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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光呼吸 OuDe light 偶得設計 #陳怡彰
竹鵲松風迎春曦 #王耀瑞 #張文瑤
織築-裝置微光計劃 莊志維 CHUANG Chih-wei
朔流賦形 #闞凱宇
嘉年華 office aaa 究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魏子鈞
【黑箱、腐敗、中正廟：中國黨不想讓你知道的史實】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9/8公布中正紀年堂轉型方案，規畫「#反省威權歷史公園」為主軸，改造、移除園內威權象徵，包括移除蔣介石銅像，並改造堂體功能及外觀，同時破除園區整體崇拜軸線。此方案是搜集被蔣政權屠殺的受難者團體與專家等多元意見後，考慮兼顧轉型正義與銘記歷史刻痕，並將空間還給人民。對此，中國黨如喪考妣，暴跳如雷，例如主席參選人朱立倫表示，要反過來打倒文化台獨，更質問要不要拆中山高。
其實，如何去除獨裁威權，高雄在14年前早就示範過一次。
大家都知道，文化中心原本叫做「中正文化中心」，在1970年代，和權力中心相隔甚遠的高雄政壇，為了表忠諂媚老蔣，把壽山改名萬壽山，愛河改名仁愛河，不久後的1974年，也計畫在林德官舊棒球場的土地上，興建「中正堂暨中正圖書館」，說是要「獻給蔣公九十歲誕辰的獻禮」。但蔣介石當時身體已如風中殘燭，隔年就一命嗚呼。
市府原本還想改名「中正紀念堂」或「中正紀念館」來「緬懷 領袖」，結果好笑的是被中國黨中央政府打槍，理由是不能和中央的中正紀念堂混淆。1979年搭上十二大建設各縣市文化中心的政策，擴大規模，成為「中正文化中心」，也因此，成為在圖書館、表演廳中央立有一神龕狀空間，立有巨大坐姿銅像的特異文化建築。
2002年，謝長廷市長任內推動多處公園改造地景工程，將原本圍繞文化中心的圍牆拆除，擴大人行步道成為「市民藝術大道」，原本支撐欄杆之間的石鼓經過重新設計，搭配當季藝文活動不定期更換圓形燈片，這項工程獲得好評，也沒有太多爭議。又過了不久，在2007年，陳菊市長決定讓「文化去政治化」，移除蔣介石銅像，並將「中正」去掉，改成單純的「文化中心」。這次就踩到中國黨痛腳，引起藍營劇烈反彈，但風波並未持續多久。從2002-2007這段時間內的「文化中心空間解嚴」，讓園區回歸文化用途，也增加了市民活動空間。
然而，在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成功去政治化以後，台北中正紀念堂也計畫拆除圍牆，增加開放性，卻造成劇烈反彈，甚至當時北市府趕緊把僅有二十多年歷史的中正紀念堂列為古蹟。後續每次討論到去除「中正」，將空間還給人民，重新客觀看待歷史的提議，都引發中國黨陣營破口大罵。
但若我們回歸歷史，中正紀念堂的興建本身，就是一項充滿問題，涉及欺騙人民、浪費預算、黑箱作業的可疑決策：
■經費來源欺騙人民，不斷追加天價預算
蔣介石死後，行政院經治喪委員會會議決議，決定在臺北市擇地興建「中正紀念堂」。當時治喪委員會召集人俞國華公開宣佈：各界捐獻的中正紀念堂籌建款項達新台幣一億四千八百多萬元，此外還有人捐獻水泥、玻璃等建材，因此，第一期建築「可以不必動用政府的經費。」（聯合報，1976-7-10）然而，該年10月，建築經費就變成5億元（含兩廳院），到完成時，經費已經膨脹到本體11.8億，其中8.8億由政府預算支應。後續兩廳院因工程延後，預算更增加到74億。中正紀念堂預算草率決定，不斷膨脹，可以說是黑箱作業，其中好大喜功、奢靡腐敗的程度，令人難以想像。
■佔用市政發展用地，排擠各項重大建設
11.8億的預算，聽起來好像不多？但在1976年中正紀念堂動工時，台灣國民所得僅1053美元，2021年預計已達33310美元（以上均主計處數據）。而當時興建一整個港口（台中港）50億，整座國際機場（桃園）100億；現在建一個貨櫃中心（高雄洲際二期）1125億，一個航廈（桃園三航）1000億。換算中正紀念堂造價，約今日300億。在當時台灣進行多項建設時，也算一筆相當大的開銷。
