗歌推广事件，不但基本结束了官方出版对于现代诗的封锁，也使中国现代诗一惊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因此大展之后的几年，诗歌水面一片平静、一片生长。数百家民刊民报相安无事地新陈代谢。历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惊一乍，一种是安步当车。安步就是两次惊乍的连线。在惊乍之间，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点点积累着不平、不常，才注定着下一次的历史惊厥。一条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与急流，在两条瀑布之间，就是历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稳态。《一行》，像它的简约、朴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样，正是以最基本的诗歌单元，一行一行地稳步书写着历史。人间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荡了诗界，甚至还不断得到后世的宠爱。2006年起，大展不断地被纪念，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真是纪念得让人嘴软笔软，连我这个早年爱出风头的人都不得不惊呼：“写诗人的这件事儿，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大展30年后说》载《诗歌月刊》2016-11）。没办法，历史总是偏爱惊涛拍岸。而隔岸观火的后世人们，又总喜欢围观那些祼露着的伤口。这也是我执意要为《一行》写一篇长文的内心动因。仿佛为了洗清那莫名受宠的主观故意，仿佛为了从不公正者那里讨回一点过时的歉意。2000年，《一行》中止。我相信，它仍然活着。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拢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义的使命后，默默地与诗、与生活、与生存构成特殊的同步。一定有一座纪念碑，向这本了不起的杂志致敬。它可能是声音的，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记忆的深处。2017-7-3深圳

Question 3

保持乐观英文蔡一傑 在Facebook 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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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新京報🇨🇳 新京報 160527 所有人都说“我是听着草蜢的歌长大的” 网上曾经有个帖子，讨论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乐坛，到底是草蜢的乐坛地位高还是Beyond高。很多人会说，就当时的乐坛地位，草蜢的音乐地位是Beyond不能比的。具体到底谁高谁低，如今想来也毫无意义。 很多人提到草蜢，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那部电视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即使草蜢有19年没有再发国语专辑，也鲜少来内地，但是这首歌一直占据着各大KTV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前不久的电影《港囧》《我的少女时代》和《火锅英雄》里也大量用到草蜢的经典歌曲。说到这些，草蜢很高兴，“我们的歌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很荣幸。而且这也说明，经典的永远不会过时。” 这一次，草蜢带着全新的国语专辑《Music Walker》重新在内地出发，这张专辑，他们筹备了几年，甚至放弃了在成军30周年的节点发表，就为了精益求精。“我们发现音乐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而且经典是会被一直传唱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是精雕细琢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几十年以来的生活感悟。” 在接受新京报专访的这一天，草蜢刚刚参加完一个大型的音乐盛典活动。在等他们回酒店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们感慨，刚刚走红毯的时候，这三位哥哥引发的尖叫度毫不逊色于一些当红偶像，甚至有所超越。而且不光是来自歌迷，还有很多80后的媒体人，他们天天跑场，对明星见怪不怪，但看到草蜢出场仍会特别的兴奋。 得梅姑赏识入行 首张专辑即获十大金曲新人奖 蔡一智和蔡一杰是亲兄弟，苏志威是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三兄弟从小就对音乐格外感兴趣，因为三个人的姓氏都是草字头，所以取名叫“草蜢”。