另外中正紀念堂預定地，原本在1974年台北市府規劃為「第二商業中心」，包含18~50層高的辦公大樓和24~30層高的旅館和公寓多棟、四棟百貨公司、文化中心、世貿中心、綠地等空間，投資額150億台幣，相當於信義計畫區+兩廳院的機能。卻因為中正紀念堂而全部推翻，因而台北市府重做都市計畫，把都心改到信義計畫區，也推延了開發的時程。為了個人崇拜，大筆消耗國家預算，打亂都市計畫，讓市政延宕數年，這些成本從來沒人去追究。
■競圖黑箱作業，圖利特定廠商
1976年，中正紀念堂舉行國際競圖時，曾要求作品須具「創造新穎設計」、「獨特風格」、「應用現代建築工程技術」、「經濟實用」，結果卻是參選作品中唯一不具現代風格，還提了兩個案子的楊卓成作品得標。當時，籌建小組號稱聘請國內外專家進行評審，但奪得第一名的建築師陳邁（宗邁建築師事務所）表示：評審雖然喜歡他們的案子，但在會議上無法做成正式決定、要讓蔣宋美齡從國外返台做最後決定，而蔣宋美齡回來以後連圖也沒看，只丟下一句話：「選中國式的就好。」可以說是黑手介入競圖。
其實，楊卓成的代表作包括早年的士林官邸、圓山飯店，以及多座蔣介石行宮，更多次與蔣宋兩人當面討論建築設計，是深得蔣家歡心建築師。整體設計完全投蔣家所好，牌樓參考中國明代十三陵，堂體外型則參考中國廣州的中山紀念堂，佈局參考中山陵，但規模更大，就是要「超越國父」。而台階89階象徵蔣介石歲數，格局仿造中國帝王陵寢，建築加上傳統廟宇、墳墓一定會用的「雲紋」，擺明就是蓋「帝廟」而非紀念堂。當時政府放任不具任何公職身份的蔣宋美齡，為個人喜好隨意推翻競圖結果，以法治國家來看，就是一種舞弊、圖利熟識廠商的行為。
這樣疑點重重的工程，在黨國體制的掩蓋下，居然變成台北的象徵，中國黨的精神堡壘，實在諷刺至極！
若是回歸正常，就算不追究當初決策者的責任，將城市空間去除威權象徵，並納入蔣介石執政時期政治迫害與屠殺下受難者的記憶，賦予更多元的使用空間，也只是最低限度的剛好而已。在這點上，台北反省歷史的能力，實在遠遜高雄太多。
今晚不談租金，來聊聊荷蘭的都市再生與社會住宅。
最近一周，因為台北市明倫社宅的 4 萬租金，加上柯市長說「不希望社會住宅都住窮人」，再次讓社宅議題浮上檯面。不過今天我沒有要談社宅租金訂價的問題，而是希望透過分享幾個荷蘭的都市再生案例（有成功也有失敗的），讓大家思考社會住宅的其他面向。
本文中的照片和文字都是我在 2019 年夏天去荷蘭參訪考察所見所聞的紀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下載我的出國考察報告全文（連結在文末，不過總共有 1 萬多字），特別感謝OURs 都市改革組織、欣建築聯合策劃，孫啟榕建築師和在地嚮導于欣可的詳細解說，以及領隊 Wendy 和同團的所有團員。
在11 天荷蘭的研修之旅中，我們針對社會住宅、都市更新和建築空間，總共實地參訪了多達 20 幾個地方，也拜訪阿姆斯特丹住宅協會、阿姆斯特丹都市規劃局和MVRDV建築事務所，從 1910 年代荷蘭第一棟社宅，一路談到 21 世紀初荷蘭住宅法修訂與社宅的市場改革，回想起來真的是非常精實的出國考察。
荷蘭在 1901 年就通過《住宅法》，明訂保障國民的「居住權」，確立社會住宅為重要政策，並賦予中央與地方相關法源和制度工具。目前荷蘭的社宅存量超過 240 萬戶，佔住宅總存量的 31.5% 左右，相對於台灣只有約 0.2 %，比例相當懸殊。
這邊精選 7 個實地考察的社會住宅和都市更新案例跟大家分享。其他關於台灣和荷蘭的住宅分析、阿姆斯特丹與台北市的社宅比較，以及荷蘭社宅的發展歷程，在報告中也都有說明，歡迎下載詳閱。
我在報告最後，針對台灣的社會住宅和都市更新提出下列四點建議，如果各位看完也認同的話，希望能夠協助分享給對社宅有興趣的朋友，讓更多人看見都市再生和社宅政策的多元面向。
(一) 整體區域開發的重要性
不同於台灣的社會住宅往往是獨棟的建築物，相關的規劃僅限於建築物本身的外觀設計、房型規劃、公共設施等，在荷蘭社宅則是整個區域都市更新的一部份，因此較能夠整體考量交通動線、區域混居、周遭環境和景觀，甚至融合當地的歷史和文化。
以東碼頭都市更新區為例，在規劃的同時就考量到與市中心的公共運輸串接（輕軌、公車、自行車道等），區域內的建築物也保留碼頭文化的倉庫意象和舊城街屋的立面設計，更重要的是，實際上根本分不出哪些建築物是社會住宅，因為外觀上沒有明顯差別，且沒有特別分區，連公共設施也都是所有居民一起共用的。
(二) 人本交通設計應從生活為出發點，而非硬體建設
在台灣很常出現狀況是在市中心蓋了自行車道但是沒人使用，然後就有許多人會認為是國情不同造成的必然結果，但其實荷蘭在 1960~70 年代也是大量的蓋公路、市中心塞車的情況更是不亞於現在的台灣，但是當一條條大馬路貫穿市中心、破壞城市的紋理，中產階級也紛紛遠離市中心，造成老城區的落後和治安問題，民間開始反思並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政府改變。
以新市場都更區為例，原先阿姆斯特丹政府規劃在此區域建設高速公路和地鐵，直接貫穿城區並大量徵收房地，好讓住在外圍的中產階級能夠更快速又便利地到達市中心。
在當地居民的強烈反抗下，政府取消高速公路通過老城區、更改地鐵的路線，並讓原來的居民能夠繼續留在既有社區，並且擴大人行空間、縮小道路，盡可能維持街區的紋理風貌。
從這場運動之後，「把最好的空間留給行人和自行車，讓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概念，逐漸成為往後荷蘭推動都市更新的原則之一，甚至出現像是⾃來⽔廠都市更新區的永續社區，不只保留大量綠地和開放空間、做雨水回收，更限制所有機動車輛不得進入，只能夠停在外圍的停車場再步行回家。
(三) 社會住宅不應只是單純的住宅，而是提供多元功能及服務的社區
在台灣提到社宅，通常比較多會被談論的還是住宅本身，像是房型、坪數、租金、戶數、物業管理等等，交通便利性或是附近綠地面積也有但相對上比較少，其他的服務，像是醫療、社福、托育、長照等服務則又更少被看見。
荷蘭在早年因為房屋短缺，所以也是以蓋更多戶數的社宅為主要目標，能夠讓愈多人有地方住就好，因此出現像是拜爾美米爾社區一樣大規模的高樓層、高密度住宅區，也提供大量社宅。但事後證明，這樣的作法是相當失敗的，變成接收大量貧窮移民的地方，導致社區破敗、治安問題嚴重，空屋率一度高達 25%，計畫也被迫中斷。
後來政府提出更新計畫，約有一半的高層建築被拆除，換成中樓層與低樓層建物，增加住宅的多樣性。原先居住與工作、生活被區隔的空間規劃被重新改成混合居住、購物、停車和交通運輸的空間；一、二樓過去充滿小型的公共空間和機房，也被打掉換成大面玻璃的穿堂和店舖；建築物挑高增加穿透性，並且重新打開街道，讓街道成為公共空間，減少治安死角。
更新後，社區不但有大面積綠地，同時也出現公共托育、長照中心及醫療服務站等服務，上述種種的改變不只提升居住安全，也改善了居民社會經濟的問題。
(四) 過程中會出錯是正常的，但要記取教訓不斷地嘗試和修正
「try and error」（試誤法）是在科學實驗很常使用的研究方法，回顧荷蘭的都市更新和社會住宅發展史，也不難發現當中有許多失敗的例子，像是拜爾美米爾社區和早期開發的新⻄區都更區，都因為建設大量的密集住宅，加上又卻乏優質的公共建設，導致住戶大多收入偏低，衍生出許多社會經濟問題。
台灣在跟已開發國家，甚至鄰近的香港、南韓相比，社會住宅的起步算是比較晚了，有很多機會能夠借鏡其他地方成功及失敗的案例，作為台灣整體社宅規劃以及地方在推動社宅時的參考。當然難免還是會因為政治和社會的環境不同，所以實際上遇到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重要的是要從每次錯誤的經驗中記取教訓，不斷地朝更好的社會住宅及城市發展邁進。
新竹市議員林彥甫 108年赴荷蘭考察報告（CC BY-SA 4.0）
全文下載：https://reurl.cc/R13Z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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