1985年，他们参加了由香港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这个比赛曾推出过很多明星，如梅艳芳、张卫健、温兆伦、罗嘉良。虽然在决赛中落败，但是他们的演出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于是，1987年，草蜢签约宝丽金唱片，第二年发布了首张粤语专辑《草蜢》，获得了当年十大劲歌金曲奖“最受欢迎新人奖”。不过，对于自己的这位伯乐兼师长，苏志威说：“刚出道的时候，觉得前辈（梅艳芳）的眼神很可怕，光看一眼她的眼睛就会害怕，你会觉得，老虎站在你面前你都不再害怕了。” 而草蜢首次发行国语歌曲，则是在他们出道第三年的时候。之后，谭咏麟在台湾发行了一张国语合辑《永远的朋友》，里面收录了草蜢原唱的国语歌《一路顺风》，结果成了这张专辑里面最红的一首。于是草蜢被请到台湾，刚到台湾的三人连国语都不太会讲，“不会听、不会说，我记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还讲了英文。”当时，他们接受采访都是用广东话夹杂着英文及手语才完成的。 初到台湾遇尴尬 又唱又跳七遍才发现还没录 草蜢听到别人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听着你们的歌长大的。”但是，当你见到草蜢的时候，会惊讶于这三位哥哥的状态，从相貌到身材，完全看不出年龄，最重要他们永远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有时候甚至会幼稚地玩闹。他们其实一直和他们歌曲中传达的那种活跃相吻合，看着这三个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让人开心的音乐。 草蜢听到别人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听着你们的歌长大的。”但是，当你见到草蜢的时候，会惊讶于这三位哥哥的状态，从相貌到身材，完全看不出年龄，最重要他们永远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有时候甚至会幼稚地玩闹。他们其实一直和他们歌曲中传达的那种活跃相吻合，看着这三个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让人开心的音乐。 蔡一杰一直说，他们太久不来内地了，又新发了国语专辑，总感觉自己像新人一样。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草蜢当初从香港到台湾发展，那时的他们其实已经在华语歌坛火了半边天，但是初到台湾却特别谦和，“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录影，导演让我们唱跳一首歌，我们当时以为已经开始录了，就特别卖力地边唱边跳。然后就这样，我们连续卖力跳了七遍，跳到最后我们仨都要累趴下了。然后导演突然说了一句，‘灯光准备，正式开始’，我们都傻眼了。”蔡一杰讲道。即便这样，草蜢也没有生气，他们觉得自己在台湾就是个新人，应该认真学习。 从未想过要解散 别说30年90岁能唱照样唱 草蜢听到别人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听着你们的歌长大的。”但是，当你见到草蜢的时候，会惊讶于这三位哥哥的状态，从相貌到身材，完全看不出年龄，最重要他们永远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模样，有时候甚至会幼稚地玩闹。他们其实一直和他们歌曲中传达的那种活跃相吻合，看着这三个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能做出让人开心的音乐。 蔡一杰一直说，他们太久不来内地了，又新发了国语专辑，总感觉自己像新人一样。曾经听过一个故事，草蜢当初从香港到台湾发展，那时的他们其实已经在华语歌坛火了半边天，但是初到台湾却特别谦和，“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录影，导演让我们唱跳一首歌，我们当时以为已经开始录了，就特别卖力地边唱边跳。然后就这样，我们连续卖力跳了七遍，跳到最后我们仨都要累趴下了。然后导演突然说了一句，‘灯光准备，正式开始’，我们都傻眼了。”蔡一杰讲道。即便这样，草蜢也没有生气，他们觉得自己在台湾就是个新人，应该认真学习。 从未想过要解散 别说30年90岁能唱照样唱 “三个人聚在一起时是草蜢，但是我们一样也会分开工作，因为这样工作比较有弹性。比如蔡一杰会出solo专辑，阿威会去拍戏、做主持人，虽然他讲话那么烂（哈哈哈哈，开玩笑）。”苏志威笑着说：“对，虽然我国语很烂，但是广东话还是可以的，电台节目、电视节目我都主持，有娱乐访谈，也有讲鬼故事那种，不过现在都没有了。”虽然分别去做过其他的事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解散，“因为我们太久没出国语专辑，所以比较少机会来内地，有一些朋友会误以为我们是解散了，这次是重组。其实不是，我们一直都没有解散过。”草蜢特意强调了这件事。 他们说，其实一直没有发国语唱片的原因很简单，当初最早的国语唱片合约是在台湾的公司，解约后，他们就无法发国语唱片了，这一拖就到了现在。蔡一杰说：“本来后来签了新公司，我们是准备在成团30周年的节点发这张国语唱片的，但是筹备了这么久，希望做到最完美，当时就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决定还是再等一等，不要急于一时，反正草蜢会一直唱下去，别说30年，90岁能唱也会继续唱的。” 提问草蜢 草蜢谁最爱发脾气？ 蔡一杰 蔡一智1965年生人，苏志威是1966年的，蔡一杰则是1967年生人。蔡一杰虽然年纪最小，但却是草蜢的队长。别看他在台上善于搞怪，私底下却是个很注重规矩的人。蔡一智和苏志威爆料在演唱会后台，最容易发脾气的就是蔡一杰，因为他总觉得另外两个人很不严肃，一直在聊牛排啊、火锅啊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发脾气。蔡一杰说：“幸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要不我就要发疯掉了。”苏志威也不放过声讨的机会：“他最希望我们化完妆就坐成一排，谁也不动特严肃，进来一个人就三个人一起起立三鞠躬。”但是，队里貌似也没有人在意蔡一杰的规矩，苏志威一句“谁怕谁啊？”搞得大家哄堂大笑。拍摄间隙，蔡一杰也很注重社交，会主动陪记者聊天。 职业生涯最大对手？ 盗版 草蜢虽然19年没有出国语专辑，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乐坛。蔡一智说：“那个时候，一方面是国语合约的问题，还有就是盗版太猖獗。我们发现有一种形式盗版没法复制的，就是演唱会，因为是现场的气氛，是盗版盗不走的。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全球跑巡回，到处开演唱会。”草蜢对自己演唱会的气氛特别满意。蔡一杰看了看记者，断定地说：“你应该没看过我们的演唱会，我们演唱会气氛特别high，所有的观众都是从头跳到尾的，基本上没有人坐着，都是站着！ 蔡一杰说，他的最高纪录是在演唱会上持续30分钟唱跳不停，他们自认几人的体力都很OK。“你们到底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体力的？”我很好奇。“坚持做运动啊。”他们三个异口同声。“我们每天要做好多运动，跑步、游泳、健身房里面那种骑脚踏车。”这么好的体力，才能支撑每一次在舞台上活力四射的表演。他们的好朋友陈奕迅就曾经投诉说：“你们做演唱会，可以一开场就半个多钟头地边唱边跳，给我们的压力很大。”蔡一智也曾说过，张智霖向他抱怨：“我在跑步机上边跑步，边听你们（草蜢）演唱会的现场实况专辑。听到大概40分钟的时候发现你们一直在边唱边跳，而我在跑步机上已经跑得没力气了。” 出道这么久，草蜢当然也会遇到特别冷静的场子和歌迷。其实这种状况是很多唱跳歌手最害怕遇到的场景。但是草蜢却不会觉得尴尬，蔡一智说：“这二十几年，我们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总会遇到不认识我们的人。而我们想的就是要用音乐征服他们，点燃他们。”蔡一杰说：“一开始场子气氛很冷，我们心里会不好受，但是心里会默念，一会让你们都站起来跳舞。” 蔡一杰很喜欢solo？ 那是跳错了 为什么每次站队蔡一杰都会在中间，难道就因为他是队长吗？对此，苏志威说：“因为他在演唱会或者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有solo的部分啊，有时你们会看到蔡一杰又solo啦！其实呢，是他跳错了，他就开始solo，但是你们都不会发现的。”当然，也不是每一次solo都是跳错。 人谁的女友最多？ 苏志威 蔡一杰曾经爆料，他觉得在他们三个人中，苏志威是最受女粉丝喜欢的，也是女朋友最多的一个。蔡一智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的女歌迷都喜欢外形比较正常的男人，可能他会比较受女生的欢迎，是因为他男人味比较重。”蔡一杰说：“看外表的话，别人会以为我很花，结果我不是。” 奶爸扎堆也会聊娃？ YES 如今的草蜢三子里，蔡一智和苏志威都做了爸爸。这次新专辑中，蔡一智的一首独唱主打歌就邀请了女儿参与，这首名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根手指头》的歌曲开头有一个可爱的童声，就是蔡一智女儿的声音。蔡一智告诉记者：“这首歌最初录制的版本是邀请小朋友跟我合唱。今年春节，吃完了团圆饭，我在家里听新专辑，听到这首歌时，突然隔壁有一个小孩子唱得朗朗上口，原来是我女儿。我才发现，她都会唱了，于是有了一个新想法，让她跟我合唱，所以才有了如今的最终版。” 而同样有一个可爱女儿的还有苏志威。蔡一杰说，自从这两个人有了女儿，三个人在一起聊的话题都发生了变化，有段时间觉得两人满口爸爸经，自己被他们忽略，但后来和两个小姑娘越来越亲，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也就融入了奶爸们的世界里。“她们都会过来抱我，我觉得很温暖。”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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